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家风范官窑瓷

一、何为官窑

中国陶瓷生产史上的官窑制度是在北宋徽宗时首创的，叫北宋官窑，由于历史上黄河数度泛滥改道，北宋都城汴梁已被十米厚泥沙深埋，北宋官窑始终成谜，我们只知道它的生产时间很短暂。所以要了解宋代官窑，目前只能从南宋官窑入手。

南宋官窑，是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后按北宋旧制重新设立的，它们及其之后在景德镇设置的御窑厂，都是烧制皇宫高档用瓷的专用窑场。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方面使得这类专用窑场所进行的只能是纯产品性质的独断性生产，无法像其他普通商品那样进入民间流通；同时又因专供皇室享用，故其生产制作工艺要比同时期的民窑生产讲究得多，可谓不惜工本。因此它所生产的瓷器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瓷业最高成就的代表作，成为世人瞩目的艺术珍品。

关于南宋官窑，南宋人叶寘在他的笔记《坦斋笔衡》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这是目前所知南宋当朝记载官窑最翔详实的一条史料。根据叶寘的说法，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有两座，一座是在宋室南渡后，依照北宋制度，由宫廷修缮机构修内司重建的官窑，名叫“内窑”（后人习惯称之为“修内司窑”）；另一座，则是在皇帝祭天的场所——郊坛附近设立的新窑。可是后人一直心存疑窦。随着元末张士诚重筑杭州城，凤凰山被撇于城外，当年的宫禁之地归于沉寂和荒凉，窑址之说更显得谜一般的云雾缭绕、扑朔迷离。

据不完全统计，南宋官窑传世器主要收藏于北京和台北两地故宫以及海内外一些著名的公私收藏机构，总共不超过两百件，其中也很有可能掺杂了明清时期的仿制品。由于南宋官窑瓷器留存至今的存世量少，加上史料记载又很匮乏，所以这一直是古陶瓷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20世纪郊坛下窑址和老虎洞南宋窑址的相继发现，叶寘《坦斋笔衡》中的相关记载得到初步证实。

二、发现窑址

20世纪20年代，杭州古玩市场陆续出现了许多官窑瓷片和窑具。有消息传开，它们来自城南的乌龟山。1930年，爱好中国古陶瓷的日本驻杭州领事米内山庸夫来到实地，采集到大量的南宋官窑类型标本。之后的几年间，中央研究院的周仁等人先后三次来到乌龟山西南角调查并试掘，认为此处是南宋官窑窑址所在地。窑址三面环山，东北距皇城两公里，西面紧邻八卦田，其中央有一植被茂密的土台，人们推测其很可能就是南宋皇帝祭天的郊坛。

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着手调查郊坛下窑址。清理出二十三米长的龙窑一座。发掘结束后，在龙窑窑址上盖了一座保护草棚并派专人看守。可惜的是，这座龙窑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完全摧毁，后人难以再寻其踪迹。

尽管1956年的发掘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只能算是一次局部发掘工作。基于此，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南宋临安城考古队，对窑址开始正式考古发掘。经过1985年至1986年的全面发掘和1988年的补充发掘，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还发掘出练泥池、素烧炉、成型工坊、釉料缸等生产遗迹和一条近四十米长的龙窑，人们得以完整了解南宋官窑瓷器的生产过程以及当时的烧造水平。特别珍贵的是，在三万余片出土物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看似普通的垫烧具，上面清晰刻画了“大宋国物”铭文，它有力地证明了郊坛下窑遗址为官窑窑场的性质。

郊坛下官窑发掘后，人们对南宋人叶寘记载的另一座官窑——修内司窑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索。曾经一度否定“修内司官窑”还成为主流的意见。很多学者认为，南宋官窑只有郊坛下官窑一处，不存在其他窑场。

历史常常在偶然间悄然翻开新的一页。

1996年春，杭州城南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的山岙中，由于一场大雨的冲刷，山岙西侧一条溪沟的两侧土层坍塌，大量瓷片窑具暴露在外，被一些有心人捡取。这些瓷片后来逐渐流入杭州的古玩市场，部分瓷片甚至远渡重洋到了海外。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从这年9月开始到2001年，杭州市考古所对这个俗称“老虎洞”的地方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非常丰富：有龙窑三座，素烧炉四座，作坊一处，澄泥池四个，釉料缸两个，瓷片堆积坑二十四个……可是情况也比较复杂，这里竟有南宋和元代两个时期的遗存。到底它是不是修内司窑？专家们仍存疑虑。

直到2006年，终于有了突破口。专家们在对发掘的瓷片进行了5年多的拼对整理，修复了4000多件瓷器后，一件施粉青釉的荡箍赫然出现（荡箍是成型陶车上的一个重要部件，起到使陶车平稳旋转的作用）。在它上面，“庚子年……匠师……记修内司窑置”的铭款清晰可辨。

据此，坐实了老虎洞窑的南宋层即为修内司窑，“内窑”应该是“修内司窑”的简称，这可能与宋时修内司常被简称为内司有关。“修内司官窑”之争终于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三、色之味与形之意

叶寘在《坦斋笔衡》中，用十六个字把南宋官窑特点做了精练概括：“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南宋官窑瓷器以器型和釉色来作为美化瓷器的艺术手段，极少雕琢，与民间大量运用刻画花、模印和绘画等工艺的越窑、耀州窑、定窑、磁州窑等产品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无论是以商周秦汉铜器为母体的造型，还是碗盘类器皿，都追求古朴典雅、敦厚玉立之美，器物形态由柔和流畅的廓线与刚劲明快的转折相结合，比例和谐，呈现出端庄凝重又精美雅致的艺术格调。另外，南宋官窑的釉色美的非常典雅，那是一种一眼望不透的温润如玉的质感和釉色。可以说，它所蕴含的美学精神达到了后世彩绘瓷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也是宋代为中国陶瓷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南宋官窑产品中一部分仿青铜形制的器型与宋代兴盛的复古运动密切相关。中唐安史之乱后，一些儒生士大夫重新提起了“尊王攘夷”的学说，同时韩愈、柳宗元等人也开始在文学方面提出以儒学复兴为旨的复古运动。至宋朝建立，复古运动已经粗具规模并逐步影响到文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加上同期辽、西夏与宋在边境上不断出现摩擦，“复圣古、斥蛮夷”的思想成为北宋上层统治阶级中的主流思想。这场复古运动寄托着皇帝与大夫阶层强烈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希望通过恢复、再现“三代”礼制，以求加强皇权和巩固统治。北宋复古运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进了礼制的转变，而礼制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祀昊天上帝的祭天大礼。从宋仁宗嘉祐末年起，宋代就基本确立了“三岁一亲郊”的祭天礼制，即每三年由皇帝亲自主持祭祀昊天上帝。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议礼局强调祭祀天地需用“陶匏之器”，自此陶瓷材质的礼器与祭器开始增多。根据《坦斋笔衡》的记载，大观之后的政和直至宣和年间，北宋官窑已经设立。或许，北宋官窑设立的起因正与这种对祭器、礼器材质选择的改变有关，依此推断，南宋皇室重建官窑的初衷是为祭祀而不是为了生活用瓷的需求。两宋时产生的特有的审美观，开启了把陶瓷器替代青铜礼器作为祭祀用瓷的先例。

伴随复古运动而来的是金石学的兴起。从宋初聂崇义编撰《三礼图》，“详求原始”，以“恢尧舜之典则，总夏商之礼文”；到吕大临《考古图》的诞生，再到徽宗时《宣和博古图》的完成并颁布《政和五礼新仪》，是宋代金石学高度发达的表现。这些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促使宋瓷中出现仿古造型。尤其官窑、汝窑、定窑等官办或生产供奉用瓷的瓷窑，更是大量烧造仿古代青铜器和玉器的祭祀用瓷，以弦纹瓶、贯耳瓶、鼎式炉、鬲式炉、簋式炉、尊式炉、觚、出戟尊、三足盘等最为常见。这些瓷器虽然模仿三代礼器而作，但一般不以纹饰装饰，仅依靠器型来烘托古意。以三代礼器为祖形，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样式有苛刻的要求。简单理解，就是按固有格式制作，每一个比例、角度、转折处，都非常严谨、规矩。它们从古代铜、玉礼器中汲取营养，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宋瓷的造型样式。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南宋官窑弦纹瓶”，系仿汉代青铜器样式烧制，洗口、长颈、圆腹、圈足，比例协调，造型简洁；

配以通体粉青厚釉，釉层开片纵横交错，给人端庄挺拔、凝厚深沉的美感，可谓简约而不简单。右一幅《聚瑞图》由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绘于雍正元年（1723），图中的花瓶与介绍的弦纹瓶器型一致。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官窑尊式炉”，其祖形应为汉代盛酒用的青铜尊，直口、桶状器身、平底，承以三足，器身上、中、下各有三道凸起的弦纹。同样的器型也见于汝窑和定窑等窑口。与汉代青铜尊通体装饰、显得富丽异常不同，这件青瓷尊式炉只是在瓷釉上展现出一种质朴无华的材质美。

杭州城市建设中曾经出土了一些带“作宝彝”“太叔作鼎”铭文南宋官窑青瓷残片，可在《重修宣和博古图》中找到对照图式 。

带铭文的仅限于鼎式炉和簋式炉。这些瓷器同样也只是单纯模仿了青铜器的形制（图2-07）（图2-08）。

当然，南宋官窑瓷器也有采用刻画、模印、堆塑、镂空等装饰工艺的产品（图2-09）。

在器型上，受政治需要的影响，仿青铜礼器瓷成为南宋官窑的主流产品，但随着南宋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出现了鸟食罐、象棋等文玩用具，这不仅体现出南宋官窑产品类型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包含宫廷在内的南宋上层社会已将休闲文化视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才能孕育出宋人闲适、淡雅的美学风尚。

古瓷尚青，而青瓷的极高境界就是如冰似玉。南宋官窑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温润如玉一般的釉色，它的釉区别于传统青瓷的透明釉，是一种乳浊釉。釉的改变牵涉到胎釉配方的调整、素烧和多次上釉工艺以及烧成温度控制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创新实践。观察南宋官窑窑址出土标本，可以清晰看到从薄釉到厚釉的工艺实践过程，厚釉器物普遍都施三至四次釉，同时采用温控，有效降低釉面眩光，产生乳浊效应，呈现精光内蕴的艺术效果。可以说，南宋官窑青瓷如玉釉色的形成，是南宋皇室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窑工，又有不惜工本的加持，才使它的制瓷技艺得以达到让后人莫及的高度，这也是南宋官窑工艺最值得关注和探讨之处。

南宋官窑瓷器的胎料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紫金土，烧成后的胎色呈现黑灰色或赭黑色。釉色则因龙窑内气氛的差异呈现出粉青、灰青、米黄等多种色调。和汝窑一样，南宋官窑的釉面大部分有大小不等的开片，并有深浅疏密之分。器物口沿因釉薄而隐显胎色，有些器物采用圈足刮釉垫烧的方法烧成，足端无釉露出铁褐色胎骨，此即为“紫口铁足”。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粉青尊，敞口，束颈，鼓腹，喇叭台足。沉稳凝重的形制，虽为瓷质却有着青铜器的肃穆和庄严。全器施粉青厚釉，釉层厚而匀，光泽莹润，有不规则大开片，口沿系后世镶嵌铜扣，四条出筋隐现铁褐胎色，增加了器物立体感。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 这是清代乾隆皇帝写给南宋官窑的赞美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官窑瓷器的推崇之情。南宋官窑是代表那个时代最高档的青瓷，无论胎、釉、型，制作技术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度，但受限于制瓷原料的缺陷及厚釉工艺的难度，并非每一件南宋官窑都是完美无瑕的，如色泽有粉青、灰青、米黄；一些传世品中也会有气泡、缩釉点等瑕疵（图2-12）。

南宋官窑因其使用范围的特殊性，极少见于墓葬或窖藏出土，出土于河北定兴县张弘范墓的南宋官窑弦纹长颈瓶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

张弘范（1238—1280），字仲畴，史书称他：“身为将种而能博览经史，练达古今，喜与士大夫交游。”是元朝著名的军事家、统帅，被称为“元灭亡宋朝的急先锋”。至元改元，他的兄长张弘略，以顺天府总管被调入宫担任宿卫，忽必烈亲自选任张弘范任顺天路管民总管。1276年，张弘范参与了平灭南宋战争，于首都临安城俘获五岁的宋恭帝，并押送到元大都。张弘范不久病逝，安葬于河北定兴。

南宋官窑虽为宋室南渡后承袭北宋制度的重建，产品严格按照宫廷设计样式制作，以简约流畅的造型和滋润如玉的质感为目标，但由于南北两地制瓷条件有别，从工艺技术的角度而言，南宋官窑产品是自成体系的。作为特供皇室的特殊产品，南宋官窑青瓷与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和民族审美紧密相连，制瓷匠师们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做出了我们至今都在感佩的作品，并将宋代青瓷推向了顶峰，只不过后来青花出现并成为替代品，青瓷成为唐宋文化慢慢式微的一个缩影。 wBuU9PT7NKdgQbTB9DOdMLhfizqTP4m4ZbDV7YI3jNZPl6KvnoIWdQl3iBhOyGV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