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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奥运会已成为每年吸引上万名运动员参与和数百万名观众观看的国际体育盛事，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将不会例外。国际奥委会（IOC）公布的报告显示，2008年奥运会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它的成功将毋庸置疑。然而，一旦比赛的激情褪去，奥运会是否将为北京、中国人民留下永恒的遗产？现代奥运会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吉尔吉诺夫，帕里2005：234）。很明显地，各个城市争相申办奥运会的目的，无非是为地区和国家谋取福利，然而根据举办往届奥运会的城市和国家的经验，2008年奥运会在为北京带来社会、体育、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同时，也将耗费不少成本。
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香港社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在政治上和行政上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却保留了独立参加奥运会的权利。形式上，奥运会的主办权属于具体城市（众所周知，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属于北京），而非某个国家；但香港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城市之一。2005年7月，经国际奥委会批准，香港取得了马术项目比赛的主办权。虽然许多香港人对赛马抱有浓厚兴趣，但在此之前曾观看或参加盛装舞步、综合全能赛和场地障碍赛等马术项目比赛的却寥寥无几。马术比赛在香港并不十分流行。毫无疑问，香港人也将守候在电视机前，全程观看奥运会，而不仅仅是马术比赛，但奥运会在北京（以及香港）举办，是否会对香港人的身体健康、观看和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产生长远影响？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将对香港体育文化的现状及其相对不发达的原因进行阐述。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包括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紧接着，我们将简要论述往届奥运会对主办城市及国家产生的影响。文章的最后，我们将讨论香港及香港人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受2008年奥运会的影响。在对公共政策、民族主义和体育生活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后，本文将就奥运会对香港的长期和短期影响、香港是否能最终摘掉“体育后进生”的帽子，以及香港公民是否能培养起一种更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得出结论。
如果社会中的个人的生活目标是建立起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那么，毫无疑问地，运动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成为体育活动的消费者和参与者。然而，香港康体发展局（HKSDB）几年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香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在体育方面仍比较落后”。而香港公民体育意识的缺乏、民众的运动参与率和观看率的低下和香港在国际赛事中的相对不佳表现，无疑支持了上述评估报告。
虽然我国源远流长的体育文化在香港也有所有体现，但在香港，以及其他许多英国殖民地，现代体育的发展却受到英国殖民者的体育偏好的强烈影响，殖民者认为，体育是其“首要精神输出品”，竭力在殖民地宣传自己的体育观念。虽然早在19 世纪50 年代，英国殖民当局和外国移民就建立了运动俱乐部，但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早期却对“洋”运动兴趣寥寥。但到了20世纪早期，尤其是随着教会学校把体育列为学校课程，许多香港人感受到与英国移民交流的必要性，纷纷成为运动俱乐部的会员。不过，在以外国人居多的运动俱乐部例外，体育活动在其他地方仍十分少见，形式也很有限。现今出版的历史书籍，在描写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香港时，除了不可避免地讲述当地人和外国人对赛马的热情，很少提及任何体育活动。
确实，事实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康乐和体育事务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Recreation and Sport）成立以前，香港政府根本没把体育当作一项公众事业来发展。即使后来成立了康乐和体育事务委员会，也不过是在1967 年暴乱发生之后，急于平抑社会骚乱的政府企图建立一个新的、非政治性的情绪宣泄渠道、建立公民社会责任感的结果。顺理成章，20世纪80年末期及90年代早期，出于训练优秀运动员的需要，香港体育学院（HKSI）和香港康体发展局相继成立，与此同时，政府也逐渐把建设体育设施的任务下放到城市和地方委员会。近年来，体育学院和康体发展局的关系历经变动，2004 年末，康体发展局并入体育学院，两者的关系才稳定下来；与此同时，全新的体育委员会宣告诞生，其主要职责是保障香港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香港也定期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如奥运会、亚运会和英联邦运动会（1997年以前）。然而，香港代表团却一直表现平平，直到10 年前，香港培养体育人才的努力才开始有所回报。1951年以来，香港共参加了14 次亚运会，夺取了75 块奖牌，但超过一半都是在1998年和2002年取得。
然而，真正令公众开始注意到当地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的，是1996 年李丽珊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夺得帆板比赛金牌。这是香港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取的第一块金牌，香港上下一片欢腾，无怪乎“珊珊”（香港人对李丽珊的称呼）能凭此一举成为香港名人。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李丽珊没能续写传奇，因此，香港的第二块奥运会奖牌，直到2004 年李静和罗礼泽取得男子乒乓球银牌才姗姗来临。不过此刻的香港人正质疑在中国大陆土生土长和接受训练的运动员是否能称作“香港选手”，李静和罗礼泽的胜利并未引起太大轰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同年举行的残疾人奥运会上，香港成绩不俗。
与2006年亚运会主办权失之交臂后，香港在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后表现出浓厚兴趣，热情高涨。后来，香港也赢得了2009 年东亚运动会的主办权，但香港人的热情反而减少了许多。
毋容置疑，香港也存在真正的体育迷，但与运动相比，绝大多数民众更偏好坐着不动。在香港，各类体育赛事（尤其是马术比赛）的收看率一直十分低下。在对香港足球协会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后，我发现，2002 －2003 年赛季，每场顶尖球队的比赛平均只有538名观众！2004年，我的学生曾在他们中间进行过一项非正式调查，结果发现，94％的学生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几家香港有线电视台定期播放），但只有2％曾在当地球场现场看过比赛（Bridges，2006：226）。这些数据，几乎可以适用于其他任何一项国际赛事。
那么，如何解释香港在各项体育赛事中的不佳表现及其相对不发达的体育文化呢？很明显，地理空间的限制是一个重要因素：香港是个高度城市化的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十分完善，但缺乏足够的空间建设体育设施。然而，在对岭南大学选修我的体育课的学生们进行调查后，我发现，原因远不止这么简单。大家最常提到的两个原因是：过去的英国殖民政府不鼓励人民参加运动（英国人担心会由此出现“民族主义”）；家长希望孩子能更多地专注于学习，而不是运动（运动对就业帮助不大——如果有任何帮助的话）。
简单阐述一下上述两个观点：首先，英国政府一心想着如何巩固殖民统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任何可能滋生民族主义和反英激进主义的行为。任何殖民势力都希望殖民地人民对自己绝对顺从，但英国殖民当局是否处心积虑地避免香港出现“运动民族主义”，这很难说明白。表面看来，就像英国国内的体育政策通常缺乏理性和连续性一样，香港殖民当局在体育方面也并没太多远见，运动设施并不完善，体育发展政策也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事实上，像上文提到的那样，直到20世纪70年代，当局才开始积极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当时还是作为维护社会稳定（运动是一种与“政治”活动截然不同的活动方式）的途径。1997年香港回归后，这种态度却残留了下来。原因在于，虽然当前香港政府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目的，确实是出于普及“爱国主义”、增强民众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感、加强身体健康和改变不良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过去的殖民主义思想依然有所残存。康体发展局最近公布的研究报告说，运动是促进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运动“可以把人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绝望情绪引入一条‘安全’的发泄渠道”。
其次，中国的运动价值观。弗兰克·福（Frank Fu）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香港学生和成人的健康意识均在不断提高，并且，他们认为参加体育锻炼能增进健康。与此同时，在香港人看来，运动不但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种对某个球队或俱乐部的归属感，他们还可以在运动交新朋友，提高社会交往能力。这些观点似乎在香港社会一直存在。香港青年协会于2004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71％的受访年轻人认为，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身体健康；31％认为，交新朋友也是体育运动的好处之一。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似乎总是存在一些差距，对运动价值的认识并没有带来高运动参加率。香港康体发展局2000年对民众参与体育锻炼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虽然81％的受访者承认，运动有助于健康，但他们中只有不到一半（44％）真正定期参加到1 项或2 项的体育锻炼。香港医院管理局最新公布的一项5年调查报告显示，80.5％的受访者都属于“身体懒散”族（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1 October 2005）。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香港体育管理局认为“香港的年轻人承受着许多压力，如过分强调学习成绩等，其代价通常是健康和快乐”。正如赛西莉亚·奥（Cecilia Au）所说，在中国社会，如香港，“人们蔑视体育活动，因为体育活动会与学习争抢时间和精力”；在传统儒家思想观念里，体育活动被边缘化，且这种观念可能依然存在。因此，民众普遍认为——主要是父母及社会主流观点认为，运动只会令人从更“重要”的学习中分心，而且，即使有卓越的运动天分，也不可能在香港发展成为职业运动选手。确实，不得不承认，“香港专业运动队的成功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港人普遍认为，香港缺少运动条件。“健康身体，健康心灵”，这一观点虽然广受英国教育者的推崇，但却在香港社会难以深入人心。
以往经验表明，奥运会可能引起举办城市和国家的社会变化，可能对举办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自然、社会环境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奥运会可能被高度政治化，也可能是重大的教育和文化事件。
下面，作者将逐一简单阐述上述观点。首先，正如现代奥运会的发起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所言，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可能引起自然和文化变化。吉尔吉诺夫（Girginov）和帕里（Parry）认为，主办奥运会，意味着采用“旨在提高公众意识和改善现有条件的政策，保证人民在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教育”。
其次，由于体育设施、交通运输、城市结构得到改善，游客、运动员、赞助商的涌入和新发明的使用势必刺激消费增长，提高就业率（可能只是暂时的），奥运会也为主办地带来巨额经济利益。举办奥运会的副作用包括：例如，主办城市及附近区域剧增的土地、住宅和出租房需求，甚至税率也会随着提高。对往届奥运会的估计和分析结果似乎互相矛盾：1988年首尔奥运会赚得90亿美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赚得5亿美元（直接收入减去开支），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却损失惨重（超过负10 亿美元），1994 年挪威利勒哈默尔奥运会也是如此（收入远远低于成本）。最新研究显示，几个奥运会举办国在奥运会开始之前经济“急剧增长”，但奥运会结束后，经济增长却“急剧减速”（Holger Preuss’s research cited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3 August 2006）。
再次，国际体育赛事都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一些政治因素，奥运会也毫不例外。就举办国而言，奥运会有助于推动国家建设，提高国际名望，并向世界展示本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以上世纪的亚洲为例，1964年东京奥运会可以看作是日本开始“出山”、重拾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的重要举措。1988 年首尔奥运会则是韩国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一种手段，尤其是相对于北部竞争对手朝鲜而言（Taylor 1988：191~192）。
最后，通过举办奥运会，可以在民众中（尤其是青少年中）培养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兴趣，推广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诚然，奥林匹克典礼和庆祝活动，如火炬转递、一届比一届盛大的开幕仪式和闭幕仪式等，在提高民众体育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方面的作用只是短暂的，但奥运会却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提高着运动人群和非运动人群的自信心和体育热情。
新上任的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负责马术比赛筹备工作的林焕光说：“我认为，奥林匹克精神将是奥运会为香港留下的最好遗产。”（South China Morning Post，8 August 2006）。但物质方面呢？2008年奥运会是否将对香港的体育发展和体育文化产生短暂或长期的影响？
回顾一下前文提到的四个影响。首先，奥运会能引起社会变化。正如香港正在中等学校引进的通识学习（liberal studies）的指导原则所言：“运动不仅是健康生活的关键部分，它同时也与人的社会、情感、身体和心理发展密切相关。”（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2005：64）。民众参加锻炼的热情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年龄、个人态度、是否有运动设施、个人经济状况、学校教育甚至时尚流行趋势等。香港举办奥运会后，这些因素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改变，但至少，奥运会很可能改变居民对运动和参加体育锻炼的态度。一些香港青少年可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奥运会运动员，尤其是包括跨栏冠军刘翔在内的中国体育明星，并以他们为偶像，加强锻炼。但如果要使这种短期内迸发的运动爱好长期持久，政府和各级地方体育管理机构必须提高重视，加强合作，有计划地建设广义上的运动基础设施，制定并实施一整套可行的体育公共政策。
曾两次问鼎奥运会金牌的英国运动员凯利·霍尔姆斯在其自传中这样评论伦敦赢得2012年奥奥运会主办权：“作为一个热爱运动的国家，举办奥运会将会提高许多英国人的生活质量，并在接待各国来宾的过程中提高国家凝聚力。”（Holmes，2006：265）。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香港人对运动的热情也许比不上英国人，但2008 年奥运会所带来的运动热忱，却极有可能影响政府和人民。
第二，奥运会为举办地带来经济利益。为举办马术比赛，香港政府将投资约1.1亿美元改善现有运动设施和建设新的设施（粉岭高尔夫球场的面积已减为原来的一半，另一半被用于建设奥运会马术比赛综合全能赛场地，香港体育大学也暂时迁址）。由于当地酒店设施已经十分完善，香港不会新建一个奥运村，但改善的基础设施却将在奥运会后保留下来，继续在未来的其它国际赛事中发挥作用。政府表示，随着奥运会来临，前来香港观看马术比赛和在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途中顺道来香港旅游的游客将会增加，在短期内为香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我们不能确定的是，奥运会是否能长期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促进香港本土体育事业长远地向前发展。不过至少，如果马术比赛一切顺利，它将是一个橱窗，向世界展示香港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优秀能力。如果2009 年东亚运动会也取得同样的成功，且政府建造起更多世界一流的运动设施（推荐改造或重建旧飞机场），那么，香港将真正地上升为国际体育赛事“中心”之一。
第三，奥运会有助于提高举办国的国际地位。在“一国两制”原则下，1997 年回归后，香港及其人民一直试图重新定位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在港人眼中，香港确实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经济增长感到自豪且从中受益。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10年来，香港境内关于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政府领导人和新大陆派宣传“爱国主义”，强调政策中的“一国”部分，但一些社会和政治团体却认为，“两制”政策对香港在国际社会的特定地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东京和首尔奥运会一样，北京奥运会将显示举办国的巨大经济、政治和体育实力。正如香港官方媒体报道的那样，港人为我国成功申办奥运会和我国可以预见的奖牌优势（主办国通常超常发挥）感到高兴和自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成功，也可以在香港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有所体现。就大陆而言，奥运会可以提高香港对大陆的认同感，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短期政治利益也是可以预见的。奥运会结束一个月后，香港将举行立法会选举，支持大陆的政治团体势必从中受益，赢得更多选票——哪怕只是多一点点。
最后，奥运会也起着教育民众的作用。毫无疑问，香港媒体和民众将会密切关注在北京和香港举行的奥运会赛事（对后者的观注也许会稍微少点）。香港政府已经举行了一个奥运会倒计时活动（虽然承诺的大熊猫“倒计时钟”尚未就位），并将在2008年奥运会正式开始之前举行其他庆祝活动。奥运火炬将从香港出发，一路向北，传至北京。北京奥委会和香港奥委会也将展开合作，联合向市场推出多种纪念邮票、纪念币、“福娃”玩具和其他纪念品。对此类活动有着兴趣浓厚的香港人，势必热情回应。
但是，这些活动的影响都是暂时的，只有大型教育活动才产生深远影响。香港政府已开设“东亚运动会展览廊”，展出包括奥运会历史在内的许多展品，政府主动出击，将信息和展品送至学校和大型社区，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感兴趣的居民前来参观。香港政府深知，学校体育教育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和更完善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势在必行（参见chapters 11~14 in Johns and Lindner，2006）。虽然这些改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奥运“狂热”无疑将推动它们的发展。
最后，我以两段话结束本文。第一段采自最近一份关于香港马术比赛的媒体采访。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哈雅·宾特·阿尔·侯赛因公主说：“对（香港）人民而言，筹备比赛的过程与比赛本身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比赛过程中带动的运动热忱将保留下来，成为永恒的宝贵遗产。”（South China Morning Post，8 August 2006）。第二段出自香港历史上最出色的政府体育官员之一A.de O.Sales于30 多年前的评论话语：“在香港人看来，观看体育比赛是一种视觉享受，但这种享受很难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参加体育锻炼的热忱。”（Amateur Sports Federation，1972：15~16）。既然体育锻炼能提高香港人的身体素质和快乐度，我们希望，哈雅公主的话成为现实。同时，不幸的是，De Sales的评论将会在若干年后仍然适用。要改变香港人的心态，即使在奥运会的推动作用下，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