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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保持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高增长，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和社会面貌。虽然国家经济和社会在整体上仍处于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但是体育，尤其是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战略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2001年11月在中国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举行了第九届全国运动会，当地媒介称“体育为城市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形象地揭示了中国人对于大型体育赛事价值的认识。
也正是从2001年开始，中国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胆魄、空前绝后的热情、史无前例的投入接纳国际体育赛事。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乃至运动鞋生产基地——福建晋江，不约而同地在自身的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目标体系中鲜明地增加了申办或引进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内容。
中国人习惯以5年或10年为一个期限来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2001~2010年以及2001~2005年（十五计划）在2001年已经完成，2006~2010年（十一五计划）各省市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事业发展的规划则正在编制过程中，但我们从为其服务的相关科研成果中我们不难看出：引进、新办、承接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已成为许多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2000年12月15日颁布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进一步加强国际间体育往来”、“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体坛的地位”、“为成功申办和举办2008年奥运会创造良好的环境”、“确保各级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投入”。国家设立了“奥运专项资金”、“体育设施建设与维修专项资金”等专项资金，保证各项体育活动的重点需要。
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发展竞技体育”。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3年11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明确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要注意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筹城乡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地级和县级市也纷纷把创办或引进国际体育赛事作为重要的地区发展目标。中国传统的武术、风筝、龙舟等项目也日渐形成了多个以举办国际赛事为目标的省市自治区。
通过目前已经揭晓的国际体育赛事举办时间看，21世纪前10年是中国承办国际赛事的高峰期，每年都有一项国际大型或综合性体育赛事。根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的统计，2001、2002、2003、2004年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分别达到176、232、148、206场次。随着时间的推移，2006~2010年的中国还将有机会承办更多的国际体育赛事。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香港申办2006年亚运会和哈尔滨申办2010年冬季奥运会未能成功，但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接纳的国际大型或综合性体育赛事数量空前。最近从上海传来消息，有学者以美国在1984、1996、2002年先后两次主办夏季奥运会和一次主办冬季奥运会为由，建议有意打造国际体育之都的上海准备申办2020或2024年奥运会。
表1 21世纪前10年中国承办的国际体育赛事（例举）
看看今年（2005）12个月里中国已经举办和即将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我们更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于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浓厚兴趣。（表2）
表2 2005年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例举）
尽管2003年因非典受影响使原本决定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女子冰球和足球锦标赛等赛事易地，但中国仍然是举办国际体育活动较多的国家。2004 年因奥运会的举办，世界大赛较少，中国举办的国际赛事也相应较少。
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司长顾耀铭（2004）指出：自2001年以来，在我国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日趋频繁。这种势头，在2008年奥运会前将达到高潮。 [1]
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司长在总结中国2004 年国际体育赛事的特点时，特别强调了地方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高昂的办赛积极性。这一年，一些由公司独立运作的世界知名品牌赛事落地中国。如F1大奖赛、NBA中国赛、中国网球公开赛等，都是在上海、北京市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促成并举办的。此类赛事的成功举办，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体现，是体育赛事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的一种新尝试。考虑到国际赛事能提高城市知名度、吸引外资、拉动内需，各地政府、媒介、企业对承办国际体育赛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这种热情甚至被一些专家认为危害了国内体育赛事的发展，如媒体大量转播欧洲五大足球联赛和NBA比赛直接提高了中国球迷的胃口，影响了国内的球市。
总体上看，中国能够有热情申办大量的国际体育赛事，并且有能力承办以北京奥运会为代表的国际综合性或大型体育赛事，是下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连续26年实现了GDP增长超过6％的世界奇迹，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中国GDP的增长率达9.5％。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6，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转折点：一是在2001年底人均GDP已超过800美元，标志着中国居民的生活总体上已进入初步小康水平，城镇居民的消费品结构开始升级换代；一是2003年年底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标志着衣食消费进入到住行消费，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已经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标志着汽车开始进入家庭；标志着第三产业高度发展将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标志着农村土地商业运作和市场价值的体现；标志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步（中国截止200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9％）。
与此同时，代表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不断下降。由1997年的46.4％，下降至2001年的37.9％。2001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增长前两位的是：交通通讯支出增长15.7％，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增长9.9％。到2004年，北京市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2.2％和32.6％，经济总量在全国属于落后地区的贵州的贵阳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40％以下，为39.78％。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说：“中国的居民消费，特别是城镇居民消费，已经从温饱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变。”
有了巨大的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变化，才有可能出现北京奥运会2800 亿元、上海世界博览会和广州亚运会2000亿元的投入，才有可能出现北京奥组委合作伙伴赞助经费超过国际奥委会TOP企业赞助额的世界奇迹。
虽然卸任不久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一再宣称中国还不是竞技体育的世界强国或大国，但最近4届夏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获得16、16、28、32 枚金牌的事实表明，中国是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世界上竞技体育进步最快的国家。这种竞技体育的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各级政府、企业、社团和普通民众对于国际体育赛事的空前热忱。2003年8月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队访华比赛，仅票房收入就达近2000万元。2004年7月亚洲杯男子足球锦标赛在北京举办，中国和日本队进行的决赛创造了一场比赛接近3000 万元的中国足坛票房新纪录。2004 年10 月，由姚明领军的NBA中国赛在北京的近万余张票只用了不到一天时间就销售一空，一场赛事就为赛事主办单位之一的北京体育竞赛管理中心创造了500多万元的票务纯收入，也创下了中国篮球进入体育市场后的票房之最。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有关各方才大力引进国际体育赛事，尤其是商业性赛事。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江苏省就有企业调查局专家提出积极引进和举办国内外高水平的体育赛事，激活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建议。
在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许多经济和城市规划专家提出了“大北京”的概念，极力推动北京借助筹办奥运会对周边经济形成辐射效应。“大北京规划”提出最佳模式是形成50公里左右、30分钟上下的交通大都市圈，实现城际交通的公交化。专家因此提出了以磁悬浮交通联系北京、天津、唐山的设想，这样，三地之间的交通仅需20~30 分钟。在这种城市发展观念的指导下，北京举办2008 年奥运会显然将带动周边地区，尤其是天津和河北经济的发展。奥运会对京津冀区域增长的途径表现在经济聚集效应的影响。经分析得出，北京奥运经济所产生的规模经济的作用，表现在对京津冀区域出口的扩张带来经济的聚集，新的企业和劳动力将被吸引到这个区域。这将致使区域经济的成本降低，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随着集聚效应的增大，京津冀区域的经济成本转而回升，从而又产生经济活动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扩散效应”。不仅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要适当考虑借助周边地区相关优势服务奥运会，而且河北和天津等地也应该积极发展与北京能够形成互补性的产业、能够弥补北京产业缺陷的产业，从而通过北京举办奥运会推动首都经济的发展和“大北京”经济圈的形成。
将在2010年承办第16届亚洲运动会的广州，也将把举办亚运会作为带动整个广东乃至东南沿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2004年11月27日，黑龙江省政府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召开现场办公会议，省长张左己强调，要以申办国际大型赛事为契机，切实搞好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进一步发挥冰雪优势，要以申办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和2014年冬奥会为契机，形成体育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对于国际体育赛事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更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中国的奥运筹备应该努力与北京经济“退出第二产业，加强第三产业”的目标结合起来，认为北京奥运会的筹办有助于北京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北京旅游、建筑、通讯、传媒、食品、文化等产业都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虽然最新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北京作为“经济中心”的角色，但是北京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肯定将因为奥运会带来的投资、消费的牵拉而产生变化。
2005年1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有消息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企业赞助费有望超过1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从而进一步确认中国成为吸引贸易和投资的新市场地位。在许多人把2004年3月26日联想集团成为国际奥委会TOP赞助商作为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时，中国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却以绝对超出TOP赞助费用的代价争相成为北京奥组委的合作伙伴，创下了国际奥林匹克历史上罕见的奇迹。
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企业面临市场经济转型以及北京申奥成功的民族情结双重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但应该注意到，作为北京奥组委的核心合作伙伴，被TOP排斥在外的行业垄断巨头纷纷出手，中石油、中国移动等大型国有企业，本身就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并且其市场定位本身也多指向国内，支付这笔费用并不吃力。
很可能是政府对于奥运会的热情带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奥运历史上极少有政府或者民族能够像中国一样重视和投入，政府和全民族的奥运情结使得赞助北京奥运可以获得许多无形的价值。
并非只有联想和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才能通过北京奥运会获得升级的机会。2005 年1月25日，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指出“在北京的奥运经济条件下，最能有所作为的是中小企业”，“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正在加大”。丁向阳透露，2005年政府将拿出5亿元设立中小企业专项扶持资金，用于中小企业的产业扶持、担保贷款支持和服务体系建设等，该制度还会逐年延续。“政府的支持会为中小企业在奥运经济中的成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希望它们在奥运经济契机下做大做强”。
也难怪，国内因制造运动鞋而文明的福建晋江也对国际体育赛事格外热衷。2002 年11月，投资4500万元的祖昌体育馆的建成，让晋江具有了举办国际大型赛事的能力。晋江随后举办了中国男篮与澳大利亚老虎队对抗赛、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男篮对抗赛、中日女排对抗赛等一系列国际体育赛事。一直以出口贸易为主的明伟鞋业张总经理认为，承办国际体育赛事能使晋江的体育产品更上一个台阶。晋江市市长杨益民说，晋江能从这样的体育比赛中得到好处，相当于给晋江市增加了一笔庞大的无形资产，这些赛事给晋江带来很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对于各类赛事，晋江市政府总是倾力支持。
大体分析一下中国申办和承办国际体育赛事较多的城市，不难发现城市政府的国际交往与走向世界的强烈需求是一个共同点。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市一直把体育作为自己的一张“名片”，通过国际体育赛事推销城市的整体形象。他们以10 多万美元的转会费“卖出”年薪450万美元的姚明，其实就是想通过输出姚明，让美国乃至世界体坛从此更多地了解上海。而投入巨额资金承办F1大奖赛，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世界的视线，使全世界的人们都来关注上海。因为每年F1赛事的收视观众数为550亿人次，是上海“推销”自己的绝好机会。
杭州也在2004年提出了“创建体育强市”的目标，认为承办重大体育比赛反映一个地区的综合实力。承办高水平的大型体育赛事，其意义已远远超越体育本身，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能够大大加速城市化进程，优化城市创业和居住环境，提升城市的品位和形象。
笔者所在的家乡丰城市是中国中部江西省的一个人口最多的县级市，在成功举办2004年全国农民运动会风筝比赛之后，出于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发展城市文化等目的，鲜明地提出了“打造国际风筝之都”，成为与山东潍坊齐名的“风筝之乡”的发展目标，这背后的动力正是一股强劲的国际交往与走向世界的欲求。
中国特色曾经是许多部门和个人按照自己规矩和习惯行事的挡箭牌。在全球化日益深刻和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按照国际先进规则行事是21世纪中国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共同追求。
如果说1990年亚运会是像一帮朋友轮流请客般“迫使”我们承办的，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敢于和积极申请举办奥运会的北京和上海乃至广州，哈尔滨更是在申办2010年冬季奥运会未成之后提出了继续申办2014年冬季奥运会的设想。
在中国以“产出”众多地方政府高官而著称、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为先进典型的江苏省苏州市，也将在2005年8月24~9 月3 日举办世界速度轮滑锦标赛。届时，国际轮滑联合会速度轮滑委员会的58个协会单位所在的国家和地区都将到苏州参赛，参赛人数将达1000人。当地官员认为，2005年世界速度轮滑锦标赛在苏州举办，对于苏州来说是个非常难遇的好机会，同时为中国轮滑运动、中国企业产品来说都是走向世界的、展示自我的机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素有赶超世界一流气魄的苏州人对于国际体育赛事的青睐，正说明中国已经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与世界先进规则接轨。
上海体育台台长白李在谈到国际体育赛事纷纷来到中国时说：“我认为这一发展符合各方各面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民众要求在身边经历体育大事件。另一方面，观众的兴趣在一些国家逐渐减弱。可以说，市场已经饱和了。这给了双方一个双赢的局面：无论对中国来说还是对给予主办权的国际体育协会来说都是如此。”
昔日被称为“小奥运会”的世界大学生夏季和冬季运动会能够先后来到中国北京和哈尔滨，其背后是这个赛事日益衰微的现实和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明智选择。因为烟草广告禁令而面临转型的F1来中国上海，也无疑是国际汽联审时度势的结果。
而大量的欧洲足球俱乐部来到中国“淘金”和“走穴”，则是他们看到了中国庞大的足球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9月16日，首届世界大学生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也是世界首次举办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橄榄球项目的比赛。将一个橄榄球并不发达的地区作为该项目的首届比赛地点，其中不难看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执委们的良苦用心。
1996年开始的国际乒乓球职业巡回赛总决赛迄今已经举办9 届，中国的城市就举办了5届，第6届也将在中国举办。1993年在中国上海诞生的东亚运动会将于2005、2009年分别在澳门和香港举办第4、5届。2002年5月，由于先前承办的马来西亚放弃了2002年汤尤杯的承办权，使得这项两年一届的代表世界男、女羽毛球团体最高水平赛事临时移师广州。这些赛事频频在中国举办，与中国在这些项目和赛事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山东省日照市获得2006年国际470级帆船世界锦标赛的承办权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2002年11月9日下午3时，在国际470级帆船联合会年会上，山东日照市申办代表团经过艰苦的工作，最终以19票赞成、0 票反对、3 票弃权的绝对优势，赢得了2006 年国际470级帆船世界锦标赛的承办权。值得一提的是，11月9日上午在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的全力支持下，日照的竞争对手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亚美尼亚放弃了承办申请，这是日照市继成功申办2005年国际欧洲级帆船世界锦标赛之后又一次承办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奥运会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研究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奥运会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奥运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目前国际上虽然有不少成果研究这些问题，但没有产生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成果。
经济影响研究的主要难度在于：无形和有形经济影响、直接和间接经济影响、首轮和乘数效应、长期和短期影响、城市局部和国家整体影响、实物和货币影响等等不但难以界定，而且难以测量和评价。至于社会影响，则存在着研究空间和时间难以确定和效益难以评估等问题。
在北京获得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之后的几年间，许多专家对奥运会为北京和中国GDP的贡献进行了估测。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北京奥运会每年为中国国GDP增长贡献0.3％，为北京GDP增长贡献2％。
奥运经济影响主要是通过收入与支出、投入与产出实现的。举办奥运会的支出就是对举办城市的经济投入。奥运会对举办城市产生经济影响的大小与对奥运会进行的投资大小关系密切，在边际成本内，投入越大，产生的经济影响越大。
在通过对成本和收入预算体系分析得出：如果支出不包括基础设施方面的花费，则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而如将举办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花费计入举办奥运会的花费，奥运会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就会降低，甚至出现亏损，此时奥运会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比人们通常预计的要小。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计算奥运会收入的方法是不将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计算在内，往往采用奥组委收支结果来评定奥运会自身的收益。而组委会自身的收入具有很大的弹性，因此从组委会的管理及效率入手即可增加收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指出，仅北京市的奥运投资就达2800亿元，其中64％用于基础建设。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则预期北京奥运经济在未来7 年里北京投资和消费市场的总需求将超过30000 亿元人民币。
当然，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乃至体育场馆的投入也不可能不计算回报，但其回报期往往很长。比如上海赛车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郁知非介绍说，每场F1比赛观众可达15万～ 20万人，入场券价格为45~450 美元不等，除广告之外，预计中国站的纯门票收入每年就在2亿元人民币左右。而电视转播权、赛事冠名权、电视广告、赛道广告将是F1中国站收入的重要来源。以电视广告为例，每年F1 赛事的收视观众数为550 亿人次，整个F1中国站转播长度约为7个半小时——这意味着他们会有至少45分钟的广告收入，以每15秒为一个广告单位算，F1中国站的电视转播至少会招来675个广告单位，由于上海赛场早已和央视结成“战略联盟”，那么F1 中国站的电视广告收入将毫无疑问地轻松入袋。尽管如此，郁知非预计上海赛车场的相关投入收回投资需要10年。
有专家认为，F1效应带来的经济收益显而易见。首先赛车场及其周边地区约20平方公里土地和房产将明显升值，估计可达200~300 亿元。其中5.3 平方公里赛车场及配套区土地，2002年地价仅8~12 万元，而去年这里有的地块拍卖价已达120 万元；其次是赛车场核心辐射区的三产进入成熟期后，可望每年产生上百亿元营业收入；第三是税收丰厚。F1大赛期间的收入由门票、电视转播、赛场广告组成，还有日常赛事场租费等，这些都将带来丰厚的税收。总之，作为总投资超过500 亿人民币的上海国际汽车城的一部分，上海赛车场经营能否赢利，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有人计算F1上海站所需要的劳动力为：F1上海站全年平均需要雇佣5000 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接线员、管道工、木工和油漆工；每场比赛前后需要60名清洁工打扫卫生，清理现场；需要出动30辆救护车和200名医务人员以备不测；需要2000名厨师不停地制作三餐，以及至少需要2000 名服务员为就餐者服务；赛道旁还需要400 名志愿信号员、108名志愿旗手、40名警官、10辆警车、12辆消防车，以防发生意外。这些虽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能够增加就业和带动消费，可能为赛事举办地带来经济效益。
对于北京奥运会带来就业的预期影响，根据相关数据可以推出。1992~2001 年北京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17.01％，而1997~2001年平均13.17％，取15％为2003~2010年劳动生产率增长估计值，用奥运会带动的GDP除以劳动生产率就得到增加的就业人数。根据这个估算，北京奥运会将带来244.2万人就业。
根据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申办报告，可以大体推测各项场馆及设施建设的支出。奥运会比赛场馆和配套设施的投资国家项目为27.5 亿元，北京市项目244.7 亿元，京外项目17.9亿元。如果加上训练场馆改造和残疾人奥运会专用设备改造，北京的奥运会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总投资将超过250亿元，即使最近有些项目进行施工改造缩减了部分资金，其投资也应该在240亿元以上。更重要的是，依托奥运会的推动，北京“十五”期间的建筑投资将达8500亿元左右，为“九五”期间的1.5 倍。根据专家估计，直到2015 年，北京的基本建设投资也能保持不低于5％的增长速度。可见举办北京奥运会对于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建筑业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根据北京1983年以来的旅游人数增长和游客平均消费的年度增长率，结合最近几届奥运会的旅游增长率，可以大体估计奥运会对北京旅游的影响。（表3 ～表4）
表3 对北京奥运会入境＼外省市以及北京游客数量的预测
注：根据刘淇主编的《北京奥运经济研究》第487、488页6个图表整理
表4 2003~2010年各年度奥运会旅游支出预测
旅游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部门的相关策略，表格中的数字只是经验预测。旅游业主不能指望依靠奥运会自身的效应去带动游客的增长，而应该制定合理的战略去推动旅游业的兴旺。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旅游业收入不佳在很大程度上就与部门的工作主动性不够有关。
表5 2003~2010年北京PR / GDP值和奥运会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单位：亿元人民币）
表6 2003~2007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的间接影响
注：金额为亿元人民币，就业人数为万人.
为了支持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确保北京顺利举办第29 届奥运会，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2003 年3 月联合发文，给予北京奥组委、中国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和有关奥运会参与者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据北京奥组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这份题为《关于第29届奥运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中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对企业、社会组织和团体捐赠、赞助的资金、物资支出，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给予国际奥委会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与第29 届奥运会有关的收入免征相关税收；对北京奥组委的有关收入免征营业税等相关税收；对中国奥委会的有关收入免征相关税收；对参赛运动员因比赛获得的奖金和其他奖赏收入，依照现行税法的有关规定免征交纳的个人所得税。
这种政府在税收政策上的扶持对于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的运营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此外，保险、信息、交通、通讯、教育等领域也将带来商机。
在奥运会影响研究问题上，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是难以分割的，因为两者之间往往是互为函数的。大型或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往往能全方位地对举办地的经济社会产生影响，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F1 的推广人郁知非就认为：“而赛车运动不同于其他运动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一种经济现象，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正因为如此，郁知非能够得到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甚至中国的大型企业成为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的合作伙伴也往往较多地考虑了一些非经济的因素，比如政府和民众对于奥运会的空前热情。这正是奥运会影响在中国极其特殊的地方。
中国正在从强政府弱社会、大政府小社会、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的过程中，发挥民间社团、中间社会组织的作用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使命。以往多届奥运会的成功表明，发挥民间社团和中间社会组织的作用必不可少。2003 年11 月13 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全国唯一一个服务于2008 年奥运会的民间社团组织——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各种协会、研究会等民间社团也积极参与北京奥运事务。
中国长期以来习惯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并认为这是中国的特色和社会主义的优势。然而，缺少民间社团和中间社会组织的参与，一些事单靠政府是难以高效完成的。必须动员和组织全民参与，特别是让第三部门在奥运会筹办和举办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并借此提高社会的成熟度。第三部门的快速健康发展，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完善，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
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各自承担相应的职能。之所以需要社会组织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是因为仅靠政府和企业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存在着很大局限性，即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单凭政府和企业的组合，是不能消除各自的失灵、妥善地解决各种社会发展问题的，而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特别是其中的非营利性组织的出现，则为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创造了基础和条件。
非营利和非政府性质的社会组织，能成为重要的社会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北京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该提供怎样的对策和思路，需要有相当实力的研究部门才能完成此项任务。非营利组织还能成为沟通政府与市民的桥梁。通过了解市民进而了解市场和企业，通过关注政府并为政府提供各种研究成果，能为沟通政府与市民提供桥梁。
社团组织在北京奥运会筹办和举办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如何、中国民间社会的成熟度如何，将成为衡量北京奥运会效益的不可缺少的指标。
2002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发［2002］8号文件）要求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对体育赛事、公益性体育机构和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支持”。
奥林匹克国家网球中心、国家曲棍球场实行项目法人招标，吸引非政府组织投资建设和运营，即BOT （投资－建设－运营－移交）方式。完全市场化的投融资方式，从项目建设到运营，全部由非政府组织以商业操作的方式进行，从而使项目成为一个商业投融资项目。政府可能以一定的土地资源置换、财政补贴、资金注入和授予特许权经营不超过30年等方式，使非政府组织获得合理的回报。
前身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的北京国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筹），成为国家体育馆及奥运村项目的项目法人。2003年11月8日，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奥组委签署了相关协议，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标联合体成为国家体育馆及奥运村项目的项目法人。联合体随后成立了北京国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筹）负责国家体育馆及奥运村项目的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及移交等工作。该公司股东单位由北京城建集团、城市开发集团、天鸿集团、中信国安集团、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等五大集团组成。
在传统的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经济体系中，民营企业对于北京奥运会的贡献如何也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权衡奥运会效益的重要因素。
重大国际活动由于长期的文化积累，往往是具有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世界品牌，具有广泛的感召力和极强的穿透力，奥运会就是这样的活动。北京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意味着为北京和中国提供一个国际公认的发展平台。只有正确认识奥运会的功能与规律，认真选择商机，加快优质产品、服务和项目的开发，组成科技、素质、能力、职业化程度等均符合要求的产业队伍，按照国际一流水准和世界先进规则科学运作，才有可能产生理想的效益，为世人送上一份“独特的”奥林匹克“遗产”。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误和低质化，都会使北京奥运经济的效益弹性趋向负面，大大影响奥运会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与声望的机会。
2002年7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发〔2002〕8 号文件）专门强调指出，举办2008 年奥运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各有关地区、部门和有关方面要把筹备和举办奥运会作为推动中国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得机遇，作为提高中国国竞技运动水平和国际大型赛事组织能力的大舞台，作为学习国际体育事务、掌握现代体育运作方式的大学校，作为锤炼体育队伍思想、业务素质的大熔炉，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和声望。《北京奥运行动规划》在总体战略构想中也特别提到，“以奥运项目为载体，加大改革力度，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实行公平准入、公平竞争，基本形成与国际规范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让筹备奥运会的过程成为切实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过程，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肯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尤其是奥运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是要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其作用的大小以及可能存在或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有关奥运会在通信技术领域运用3G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人士认为总体上应该依从国家政策，不要仅仅或主要从北京奥运会应用的层面去考虑问题，还有要注意可能的负面作用，如在最近七八年间中国有2008 年奥运会和2010 年世界博览会、2010 年广州亚运会三个国际大项目要干，后两个项目据说也各要投入2000 亿元。如果是这样，中国今后的很多事务就要围着北京、上海、广州转，大量资金就要向这三大城市，这三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就可能急剧拉开，中国城乡间的差距可能还要拉大，不均衡发展有可能表现得更明显，这是有关方面在承办大型国际活动时必须要从足够的高度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