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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的悉尼和雅典奥运会，让世人领略了奥林匹克运动过程中的文化辐射，以及运动竞赛带给人们的无穷魅力，不愧是“伟大的奥运会”。时代迈进21 世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走过了自己的百年。有学者评价百年奥运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历程，这是回顾式的结论，符合历史事实；然而这又是偏激且缺乏发展眼光的结论。只要简单地看一看30多年来数届奥运会的变化，我们是可以建立起信念的。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黑九月”枪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流血事件，政治恐怖受到世人普遍指责；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10亿美元的债务，增加了加拿大纳税人20 年的负担。让人谈虎色变的“蒙特利尔陷阱”，使国际奥委会陷入窘境；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杯葛事件”，使奥运会政治化倾向发展到极致；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斯成功的商业操作引带出随后1988年汉城奥运会、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商业化行为，非政治和非职业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的基本理念受到空前挑战，商业手段介入承办奥运会，为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奥林匹克宪章》，也是奥林匹克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和社会组织行为影响越来越广的必然结果。
如果我们能够把目光放远些，动态地来辨析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奥运会中政治倾向和商业化问题，可以说已妥善地解决了。巴塞罗那奥运会排除了政治集团的抵制行为，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的理想，亚特兰大奥运会再次印证了奥林匹克主义的凝聚力，悉尼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更是让世人看到，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国际奥委会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交往中的号召力。虽说今后奥运会中的政治性因素如何展现难以预料，但是，走向对话的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奥委会在国际事务中的巨大影响力，大面积政治性抵制的“杯葛事件”是不可能再发生了。
竞技体育职业化带来的商业化现象，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商业化本身无法评判其优劣对错，从奥运会引进商业手段这一现象来分析，的确带来繁荣和普及，在现代市场社会中，一切文化活动都有经济上的动因，有学者说“现代社会是用经济学的语言写成的”。如此大规模的奥运会不借助于商业手段是不可想象的，今后的问题是组织者如何把握尺度。萨马兰奇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执掌国际奥委会期间，你不可能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见到一块广告牌。”只要掌握好分寸，体育竞赛不会丧失其基本原则，被商业化牵着鼻子走的。
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卓有成效地克服了政治性危机和经济性危机，然而可喜的繁荣背后却潜藏着“人文性”危机，“费厄泼赖”的公平竞争精神日益遭到亵渎，兴奋剂泛滥现象已有舆论界“药物体育”的尴尬结论。在现代科技掩护下，运动员肆无忌惮地服用药物，已使奥运会竞赛“体力与精神融为一体”的理想化为泡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服用兴奋剂，一切预防禁止措施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勿用置疑，奥林匹克运动与西方主流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我们知道，奥林匹克竞技运动项目绝大多数创立于西方国家。随着运动项目本身的发展，源渊意义上的实用性愈来愈弱，更主要的可以视为是人类自身毅力、意志和荣誉的证明，以及证明过程中人体力量的充分发挥，是一种以个体人格精神的展现为目的的活动，也就是说实用性逐渐被竞技性所取代。然而，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和它的背景文化有明显的同构，这又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无论东、西方体育运动，都不可能成为各自所依赖的背景文化的缩影，而只能约略表征出各自文化的某个侧面。一方面，如果我们试图从某种具体的体育运动中，一定要找出什么文化的象征意义的话，恐怕不是失之牵强就是一无所获；另一方面，差异甚大的东、西方体育运动，的确能启发我们站在宏观的文化立场上来看问题。
西方文化传统的主导特征，相对于东方文化而言，表现出灵魂与肉体的对立，唯心与唯物的冲突，主体与客体的分裂。执灵执物，两极分化。这已影响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Games一词指的是“受规则支配、双方逞强争胜的竞赛性事件”。逞强争胜的肉体力量呈现是物化的结果，而依循规则的裁判则是灵化的产物。在《圣经》的《撒母尔记》中，阿布内尔在描述一场战斗时写道：“在使用青年男子之前，先让他们站起来开始游戏。”因为战争也是按若干规则进行的一种竞赛，青年男子们不仅应懂得打仗技术，也需明了打仗的规则。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意义在于将“灵化”与“物化”的分裂得以妥协性地动态平衡。妥协是暂时的，平衡是相对的。
今天的西方世界正处在灵化与物化、理想与现实、目的和手段的严重分裂状态，奥林匹克运动中种种病根即源于此。运动成绩提高与理想精神升华并无内在关联，运动员在“更快、更高、更强”的旗帜下，不择手段地追求佳绩，攫取“荣誉”，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中“人文危机”的基本现状。
我们看到了奥林匹克主义中“更快、更高、更强”的理想过于空泛，缺乏理想和现实融合的坚实根基，极易遭到戕害。认识到问题所在，更重要的是寻找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人文危机”现象的消弭途径。
奥林匹克运动在其繁荣发展中，显示了自身的力量，正是四年一度的奥运庆典，使得人类超越民族，超越国界，消除歧见，相聚狂欢。可以说，当今的奥运会是人类唯一共同的狂欢节。然而，奥林匹克运动要成为人类和平的圣典，还需迈出飞跃性的一步。中国人有句古话说得好：己不正焉能正人。奥林匹克运动只有先克服其自身危机，方可成为社会的楷模，也才能充分体现其超越于运动竞技的文化内涵。
长期以来，体育理论研究中，对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东方体育文化传统中独特的“中庸之道”予以批判，以为是中国竞技体育在对抗性强的运动项目上缺乏竞争实力的主要社会心理因素；在对中华武术运动的研究中也强调了非竞技性的特征，以为是武术走向世界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认为这是误解和不正确的表面性评价所致。“中庸之道”的本真含意，恰恰强调的是，寓理想于行动的融合，只有时时刻刻渗透于人们运动行为之中，体育精神才能大放光彩。在观念层面“中庸之道”倡导的思想与奥林匹克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
奥林匹克主义强调的基本精神是所谓的“fair play”。费孝通先生曾说过，这个英文词不好翻译，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完全可对应的东西。但费先生还是从原本意义的“礼”字找到互通的观念。他说，“fair play”这个字有点像我们的“礼”字，但是礼字下面我们可以跟上一个“让”字，而“fair play”却比较积极，可以跟一个“争”字。我们不妨把它翻成“礼争”或“公平合理地竞争”。后来，费先生在《清华人的一代风骚》中，讲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提到另两个英文词“sportsmanship”和“teamwork”，他以为与“fair play”本质上是相通的。费先生以足球为例说，“sportsmanship”是竞赛道德，是从球员怎样对待竞赛对手来说的，要能主动的严守球规，己所不欲勿施于对方，不搞小动作，尊重裁判的裁决，不计较胜负，始终全力以赴。在这种竞赛精神下才能显得出球艺。球艺以运动道德为前提，两者是分不开的。“teamwork”则是从球队内部队员之间的关系来说的，每个队员要能各守岗位，各尽全力，密切配合，不存个人突出之心，步步从全队整体出发，顾全大局。“这两条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在通过实践来培养和锻炼这种基本精神。”
可见体育精神的深义乃是强调一个运动员及其同队队员的关系，以及与竞争对方的关系，也就是承认寓个体于整体之中，自动地服从于整体中个体应有的行为，也正是“中庸之道”讲的“克己”和“礼”的分寸，这是直指运动行为的。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正是“中庸之道”的注解，“中庸之道”强调的正是“礼争”，符合社会结构规范的行为。这种执其端而用其中的互补和谐性，是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人文危机”消弭途径的良策之一。
北京奥运会提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三大主题，正是企图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致力于东西方体育文化传统的互补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精神，基本思想就是超越对立面的世界，因为所有的对立面都是相互依赖的，它们的冲突不会以一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而总是表现为双方的相互作用。一个有道德的人并不是把追求善、消灭恶这种不可能做到的事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能够在善与恶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乃是一种以伦理精神为本体的互补观，用其去消除现代工业文明技术异化给人带来的疏离感是有效手段。
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文危机”，是手段超越目的，为求荣誉在手段上肆无忌惮，也就是失道了。
体育，如何在竞技中守道，关乎体育运动自身的命运。可喜的是，中国现代体育在国际竞争中已确立了自身的地位。作为传统文化创造物的中华武术运动在当今世界中越来越受到青睐，获得世界声誉，当它走进奥运会，将会充分展示其文化魅力。中华武术的未来价值以其“武术之道”，能给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吹去一股清新的微风。
顾拜旦先生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之时，就已担忧今天出现的这种“人文危机”，他曾以“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言辞激励人们，可惜作为一种救世处方其效不佳。以竞技比赛为中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本性中已融入了“体用游离”的病根。作为本体界的正义、公平、自由，与作为现象界的力量、技巧、计谋，性格冲突。中国文化传统及武术之道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以具体的消解去执态度，反对分裂，体用不二，“一阴一阳之谓道”；它倾心于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生命洪流、生生不息、宇宙万物、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者，不可用强凝固。也就是说，任何规则体制（灵化）、体能强力有碍体道，应消解去势。这样，西方式规则支配下的竞技运动，很难在此文化传统中扎根。中华武术也由此走上了一条归根求道之路。
国内体育界对武术走向世界曾热闹地讨论过一阵子，对武术运动的评价，有所谓乏竞争、重表演、泛道德、无刺激等结论。凡此种种，乃管窥之见，如瞎子摸象，只是以现象代本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并非缺乏竞争性，其所争不是世俗功利成败，而是悟道的深浅、境界之高低。它内消规则，外解蛮力，自知之明，何需裁判。
以武术运动为典型代表的东方体育传统，有力地消解了灵魂与肉体的对立，衡量胜利成功标志在于竞技之中的精神境界升华，任何不择手段往往都与东方体育传统成功的标志格格不入。中国杰出的武术明星李小龙曾讲过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东方武术是一种理智的自我认识，一拳一脚不仅是打倒面前的对手，同时也打掉你的自私心理，打掉你的恐惧感，打掉你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旦懂得了这个道理，你就使自己获得了真正自由。”此言可谓揭示了真谛。
萨马兰奇先生曾说过：“国际奥委会主导思想应建立在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这是他的明智。的确，东方体育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对奥林匹克运动作出贡献，不仅仅在于能否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于能否促成奥林匹克运动的壮大，从而把地域的演进为世界的，把民族的演进为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