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千峰翠色越州窑

越州窑简称越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青瓷窑系。早在东汉时就烧成了我国最早的青瓷，揭开了人类瓷器史的第一个篇章。自东汉一直到南宋初，在宁绍平原这片青山绵延、绿水环绕的沃土上，越窑持续了长达1100余年的青瓷生产。这期间，越窑对内上贡朝廷，下供庶民，备受青睐；对外远销至亚洲、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唐宋时期广受追捧的外销瓷种。

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将青瓷比作玉和冰，白瓷比作银和雪；认为玉雅银俗，冰雅雪俗，青瓷比白瓷更宜茶。尽管这只是陆羽的一家之言，但我们回望越窑发展历史，会发现唐宋时期是越窑的鼎盛期，越窑青瓷以精湛的制作工艺和如冰似玉的釉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赞赏，如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孟郊：“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徐夤：“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等等。“秘色瓷”更是成为一代名瓷，作为地方贡品供奉朝廷，据文献记载，仅北宋初期吴越国所贡越瓷就达14万件之多（图6-01）。

人们常说古瓷尚青，而青瓷的极高境界就是如冰似玉。越窑先进的制瓷工艺，以造型、釉色取胜的审美理念，直接或间接地对耀州窑、汝窑、湖田窑、龙泉窑、南宋官窑、高丽青瓷等中国南北方众多窑场和朝鲜半岛、日本的制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无论从越窑制瓷工艺还是审美层面，“母亲瓷”这个称谓对越窑所产瓷器来说都是恰如其分的。

一、置官监窑与制样需索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乙酉（初一日），吴越第五任国王钱弘俶迫于时局形势压力，北上汴京（今河南开封）纳土归宋，吴越钱氏在两浙统治至此终结。五月乙酉（初一日）至八月丙辰（初四日），北宋朝廷完成了与吴越政权的全方位接交。此前生产大量精美青瓷进贡的越窑继续受到北宋朝廷的重视，派员全面接管越窑窑务，自此，越窑生产在宋朝廷监“越州瓷窑务”官的直接管理下，迎来了别开生面的新局面，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不同于晚唐五代越窑青瓷光素无纹的总体面貌，北宋初开始大量制作细线划花产品，颇具新意。这种装饰手法以纤细的线条勾勒图案，可表现丰富的内容，所以又被称为“线刻”。主题纹样多取鹦鹉、摩羯、龟荷、花鸟、云鹤、孔雀、双凤、龙纹、四荷纹、莲瓣、牡丹、菊花等珍禽瑞兽、奇花异草题材，并以卷云、卷草、折枝花卉等为辅助纹饰，线条纤细流畅，构图规整对称，图样繁密严谨，配以修坯精细、轻薄的胎体，浅淡光润的青绿釉色，体现出鲜明的宋代工艺美术特征（图6-02）。精美繁复、布局规整、丰富多样并成套式的细线划花图案花样和器形样式，其制图与设计都非一般民间窑匠师们所能企及。有学者推测，越窑的细线划花纹饰与风格有可能受到了北宋初期宫廷院体画高贵典雅又精巧秀润风格的影响。

制样需索，是北宋朝廷在越窑置官监窑后推行的制度，先由宫廷制作画样图稿，再经监“越州瓷窑务”官指定制瓷技术水平高的民窑，按样式和规定的数量进行烧造。在慈溪上林湖窑址，发现一些刻有“官样”字款的越窑青瓷标本，也即“制样需索”的样品，以盘、碗、盏等日用器为主，它们无疑是这一时期越窑“制样需索”制度的实物例证。

仁宗时期曾任余姚知县的谢景初，在任时所作《观上林垍器》一诗，真实描写了当时上林湖越窑的窑业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全诗如下：

作灶长如丘，取土深于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裁一二占。里中售高价，斗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扑，争乞宁有厌。鄙事圣犹能，今予乃亲觇。

诗的前半部分描写了上林湖越窑巨大的生产规模、瓷器的生产过程以及窑工的辛苦劳作，后半部分则记述了“北人”对越窑瓷器的珍爱。诗中虽没有贡瓷器的内容，但从北方人对越窑瓷器“争乞宁有厌”的描写，可想见此时越窑瓷器的精美以及在北方受珍视的程度。辽统和十五年（997）韩佚墓以及辽开泰七年（1018）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具有相当代表性。

韩佚墓位于北京西郊八宝山，1981年发现，是辽开国功臣韩延徽之孙，生前任辽兴军节度副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其墓中出土了9件秘色瓷器。这件划花宴乐人物纹注子，葫芦形钮盖，花瓣形直口，瓜棱状圆腹，矮圈足，长流高曲柄，施青绿色釉，腹壁两面分别绘四人宴乐图，人物高髻发型，着广袖宽袍席地两两对向而坐，在重峦叠翠、祥云飘浮间举觞共饮，席间鲜果满盆。画面线条流畅飘逸，构图疏朗雅致，给人以清逸飘洒之感，是集实用与艺术于一体的越窑秘色瓷珍品（图6-03）。

1985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发现的辽开泰七年（1018）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出土有越窑秘色瓷12件，以划花双蝶纹花口盘与划花缠枝菊花纹花口盘最为精致（图6-04）。器形均作六曲花瓣形，内底分别线刻双蝶与细重枝菊花纹样，线条流畅清晰，构图饱满清晰，釉色莹润光亮。其中菊花纹花口盘外底还刻有“官”字款。对蝶图案是唐宋时期一种流行装饰纹样，除了常见于瓷器，也有带对蝶图案的玉器和银器出土。

从文献记载看，直到北宋中期，越窑仍是北宋宫廷用瓷的主要来源之一，尽管进贡的数量较过去已大为减少。这种情况到11世纪后逐渐改变。随着越窑高质量产品的不断输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原地区制瓷业的创新和发展。耀州窑、定窑等窑场都曾受到越窑影响，产品面貌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浅浮雕式刻花和细线划花等装饰手法，都与越窑青瓷一脉相承。

考古资料显示，至北宋晚期，越州窑业整体上已日趋衰微。成书于宣和年间的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言：“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由此可知在北宋末年，越州“秘色”已成古物。此时的越窑产品已经没有了往昔润泽光亮的釉色，呈现出灰暗的色调，虽偶有精品出现，但也是屈指可数。有意思的是，越窑此时开始出现印花装饰，反映出北方耀州窑和定窑的烧造工艺开始反过来影响越窑。越窑与北方窑口的时空互动，生动地折射出宋代民窑生产之所以能繁荣兴盛的本质动因。

二、南宋越窑的转型

成书于南宋前期的《坦斋笔衡》，文中“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之说，曾在相当长时间内让人相信北宋晚期是越窑生产的下限。然而明嘉靖时人李日华在《六研斋笔记》中又有“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 的记载，陶瓷考古界觉得有必要厘清越窑瓷业衰落与消亡问题，于20世纪90年代起对上林湖及其周边窑址进行大规模勘察调查，在古银锭湖窑区的低岭头、开刀山、张家地、寺龙口等窑址发现了南宋越窑遗存。发掘结果表明，越窑的下限至少可延续至南宋早期，且南宋窑业生产存在着两种不同风格的产品。除越窑传统的青釉产品外，还有一类风格迥异的新产品，格外引人注目：除了碗、盘之类的日用瓷，还有觚、钟、鬲式炉、葱管足炉、尊、梅瓶、折肩瓶等陈设用瓷，部分器物为素面，通体施不透明的乳浊釉，釉色呈天青、月白等色，烧成工艺与北宋清凉寺的汝官窑产品有很大的关联性，被考古学界称为“低岭头上层类型官窑型产品”（图6-05）（图6-06）（图6-07）。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部重要的南宋史书——《中兴礼书》在北大图书馆被发现。据《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记载，绍兴元年至绍兴四年（1131—1134），为宫廷烧造祭祀用瓷器的地点即在余姚（南宋时的余姚包括今余姚、慈溪等地）：

（绍兴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条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项，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

（绍兴）四年，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今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合用祭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

将这段史料与考古成果对应，似可确定低岭头类型窑业即为绍兴初年宫廷祭器的烧造地。这些“官窑型”产品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它把越窑、汝窑与南宋官窑紧密联系了起来。

三、越窑的“陶瓷之路”

20世纪60年代，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在对亚洲和非洲滨海地区出土的中国古陶瓷进行广泛调查后，提出：“在中世纪时代，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联结着一根坚强有力的陶瓷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给这条联结东西方的海上航路取名为“陶瓷之路”。这是一条有别于“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途，如果单以古陶瓷输出而言，它的历史比“丝绸之路”要晚，但它的分布范围却比“丝绸之路”广袤得多。“陶瓷之路”起点为东南沿海的扬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泉州、广州等古代贸易港口，在穿越茫茫大海后，到达亚、非、欧各国。

越窑青瓷是我国最早销往海外的贸易陶瓷，它与长沙窑、邢窑、定窑等同属于“陶瓷之路”的先行者和探路者。研究表明，中国古代通过海路外销瓷器大约始于8世纪后半叶，9—10世纪为第一次高潮，这期间，越窑外销的数量比较有限。10世纪后半叶，越窑一跃而成为当时中国向海外输出最大宗的瓷器。其中以井里汶沉船出水的数量巨大的越窑瓷器最能说明问题。

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省井里汶附近海底发现的一条沉船，由于其中的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刻有“戊辰”纪年，结合对比其他考古材料，考古专家将这批出水瓷的年代划定在10世纪的后期，即北宋初年。

根据发掘者的报告，在出水的49万多件器物中，中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少量白瓷器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超过了30万件，有碗、盘、托盏、杯、瓶、罐、盒、炉等多种器型，其中包括以前主要在北方窑口发现的鸡冠壶和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划、刻、印、镂、贴、塑等今天所知的10世纪越窑所拥有的所有装饰技法，在这批出水瓷上都能见到；装饰纹样更是丰富多彩，许多纹样超过了我们今天对这一时段越窑青瓷的固有认知。

如井里汶沉船出水的套盒，相似的器型可见于河南巩义北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墓及杭州临安区吴越国王钱元罐妻马氏康陵墓出土物（图6-08）（图6-09）。

同船出水的摩羯形器，与前几年杭州城市建设中出土的一件从造型到装饰都近乎一致（图6-10）（图6-11）。

另外，此船出水的一件皮囊壶较为罕见，之前仅见于南通博物苑收藏有一件（图6-12）（图6-13）。

这些出水瓷虽经历千年之久的海水侵蚀，器表釉面斑驳干涩，但依然能判断出属质量上乘之作，且出现了与供御性质相似的产品，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虽然越窑在五代至北宋初明确是贡御的窑场，而且是一种设窑务并派官监烧的管理体制，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越窑生产的精美高档瓷器，既被选来用于贡御，也可用作商品外销，此时皇室对器型和纹样使用的限制和规范似乎也没有那么严密和苛刻。

从已知海外考古材料看，越窑青瓷成规模地外销，自唐经五代至北宋，已拥有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从韩国、日本，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再到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乃至非洲的埃及、肯尼亚……在亚非各国的沿海主要港口和城市发现的丰富的越窑青瓷遗存，向世人勾勒出一幅越窑“陶瓷之路”的壮丽画卷。 v/vmGDoN+IVlhQS3EFZ215YoJERjkysTvXiHEOmqz4EjZNuysnDQryIMb8ccvS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