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铺张盛美夸才谞

一、权力下移与趣味提升

品宋韵，谈文化，常有人会一些基本问题，如什么是宋韵，宋韵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虽然非常复杂，但基本面还是可以概述的。与“唐风”或者宋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相比，宋代文化总体上趋于世俗化、大众化和平民化。其文化创造主体、消费主体都与此前的大不相同，文化的社会功能、表现内容和形式也大不相同。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宋韵宣誓了一种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标示各色人等共同的话语权，引领着一种社会性大众化的审美风尚，使文化成为一种生活态度、艺术成为一种生活内容，极大地开发了审美想象力和审美想象时空。宋韵代表着中华文明的高度，对人、人性、人格或人权给予充分尊重，没有元明清文化那种肃杀强迫，也超越于汉唐文化的未羁野性，将中华文明提升到具有近世特征的新层次和新境界，让后世高看，所谓高山仰止。

通过推行科举制度，唐代的官学私学都得到较大发展，但总体规模还是相当有限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两监》载记贞观年间（627—649年）国学规模云：“贞观五年已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唐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又载州县学规模：“州县学生六万七百一十员。”加上私学，实际规模更大一些。但教育普及率还是相当小的。这些受教育者大部分进入上层社会，与王公贵族一同构成精英群体，掌握文化的主导权。社会大众能够欣赏或有权享受的文化品类很少，而且相当粗鄙简陋。宋代受教育面大大扩展。经过北宋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崇宁兴学，逐步形成了以国子监所辖的中央太学为中心，中央官学、政府职能部门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配套的全国性官学系统。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三《学校考三》载，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蔡京奏云：“太学上舍本额一百人，内舍二百人，今贡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计3800人。中央官学规模与唐代相比扩展不多，但地方官学规模却大大扩展，如《通典》卷一五《选举三》载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学生数达到167622人。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年）开始私学得到较大发展。安史之乱后地方私学甚至较大程度代替州县学。今人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一书统计，唐代有文献记载的书院约有50所。 北宋初期书院快速发展，出现宋末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说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石鼓四大书院（范成大以为是徂徕书院、金山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以及茅山、华林、雷塘等著名书院。虽然后来政策倾向于官学，但书院仍持续发展。据今人李劲松《北宋书院研究》一文，北宋新建书院206所，其中原来教育相对不发达的南方133所。 又据郑金瑶《南宋书院地理分布研究》一文，南宋共有已建新建书院520所。 宋代的初级私学较唐代也大为发展，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载：“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偏远地区的私学甚至超过都城临安。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三《南剑州》称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明林文《南湖郑三先生祠堂记》云，南宋时兴化军莆田县有“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之美。据此可以估计，宋代的高、中级教育规模至少比唐代大3倍以上，初级教育规模更大。

宋代奉行“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形成“满朝朱贵紫，尽是读书人”的仕进机制。传说宋真宗曾作通俗的《励学篇》（又名《劝学诗》）劝学天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励学篇》有多个版本，应是民间文士杜撰，也不是一时而成，属于顾颉刚所说“层累造史”而成。而附名于科举兴盛时代的君主，则体现了人们对宋代科举的向往。美国汉学家包弼德（Peter Kees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一文指出：“在社会史方面，唐代结束了世袭门阀对政府的支配，宋代开始了一个现代的时代，它以平民的兴起为标志。在教育的基础上，通过考试，而不是按照出身来选拔平民为官。这样的文官考试体制，促使在唯才是举的基础上建立的高水平社会流动制度化。”

科举始于隋代，但隋唐时选拔人才荐举和门荫的因素仍较重，科举选人并不充分。武周时考试时曾推行糊名制，即糊盖考卷上考生的姓名等，但并不普遍。唐代还无挟书之禁，且盛行“通关节”，乃至事先“觅举”。除考试外，参考甚至完全依据举子平日作品和誉望、社会关系决定去取。有地位的人及与主试官关系密切者都可举荐，乃至参与确定人选名次，所谓“公荐”或“通榜”。应试者为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名次，多将平日诗文作品编辑成卷轴送呈他们推荐，所谓“行卷”。为强化印象，隔数日再投，称“温卷”。甚至主持考试的礼部还主动要求考生交“纳省卷”（“公卷”）。传说王维以音乐和诗歌向玄宗之妹玉真公主自荐，白居易以《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向顾况行卷。唐人张固《幽闲鼓吹》等载，白居易向著名诗人顾况行卷，顾况看到诗稿上“白居易”这个名字，调侃说：“长安米价正贵，居住不易。”但打开诗卷，见首篇《赋得古原草送别》，大为叹服欣赏，便说：“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居住也容易。”竭力推荐。隋唐科举尽管也选拔了一些人才，但明显存在缺陷。行卷之作大多为精心宿构，虽不乏佳作，也有不少谄词、奇文，甚至是赝作，假借他人文字或以旧卷装饰重抄者也很多。而且，即使真有佳作，也必须通过显贵的延誉才有效，一般寒士没有这样的门径。另外，这种科举制度还极易为人把持。唐末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升沈后进》言及唐文宗时苏景胤、张元夫和杨汝士兄弟把持科举的问题。唐代参加科举还有门第限制，如《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所说：“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李白就因出身商人家庭，不能参加科举。他一生两次入赘，先后与前朝左丞相许圉师孙女、宰相宗楚客孙女成婚，目的可能与改换身份或想通过权贵入仕有关。

宋代废除了公荐，且推行封弥（糊封考生姓名、籍贯等）、誊录（誊抄考卷让考官阅卷）、别头试（为避与考官亲故关系另设的考试）、锁院（考试时封锁试院）、殿试等法，阻断舞弊。仁宗至徽宗时又重视“精贡举”，对考试科目和内容进行改革，以期革除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流弊。特别是大大扩大科举规模和取士范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登科人数最多的朝代。共举行过118榜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特奏名进士及其他诸科登科总人数达10多万。龚延明、祖慧主编《宋代登科总录》收录有名姓者就有41040人。唐五代共延续342年，比宋代长20多年，但科举取士人数不及宋代1/3。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一文中推算，北宋真宗朝第一次贡举（998年）时，全国仅参加发解试（宋代科举考试的初级考试）的就有10万人。英宗朝可能达到42万人。南宋时多者更是可能达到100万人。

宋代不仅给读书人造就了仕进机会，更是缔造了以平民为主的庞大的读书群体。除登科者外，这个群体借助市场机制大量进入社会，成为文化创造和消费的主体。同时大量在官场被贬或致仕者也进入下层社会，同样成为这样的文化主体。另一方面，宋代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更是大量创造民间文化主体。宋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主要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之上，交换或商业活动起辅助作用。北宋时官方虽然在政治主张上未必做过确定昭示，但在实际作为上以商为纲的经济策略却是既定的，只是主要奉行的是国家重商主义政策，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经济市场化。政府由竞逐财货而需要发展市场，以致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以鼓励民间贸易。南宋时重商主义成为全社会性的策略，可称之为社会重商主义。所谓社会重商主义，即在“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国家经济主体之上确认民间经济主体的社会主张。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以间接税为税源基础的政权，去除了对劳役制和土地税的依赖，成为世界史上第一个可持续的财政国家。其他朝代，包括其后的明、清两代，田赋还都是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宋代以前基于治安管理需要城市长期实行坊市分隔制度。坊内或坊间不能开设店铺，商业贸易或经济活动都限制在专门的市内进行。同时还规定交易时间仅限于白天，除朝廷特许外夜晚禁绝一切商业活动。周代以来实行宵禁制度，至唐代达到顶峰，制度更加完备。宵禁制度提高了城市的安全性，也极大制约了百姓的文化生活。当时一年中只有元宵节3天不设宵禁，基本没有夜生活，城市居民白天干活，晚上居家禁足，文化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有限。宋代实行坊市合一制度，并且取消宵禁，新兴的市民主体和社会文化有了健全的时空成长环境。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过去贵族或上流社会主导的精英文化逐渐向市场或大众社会溢出，而又由于教育普及率的极大提高下层社会接受或创造文化的水平也不断提高，使得文化权力分化，较大程度从少数人向社会大众扩展，前所未有地构造了庞大的社会性文化创造和消费主体。这不仅使精英文化的内涵得以极大拓展，也使社会大众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将国人整体建构为审美主体，将世俗生活最大程度化变为艺术，使雅俗互通、互构、互成。文化权力主要经由话语体系、表征系统、文化空间以及意识形态等来展现和实现其意志，宋代市民文化权力的赋有和施展创造了一个与过去贵族文化完全不同的“意义世界”——世俗的意义世界。

二、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山东省诸城市）知州。第二年他修复了一座残破的楼台，弟弟苏辙为之起名“超然”。苏轼写了篇《超然台记》。其文有云：“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言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处。因有可观，便有快乐，而未必一定要怪异、新奇、雄伟、瑰丽者。吃酒槽、喝薄酒，皆有可醉。水果、蔬菜、草木也可充饥。依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我从杭州调任密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顿；放弃华美漂亮的住宅，寄生木屋；背离湖光山色，来到桑麻丛生的偏地。刚到之时，逢收成不好，到处盗贼，诉讼不断。而且食物短缺，常食野菜。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反而壮实了，白发也变黑了。我喜欢此处纯朴的民风，当地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我在这里修园治圃，打扫庭院，修补破败的房屋。不乏快乐。表达了超然物外、无往不乐的思想。这其中也表达了他的美学观念，所谓任何事物都有欣赏处。苏轼在这里表达了他的人生观，而其实宋人有以现实、俗在、平常为美的普遍心理。

唐代文学艺术作品虽然在题材上也多有拓展，但表现俗事俗物的作品仍然不多，杜甫、韩愈表现世俗生活的努力还没有形成风气。宋代将俗事、俗物题材普遍化，将前人所忽视、舍弃的俗事、俗物引入到创作之中并被作为创作的重要突破点。如在《全宋诗》中，描写食物的诗篇不胜枚举，内容也五花八门，涉及肉类、鱼类、瓜果、点心等多种，宋人将自己吃过、看过或者只是听说过的食物都写入诗歌。苏轼就有《鳊鱼》《食雉》《春菜》《棕笋》等几十首描写食物的诗作。其《食柑》一诗描写了吃水果这一琐碎小事，却形象生动，以至于如方回《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七有“读此诗便觉齿舌津液，不啻如望梅林也”之叹。又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居然将牛屎写进诗中。不过这不仅没有丝毫粗俗之感，反而传达出一种朴实的生活气息。柳永词极大地开拓了词的题材和内容，注重叙写世俗生活，如描绘都市景象和四时风光，像他写杭州的《望海潮》，词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一乃有“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之说。柳永还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词在表现手法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情景交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有井水处就是百姓聚居处，柳词在民间包括域外他乡（如西夏）都很流行。宋代话本不仅承袭了前代以志怪为主的创作理念，更是将笔墨延伸到社会底层，让听众感受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为了更好地吸引听众，作者创作时还在唐代神怪的基础上更多地注入现实生活中的离奇、巧合之事，以更好地满足听众紧张、好奇的心理。

宋代绘画脱离了宗教体系和其他载体独立发展，并且形制全面成熟，如盛行卷轴画，不再局限于壁画、屏风画、纨扇画等装饰样式。尤其是在题材上大大拓展，出现了众多高水平的风俗画。宋代风俗画的成就特别突出，形成了大量表现平民世俗生活和宫廷日常生活的历史画卷。而其实整个宋代绘画，特别是南宋绘画，由于具有非常强烈的“依事画相”特征，其质理都可以看作是一种风俗画。宋代风俗画不但在数量和质量胜于前代，题材内容更是丰富多彩。以节庆信仰等民俗为表现主题的，如《清明上河图》《九阳消寒图》《七夕夜市图》等；反映经济生活的，如楼璹的《耕织图》、王居正的《纺车图》等；反映田园生活的，如马远的《踏歌图》等；反映城市生活的，如叶仁遇的《维扬春市图》、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苏汉臣的《货郎图》、李嵩的《货郎图》等；反映娱乐活动的，如《春游晚归图》《杂剧图》等。“童戏图”是宋代风俗画的一个大类，其中“戏浴”“斗蟋蟀”“放风筝”等表现主题很常见。这些风俗画所表达的内容大多与史籍记载相映照。《清明上河图》幅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据说有587个不同身份的人物、13种动物、9种植物，是全景式城市生活画卷。场景宏大，起伏有序，生动传神，无不与《东京梦华录》等史籍相印证，是现实主义杰作。李嵩的《货郎图》构思严谨又富于变化，生动表现了被货郎担吸引的儿童和母亲的神情姿态，心理动态刻画细腻深入。各色形制的货物除了给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新奇感，也是反映商品经济、城市面貌的生动实录。宋代风俗画的产生和发展赖有市民阶层兴起和俗文化极度繁荣的时代背景。

在增广表现对象的同时，宋人还将前人忽视、鄙弃的部分方言、俗语等引入文学艺术创作，使平常事与平常语结合在一直，增强了意象性。唐人在这方面较谨慎或较保守。韩愈在散文中运用较多方言、俗语，但在诗作中运用不多。刘禹锡对民间文学十分热衷，模仿过四川民歌《竹枝词》创作词，但方言、俗语运用却较拘泥，以至北宋诗人宋祁《九日食糕》诗有“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之讥。北宋蔡绦《西清诗话》载王琪主张：“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工夫……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南宋周紫芝《竹坡诗话》引苏轼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苏轼弟子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述：“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意头”意为心意，“巴鼻”意为来由。它们皆为方言、俗语。此外如《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诗“诗句对君难出手”，“出手”为卖出或脱手之意。《和蒋夔寄茶》诗“厨中蒸粟堆饭瓮，大杓取便酸生涎”，作者自注：“山东喜食粟饭，饮酸酱。”山东人埋肉于饭下而食，谓之“饭瓮”。《答王巩》诗“连车载酒来，不饮外酒嫌其村”，“村”为宋人俗语，有粗俗之意。《次韵孙秘丞见赠》“不怕飞蚊如立豹”，作者自注：“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豹脚”乃一种蚊子的俗称。《五禽言》诗其二“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作者自注：“土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袴。”《东坡》（八首）其四“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作者自注：“蜀人谓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苏诗多用方言、俗语或戏语入诗，增强了通俗性和表现力。

上述作为实际是“以俗为雅”。北宋诗人梅尧臣较早提出“以俗为雅”。陈师道《后山诗话》载：“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梅尧臣坚持“以俗为雅”“化丑为美”的诗学主张，将生活琐事、俗人俗物等富有生活气息的题材引入诗歌，乃至刻意表现丑态。在梅尧臣传世的3000余首诗中，有相当数量是这类作品。引丑入诗在宋代以前已有端绪，如唐代杜甫、韩愈，但并未形成一种创作倾向，梅尧臣则有意为之。梅诗中有不少以被世人视为丑陋、低俗、肮脏的对象为题材的。其《蚯蚓》《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水次骷髅》《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扪虱得蚤》《秀叔头虱》等，只看题目就已经有不悦、不适的审美压力了。梅尧臣不仅以那些丑陋、卑下、令人厌恶的事物作为审美意象，还将它们直白、真切地表现出来。蚊子、苍蝇、跳蚤、蚯蚓、蛇、癞蛤蟆、裤裆内的虱子、老而丑的妓女、厕所里乌鸦啄食蛆虫、喉间痰响、感到尿胀懒得撒尿、喝了茶肚子咕噜作响、就餐后腹泻等成为他的特殊“审丑意象”。其《梅雨》诗云：“三日雨不止，蚯蚓上我堂。湿菌生枯篱，润气醭素裳。东池虾蟆儿，无限相跳梁。”《五月十三日大水》诗云：“穷蛇上竹枝，聚蚓登阶陬。”《二月雨后有蚊蚋》诗云：“春夜一二蚊蚋飞，久不见之尚可喜。而今稍喧来聒人，向后更暖奈尔觜。”这些为人厌恶的对象被描述得活灵活现、充满生机，甚至有些可爱，别有一番趣味。这些“丑”本是一种生活内容，与其说诗人选择“丑”，不如说是不回避“丑”。当然有些写得过于露骨直白的也是值得商榷的。如《乌啄枣》诗云：“树头阳乌饥啄枣，破红绕地青蝇老。青蝇雨湿惊不飞，残枣入泥人不扫。西风落尽鸟亦归，晋客齿黄终懊恼。”《水次骷髅》诗云：“不知谁氏子，枯首在沙洲。肉化乌鸢腹，肢残波浪头。”《蚯蚓》诗云：“蚯蚓在泥穴，出缩常似盈。龙蟠亦以蟠，龙鸣亦以鸣。自谓与龙比，恨不头角生。蝼蝈似相助，草根无停声。聒乱我不寐，每夕但欲明。天地且容畜，憎恶唯人情。”《四月二十八日记与王正仲及舍弟饮》诗描写王正仲下泻而自己呕吐之状：“仲氏又发霍，洞下忽焉甚……我呕虽未平，惊走岂遑枕。叫号使呼医，子怪亦莫谂。”

梅尧臣只是一个极端案例。宋代主张“以俗为雅”的人大有所在。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曾在《再次韵杨明叔并序》序中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南宋初年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三引述此说，后来成为江西诗派重要的诗学理论。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也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比较苏轼与黄庭坚的书写特点，似可见苏轼以“以俗为雅”见长，黄庭坚则以“以故为新”取胜。《竹坡诗话》载，苏轼曾对一位诗僧说：“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冲口而出的“常言”，实为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口语或通俗的语言。苏轼认为使用常言，遵循艺术法度，是诗歌创作的奥秘所在。这补足了他对“以俗为雅”的解释。南宋朱弁《风月堂诗话》载：“（释道潜）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唯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使用。如街谈巷说、鄙里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苏轼善用方言、俗语入诗，也善用日常口语入诗，使诗通俗自然。其《题沈君琴》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又《洗儿戏作》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此外又有《和子由蚕市》“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细品这些寻常题材、通俗常言写的诗句，仍有相当回味。柳永的词上承晚唐五代敦煌民间曲子词传统，下开金元谐俗曲风，用市民化语言写作大量“俚词”，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北宋孔平仲笔记《孔氏谈苑》卷四云：“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此后北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彭乘《墨客挥犀》和南宋曾慥《类说》、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也有记载，观点几乎完全相同。但这大约是宋人杜撰出来的段子，是时人新观念的某种折射。

宋人倡导的“俗”不过是一种外观，其用意仍要归为“雅”。“以俗为雅”有主张运用俗事俗物反映世俗生活和运用方言、俗语入诗的用意，但重点还是在“为雅”上。世俗的题材内容、粗浅的方言、俗语经过艺术提炼和处理，进入了高雅的文学殿堂，具有审美意境，这才是“以俗为雅”。宋人认为，雅、俗没有绝对的界限，它们是可以转化的，也是可以共存的。以俗为雅不仅增加了文学艺术表现的题材，使之能更充分地表现现实人生，而且能极大地丰富文学艺术语言和表现方式。

三、众人之私成众人之公

宋代经济政治体制变革使城市经济由工商经济模式转换为商工经济模式，农村经济由农商经济转换为商农经济，它们以商业为主导。在新的商业体系推动下，城市手工业不断突破原有的市场边界和运作极限呈暴发式发展态势。城内除早市、日市、夜市和季节市等时令市外，还大量出现各种专业市场，如米市、菜市、茶市、肉市、珠子市、药市、花市、布市、生帛市、蟋蟀市、象牙玳瑁市、丝绵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卦市等，而又以手工业品市场为主。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作坊》云：“都民骄惰，凡买卖之物，多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私营手工业发展水平已与官营手工业不相上下，不仅从业人员多，分工也同样精细，几乎每一类商品都有专门作坊。南宋临安工商业分为“四百十四行”，比唐代最多的“二百二十行”增加了近1倍。《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还记载了只有临安才有的177种职业。行商和手工业已是城市居民的主要职业或谋生手段。农村也出现与商业有关的新兴职业。

在商业的促动下，文学艺术或娱乐活动开始市场化，催生了最早的文化产业。诸色杂卖、百戏伎艺、三教九流、阡陌市井，构成了宋代城市生活的生动风景。瓦舍勾栏、酒楼茶肆、花街柳巷、坊院池苑，处处云集着新生的市民群体。他们交易买卖、饮酒品茶，也听曲观舞，进行艺术享乐。如果遇到年节时令、婚丧育子等，更是应时而乐、依礼而行。与宋代异军突起的文人词同时发展起来的反映城市市民生活的说话、南戏、曲子词、诸宫调等新鲜活泼的文学艺术形式大量诞生于瓦舍勾栏。北宋开封城内外至少有瓦舍9处，南宋更多。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记载临安城内外有25处，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瓦舍》说“其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周密《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记载有23处。虽然所记数目不同，但瓦舍勾栏的发达是肯定的。有的瓦舍还为政府所建，或由政府管理。南宋潜说友等《咸淳临安志》卷一九《疆域四》载：“故老云：绍兴和议后，杨和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以军士多西北人，故于诸军寨左右营创瓦舍，招集伎乐，以为暇日娱戏之地。其后，修内司又于城中建五瓦，以处游艺。今其屋在城外者，多隶殿前司，城中者隶修内司。”《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也载：“瓦子勾栏，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延叟、孟子书主张。”据考证，孟子书为北宋末乐官，“主张”乃主管之意，说明政府以乐官管理东京的“瓦肆伎艺”。政府办瓦舍，是因其有利可图。临安的南瓦、中瓦、上瓦、下瓦被时人称为“衣山衣海、卦山卦海、南山南海、人山人海”。

文化产业的繁荣造就了新兴的市场主体，也构建了城市多元文化主体，带来了普遍的文化自觉。他们以一技之长谋利谋生，客观上构建了庞大的文化市场，合众人之私成众人之公。元代无名氏创作的杂剧《蓝釆和》有云：“学这几分薄艺，胜似千顷良田。”宋代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或表演的民间行家取得的收入大大超过务农务工，许多人因此有了财务自由，较大程度脱离了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自由生活的权力，有可能让工作或生活更多地寄寓于兴趣、爱好或理想，可以更真实、更诚实地观照世界和面对自己。他们都在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中完成了自己的身份确认。清翟灏《通俗编》卷三八《识余·连业著姓》谈到“连业著姓”即以执业冠以姓氏的现象，这在宋代已经相当普遍。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临安艺人中有粥张二、色头陈彬、酒李一郎、故衣毛三、枣儿徐荣、枣儿余二郎、湖水周、爊肝朱、掇条张茂等艺名，标明他们从艺前的职业行当或主业行当。从他们弃商从艺或兼职的行为中可推想，当时不仅可以自由从艺，且从艺的相对收入应较高。而他们对自己原来的身份也进行社会确认。为便于记忆、号召市场，又有以行第即家族同一祖父子弟排行次序为艺名的，如孙十五、张十一、贾九、王四郎、王十郎、王六郎、胡十五郎、小张四郎（张小四郎）、翟四郎、翁三郎、蛮张四郎、胡六郎、小胡六等。这其实也是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确认。“郎”在唐代是对男子的尊称，又是奴仆对主人的称呼。宋代“郎”之称谓渐渐扩展到下层男性，虽然仍需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洪迈《夷坚志·支景第五·许六郎》载：“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者，本以锅饼饵蓼糤为生，人呼曰许糖饼。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遂有六郎之称。”宋代艺人能以“郎”为名，也因职业素养不俗，或善于积累财富，而得到人们尊重认可。南宋时还出现了许多女性艺人，体现社会的开放与进步，如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陈小娘子以及史惠英、时小童母女、陆妙静、陆妙慧、胡仲彬之妹、朱桂英等。元人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提及南宋众多宫廷女演员：“当思陵上太皇号，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也。若棋待诏为沈姑姑，演史为张氏、宋氏、陈氏，说经为陆妙慧、妙静，小说为史惠英，队戏为李瑞娘，影戏为王润卿。皆中一时慧黠之选也。两宫游幸聚景、玉津内园，各以艺呈。天颜喜动，则赏赍无算。”“娘子”原是泛称，而据清钱大昕《恒言录》卷三考证，宋代以“小娘子”为未嫁女子之称。艺人以“小娘子”称谓或有宣扬其年少美丽的广告意味。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八《黄氏诗卷序》特别讲到一个说唱女艺人应当具备“九美”，第一美即“姿质浓粹，光彩动人”。佛教俗讲或说经是宋代说话艺术的重要来源，讲经和尚或居士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艺人。知名者如长啸和尚、喜然和尚、蛮明和尚、捷机和尚、有缘、啸庵、借庵、保庵、息庵、宝庵、管庵等。宋代大部分艺人社会地位不高，但他们中的部分人通过文化活动确立了经济地位，部分人虽仍地位微贱但较从前有所改善，在城市中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并通过自己的文化创造实现了自我身份确认。戏曲的题材多取于民间，贴近民众生活，其曲文语言质朴、通俗、口语化，俚词俗调、里巷歌谣皆入其中。明人徐渭《南词叙录》说：“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原因是这些艺术作品的创造者和表演者本身就是城市平民的一员。他们置身于世俗环境之中，最接近下层社会，洞悉市井细民的肝胆和心态，并且自信地表现这样的生活内容。

除了为自己确认身份外，新兴的文化产业市场主体还为其他各种市民确认身份。诸色伎艺仅仅是当时市场主体流动的领域之一，南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中《子弟当习儒业》曾指出“无常产可依”的士人在“取科名”以外的诸多生存之路：“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资，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名，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技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进入各种行业的士人都以不同的话语权为自己的市民身份命名定位。尽管不再同行，但从事文化写作的市场主体都在表现他们。江湖艺人生活于社会底层，他们对各色人等的社会生活感同身受，同样要为之命名定义。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八《赠宋氏序》在论述杂剧时说：“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宋代以前的文学叙事远不如历史叙事发达，宋代连篇累犊的剧本、话本等的问世揭开了中国叙事文学兴盛的序幕。话本《碾玉观音》表现了出身装裱匠家庭的璩秀秀与碾玉匠崔宁的爱情故事：在到崔宁住处“歇脚”的晚上，被卖于咸安郡王做家奴的璩秀秀与崔宁“当夜成了夫妻”。第二天两人逃奔潭州成婚，旋为咸安郡王的爪牙郭排军发现并被抓回，崔宁被解送临安府判刑，璩秀秀被打死，但阴魂不散，成了鬼仍与崔宁逃奔建康做夫妻。故事表达了追求婚姻自由的理想，也对璩秀秀与崔宁的市民身份给予确认。《苏小卿月夜泛茶船》表现妓女苏卿与双渐、冯魁的故事，反映了江南茶商的生活。甚至还为最底层的市民青楼妓女确认身份。

南宋初陈棣《读豫章集成柏梁体》云：“元祐升平超治古，诞布人文化寰宇。道山翰苑郡仙处，一代文章继周鲁。斯道盟寒谁是主，眉山二老文章虎。眉山鉴裁高难与，网罗九万抟风羽。晁张超然鸿鹄举，秦郎继作翘翘楚。余子纷纷谩旁午，韩门籍湜何须数。豫章诗律加严苦，洗空万古尘凡语。后来鲜俪前无伍，真是江西第一祖。锦绣陆离缠肺腑，宝唾珠玑终日吐。兔颖烟煤骤如雨，混然天成绝斤斧。骚经抑怨知何补，白雪阳春空媚妩。囊括鲍谢包徐庾，下视谪仙平揖甫。近时作者宗燕许，入社投名仰成矩。残膏剩馥争探取，派别枝分已难御。专党同门伐异户，陈言糟粕弃如土。宗门不绝仅如缕，究竟畴能踵前武。遗编璀璨琼瑶谱，八珍间列罗樽俎。诵之琅琅中宫吕，心清何止头风愈。古人纯全嗟莫睹，徒味篇章想簪组。铺张盛美夸才谞，自笑雷门持布鼓。”称赞北宋文坛群星璀璨。尤其是苏轼、黄庭坚造极一时，引来一大批追随者，开一代风气。陈棣自笑以柏梁体诗铺张词藻夸他们的才华，却力不从心如敲不响的布鼓。其实宋代世俗文化全面繁荣，在许多领域都取得空前成就，也创造了不少新的样式，对社会文化影响更为广大。“铺张盛美夸才谞”如解释为宋代世俗文化创作主体自表才情、争奇斗艳，似可概观宋代社会文化发展景象。 r3rrqafWkCsv/GLkbG+6rTk4cwHQ8xEF4Q/EqRHo9nI7OhnyMKaX8e0v32aCXK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