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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是浙江嘉兴。父亲兄妹四个,父亲排行老三,是家中唯一的男丁。

爷爷有两个老婆,父亲是二房生的,大房没孩子。二房原先是爷爷的丫鬟,让我爷爷搞大了肚子,收为二房的。浙江人重男轻女,大姑二姑都没读多少书,父亲读了大学,毕业分到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教书。他长得黑,但很帅,教音乐,很有女人缘。他的女同事和女学生,很多都喜欢他。

母亲原来是父亲的学生,和父亲结婚时,肚子里已有了我。因为怀孕和生我,母亲不能投考艺术学校,她这一生都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说是我害她误了前程,她不认我这个女儿。她恨我,从我生下来的那天起就恨。她出生在大户人家,还算是个大家闺秀呢,可是你不知道她对我的那种恶毒……可是并不是我要出生的,我是无辜的呀。

我出生没多久,母亲就把我送到她姐姐那儿,几年后才接回来。我没吃过她的奶,也从没感受过什么“母亲温暖的怀抱”。

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他们的婚姻早已不和谐了。母亲和父亲吵架打架,父亲也渐渐不让步,彼此的厌恶一天天积淀,随时都会爆发。

我懂事起就整天听到父母吵架。一吵了架,母亲就把气撒在我身上,我不惹她她都要打骂我。“你这个灾星,害了我一辈子。你这个害人精怎么不死,要害我到几时?!”这是她常常声嘶力竭冲我叫骂的话。

母亲吵闹,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放心父亲。父亲回家晩一点,她就吵,咄咄逼人,非要刨根问底他干什么去了。父亲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就是不告诉母亲。

一次吵架,母亲提着装有开水的热水瓶砸向父亲。那篾壳热水瓶嘭的一声掉在地上,亮亮的瓶胆碎片摊开一地。倒霉的还是我,要把这些玻璃打扫干净。幸亏是冬天,穿得厚,父亲没伤着。他们吵架打架都无视我的存在,我已看惯了,也不害怕,看着他们打,如看斗鸡一般,好像他们打架根本不关我的事一样。

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

母亲长得还算好看,但没有工作,人又懒,觉得自己会画点画,很了不得。我八九岁起就要做所有的家务,还被嫌弃做得不够好。我要上学,好多家务事做不完,母亲就毒打我,掐我的脸和手,用脚踢我踹我。

一次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和她吵,问她自己怎么不做事。母亲说她在家里是最小的,从来不做事,十指不沾阳春水。“怎么样,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父亲气得不行,两人吵到要离婚。父亲说:“离就离,这日子没法过了。”那时离个婚不容易,要经过多次调解,“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就在这调解的过程中,父亲被划为右派。

这下婚也就顺利地离了,他们问我跟谁,我选择跟父亲。父亲被下放到安徽定远县一个偏僻的村子,十多岁的我和他一起到了乡下。

白天父亲出工,我上学。我成绩很好,喜欢看书,是个好学生。只是我很孤独,言语不通,远远地望着人群,却无法接近,嘴里就像含着个苦栗子,苦涩得难以下咽。

更苦涩的是,爸爸脾气变得很坏。在外面对人点头哈腰,回到屋里关上门,他不是阴沉着脸,就是对我发一顿狂躁的怒火。我怕他。

我们住在两间废弃的屋子里,屋子里有一个陈旧的木楼梯,通向阁楼。阁楼屋顶有两片明瓦,有太阳的日子,便有两道宽宽的光柱穿过明瓦射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扬,如同正下着毛毛细雨。我经常躺在楼板上,躺在光的毛毛细雨里,双手枕着后脑勺想心事。我想自己长得漂亮。我想有个喜欢我的父亲,用慈爱的眼睛看着我。我想像别的女孩一样能牵着父亲的手,仰着头娇娇地看着父亲,絮叨着,发出咯咯的笑声。我天天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明白,母亲怎么会一生下来就不要我?我现在为什么会在这乡下面对一个暴戾的父亲?

楼梯十分陈旧,每踏上一步便发出吱呀一声。也许是我太寂寞,我喜欢这声音,它伴随我上上下下,如一个玩伴一样和我不离不弃。更何况上得楼来便有一种安全感,避免父亲无来由的打骂。一次我又急急忙忙上楼去做我的白日梦,一不小心从楼梯上一头栽到楼下,不偏不倚,正倒栽在楼梯下的水缸里。幸亏缸里水不多,又有两片缸盖挡了一下,我很快爬了出来,毫发无损。

我换上干衣服,双手托着脸坐在楼梯上想:“要不要告诉爸爸呢?爸爸知道了肯定是对我一顿毒打。”还没拿定主意,父亲就回来了,我的心几乎吓得要跳出来,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他。看着父亲去缸里舀水煮饭,我怯怯地走到他面前,又怯怯地对他说:“爸爸,这水不能煮饭,我刚才掉进水缸里了,这水很脏。”

父亲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一边说:“怎么没淹死你?怎么没淹死你?你这个讨债鬼!”这一阵撞击让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我强忍着,把嘴唇咬出了血也没哭。

那晚我没吃饭,拿着一把剪刀上了楼。我痛啊,气啊,气父亲下手太重,手一摸头就痛,还鼓起两个大包。我把气撒在头发上,用剪刀把自己的头发一阵乱绞,感觉没法抓住才放手。

从此以后,我一直没留过长头发,一辈子男不男女不女。

那年冬天出奇的冷,冷风细流般地往屋子里吹,绵长、锋利。我无法躲在楼上了,风无孔不入,我如同坐在一个冰窟里。我走到外面,看到一堆稻草。我太想烤火了,就返回屋里点了一支蜡烛,又抓了一小把稻草点燃,想把自己烤烤暖和。万万没想到那火顺着风势,瞬间就把那堆稻草烧着了,真的太快了。我慌慌张张跑回家里,爬到楼上,吓得全身像筛糠一般。

那个寂静冬天的黄昏,我把队上的一小堆稻草烧得精光。

终于听到队干部上门来了,他们质问父亲为什么教唆孩子放火,批评他一个“右派”不老实改造,反而做着反对政府的坏事。父亲像个罪犯,低头站在那里,连连说着:“我没教育好孩子,对不起党,对不起政府,对不起领导,今后一定改,一定改。”

我也像个罪犯一样从楼上下来,低头站在队干部面前,解释自己实在太冷了,想烤烤火,其实只抓了一小把稻草,风太大,一下把那堆稻草烧燃了,不关父亲的事。可是我的话不起作用。

父亲突然飞起一脚,直朝我的后腰踹来。这一踹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一下趴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我的尾骨断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床上,我就像一堆被霜打的野草一样,奄奄一息地趴在那里。

我痛得呼天喊地,茶饭不思,连厕所都上不了。几天下来,痛得不成人形。我想我要死了,这次死定了,死定了。我用头撞墙,想快点死。慢慢地,我连喊叫的力气也没有了,痛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父亲这才请求队上准假,把我送到了二姑家。

是二姑救了我。去看医生时才发现,脓都流到脊椎骨里了。我天天吃药、打消炎针,半年里一直趴着睡,半年后才能慢慢站起来。你不相信吧? 0bC2tGFk7Ym4uBqmww7pVT77huonzwCpjnk3rxxEJUBGDUEJSg7UaTzHoENlTo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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