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传统健身养生术气功重新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有关部门也开始了气功疗法的科学研究和应用。文革结束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气功的发展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与此同时,由气功外气和人体特异功能的问题引发了一场中国气功大论战。现在国内气功热潮已逐渐退去,气功论战也告一段落。在这个时候,试从心理科学的角度来认识气功,会比以往更能看得清楚。
就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出现“气功热”的同时,气功界人士却还在气功定义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到了有多少个气功师就有多少个气功定义的地步,到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说法。
“气功是我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在与疾病、衰老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和创造的一项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和理论。它通过姿势调节、呼吸锻炼、身心松弛、意念的集中和运用、有节律的动作等锻炼方法,以调节和增强人体各部位机能,诱导和启发人体内在的潜力。有保健强身、防治疾病、延年益寿的作用”(马济人,1983)。
“气功是运用放松入静等内向性的自我身心锻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无需药物、手术和其他处理的情形下,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治疗的一种传统医疗技术,也是开拓人体潜力、探索生命奥秘的一种实践手段”(谢焕章,1988)。
“气功是使用自我暗示的方法,使意识进入自我催眠,通过良性的心理调整,使体内各系统生理功能趋向协调,甚至使病变的形态实质得以修复,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的一类自我心身锻炼方法”(张洪林,1996)。
这里只选取了众多气功定义中有代表性的三个。分析这三个气功定义,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气功是一种自我身心锻炼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张洪林最新的气功定义强调气功的心理暗示手段,而不提气功诱发人体潜力的内容。众所周知,练气功可以使人祛病健身,益寿延年。张洪林的气功定义对我们正确认识气功的“本来面目”会有积极意义。
“气功”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气功在古代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如导引、吐纳、行气、坐禅等等。“气功”一词,是1955年唐山疗养院根据古人经验整理并报道应用气功锻炼的方法治疗慢性肠胃病经验以后,才广为采用(邝安坤,1988)。目前,气功的英译名为我国气功两字的汉语拼音Qigong,并逐渐被外国人所接受。
国内一直有人认为用“气功”一词欠妥,但现在看来,争论气功一词是否合适并不重要,关键是对这一类健身养生术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防止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气功、曲解气功的倾向。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健身养生术的气功,种类繁多。它有多种分类形式,但最常见的是把气功分为静功和动功。
一般把练气功时人的外部肢体不动的称为“静功”,如放松功、内养功、强壮功、站桩功和坐禅等。坐功、站桩和卧功大多属于静功。有人还把现代生物反馈疗法也列为静功的一种(赵宝峰等,1987)。静功侧重于人体内部脏腑的锻炼,静功实际上是外静而内动。
通常把练气功时以肢体运动为主的称为“动功”,如保健功、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和太极拳等。内家拳(如太极拳)多属于动功。动功侧重于人的肢体运动,而内部却以意守某一部位为主,相对而言是外动而求内静。
那些只注重躯体四肢的锻炼,不进行精神意识锻炼,不强调身心并练的锻炼方法,如柔软体操、广播体操和武术中的大部分(如外家拳等)都不属于气功的范畴(谢焕章,1988)。
气功锻炼过程中在意识主导下,调身(姿势)、调心(意念)、调息(呼吸)三者有机结合、协调进行,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有所侧重,或者在某一环节方面予以特殊处理,这样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功种(蒋敏达,1983;王崇行,1984)。
中国气功种类很多,而且一些新的功法还在不断出现。但如果从气功锻炼原理和动作要领来看,无论是静功还是动功,每一种功法都离不开调身、调息和调心(简称三调),通常称这三调为气功三要素。在气功三要素中,调身是顺利进行调心、调息的重要条件,调息有利于体势的放松和精神的宁静,同时,调心也有利于调息,即所谓“心静则息自调”(张洪林,1996)。
国内现有一些研究是从气功生理、生化效应来认识气功三调的科学基础(徐定海等,1988;解少柏,1992)。这里笔者试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认识气功三调。三调在气功锻炼中的主次地位因不同的功种而有一定的区别。对于大多数功种来说,调心占主导地位,由调心而带动调息、调身(刘天君,1990)。这种认识和做法是符合现代情绪三因素理论的。情绪三因素理论认为,情绪产生是受环境事件(刺激因素)、生理状态(生理因素)、认知过程(认知因素)三个条件所制约的,其中认知因素是决定情绪性质的关键因素。调心,即调整意念,以达到心理放松、情绪宁静的入静状态。调心的具体方法很多,但其许多方法与改变认知因素(观念)有关。从这一点讲,这也是气功有利于人们心理健康的原因之一。调身、调息可以使人身体放松、呼吸顺畅。身体活动和暗示等手段均可使身体放松。呼吸作为人惟一可以调节的内脏生理活动,人为地调节呼吸节奏和深浅,可以使呼吸出现预期的效果。调身和调息可以使人体植物性神经系统活动减弱,这是从生理因素的角度来调控情绪心理的。气功入静的问题应属情绪调节的范畴。心平才能气和;心静才能身体放松。反过来,“体松”和“气和”则有利于心平、心静。
现代生物反馈疗法、印度的瑜珈、美国的松弛反应、超觉静坐以及其他东方健身术,其具体操作和原理可以说都离不开调心、调息和调身,所不同的是具体形式、内容上有别。
目前,当务之急是,在气功的科学研究中要重视加强利用现代科学方法,开展多学科(如生理、心理和生化等)的综合研究;认识气功要从搞清三调的机理入手,力争揭示其深层次规律。随着现代科学发展,我们一定能够正确认识气功这一类东方健身术的本质,更好地应用气功造福于人类。
50年代后期,国内一些单位开展气功疗法的研究,从而拉开新中国气功科研的序幕。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气功科研被迫中止。如果说50年代后期是中国气功科研的起步阶段,那么中国气功科研的发展阶段则是文革结束之后。80年代在不断升温的全民气功热潮中,中国气功科研得到了长足的、甚至是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内成立了许多气功科研组织机构,如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等;举办了多次国际、国内气功学术会议,如全国气功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会,国际医学气功学术交流会等;创办了10余种气功杂志,如《中国气功》、《气功与科学》和《气功与体育》等;发表了气功研究论文上千篇,出版气功专著百余部。这对推动气功科研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国气功事业繁荣起着积极的作用。
纵观50年代~60年代和近二十年的中国气功科研工作,可以看到,文革前的气功科研主要集中在气功医疗(如气功疗法治疗神经衰弱、溃疡病、高血压、肺结核和心脏病等)、气功疗法生理机制以及气功操作方法和经验体会整理等方面。文革后(主要是1978年后),我国气功科研工作者在气功的生物效应、气功临床、气功的理化效应以及气功传统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与文革前所不同的是,近二十年气功科研拓展了原有的研究内容,新增了“气功外气”和“特异功能”的研究。
1978年3月10日,上海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顾涵森与上海中医学院的气功医师林厚省合作,用科学仪器初步测试出运气疗法中的“外气”之一是受低频涨落调制的红外辐射,证实了气功者发射了带有信息的红外电磁波(顾涵森、林厚省,1978)。这是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气功师所放外气具有物质性,也由此在国内引发“外气热”,但同时遭到科学界有关人士的批评。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了四川大足县12岁儿童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关注,也由此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围绕特异功能是否存在的争论。
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气功科研工作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即一些气功界人士打着科学的招牌,做一些背离科学的事情。这方面内容详见司马南著《神功内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有兴趣的读者还可阅读张洪林新近所著《正本清源还气功本来面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据《中国科协简报》1996年第9期转载国外媒体的报道称,1995年底美国停止已实施25年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美国俄勒岗大学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海曼教授坚持认为,特异功能的存在无任何科学依据。这无疑会对已受到质疑的国内特异功能研究有一些影响,国外的做法和认识不知是否能够引起国内特异功能研究者的借鉴。
纵观中国气功科研发展史,我认为,对于气功和特异功能问题要谨慎看待,不可偏听偏信;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气功问题,同时走出气功科研的误区。
“对于特异功能问题,最有资格来研究的应是那些专门从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能力等研究的心理学专业工作者(国外也是如此)。很难设想一个对普通心理学内容都一无所知的人,能跨越专业障碍解决‘超心理学’的问题”(张洪林,1996)。令人费解的是,国内心理学工作者涉足气功研究领域的人寥寥无几。因此,有关气功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也很有限。
王极盛,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系,一直从事医学心理学的研究工作。1989年他出版的个人专著《中国气功心理学》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该书较系统地介绍了作者多年来在气功的智力效应、气功的非智力效应、气功促进心理健康与防治心身疾病的作用、心理因素对气功入静的作用和社会心理对气功影响等气功心理学研究领域上所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然而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谈到:“1987年8月8日至13日……我好奇地试试自己能不能发外气,没想到几位气功师都能感觉到我发放的外气……我知道了自己能发外气,我见到亲朋好友对气功外气有怀疑的人,就发外气试试,他们果然都相信了。”作者作为一名著名心理学家,卷入气功外气纷争之中,受到外界有关人士的严厉批评。批评者毫不客气地指出,但愿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像王极盛这种轻信外气(司马南,1995)。尽管如此,王极盛研究员在气功心理学方面的出色研究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
大量的气功锻炼经验与气功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气功对智力开发有重要作用(王极盛,1989)。据报道,某中学上课前利用2分钟时间进行气功入静训练,经过大半学期的实践,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学生的各门功课成绩大幅度上升,说明2分钟的气功入静训练可以开发学生智力。类似这样的报道还有很多。对此,王极盛认为:“有的学校开了气功班,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这可能与气功对促进学生智力开发,从而为知识的获得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关,但不能简单地把学习成绩的提高完全等同于气功的效应,因为影响学生掌握知识的因素还很多,并且学习成绩的高低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学习的好坏。因此,学校开设气功班,观察气功对开发学生智力的作用,要尽可能控制条件,使观察的结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王极盛曾对同一大学同一年级的大学生进行了气功促进智力开发的心理学研究。研究表明,经过四个多月的时间,气功组大学生与非气功组大学生的智力,例如记忆、思维、知觉、动作和注意力等方面的成绩都有所提高,但某些成绩气功组比非气功组提高更大,这说明气功对促进大学生的智力发展有一定的作用。究其原因,王极盛认为,这可能与动机的力量、精力充沛的促进作用、情绪改变的作用和脑功能的改善等有关。
目前现有的研究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认定气功有助于智力开发,即所谓气功益智论。但也有人提出质疑,中华气功史已有6000年之久,大智慧者有几?古人远久,说不清楚,今人大气功师聪明智慧者有几(张兆志,1994)?从严格科学意义上讲,气功作为一种健身养生术有益于人类的智力活动,但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这就好比一个人每天坚持早晨跑步锻炼,从而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进而提高工作、学习效果那样。现在心理学界对人类智力的认识不一、说法不一。一些心理学家根据自己对智力的理解给智力下定义,并据此编制有关智力测验(如比纳-西蒙智力量表、韦克斯勒智力量表等)来测定人的智力发展水平(用智商来表示)。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气功益智论者在进行这方面研究时,几乎没有人使用这些从国外引进、国内组织修订的、信度和效度较好的智力测验工具,而大多仅在练气功前后测试几项认知心理指标,就认定气功可以开发智力,也就是练气功可以使人更聪明。有人甚至认为,气功是人类智力在今后一百年来迅速提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王极盛,1989)。
事实上,影响人类智力的因素很多,如饮食、药物、遗传素质、后天环境教育、体育锻炼和疾病等等。与遗传素质、后天环境教育等主要因素相比,气功作为体育锻炼中的一种方法,它只是一个次要因素。现在市场上出售各种品牌的“脑黄金”,据说对人的智力发展有好处。天天吃“脑黄金”的人未必就比别人聪明。道理很简单,它只不过是与人的智力有关的一个次要因素。天天练气功的人未必就一定比他人聪明。笔者认为,现阶段不要夸大或渲染气功对智力开发的作用,要实事求是,他们之间不过是一个相关关系,而且相关系数也不会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高。
以往的气功心理方面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王极盛引入定量研究方法,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他利用实验和调查两种方法来研究气功的心理效应,获得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认识气功心理效应有一定帮助。
他的实验研究所选用的心理指标有动作速度、动作准确性、顺背数字记忆广度、倒背数字记忆广度、数字划消、数字符号、色对字干扰、字对色干扰和黑红数字等九项。实验研究采用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只进行实验组前后的比较,如对练坐静功、内养功和禅密功等的心理效应研究,一般被试人数在20人~30人不等,练气功时间3、4、11个月不等;另一种是设立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比较,被试为大学生,实验组大学生练气功时间为4个月,对照组是非练气功大学生。实验结果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显著或非常显著。因此,从这一实验结果来看,可以初步认为气功能够促进记忆、思维、知觉动作等智力方面的发展。
如果说实验研究是气功心理效应定量研究的主要方法,那么,调查研究则是气功心理效应定量研究的辅助方法。王极盛研究员根据气功心理效应的具体情况,设计了一份气功心理效应的调查表。该气功心理效应调查表的调查项目有13项,即气功对情绪稳定性的效应、对心情的效应、对自制力的改变、对脾气的效应、对动作灵活性的效应、对注意力的效应、对观察力的效应、对意志坚强性的效应、对思维灵活性的效应、对记忆力的改变、对思维敏捷性的效应、对思维逻辑性的效应以及对动作速度的效应等。心理效应分为五个档次:变坏了、无变化、有所改善、改善较大、改善很大。气功的心理效应变坏了与无变化合并称为无改善类;气功心理效应有所改善、改善较大与改善很大合并为改善类。统计方法为百分X 2 检验。调查结果表明,气功对这13项心理功能的改善作用非常明显;练功时间越长,气功的13个心理项目的效应就越好。后来,王极盛把气功心理效应的调查项目增加到36项,具体是气功对记忆力、思维能力、想象力、观察力、动手能力、注意力、情绪稳定性、情绪愉快、非情绪紧张、心情舒畅、心胸开阔、控制情绪能力、非猜疑心、非嫉妒心、非自卑感、非恐病感、办事果断性、意志坚强性、自制力、精力、脾气、适应环境能力、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社会交往中的人际关系、非孤独感、非寂寞感、生活节奏感、工作学习节奏感、学习效率、工作效率、精神文明、遵守纪律、热爱生活、热爱工作和心理健康等的作用。调查结果表明,气功对这36个心理项目都起积极作用。
纵观王极盛研究员有关气功心理效应的实验与调查研究,假如实验和调查研究能再严谨一些,就会更有说服力。笔者冒昧地在这里发表自己的粗浅见解,供大家参考。见解之一是,这些实验研究所用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人的认知能力,更不要说智力了;这些指标的选用主要是迁就现有的心理测试仪器、材料和方法。见解之二是,这些调查研究结果值得商榷,主要原因是调查方法上的问题;调查法,也称问卷法,是心理学研究中一种相当古老的方法。将调查法应用于气功心理学的研究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被试对调查项目内容的理解不一样,判断标准相差也很大,因此,调查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果能够编制气功心理效应标准化心理量表,施测于气功锻炼者,得到的心理测验结果会接近于实际情况,更能说明气功心理效应。见解之三是,正确对待现有实验和调查研究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众所周知,气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身心锻炼方法,可以祛病健身,延年益寿。虽然通过科学研究初步发现气功一些良好的心理效应,但不能因此认定气功是医治心理疾病、解决心理障碍的重要方法。科学的气功锻炼对健康正常人身心有益,而对有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人可能有害。因此,专家告诫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宜于练气功。气功心理效应的研究结果不要外推,气功心理学研究结果不应误导人民群众选择健身法;弘扬中国传统健身术气功,不要只讲“好处”,而忽视“禁忌点”,要一分为二地对待气功。
“入静是气功中一个重要的、关键的内容,谈气功不谈入静,很难说已经触及了事物的精髓,而研究气功从探索入静入手,可以说是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突破口”(刘天君,1990)。什么是“入静”呢?目前看来,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关“入静”的定义大多是描述式的,如“所谓入静是指练功杂念减少,对内外刺激因子反应减弱,思维活动单一化而言”(赵宝峰等,1987)等。入静是人的一种心理状态,理应是气功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内容。
王极盛对影响气功入静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调查,编制的影响气功入静的调查表包括14个项目,即练功情绪稳定性、气功老师指导有方、练功恒心、练功肌肉放松、练功信心、练功方法与要领掌握得法、相信气功、练功注意力、练功耐心、练功环境安静、练功姿态正确、练功呼吸协调、练功温度适当和练功迫切性等。按其作用分档次,即作用很大、较大、中等、较小和很小。调查结果表明,影响气功入静的前五位因素是情绪稳定性、气功老师指导有方、练功恒心、练功肌肉放松和练功信心。
练功入静是气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气功入静的作用机理认识不一。张洪林(1996)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气功在民间流传,未能对传统气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在现代机理研究方面,也未能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尤其是未能与气功关系密切的有关现代心理学、生理学、心理生理学、行为医学、心身医学等方法来认识气功的缘故。”他进一步指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在催眠状态中出现的主客观反应与气功入静状态中出现的主客观反应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如果说两者之间有所不同的话,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气功入静使用的暗示语言是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术语。从这一角度出发,完全可以将气功方法定义为带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自我暗示催眠疗法。”笔者同意上述提法,同时深感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气功入静的问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多为心得体会式的,无法接近气功入静的本质。张洪林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源于他多年来科学实验的结果。
1990年8月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了刘新中、王桂娣合著的《气功学与人体意念力》一书。该书概述了人的思维在放松、入静状态下意念行为的力学作用效应及测量的方法、专用测量仪器的结构原理和典型记录,并对意念力、意念力强度和功力指数等进行了明确的定义,……(详见该书内容简介)。
刘新中、王桂娣(以下简称作者)给意念下的定义是:“意念是人体自我调节处于气功态下大脑中产生的某些想法,这些想法本身伴有对被想事物的直接作用效应。”作者给人体意念力下的定义是:“意念对事物产生直接的力学作用效应,这就是人体的意念力。”“描述意念力对事物作用强度的概念称为意念力强度。”作者还特别强调:“词海、词典一类工具书,是人们对词条进行规范解释的权威性著作,也是反映人们对一个事物认识程度的有效标志。”
作者认为,人体意念力有内作用意念力和外作用意念力之分。测定内、外作用意念力的仪器是作者研制的人体意念力显示仪。请看测试内作用意念力的程序:所有被试自愿接受测量,进入测试位后全身放松,双手轻松地平放在显示仪接触面板的指定位置处,手掌与手指均匀地接触好传感器前后面板。轻闭双目,轻松地想着您自己的某只手变长了、变长了……,持续想20秒~50秒左右,转变成该手变短了、变短了……。听到“停止”口令后,轻轻地睁开双眼,双手仍保持原位。请注意以下问题:在您想手变长和变短时,请不要变成手伸长了或缩短了。那样您就会把手像去拿东西一样伸出去或缩回来,变成了一种动作,而不是意念表现。测量过程中,您的掌根位置应始终不动。如果您未练习过气功,请您随呼吸想着自己的两只手分别跟随吸气和呼气……。
测量结果表明,对于不练习气功的人,内作用意念力记录曲线低平;对于练习气功1年的人,内作用意念力曲线出现小的起伏;对于练习气功8年的人,内作用意念力曲线有明显的峰波;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内作用意念力曲线受到儿童多动症动作干扰的影响,曲线不规则;对于13岁~18岁的青年人,内作用意念力曲线变化不一致。作者根据上述结果认为,练功者对意念力的调用随意性很强;他们能在短时间内以较大幅度把作用在右手上的意念作用调动到左手上,或者能在短时间内令一只手先变长,而后很快变短;而不练功者,则不具有这种随意调用能力;初练功者,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调转过来,且幅度也较小。这大概就是气功师、气功学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又一个可通过测量显示出的区别。
两位作者上述研究中提到的意念实际上就是心理学研究中的“想象”。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报道是,德国化学家舍夫列利和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在19世纪中叶同时在不同地点发现:当运动员作赛跑的想象或让提琴家作演奏的想象时,可以记录到运动员腿上或提琴家手臂上的肌肉电流有明显增强的现象。后来美国心理学家雅各布森(Jacobson,1930)研究也发现:让被试想象屈右臂的动作,而实际不做屈右臂的动作,电极置于有关肌肉,其肌电图出现比实际屈右臂动作时的肌电波幅低,但比不屈右臂时的肌电波幅要高的现象,而且这种肌电变化的形状和持续时间与实际做动作时的肌电图非常相似。1946年美国学者阿诺德观察到,让一个人想象自己向前或向后倒时,在所想象的倒向上身体会出现轻微的活动。我们可以做“线坠摆动实验”来体会一下,具体方法是:拿着一根系有小重锤的线,尽可能清晰地想象小重锤绕圆周旋转(或左右摆动),稍过一段时间,小重锤便会转动或摆动起来。这说明清楚的想象活动能引起意识不到的手部肌肉的微弱用力,从而导致小重锤运动。刘新中、王桂娣也认为,人的意念力值经统计测量一般在40克~490克之间,而人的肌肉力值却在几克到数百公斤之间,因此平时意念力值与人的肌肉力值相比是很小的,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纵观刘新中、王桂娣内作用意念力的研究,笔者认为,以往研究多以肌电指标来记录人想象时各部位(主要是相关部位)肌肉的电变化。刘、王利用自制仪器直接测量这种想象活动引发的手部肌肉微弱用力变化,无疑是在方法上的一大进步,这要比国外的线坠摆动测量和肌电记录要直接。建议今后在运动心理学研究中引入这种测评方法,用来评价优秀运动员的想象训练效果。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想象活动人人都能进行,所不同的是有好有坏;不练气功的人,如果接受系统的想象训练,其想象活动也可以出现气功师的内作用意念力曲线。
坐禅一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常有新闻报道提及,韩国射箭运动员每天坐禅,甚至夜间去坟地坐禅或夏天正午在阳光直射下坐禅,以宁静心情、集中精神、磨练意志。有人称这是韩国射箭运动员夺取世界冠军的“秘密武器”。
国内最早研究坐禅在运动员心理训练中应用的是山西大学刘崇庚副教授。1983年在山西省第一届心理学学术论文报告会上,他宣读了“佛教禅定的由来及其在体育训练中的应用”一文,文章中就禅定的要求和方法、移植于运动员心理训练应注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这篇文章最后正式发表在《山西体育科技》1993年第3期上)
禅定,也称坐禅,是佛教心理修习的一种方法。这里有必要回顾禅定的发展简史。就禅定而言,它起源于印度,而发展于我国。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7年)传入我国后,禅定这一佛教修习形式也随着佛教在我国传播。北齐禅法大师僧稠(公元480年~560年)所传的禅定是,舌拄上腭、心注一境和调整呼吸的印度传统禅法。北魏时期,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来到我国,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修禅,并提出“理入”和“行入”的修习坐禅方法。由于达摩被尊称为禅宗的第一代祖师,所以也称达摩禅法为“祖师禅”。达摩禅法依钵相承,二传慧可,三传僧灿,四传道信,五传弘忍。弘忍去世前,想要选定继承人,于是把弟子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写一首最好的“偈”(佛经中的唱词)把禅宗的教义概括出来,当下神秀作偈云:“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慧能看过此偈,觉得禅宗教义阐述得还不够确切彻底,于是他又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弘忍看慧能所作的偈,尤为高兴,遂指定他为继承人,是为六祖。后来由于慧能和神秀争钵,慧能南奔,始分南能北秀。北方在神秀的倡导下,主张“拂尘看净”,力主渐进,仍重戒律坐禅,而南方禅宗六祖慧能则认为,“禅不在坐”,主张顿悟。慧能认为:“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慧能这种不重坐禅的形式而注重明心见性、彻悟人生实质的见解,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
1982年秋,加拿大运动心理学家特瑞·奥里克(Terry Orlick)博士来华讲学,介绍了有关“禅宗”的内容,这也就是后来我们在他的著作《力争优异成绩》(后译为《竞技·心理与优胜》,人民体育出版社,1987年版)中见到的这部分内容。奥里克博士在书中引用的为争取优胜而设计的禅宗方法及其一些材料多取自于日本铃木太才的《禅宗与日本文化》一书。下面是他引用的16世纪日本优秀剑术师田岛的一些话,读后耐人寻味。
“空心方能一心,一心方能无心。唯无心可致奇迹。”
“摒除思虑犹若未曾摒除。遵循技法犹若未曾遵循。”
“心空无物,使不沾一尘,则映万物有如明镜。”
“使身若木偶,则无自我,绝思念,身体手足循所习技法自行其是,是为致胜之道。”
奥里克博士在其著作中引入禅宗内容主要是作者受到东方传统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我们有必要研究禅宗的历史和思想,探寻更为有效的运动员认知心理训练的本土化方法,让民族的智慧之光照亮我们前进之路。
目前国外对禅定至少有下列研究结果:
(1)禅定确能引起生理变化,如出现α脑电波,它是入定所产生的脑电波,而α脑电波的出现,同样使我们产生净定的感受。
(2)禅定能影响身体代谢作用,降低代谢率,使身体所需的能量消耗减少。
(3)一些长年修习禅定的人能随心所欲地控制部分不随意肌肉的活动,如能控制出汗、能控制心跳、甚至能控制自己的脑电波。
上述研究结果出自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美国、日本和印度一些科学家对修炼禅定多年的人的多项生理指标的测量与研究。
1958年,美国学者卡米亚(Joe Kamiya)做了一连串富有独创性的实验,证明了人可以学习随意地产生或抑制α脑电波。当被试脑电图上出现α波时,马上给予一声轻响作反馈信号;卡米亚还教会被试将α波维持一段时间以及改变它的频率和振幅。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会控制自己的脑电波。卡米亚发现,那些学习时特别有成效的人,多半以前有过冥思的经验,也比较能够内省。这种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很快被报界渲染,有人把α波训练说成“电子瑜珈”、“速成坐禅”。
20世纪60年代早期,人类首次尝试利用生物反馈信号改变自主神经系统的机能。由于这些改变太小,完全可以由呼吸骨骼肌的控制来办到,因此未受到人们重视。后来米勒(Neal Miller)等人研究发现,经过南美箭毒处理过的白鼠能学会控制各种不同的内脏机能,从而使以人作被试的生物反馈训练法受到重视。
生物反馈就是用灵敏的电子仪器训练人领悟平时不能察觉的血压、心率、皮温、肌电和脑电等体内的生理变化,使被试能根据这些反馈信息调整自己的生理状态达到预期理想目标。有人(朱琪,1988)认为,放松训练是不借助仪器的生物反馈,生物反馈则是借助仪器的放松训练,两者都是用意念来控制内脏的某些生理活动,但是对于控制某项特定的生理过程来说,依靠仪器反馈体内生理活动信息会取得更快更好的成绩。
生物反馈技术与气功训练相结合已引起我们注意。通常,气功练习全凭练功者的主观感受;练功过程中,放松与入静程度不能准确地感知。如果我们借助于生物反馈仪,就可以避免这种盲目性,从而提高气功训练的效果。我们曾利用肌电生物反馈技术结合三线放松功控制射箭运动员的应激,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找到了传统气功方法与现代生物反馈技术“联姻”的突破口(石岩等,1994)。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坐禅、生物反馈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很多理论和方法上的未知数,因此要注意在应用过程中加强坐禅、生物反馈方面的基础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气功科研工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气功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足让其他学科相形见绌。一批科学工作者投身于气功科研领域,他们利用先进电子仪器来研究气功,让人刮目相看。人们等待着揭示气功规律的那一刻,但盼来的研究成果当中却有不少让人怀疑的内容,如气功外气2000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研究等。20世纪80年代也是“气功大师”辈出的时期。文革过后,仿佛一夜之间在我们这块国土上一下子涌现这么多“气功高手”,在他们的感召下,上亿的中国人投身于大练气功的热潮之中。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的“气功大师”们肩负起气功科研的重任,并热衷于用自己也一知半解的现代科学理论来解释气功。一时间,一些人打着科学招牌,神化气功。据报道,某气功大师曾进行一项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实验,用气功信息和意念力改变全世界蚊子的遗传密码,使蚊子叮人的次数减少,而改叮树叶、草叶……。如果果真入此,那么无疑会造福人类,可惜的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件事。
回顾近二十年中国气功科研工作,可以看出,虽然这期间发表了大量气功研究论文,但有科学价值的并不多;尽管有的气功研究使用先进的理化仪器,但研究结果可能毫无价值。气功科研整体水平是较低的。翻看气功方面的学术杂志,见到的多是练功心得、体会以及探讨气功机理的思辨性文章;即使有一些实验研究论文,大多是简单的实验前后对照比较,个别设立实验组、对照组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方法学上的问题。
有人试图创立“气功学”,使气功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科学的大家庭,与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等学科平起平坐。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时机尚不成熟。谢焕章(1988)认为:“研究气功的出发点,要立足于练功人的实践。对这种练功的实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科学仪器能加以显示,主要是靠练功人的内省……。”对此,笔者联想到的就是,中国当前气功科研现状与上个世纪后期心理学的发展是多么相似。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19世纪心理学争取科学地位的情形。心理学这门学问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了,但一直没有摆脱哲学的束缚。长期以来,心理学研究主要采用哲学思辨的方法。“内省,是传统心理学常用的方法,也是心理学这门学科所独有的研究方法,因为心理现象不同于物理现象,它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物理现象我们可以从外部来对它加以观察,心理现象是发生在内部的,是我们自己能够意识得到的主观现象,要靠我们的体验、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反应,也就是要靠内省,靠我们自己观察自己,自己研究自己……”(沈德灿,1986)。这样看来,似乎心理学研究离不开内省,但很明确,内省又是一种主观观察,其客观性、可靠性受到怀疑。公正地讲,即使是现在的心理学研究中也有使用内省法的,如认知心理学中的口语报告法等,但是与实验法相比,后来的心理学研究中使用内省法的要少得多。19世纪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启发了心理学家的思维,使他们考虑:是否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在此之前,心理学家的研究进展甚小,有的是毫无所得。心理学家们感到由于纯思辨使他们停滞不前,一些心理学家转而借助于物理学和生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学的问题,从而奠定了心理学实验方法的基础。
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undt,1832~1920)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从而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心理学之所以能够摆脱哲学的附庸地位,就在于方法学上的进步。方法学上的进步,心理学就不再是思辨了,而是实验的科学了。这个变化是伟大的。由于方法学上的变化,使心理学近一百年的发展,大大地超过了冯特成立心理实验室以前的二百年”(陈元晖,1979)。从冯特建立实验室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心理学获得了较前数个世纪长足的发展,依靠实验的方法取得的大量的人的心理活动科学规律,初步建立起心理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科学大家庭里争取了一席之地。心理活动不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不知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方法学的进步对创建“气功学”是否有所启发?
王极盛在《哲学研究》1979年12期上发表的“试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一文中指出,气功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学工作者似乎冷落了气功。80年代那场中国气功大论战,参加者中也难以见到心理学工作者(个别人例外)的身影。面对本应有资格研究、有权讲话的气功现象,心理学界一直保持沉默。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见不到国内各位认知心理学家卷入气功论战的言论。难能可贵的倒是一批医学家、物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新闻界人士树起科学的大旗,向伪科学、反科学的气功外气、特异功能谬论宣战。在经过一番较量之后,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气功本来面目任重而道远。
“外气”治病是指某些人认为,经过一定的锻炼,可将自己体内的“气”发放出去,经空间作用到患者身上,并具有治疗作用(张洪林,1996)。张洪林通过长期实验研究后认为:外气疗法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暗示疗法。所谓发放“外气”形式治疗,实际上就是极其充分地运用了暗示手段甚至催眠手段。任何“外气”气功师在为他人治病时,总要使用语言、动作、表情等暗示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手段,“外气效应”就不能出现。
看到“外气疗法”的红红火火,使我想到了国外18世纪出现的“麦斯麦(Mesmer)术”,即催眠术。或许这种中国土生土长的所谓外气疗法与国外的催眠术如出一辙。国外这种催眠术目前已被国内许多医疗单位运用于临床医学和心理治疗中。现在看来外气疗法并不神秘,自称能发外气的气功师未必具有超人的本领,说到底不过是一些二、三流的催眠师。那种借所谓“外气效应”夸大、神化气功功能的说法有违科学事实。
由于修炼气功不当引起精神障碍的现象,通称练功出偏或走火入魔。气功引起的精神障碍在以前并不多见,因而未引起医学界的重视。80年代那场气功热,带来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练气功诱发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与日俱增。作为一种民间传统体育健身术的气功,在短时期内引起那么多的精神病急性发作,在精神病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张彤玲,1991)。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多与练功者一味追求出现所谓的“特异功能”有关。我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张彤玲认为气功引起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是:“人的感知、思维、情感、行为等过程都能受到暗示的作用,在气功状态下,过度的和不健康的暗示可能是致病的重要因素。”
气功所致精神障碍在精神医学的分类中,属于心因性精神病。由于练功时间过长,或接受了种种不健康的迷信宣传,而导致了精神障碍的产生,因为致病原因是其自身心理因素,故归属心因性精神病类。这类疾病只要治疗及时,消除掉不良的心理因素,并按医瞩用药,是可以医治好的,治疗时间也不会很长,一般疗效亦较稳定(张彤玲,1991)。
专家忠告有些人不适宜练气功:(1)既往有精神症状或具有精神病家族史的人不要练功;(2)性格不健全的人最好不要练功;(3)相信迷信的人练功易出偏(张彤玲,1991)。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当你看到哪怕一个人由于练气功引起精神病的现象,你的心情会如何呢?是同情,还是指责气功,还是……?气功本没有错,按照气功的正确方法去练习,可以预防慢性病、治疗一些顽症、强身健体以及益寿延年等,但企图通过练气功出现“特异功能”,变成一个超人,十有八九会误入歧途,引起精神上的紊乱,产生走火入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气功师不满足气功的传统保健功能,夸大气功作用,并纷纷走马灯似地到运动队中讲课、发外气。笔者曾目睹过一位气功师表演“意念致动”的节目,表演结束后运动队请他在比赛中如法炮制一回,让对手受到干扰,结果不尽人意,特别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这位气功师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的气功师声称可以发功教功给运动员,让他们去破世界记录,去拿世界冠军。但是直到今天,笔者也没听说哪一位世界冠军是某气功师发功栽培的结果。“神功”帮不了中国竞技体育,金牌的后面是体育科学,金牌凝结着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汗水和泪水。
现有的一些研究表明,将气功的调身、调息和调心的具体方法应用于运动员心理训练中,有利于运动员身心放松、呼吸自如、心情镇定、集中注意、动作协调,从而减轻运动员比赛中的紧张情绪,保证运动员技、战术水平的充分发挥。此外,一些研究表明,气功对消除运动疲劳,促进超量恢复、防止过度训练有着独特的功效。
王极盛有关气功心理学的研究开创了这一研究工作的先河,引入实验和调查方法来研究气功心理学问题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结果。但从已发表的有关气功心理学研究论文来看,研究方法还很原始。绝大部分的资料都是描述性的,基本停留在感觉和经验阶段(钱铭怡等,1991)。笔者认为,这与一些气功研究者科研素养不高有关。气功师不等于气功科研者,这就好比运动员是体育比赛的主角,但他们难以成为体育科学工作者。运动员退役以后成为体育研究者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现在的体育科研人员大部分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受到过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正因为如此,才能保证体育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使体育科研服务于运动实践。反观气功界的现状,则不令人满意,一些气功师文化水平不高,也不知如何搞科研,但却热衷于气功科研事业,难免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曲解、误解气功的现象时常发生。因此,80年代中国气功科研走入误区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人倡议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开设气功学专业,培养专门人才,这是提高气功专业人员科研水平的重要途径。气功界应欢迎心理学工作者、医学工作者以及相关学科研究者投身于气功方面的研究。气功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搞科研离不开通晓科研的人。笔者认为,21世纪科学一定能揭开气功神秘的面纱,是科学拯救了气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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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张力为、任未多主编:《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