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并非只有主办者认为这届北京奥运会取得了伟大的成功，所有积极的参与者们都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独一无二。除个别情况外，主办者也感受到了参与国对其非常强烈的赞赏。同样非常重要的是奥运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是持久而显著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而是首先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开放进程因奥运会而加速了。
如果改变一下视角，站在国际奥委会的立场上看北京奥运会，那么评价一定会发生改变，这可以用下面的评论来总结：对国际奥委会而言灾难临近了，他们避免它了。奥林匹克运动久已面临各种问题，通常只是被承认，而绝大多数的解决办法却没有出现。必要的改革总是一拖再拖，对可能的解决方案也没有极力地追求。公平地说，这些问题都有着非常复杂的一面，即使是将来寻求解决方案也是极度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未来的奥运会能够取得成功，就必须公开地承认和讨论这些问题。然后有选择地将一些问题和挑战勾画出来，如北京奥运会上和会后明显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
在古希腊奥运会，政治的作用已经很明显。从1896 年奥运会重新举行以来，政治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奥运会的一部分。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的一个目标就是促进和平，奥林匹克宪章中的其他目标从广泛的角度来说也是有着政治含义的，所以毫不奇怪奥林匹克运动始终随着世界政治体系的改变而变化。因此，难以理解的是国际奥委会和它的一些重要的代表们一直追求一个事实上是无法实现的“无政治的体育”理想，从而被动地而非积极地进入到与政治权力的对话之中。这方面的问题以前没有像北京奥运会前表现得那么明显。国际奥委会关于西藏冲突的讨论既没有政治警觉性，也看不到积极面对问题和冲突的意愿。某种程度上由于一些国际奥委会官员的偏见和缺乏特殊的能力，他们也认识不到自己的责任和目的。但是一些国际奥委会官员直接依靠不同的政治体制依然是一个问题。基本上应该认识到奥运会的政治性事实上是奥林匹克主义的一个品质特性，它需要能力和关注。
奥运会的和平观等待着更新。在过去中断或是停止奥运会期间的战争既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型战争已经兴起，敌对的政党可以同时参加奥运会。因此我们必须问问这个问题，战争时还应该取消奥运会吗？这个问题是关于奥运会加强和平的原则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奥运会的政治重要性需要被重新讨论。
同时还有一些关于奥运会不恰当的政治化类型或政治影响，这些过去已经被观察到了。在此建议国际奥委会给将来的奥运会设置一些规定，使国际奥委会和政治系统保持距离。国际奥委会的一些负责人已经明白地指出，国家政治体系的代表们出席或缺席奥运会或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和奥运会的成功没有一点关系；国际奥委会应该避讳任何讨好政治体系的努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给访问奥运会的政治家们以各种特权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协议的问题在奥运会期间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难解决这一事实，应该导致一个对政治人物和访问者参加奥运会的情况进行基本的评价。在北京奥运会上一些国家的皇室成员在这方面做出了好的榜样，他们和普通的观众坐在一起，没有行使地位上的特权。一些国家政府的部长们却做出了坏的榜样，在观看游泳和篮球比赛时他们认为全家都必须出席并随他们的意愿进行安排。如果仅仅因为某一国总统需要被安置在一个最佳电视上镜的位置而导致体育场部分区域的座位需要重新安排的话，体育联合会应该拒绝这样的要求。
每一个夏季奥运会的体育项目无疑都有着特殊的地位。28 个大项中每一项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其中有一些项目还经历了有趣的变化。一些可能以“历史性的成就和表现”而自豪，它们超越了时代一直流传了下来。但是这些体育项目的结构从某些方面来说却是断裂的。每一个项目都要经受考验，即它是否能够满足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和利益方面的标准和要求，能够证明自己具有奥运会项目的价值，有意愿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同时能够满足未来一代代青少年的娱乐要求和需要。
只有部分奥林匹克项目真正满足了全世界的要求，这点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有所表现，在悉尼和雅典更甚，北京奥运会最为突出。一些项目只在特定的区域开展，在一些重要的文化圈很少被知道，它们在奥运会上展示的方式也只能引起有限观众的兴趣。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有传统的体育项目，如现代五项那些被认为是现代的，年轻人的运动也没有通过这项考试。举个例子来说，北京奥运会上的山地自行车实际没有引起任何公众的关注，它只能通过电视转播来收看，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比赛显然是无趣的。某种程度上这是这些项目没有被充分展示造成的。特别是在奥运会上，有很多观众没有特定项目的相关体育知识的，“体育教学”的缺失，使一些比赛现场缺少了应有的气氛。只有很少的项目能够在整个赛程中吸引足够多的观众。田径和游泳就做到了；集体项目和几乎所有其它项目，尤其是在资格赛阶段，除了运动队和他们的支持者，很少有其他人出现在体育场中，观众席上出现大片的空白。奇怪的是，这些大片的空座也出现在那些被称为“亚洲的”项目上。
未来奥运会上比哪些项目的问题要求我们对现有的项目做出公正的评价，对候选者做出充分的评估。在这方面，最好的运动员是否参加这些项目的比赛是特别重要的。关于男子足球的问题需要得到原则上的澄清。现有的折衷方案长期来看很难奏效，奥运会没有足球项目的话可能会更好。这个问题和职业化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其它项目日益半职业化或职业化发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该项目联合会愿意坚持奥林匹克的规定，那些有吸引力的项目就可以进入奥运会。因此橄榄球和高尔夫以及单排及多排轮旱冰、武术都应该获得机会。加入更多的项目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问题就聚焦在选择奥林匹克项目必须有可理解的、公平的评估标准。
如果说奥运会和各单项世锦赛相比是因奥林匹克理想有什么特别的不同，那么奥林匹克文化就确实是极其重要的。北京奥运会的文化层面包括了所有重要的领域，美术、文学以及戏剧、音乐，还有充分展现的科学。奥运会前和奥运期间在这个大都市的很多地方都组织开展了众多的文化活动；奥运会后也给感兴趣的游客提供了很多节目。但是这些文化活动和奥运会没有真正明显的联系。
奥运会的日程包括了太多项目的比赛，尤其是在那些同时有超过9个不同项目比赛的日子，如果这时有和体育相关的文化活动，时间就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很明显，运动员应该集中精力比赛，所以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样的活动，而且也不能参加。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都在忙着处理赛事方面的事宜，参加文化活动只能是特殊情况。其他的国际游客在观看完比赛和游览胜地后都非常疲惫，没有参加奥林匹克文化活动的动力。
决定将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北京，在当时既是适当也是先驱性的。现在看来（北京奥运会后）这个决定证明是谨慎和负责任的。国际奥委会将奥林匹克的大门向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有着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打开是正确的，中国奥委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这个考试。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下这个结论也要承受相当大的风险，也许会出现不想要的结果。这些需要尽可能地被控制住。北京奥运会是一个极特殊的例外，是不能模仿的。如果国际奥委会想将奥运会向全世界敞开大门，那么小一些的国家也必须可以主办奥运会。因此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员们就必须意识到主办奥运会的每个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的定位，奥运会可以在一个有着2000 万人口的国家举行，就像可以在美国、中国、俄罗斯或是印度举行一样。
那么体育设施的建设就不能以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标准衡量，并非一定要为了举办奥运会而兴建一个几乎全新的建筑作为体育场。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建议国际奥委会为将来的奥运会模式设计一个多选方案。奥运会应该是一个可伸缩的房子，能够让主办国在里面多住一段时间。
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选择世锦赛的举办地时按照全球火炬传递的原则。在竞争主办城市时，联合会利用不同的城市间的竞争为他们自己牟利，让主办城市承担各种义务，最终都会给当地的纳税人带来不合理的经济压力。这方面的例子有斯图加特的自行车世锦赛，大阪的田径世锦赛。到目前为止，国际奥委会选择奥运会主办者时采用了令人满意的政策。对于组织者的经济支持可以作为一个榜样，在申办过程中的专家讨论对申请以及其他相关的决策程序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确定主办者后，国际奥委会对于主办城市的关心可以说是做得不错的。但是未来的奥运会有一个持续性的问题，而在这方面，北京很难作为一个范例。对于一个和整个欧洲大陆差不多大的，有着13 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新建的体育设施在承受力方面不成问题，他们未来的应用是有保障的，任何时候用作他用都是可能的。但是看看雅典或悉尼奥运会就会发现对于未来的奥运会来说持续性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此国际奥委会必须致力于关注体育场馆的多用途，在利用空间方面采用全新的方法，必须考虑到用途的其它可能性，不能在确定主办城市时优先考虑空间以及建筑单纯的体育用途。体育场馆的规模，组织者认为奥运会合适的观众人数都需要重新讨论。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那些致力于体育相关的城市发展的科学专家和建筑师展开有创造性的竞争。
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所有生活领域的商业化现象，包括人们的私人领域。经济计算占据了人们的思想，追求财富和积累个人财产的努力扭曲了我们的个人生活、社会机构、组织以及整个国家实体，所以无限制的商业化腐蚀了奥林匹克运动就一点也不奇怪。令人称颂的没有广告的奥运会原则现在正在经受考验，需要比以往更坚定的决心去保卫它。开幕式上已经发生产品展示的事情，大量的运动员受商品主义所支配，违反运动员规定的行为时有所见。奥运会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了获得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的巨大工具。
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自己就为这个可疑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奥林匹克大家庭依照各种特权被严格组织，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就是一群特殊的人物，通常穿着体面，在奥运会主办城市坐着豪华轿车出行，兴奋地从一个“特权”运行到下一个，一个招待会接着一个招待会，装满了“奥林匹克大家庭”的礼品袋，到达自己的五星级宾馆，当然只是作一个短暂停留，为下一场大型活动做准备而已。随时有顶级的食物，香槟美酒，在这些忙碌的日子末尾，我们会见到相当多的奥林匹克代表们为了超重的行李购买行李箱，以将数不清的礼物带回家。
奥林匹克大家庭决不可能用平等来形容，尽管它作为一种理想出现在奥林匹克格言中。正相反，有时国家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成员间是有冲突的，后者认为他们才是奥运会真正的支持者。他们设计了奥运会体育项目，为运动员负责，制定比赛规则，保证比赛正常组织运行。然而真正的奥林匹克家庭是由各国家奥委会组成，分别指定各自国家的奥运代表队。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拒绝单项体育联合会。他们享受全部的权限，可以面向所有体育项目，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他们的代表只有权进入自己组织的项目。这种等级的区分也出现在住宿的酒店和交通方面。
因此在奥运会期间一直存在着嫉妒的争辩就不奇怪了，经常是由权限符号引起的，大家盯着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的权限，以便断定当其他人不能进入体育场馆时，谁有着什么样的特权，为什么拥有这些特权，通过和什么组织联系能够获得这些特权？
自从皮埃尔·德·顾拜旦在19世纪末创立了奥林匹克主义和奥运会，将奥运会基础的理念传达给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员就成为了国际奥委会一个重要而特别的职能。希腊的奥林匹克研究院在这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各个国家的奥委会被要求通过他们自己的研究机构为教育作出贡献，同时进行分享。奥林匹克博物馆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积极而成功的“奥林匹克团结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果想要把奥林匹克主义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理想传承下去，教育计划就应该主要以加强运动员的奥林匹克教育为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参加北京奥运会的10000名运动员，就会发现奥林匹克教育是完全失败的。几乎没有针对运动员的奥林匹克教育。当讨论到什么是有根据的奥运会规定以及什么是奥运会的基础时，教育显然是优先于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们提出的这方面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缺乏信息以及经验。对于绝大多数的运动员以一种机会主义的论调谈论他们参加奥运会，争取以优异的体育表现获得商业利益的行为没有被禁止。在专业化组织的训练营为奥运会做准备，参加奥运会，在媒体上展示自己的成功，快速离去并将成功市场化，这通常是赢得奖牌的胜利者所追求的。整个过程被经理和赞助者所操作，最后所有的事情都指向媒体的反响。在传递奥林匹克的价值观和理想上，没有给奥林匹克教育留下任何空间。因此估计有相当多的运动员会认为奥运会越来越成为了多个世锦赛的累加，和任何其它的世锦赛没有什么区别。国际和各国家奥委会发起的教育目标显然没有达到。对于观众和旅游者来说也是一样。几十年来，准备了相关的教育材料发给学校，免费派送，但是并没有什么可见的效果。北京奥运会再次说明了奥林匹克的教育计划需要经受考验，不能没有考核就继续开展，浪费时间和金钱。
因此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挑战任务就是澄清什么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奥林匹克”。
什么能够将奥运会与足球世界杯和其它的大型体育赛事区分开来，现在它们作为娱乐产业的一部分已经很难被区分。奥林匹克宪章中写明的奥运会的特色，被用来防卫对奥林匹克主义理念的攻击。只是它们已经很少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部分。
问到关于人类理想的发展与现代奥林匹克选手之间的联系问题，可以比较一下1896年100米决赛的获胜者和北京奥运会决赛的8 名选手。1896 年是汤玛斯·博克，一个中等身高的细长的美国大学生，赢得了金牌。他的相貌使我们想起青年世锦赛的冠军们。身体特征的变化当然有进化方面的原因，全世界各种新式训练以及各种营养方式的选择也影响着人类的体质发展。但是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们所代表的人类理想却是令人担忧的。他们表现出体育自动地接受了压力去实现人类属性的最优化，去增强身体和智力上的能力，去开发迄今没有被应用的潜能。资本主义社会服从于自身增长的原则，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扩展到了全世界。什么事情都需要最优化，什么事情都需要完美，操纵是用来说明人类狂妄自大的合适词汇。结果我们的社会就处于被药品操纵和整形手术的魔力中，长时间以来人们通过药物操纵体型、肌肉的力量、精神状态和记忆能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压力逐步集聚，甚至始于我们出生之前，一直持续到老年。它无所不在，没有人能够抗拒。各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早就遭受了这种压力，通过他们自己的各种决议，又强化了这一事实：压力是无所不在的。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既有消瘦的运动员，也有肥胖的超重者，既有满是肌肉的怪物，也有刻意造成的矮子。在中国奥运会上不仅仅是中国的体操女运动员被怀疑未能达到16岁的限制，看过北京奥运会体操比赛的人们都会怀疑为什么国际体育联合会允许美国、德国、罗马尼亚或法国的儿童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允许它不是一个成人的项目，而其它许多项目是只对成人开放的。在那些接受之前年龄限制的协会中，很容易看出一个项目是如何保持其质量而不屈服于完美狂热症。男子和女子曲棍球在这点上可以作为几乎所有集体项目的范例，击剑是个人项目的范例。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如果世界青年锦标赛运动员的表现比奥运会上的成人运动员还要好，并不是奥运会的一个不足。那些想要终止完美狂热症的人们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作为一名奥运会运动员在人的概念上所走过的变化之路，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接受的方面。奥运会项目直接服从于这种增长原则，它需要停止原则。不是所有可能的事都是可以和可能被允许的，更少的经常可以成为更多的，奥运会早已到达了一个我们应接纳不那么完美的时间点了。至少我们今天能够期望国际奥委会和各单项运动联合会关注这个过程。关于奥林匹克运动员的人的概念这一存在主义问题已经被提出，他们需要被关注，有意愿发展和表达态度的人们将会意识到这和坐在已经开动的火车前面是不同的。
除了无限制的商业化，欺诈可能是对奥林匹克主义最大的威胁，欺骗行为已经对奥林匹克体育产生了全面的影响。事实是这种欺诈是可以扩展的，实际上近年来所有奥林匹克项目都有兴奋剂的案例被曝光，但是我们必须假定已有的控制系统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欠考虑的奥林匹克运动巨人症以及它失去控制的商业化的后果。“产品”的特性以及媒体对奥运会的攫取随处可见，当然会越来越造成腐败。
除了对日益增长的体育联合会的腐败以及可疑的商业化进行斗争外，与通过兴奋剂进行欺骗的行为进行斗争也是相当重要的。北京奥运会已经证明了仅仅通过增加奥运会前以及过程中的控制是不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即令人惊讶的成绩提高和突出的成绩遭到公众的质疑。尽管对于训练和竞赛有着很多控制，但是这些质疑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因此国际奥委会将控制系统作为一个必需的工具是重要的，尽管它对于反兴奋剂斗争来说是不够的。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国必须更加努力地与本国的司法系统合作，为了预防通过兴奋剂来进行欺骗，有必要设置有足够威慑性的障碍。除此以外，不仅仅建立在呼吁上的积极预防是必要的，可以向运动员表明有值得尝试的途径使他们能够在最高水平的竞技场上公平竞争。如果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取得成功，兴奋剂欺诈现象领域的科学研究必须得到加强，以便能够有效地预防此类行为。自从运动员们几乎自动掉入奥林匹克体育兴奋剂的陷阱以来，就没有找到出口，没有找到限制或减少兴奋剂欺诈的途径。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魔力无疑是建立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基础上。这给很多奥林匹克运动项目提供了标准，成为了运动员行动的指南。因此现在的挑战是如何控制这个准则。奥林匹克运动会需要没有欺骗的参与体育竞赛，这就要求对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进行全新的限制。
关于国际奥委会和世界的民众如何对话的问题，从来没有像在北京奥运会前的几周到几个月时间，以及奥运会进行期间获得同样多的关注。观察国际奥委会的对话方式，就会发现它采用了政治及商业部门常用的策略。通过雇佣商业代理，通过美丽的各种色彩以及大量积极的故事向世界展示自己。《奥林匹克评论》和其它的一些图画，正文或是有声出版物可以作为这样的例子，创造力以及美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的是要显示自己的现代和时髦。除了这种交流外，还应用了其它仪式性的对话，如记者招待会，说明会，独家访谈，但没有认识到正是这些仪式造成了国际奥委会在媒体上的曝光存在一些问题。关于奥林匹克主义真正议题的对话很少出现。国际奥委会既没有一个机构发布有事实根据的关于奥林匹克主义的评论，无论其内部还是外部也不经常以一种自我承诺以及商议的角度作一些系统地、有组织的反馈。以这样质量的对话对应对压力和攻击，它只能忙于应付就不足为奇了。只是作出反映而不是行动是它通常的行为方式。很显然没有主动的沟通政策。在国际奥委会新任主席的领导下情况有所改进，但是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奥运会期间对于西藏冲突的声明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改变代理或是民众来解决。把内容和问题拿出来进行评论，与世界进行对话，谈论世界大众有理由等待答案的问题将是极为重要的。
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将依靠那些将来领导奥林匹克体育的男性和女性。到目前为止，名望、财富和政治地位是想要从事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事业的人所必须具有的。其中名望主要来自显赫的家庭或是奥林匹克的成就；亿万富翁、高级军官，以及公司和政治的代表人物指向了财富和权力，他们是通过这些条件进入了国际奥委会的。同时，明显的是名望、权力和财富的选择标准对于国际奥委会需要的能力来说是不够的。
依靠从前的奥林匹克冠军带来革新也越来越有问题。可以推定，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运动员的生涯中多少都会和兴奋剂丑闻有瓜葛，需要得到人们更多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受过完整的足够多的教育。他们经常除了去理解由他们所实践的高水平体育是一种娱乐产品外几乎不做其它事情。通过观察高水平的体育就会发现，今后的奥运冠军也将有教育不足的问题。在他们的生涯中，除了献身高水平的体育外几乎没有做过其它事情，只有很少的人拥有学术或其它领导现代体育需要的能力。外语能力，这个基本的要求通常和其它特殊的能力一样令人困惑，招募奥林匹克组织工作人员的标准既不能为政府所接受，也不能与商业部门一样。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有时在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会中会发现智力上的不足，这和顾拜旦当年的挑选标准是完全无关的。国际奥委会为这些前奥运运动员提供了太多空闲的岗位，给予他们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他们却没有做任何事情作为回报。这种人员招募方式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积极发展来说是没有益处的。
奥林匹克运动现在有一个症状就是摆脱了所有坚定的批评者，代之以只会说“是”的人。在它的各个委员会中以及顾问会议上坐着的大部分都是有着相似观点的人们。奥林匹克大会有着将自己展示为体育一部分的特点，演讲者也需要具备展示的能力。因此（德国）电视明星Karasek就曾经成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的第一届奥林匹克大会的主要发言人。他说的话至多只能说很好笑，且没有多少原创的内容。由于没有采用过一个基础而稳定的问题分析模式，甚至连接近过这一模式也不曾出现，人们没有期望任何体系也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下面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即在全球化带来持续变化的世界，谁应该代表奥林匹克体育。看看世界体育的偶像，我们发现奥林匹克英雄们只能起到次要的作用。奥林匹克运动成就的象征力近来已经失去了它的很多重要意义，它的存在受到威胁。为了避免这个现象，我们需要新的观点。如果奥林匹克运动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相关并且现代的运动，我们必须明确目标，评估优先权，发展对话的新途径。今后的市场行为必须被仔细地控制，必须和欺诈和腐败进行斗争，媒体需要对它的侵占必须被降低到一个可以容忍的程度。而且，要明确地记住写在奥林匹克宪章上的真正价值在今天依然是符合时代而有效的。没有什么比国际奥委会与它的环境对话更紧急了，这需要一个批判的科学联合，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宗教作为补充的顾问。最后，但却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奥林匹克主义作为世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演员，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