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心理人生

著名心理学家墨菲说过：“在冯特创立实验室之前，心理学像一个流浪儿，一会儿敲敲生理学的门，一会儿敲敲伦理学的门，一会儿敲敲认识论的门，1879年以后，它才成为一门实验科学，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和一个名字。”我与心理学结缘之前与此描述有一些相似之处。

1984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的人生和心理学结缘。时光飞逝，岁月荏苒，而今，回顾这20多年来我在心理学方面的求索道路，感触颇深，而这种经历带来的精神财富伴随着我的成长过程，逐渐沉淀下来成为生命的本源之色。

一、求学之路

1984年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上，赛前夺标呼声最高的我国优秀跳高运动员朱建华没有实现金牌的梦想。当时，我正在山西大学体育系学习，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良好的心理品质对运动员比赛成功至关重要，我要学好心理学，将来成为一名运动心理学家，为中国运动员提供心理服务。”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购买心理学书刊，并在体育心理学老师刘崇庚先生的辅导下自学心理学。

在1985年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学函授大学的一则招生简章，看到以后我非常兴奋，第二天就去函报并寄去180元的学费。两年的心理学学海遨游，使我对心理学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1987年，我大学毕业的同时拿到了该校的毕业证。现在看来，这段学习相当于现在所谓的“双学位”。可以说，心理学函大的系统学习成为开启我学习心理学知识大门的一把宝贵钥匙。从此，我便和心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7年我大学毕业时考上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生，成为全年级惟一考上研究生的学生。很多同学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但我深知这只是我心理人生的起步。当时学习条件比较差，心理学方面的资料贫乏，但是一种努力学习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总在无形中鼓舞着我不断向前。

西南师范大学（现在的“西南大学”）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背靠缙云山，依傍嘉陵江，校园景色宜人，更重要的是这里心理学氛围浓厚，成为我心理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这里，得到了我的导师、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杨宗义教授的悉心培养，与此同时，聆听了黄希庭教授、蒋明澄教授、曾欣然教授等一些知名学者的讲课。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点燃了我系统研究心理学的星星之火。杨宗义教授在心理实验设计方面的指点为我日后的心理学实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黄希庭教授的道尔顿制授课形式，简洁而有效，引发我心理学研究的浓厚兴趣。研究生学习让我加深了对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与理解，开启了我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大门。

毕业多年之后，我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同时，强烈感受到应该更多地从人文视野来审视心理学的发展。2001年我到北京体育大学攻读运动训练学的博士学位，其实是一个反思心理学的过程，也希望能利用学科交叉的优势来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在北京体育大学的3年间，我做了5次博士论坛的讲座，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记录”。

2004年毕业回校工作，我还想继续学习深造，经过申请，有幸被批准进入山西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

二、学以致用

研究生毕业之际，导师杨宗义教授对我说：“你今后最好能先到运动队工作几年，然后再回大学做学问。”也就是后来我理解的“先专家后学者的道路”。我听从了导师的指点，主动联系到山西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并选择到运动队工作。5年在运动实践中的“摸爬滚打”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为今后的体育运动心理研究选题创设了很好的条件。5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是在山西省射击、射箭队的第一线工作，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日积月累，逐渐对这两个项目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后来的一些研究都和射击射箭运动有关。

经过10年的积淀，我于1999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个人专著《射箭射击运动心理学》，并在2005年又出版了《射击射箭训练新理念》一书，这些成果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快乐，也为中国射击射箭心理与训练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做了一点具体工作。

我要成为中国最好的射击射箭心理专家，并一直坚定地向这个目标迈进。2001年我应邀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射箭队的心理顾问。2003年12月应邀到广州军区射击场为备战雅典奥运会的步枪、手枪、移动靶项目国家射击队讲课。在听讲的人中，有后来夺得奥运会冠军的杜丽、朱启楠、贾占波等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2004年应中国射击协会的邀请，在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会射击教练员培训班上主讲《高级射击运动心理学》，参加培训的大多是我国优秀的射击教练员。2005年，在“中德竞技体育科学研讨会”上应邀做专题报告：“中国高水平射击运动员训练方法的心理学研究”。同年，在全国第13期射击教练员与第5期射箭教练员岗位培训（高级）班上讲授《射击射箭运动心理学》。

每当我“沉迷”于心理学研究与应用工作时，杨宗义教授的一句话经常在我耳畔响起：“让心理学成为看得见、听得着、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知识。”

三、母校至爱

1994年我回到母校——山西大学任教。这离不开刘崇庚老师的力荐，也要感谢杜新镜主任的支持。回校工作，我着手于体育心理学实验研究，尽管那时实验条件简陋，但我还是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实验研究，并相继在《心理学报》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这实现了我多年的一个梦想，也让我明白很多的人生道理，并懂得了做好科学研究的真谛所在。

多年来，山西大学给予我很多宝贵的机会。学校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帮助我建立体育心理学实验室，同时也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1997年和2000年我分别被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教授职称，并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体育学教授。2002年5月8日，山西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了点燃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仪式上主火炬的任务。这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信任。百年传承，薪火相继，这把火照亮了学校未来的百年发展之路，也映照了我向前发展的人生道路。2004年我被学校聘为博士生导师，并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体育学博士生导师。

四、社会责任

1994年我28岁时，当选为山西省心理学会秘书长，这要得益于刘崇庚老师和韩向明教授的举荐与会员们的支持。老一辈多年的工作为山西省心理学会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我们团结全省的心理学工作者，积极开展心理学学术活动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为推动山西省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2001年我有幸被选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这为我提供了一个和中国一流心理学家们交流的舞台。

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了肩负着一种社会责任。2002年我很荣幸地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开始了球场观众暴力方面的研究，希望能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微薄之力。此外，我在2001年博士生入学之初，开始关注我国优秀运动员如何在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以及如何在重大比赛当中减少失误这样的问题，并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运动员参赛风险，尝试建构一个新的理论，就是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理论。这个研究后来得到了原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吴寿章先生及其他专家学者的肯定。我觉得不管是研究球场观众暴力还是探索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都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把自己的研究和对国家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这种举动蕴涵了我难以言表的心情。

博士毕业后回到山西大学，我和我指导的研究生们（应山西省体育局的邀请为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山西省体育代表团编写了《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手册》和《通向冠军之路——运动员参赛准备方法指南》两本书，并且着眼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看到山西籍的运动员能代表三千万父老乡亲站在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五、恩师情深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论何时何地，回想起我的几位恩师，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在我的人生发展道路上，他们无私的帮助和鞭策，促使我不断向前，他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阅历，为我的前行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