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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瓷器发展史上，滥觞于浙江宁绍平原的青瓷，在经历了隋唐“南青北白”的发展后，至宋代已是名窑辈出，各领风骚。以雨过天青之色为基调的汝窑，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官窑滋润如玉的厚釉与端庄秀雅的器型相得益彰，令后世追仿至今；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釉，显然是对官窑厚釉工艺的继承和强化，达到了厚釉青瓷艺术的巅峰；耀州窑则以刻、划、剔、印等表现手法，形成颇具特色的装饰风格……所有这些都是各青瓷窑口的工匠们在不突破单色釉的前提下所做出的努力。
钧窑则不同，尽管它的基调是青色，但窑变和乳光则是构成钧瓷艺术美的两个外观特征。乳光是指钧窑釉所呈现的青色是半乳浊状态的，并产生深浅不一的蓝色，含蓄而优雅；窑变是在青釉制瓷工艺中掺入了复色釉技艺，在烧成中随着温度和气氛等变化产生不同的色彩，且多种色瓷交融流动，发生复杂的交错变化而使釉色呈现紫、红、蓝、青交相辉映的绚烂效果，这无疑为宋代青瓷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美学境界，钧窑也因此被列入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钧窑产品有俗称的“民钧”和“官钧”之分。“民钧”产量颇大，流传亦广，故被列入五大名窑的实际上是指俗称的“官钧”。“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片”，这是有关“官钧”瓷器流传最广的一句民谚。
传世官钧的作品颇多，主要是用于陈设的器型。台北故宫博物院曾于千禧年举办过一个钧窑瓷器特展，120件造型各异的作品，配以釉色鲜艳的窑变，令人印象深刻。但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一处窑场，在宋元文献中未曾见到相关的记载，目前所知最早的记载时间是在明代。在知名度较高的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宣德鼎彝谱》中，首次出现“汝、官、哥、钧、定”宋代五大名窑。
由于该书完成于宣德三年（1428），而编撰者吕震则于宣德元年（1426）已去世，故学界对该书的真伪始终存在异议。此外，明代收藏家项元汴在《历代名瓷图谱》中有“宋均窑”称谓；万历十九年（1591）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论诸品窑器”中将钧窑列于龙泉窑、吉州窑、建窑之下。
清代文献中出现较多钧窑的记载，乾隆年间张九钺的《南窑笔记》认定钧窑为：“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
嘉庆二十年（1815）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曰：“均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也。”
此后关于钧窑的论著大多沿用此说。
传世精品的胎质厚而坚硬，胎色深灰带紫褐，器物底部常刷一层褐色釉，俗称“芝麻酱釉”。釉汁莹润呈半失透状，有天青、月白、天蓝、紫红等色。从工艺原理分析，钧窑的釉属于分相釉，当器物在特定的烧造工艺和较慢的冷却速度下烧成时，釉会分离成两个成分不同、互不混溶的液相，其中一相会以无数孤立小液滴的形式分散于另一个连续相中，使得钧瓷釉的颜色、色调和乳浊度产生复杂的变化，从而赋予钧釉自然多变的艺术美感。“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无双”，是对钧瓷独一无二特征的精准概括。
图4-01 钧窑 蓝釉紫斑胆瓶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藏
钧窑少量产品釉中含有微量氧化铜，通过窑变，呈现天青色与玫瑰紫或天蓝色与海棠红相互交融、变化无穷的美妙景象。就古代烧瓷技术而言，由于铜对窑温和烧成气氛十分敏感，凡釉中含有铜成分的呈色效果很难把握。它须得在还原气氛中，以1250℃以上的高温才能出现红色，若稍有偏离，釉色就会发生变化。这种铜红彩釉技术，最初出现一定是偶然的，钧窑的窑工们在长期实践中发现并掌握了铜元素的还原技术。尽管此时红釉的产量极少，却在不经意间成为后世彩釉瓷的先驱。
钧瓷的釉层肥厚，釉面常见不规则流动的细线，宛若蚯蚓爬过泥地留下的痕迹，被古董商形象地称为“蚯蚓走泥纹”。究其原理，是由于釉层在烧制的过程中，于低温阶段出现裂纹，随着温度逐渐提升，黏度较低部分的釉流入并填补裂纹而形成的特殊机理。这种现象似为古钧瓷所特有，故也常被作为鉴别其真伪的重要依据（图4-03）。
图4-02 钧窑玫瑰紫釉花盆故宫博物院藏
图4-03 钧窑紫红釉三足盆托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钧窑中心窑场位于河南省禹县境内，以禹县为中心，窑场遍及周边各地，已发现的窑址达100多处。传统观点认为钧窑分为宋代、金代和元代三个时期，其中宋代钧窑的精品进贡宫廷使用，简称“官钧”。20世纪70年代，河南省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在禹县钧台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钧瓷标本，以花盆和盆托为主，且形制多样。花盆有圆形、长方形、花瓣形和渣斗形的，花瓣形又有莲花式和葵花式之分，器底都有圆孔，显然是为了泄水和防止植物烂根而设。与花盆配套使用的盆托形制也同样丰富，区别在于底部无孔（图4-04）。
此外还有出戟尊、鼓钉洗、炉、盘、碗等，且基本能与传世品对上号（图4-05）。
图4-04 三足盆托 禹州钧台“官钧”窑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值得留意的是，宋代一些典型的瓷器样式，如梅瓶、玉壶春等器型，在钧窑产品中似未出现。窑址同时出土了用钧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模，“宣和”系宋徽宗的第六个年号。钱模的发现，令人们相信，这里即为文献记载中的宋代官钧遗址。
出土的花盆和盆托残片底部刻有“一”“二”“三”至“十”数字编号，在传世品中也有同样有标记数字的器物，这类瓷器被西方人称为“带数目钧瓷”。曾有学者对数十件同类器物进行排比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标号的数字与器物的尺寸有关，数字越小，指代的器物尺寸则越大，即“一”为最大号的花盆和盆托，“十”为最小号。标号显然是为了方便花盆和盆托的配套使用（图4-06）。
也有学者将这类产品与北宋末年的“花石纲”相关联。徽宗时，在东京（今开封）建造一座大型皇家园林——“艮岳”（万岁山），里边广植奇花异木。奉命去往江南一带搜罗运送名石珍木的船队，名“花石纲”。因此，宫廷中用于种植花木的盆、托及室内陈设器皿的需求量大增，钧瓷斑斓的釉色似与缤纷的花木相得益彰，故受到朝廷偏爱。
图4-05 玫瑰紫釉出戟尊 禹州钧台“官钧”窑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4-06“官钧”花盆外底刻“二”字
对钧窑属于宋代瓷窑的质疑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日本学者对“宋代钧窑”撰文质疑，认为这类具有官用意味的器物“素有明代所制之说”，此后近一百年时间里，不断有中外学者提出“钧窑陈设器不产于北宋”的观点，有人认为河南禹县最早被称为钧州是在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此时此地为金朝统治，即便“官钧”已经出现，也很难将其纳入宋代瓷窑。著名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就曾经推测，钧窑的兴起应当与汝窑的衰落有关，汝窑在北宋末年衰落以后，钧窑便在金人的统治下开始烧瓷，其历史延续到元代，而金代则是钧窑的“黄金时期”（图4-07）。
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钧台窑址考古发掘，不少专家认为，发掘时没有找到“北宋钧窑”与金代或元代钧窑地层相互叠压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在有纪年的宋代墓葬、窖藏中也未发现此类钧窑器物。就是说，钧窑的宋、金、元三个时代的产品在考古学上的前后继承、发展关系并未建立起来，这意味着北宋钧窑的年代判断缺乏科学依据。而窑址出土的钱范则更加缺乏说服力，综观中国古代瓷窑，还尚未发现一处窑场同期肩负烧瓷与铸钱两种功能的，所以“宣和元宝”钱范更有可能是后人在处理某项工作时对前代地层进行了扰动，而将前代的钱范遗留在了“官钧”遗址所在的地层。
图4-07 元 钧窑鼎式香炉内蒙古博物院藏
对古陶瓷学界来讲，或许“官钧”年代是个永恒的话题，许多专家学者都在努力探索，希冀解开这个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