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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保护珍稀濒危鸟类，首先考虑的是健全法制、普及宣传、强化已有的各种保护体系以及办好自然保护区。其次大力发展挂牌保护、迁地保护和驯养保种，鼓励民间人士积极从事此项工作。与此同时，还要继续加强监测和定点定位研究，对重点物种制定针对性的保护对策，从确保重点物种的生存繁衍的要求出发，在其重点分布区域抢救性地建立一批保护区，实行抢救性的保护。
作为唯一一种终生生活在高原地区的鹤类，黑颈鹤在我国繁殖地相对集中于西藏中西部、青海东部、四川北部等地。黑颈鹤的生存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有高原地区湖泊的开发利用、建立渔场、修筑公路，以及大规模排水、改造沼泽、游牧区域扩展等。这些人类活动使得沼泽干燥，面积不断减少，干扰了黑颈鹤的正常栖息。栖息地破坏、丧失和冬季缺少食物，使黑颈鹤受到严重威胁。由此可见，人为活动干扰容易造成鹤类栖息空间压力。
从空间角度考察动物栖息地与人类土地利用关系，科学合理地确定重点保护区域，是缓冲物种栖息地保护与土地开发利用矛盾，促进物种保育管理的重要方式。因此，黑颈鹤的保护区域可划分为重点核心保护区域和次重核心保护区域。重点核心保护区域觅食地分布密集，与农耕地关联性大，应给予重点关注，注意其农耕地的保全，注重保留传统耕作方式、耕作种类和数量、禁止农药施用等管理。次重核心保护区域分布有少量觅食地，靠近夜栖地且连片分布农地面积较大，受到的干扰较少，在相同条件下更有可能会成为重点核心保护区域觅食地选择的替补。从总体上讲，整体的土地利用空间规划，需要关注外围农耕区域中重点核心保护区域、次重核心保护区域的土地利用性质与方式，除重视湖滨带湿地生态系统恢复重建外，外围农耕区涉及人鸟冲突更为严重，面临的土地利用不确定性更大，需要持续性地给予重点关注。
除保护区外，还应做好下列工作：停止沼泽排水和使用杀虫剂、杀鼠剂；控制草地牲畜，并在繁殖湖泊和沼泽周围建立保护缓冲区；在自然保护区系统中包括新确定的中途停留地点，其中大多数尚未受到保护，特别是那些受到当地牧民干扰的地区；在整个黑颈鹤分布的范围内协调该物种的工作，分享有关威胁和保护响应的信息，以及增加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等资源管理者的能力。
另外，还应仔细规划越冬和繁殖地区的旅游／生态旅游开发；教育农民并在重要领域实施补贴，以促进适合黑颈鹤的管理，且减少干扰。
食腐鸟类在这里主要是指鹫类，栖息于高山、高原及一些高海拔地区，绝大部分以腐食为生（高山兀鹫），少数亦食动物骨骼（胡兀鹫、秃鹫）、乌龟和鸟蛋（白兀鹫），被称为大自然的清道夫。在消灭腐烂尸体、减少疾病传播、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开始，分布在南亚次大陆的鹫类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这些受影响的鹫类至少包括了世界上古老的3种兀鹫，导致从1992年开始南亚次大陆超过了90%的鹫类死亡，迫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这3种鹫类重新划分等级，归于极危（CR）。这些归因于一种用于牛身上的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 l ammatory drug, NSAID）——双氯芬酸钠。鹫类取食了这种含有双氯芬酸药物的家畜尸体后，由于分解不了这种化合物，导致药物积累中毒，肾衰竭，最后脱水而死。这种药物广泛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中国等地区或国家使用，不仅对当地食腐鸟类产生重大打击，而且对分布在中国的鹫类同样具有较大的潜在威胁。
南亚次大陆鹫类的消减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作为一种分布范围广、密度低的食腐动物，在我国同样面临着诸多危险。食物缺乏、栖息地破坏、环境污染、捕抓、贩卖、标本制作、动物园展示、兽药滥用（二次中毒）、电网威胁等都是我国和全球鹫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当前迫切需要开展的任务是监测种群数量，查明国内鹫类现状；加强鹫类食性、栖息地、繁殖生态、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完善法律法规，划定专门针对鹫类的保护区（避难所）；加强国际有关鹫类迁移、药物中毒、种群数量、生存威胁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和研究。
斑尾榛鸡是全球分布最南端的雉科鸟类，仅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地区的山地森林。作为一种高山鸟类，在甘肃南部生活在海拔2 600～3 500 m的原始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中，由于低海拔地区的毁林开荒、林业采伐、放牧、村镇建设等人类活动的扩展，许多高山针叶林及针阔混交林成为相互隔离的“孤岛”，使斑尾棒鸡的栖息地出现严重的隔离及破碎化，影响到斑尾榛鸡的种群结构，在一些地方面临灭绝的危险。
据研究，斑尾榛鸡能够在森林遭受一定程度破坏（砍伐率接近60%）的情况下艰难生存和繁殖，只是种群密度大为下降。随着1998年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大面积斑尾榛鸡的栖息地得到有效的保护，植树造林使得被毁林的山坡上重新出现森林，斑尾榛鸡的生存状况正在得到好转。但是10%～29%的斑尾榛鸡巢穴被当地居民发现，并取走其中的蛋，导致其繁殖成功率大幅下降。
综上所述，有关部门应尽早完善法律法规，划定专门针对珍禽类的保护区（避难所）；同时在进行交通道路建设和城镇规划设计时，要专门开展雉类保护生物学研究，防止其栖息地向破碎化转化。
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各级地方人大、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法律和规章，环保、林业、农业、地矿、海洋等有关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自然资源保护措施。
目前相关的法律在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方面尚存在盲点，从维护野生动物种群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出发，要搞好已有保护区的布局和网络体系的完善工作，尤其是必须重视保护区之间的廊道、破碎化的栖息地连接等工作，完善保护区体系建设。一些可能对栖息地造成影响的大型工程和公路铁路的建设，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应从生态效益的角度出发，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对濒危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禁止在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内开展任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确保物种不灭绝。
针对栖息地土地权和管理机构行政管理权的冲突，当地居民生活生产和栖息地管理的冲突建议通过完善土地征用和补偿制度来解决，法律应引导各种主体协调地、友好地和互补地共生。必要时征用集体土地所有权或征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给当地居民征用补偿费用。进一步完善栖息地公众参与机制，建立政府建设开发项目磋商程序。地方政府建设开发项目可能破坏栖息地的项目主管部门应与上一级政府林业、环保部门磋商，并请生态、经济、法学等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论证过程实行不记名半数否决制，否决的结果将导致项目被否定。专家名单应由专业部门提出后针对不同个案时随机选出。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青海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了三江源地区要把生态保护和建设作为首要任务，要加快从农牧民的单一种植、养殖、生态看护向生态生产生活良性循环转变，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保护与民生的关系。
新时代，以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保护好“中华水塔”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要求为目标，以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为依托，对适宜造林地块加大人工造林，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将宜林的牧草地纳入人工造林，给予牧民生态补偿，缓解林牧矛盾，鼓励牧民对人工造林地块承包管护；对无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加大封山育林，保证植被自我修复，实现森林资源有效增长。
玛可河林区“一地两证”的矛盾十分凸显，国家实施的重点生态工程为牧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和支持，但这远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林区与牧民群众共同发展的问题。根据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要创新资源管护方法，探讨研究“一地两证”管理办法，改善林牧矛盾，以“因养林而养人”为方向，让林区更多的牧民群众参加森林管护，既能增加收入，又能逐步解决林区的社会矛盾问题。同时创新森林资源村级承包管护模式，使更多的牧民群众受益，享受国有林场改革的“红利”，由“靠山吃山”变为“养山富山”。
要转变牧民群众传统以木材生活方式为主的思想观念，一方面要加快国家大电网进入林区，在林区推行“以电代薪”，由财政加大生态补偿的转移支付补助标准，对林区群众给予电费补助，彻底解决生活能源问题。另一方面，群众的住房为石木碉楼结构，无抗震和保暖性能，还存在极大的火灾隐患，因此，借助国家实施的牧民保障性住房改造和“乡村振兴战略”，对藏区牧民群众给予特殊的住房改造补助政策，鼓励群众转变传统石木结构住房，缓解林区群众的林木矛盾，加快林区牧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建设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在开展国家各项生态保护项目的同时，开展各项社区共管工作。参与式社区共管是社区内全体成员共同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决策、实施和评估的过程，是以当地社区村民为主体对社区内的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和管理的模式。它特别强调社区在共管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村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工作，不仅参与项目的全过程，而且要从中受益，并保证社区在持续利用资源时与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相一致，其最终目标是自然资源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结合。首先，制订3～5年的中长期规划和每一年度的工作计划。然后，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制作环保标牌，举办野生动物知识普及讲座，以及进行林木培育和林下产业、牧区实用技术培训、村内及林区环境整治等活动。通过社区共管使当地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其栖息地得以恢复，草地及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得以发挥，社区保护能力和资源管理能力得到加强，牧民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得到提高，社会经济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