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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所说的陶瓷，其实是陶器和瓷器的合称。它们在制作原料、烧成温度和理化性能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陶器为世界文明所共有。人类文明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制造陶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瓷器则是中国人的独特创造，在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庞大体系中，瓷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大约在距今两千年前的东汉晚期，世界上最早的成熟瓷器——青瓷在浙江宁绍平原一带烧制成功，人们敬称她为“母亲瓷”。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青瓷基本处于一统天下的地位。直到隋唐时期，随着北方精美白瓷的出现，制瓷业呈现“南青北白”的局面，南方以越窑青瓷为代表，北方则以邢窑白瓷著称。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文明昌盛大国，此时的瓷器制品已由宫廷和达官贵人使用的高档消费品，转变为老百姓皆可使用的普通用品，除了青瓷和白瓷，还有花釉、绞胎、黄釉、黑釉以及三彩等多种产品。
宋代，中国制瓷业进入空前繁荣期。由于国家减轻了赋税，人们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安定，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大量涌现，推动了手工业的全面繁荣。人口的迅速增长、人们生活发生的种种变化都使瓷器的需求量大大增加。
两宋时，南北窑场林立。从事商品生产的民间窑场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各窑口在造型、釉色、装饰技法与烧造技术上既相互仿效又各自创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精神面貌和崭新的艺术境界，也开创了宋代瓷业的新格局。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国瓷业出现的“文野之别”。
自晚唐、五代开始，一些民间优秀窑场都曾经向宫廷进贡瓷器，称为“贡瓷”，其特点是有命则供、无命则止。宋代，随着皇室对瓷器需求量的不断增加，“贡瓷”制度显然已无法满足朝廷的无限奢求，一种新的窑业制度——官窑应运而生。史料记载，北宋徽宗朝首设官窑烧造陶瓷，专供宫廷享用，史称“北宋官窑”。宋室南迁后，又沿袭北宋旧制重设官窑，即“南宋官窑”。
作为御用之瓷，官窑瓷器除了具有皇家礼仪上的特殊属性之外，也是宫廷生活的主要用瓷之一。制作生产汇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展现出最高水平的陶瓷烧造工艺。同时，作为官窑产品，在审美上必须符合统治者的品位，器物造型简洁流畅，古朴端庄；在特殊场合使用，产品形制又有严格的规范和要求。
相较而言，民窑生产的大都是大众日常使用的产品，在生产中既要控制成本，又要关注瓷器的适销度。虽然其中也不乏质量上乘的精品瓷，以满足宫廷及上层人士的需求，但大部分产品面貌质朴。为了使产品能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各窑场会积极学习和采用新的工艺技术和装饰手法，尽可能地适应民众的需求。
瓷器的造型及审美也是一个时代物质风尚和精神文化的反映。北宋时开始兴盛的复古之风推动了当时社会仿古之风的盛行。如果说，铜器是宋人追三代礼制以及尚古的动机与源头，那么瓷器则由于生产的普及性以及更加低廉的价格，使得其仿古产品更多成为具有普通大众使用价值的尚古审美的延伸品。在定窑、汝窑、官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窑口的产品中，不但烧造许多以古代青铜礼器和玉器为祖型的仿古瓷，也存在大量创新器型，如梅瓶、玉壶春瓶、纸槌瓶、琮式瓶等，从功能看有礼仪用瓷、陈设瓷、香具、花器、茶酒器等。这些瓷器，显示出宋代制瓷匠师不拘一格的巧思和杰出的创造才能。
明代宣德时期，礼部尚书吕震等人编撰的《宣德鼎彝谱》中有这样的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
这是为今人所熟知的宋代名窑的最早记载。然而，在名窑广布南北的宋代，仅仅这几座名窑是不足以涵盖宋代瓷业的繁荣面貌的，故而如今又有了八大窑系之说，即越窑、耀州窑、龙泉窑、定窑、磁州窑、钧窑、景德镇窑和建窑。这些窑口以青瓷、白瓷、黑瓷等单色釉为主导，它们各具特色，彼此间在技艺和装饰上又互相融合，体现出南北相通的时代风尚和各自的地域文化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