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也就是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宫里摆下丰盛的酒宴，请来石守信、王审琦等一班原先同在禁军司令部、后来起兵拥戴他做皇帝的老兄弟。席中一番话，说得石守信等禁军宿将第二天纷纷递交辞职报告，强烈要求解除兵权。这个著名的故事就叫“杯酒释兵权”。
没有这一杯酒，就没有大宋朝三百年的江山。
酒，它的左半边是水，右半边是酉，酉是“成就”的意思：一方面，酒是合水而成；另一方面，酒也可以成就人性的善恶，酒喝到一定程度就显示出人的本性了。据说当年，一个叫仪狄的人发明了酿酒，把他酿的酒献给了大禹，夏禹喝得摇头晃脑醺然陶醉，强睁醉眼下了一句评语：“这真是个好东西呀！后世一定会有人因它而亡国！”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约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而且我国首先把糖化与酒化过程溶于一体的复式发酵工艺独具一格，对世界酿酒技术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宋朝是我国古代酿酒业发展的重要阶段，酿造技艺、生产管理、专卖形式各方面都值得称道。在唐代文献中提到的酒名，仅仅只有数十种而已，而在宋代文献中提到的各种酒名却在200种以上。事实上，宋朝的酒税收入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仅次于盐息而高于茶利）。来看一组数据：宋真宗景德年间，商酒盐茶四项税收总额为1233万贯，其中酒税占了428万贯；到宋仁宗庆历年间，仅酒税一项就得1710万贯。40年间，酒税收入增长了4倍。
这一章，我们就来说说宋朝的酒事。
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
武松入到里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来吃。”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一双箸，一碟热菜，放在武松面前，满满筛一碗酒来。武松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这酒好生有气力！”
这是《水浒传》第二十二回“景阳冈武松打虎”中的著名桥段。一部《水浒传》，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鲁智深醉拔杨柳树，写黄泥岭智截生辰纲，写浔阳楼宋江题反诗，确实是充满“酒气”的，而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三碗不过冈”。那么，号称“三碗不过冈”又叫“透瓶香”“出门倒”的是种什么酒呢？
我们首先要来看看，宋朝究竟有哪些酒——
说到宋朝的酒，有一部书必须关注，那就是北宋朱翼中在杭州写的《北山酒经》。从这本书的记载上可知，宋朝人喝的酒主要还是有黄酒、果酒、药酒、白酒四大种类。
宋代的米酒酿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黄酒时代。所谓的黄酒是以大米、黄米等五谷为原料，经过蒸煮、糖化与发酵、压滤等多道工序酿制的，色泽呈黄色，宋人称为黄酒。当然，如果里面加了红花、紫草之类的染色物质，或者是用红曲来酿造，那么这个酒就会呈红色，宋人称之为红酒，其实它仍然是黄酒的一种。这种酒在江南闽浙一带特别流行，文人雅士似乎也特别钟情于这种酒，饮后多有诗文称赞，如《龙州集》里就有“红酒歌星西京刘郎”一首，称赞红酒“曲生奇丽乃如许。”
黄酒的等级划分是按它的清浊程度来定的，酒的清浊当然跟发酵时间、储藏时间都有关。发酵时间越长，口感越醇厚；储藏时间越久，酒经沉淀后也就越清澈。
米酒则属于浊酒，它在宋代民间最为流行，因为酿造方法简单，许多城乡家庭多自酿自饮；而糟酒则是利用收回的酒糟加米再酿制而成的酒，当然更是浊酒，一般是穷人的饮品。不过，文人士大夫们有时候也喜欢原生态，所谓“浊酒一杯家万里”，所谓“潦倒新停浊酒杯”。古人酿出来的酒，往往会含有酒糟和渣滓，所以看起来才会这么浑浊；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或者是加入石炭，才能取得清澈的酒液，这种酒称为清酒了。清酒是皇室和富贵人家的饮品，它的价钱可就不便宜了，李白说“金樽清酒斗十千”，一斗要一万钱，那还是三百年前唐朝的物价！这当然也有诗人夸张的成分。
景阳冈的店主人说他的酒是“村酒”，可见是自酿的米酒，估计用的是小曲，发酵力强，发酵时间也较长，所以口感比较醇厚，后劲也比较足。但以今天的酒精度来衡量，恐怕只在20度以下，武松前后共吃了十五碗，已是常人五倍的量了。后来，他醉打蒋门神时，喝的酒似乎更淡些，却一共喝了三十碗，估计有12斤左右。
说到酒的度数，宋朝人有一首歌谣：“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药迭三升。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意思是：浙右华亭（即今上海）那边的物价便宜，一贯钱能打三升酒，一个人很快就能喝完这三升酒，喝完酒很快就会醉，醉了以后很快又会醒。宋朝三升酒刚好是三斤，不过宋朝的斤比较大（现在一斤为500克，宋朝一斤将近600克），这三升酒折合今天的市斤的话将近四斤。一个普通人很快就能喝完四斤酒，就算喝醉了很快又会醒过来，说明当时的酒度数很低，跟现在的啤酒差不多。
第二大类是果酒。宋代人特别喜欢喝果酒，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枣酒，南方有荔枝酒、椰子酒、黄柑酒、梅酒等。用葡萄酿酒在《史记·大宛传》里就有记载，宋朝的葡萄酒十分珍贵，大诗人陆游写道：“稿竹干薪隔岁求，正虞雪夜客相投。如倾潋潋蒲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一睡策勋殊可喜，千金论价恐难酬。他时铁马榆关外，忆此犹当笑不休。”（《寒夜与客烧干柴取暖戏作》）诗里将喝葡萄酒与穿貂鼠裘相提并论，可见它的名贵。
陆游对葡萄酒念念不忘，苏轼却对黄柑酒记忆犹新。黄柑酒是宋朝独创，是用柑橘酿制而成的果酒。这种酒色泽鲜艳、芳香四溢，在北宋宫廷中也很受欢迎，还专门为此举办过黄柑宴。苏学士就被应邀参加侍宴，他在后来一首失调名的词中写道：“拼沉醉，金荷须满。怕年年此际，催归禁篽，侍黄柑宴”——老先生酒量不好，侍宴有些吃力，所以有此一怕。
与黄柑酒一样，椰子酒也是宋朝南方的特产，宋朝名臣李纲专门写过一篇《椰子酒赋》，说明这种酒不是用酒曲而是用椰子浆自然发酵酿造的。荔枝酒、梨酒也是宋代的首创，其酿造工艺与葡萄酒相似，北宋诗人黄庭坚贬官到四川宜宾，曾称赞当地的“荔枝绿”是一种美酒，可与“三危露”（葡萄酒）相比，故特作《荔枝绿颂》以作纪念。
第三类酒是药酒。今天的人也在泡各种各样的药酒，用来强身健体、滋阴壮阳，而喝药酒的风气就是从宋朝开始盛行的。药酒的做法相对来说麻烦一点，要先准备好发酵酒为原液，然后将动物、植物和某些萃取成分加入其中，通过浸泡、复蒸等方法加工而成。《北山酒经》记载制曲时加进的药性植物已达29种之多，有杏仁、白术、白附子、木香、官桂、苍耳、防风、香白芷、茯苓等。制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培养微生物菌种的过程，再加进药性植物，不仅能使曲产生不同的香气、风味及功效，而且还能促进有益菌类繁殖，抑制杂菌生长。
宋朝有几种药酒较为著名，一种是羊羔酒。这种酒本是北宋宫廷秘制的名酒，据说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就特别喜欢喝羊羔酒，后来被内侍泄秘了方子流传到了民间。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的羊羔酒要卖到八十一文一角（宋代的1角相当于1.33升，1升约为1.067斤），这可不便宜！南宋时期，宋孝宗为了向退居二线的太上皇宋高宗表孝心，特地送了一批羊羔酒。除了两宋都城的羊羔酒外，山西汾州、荆楚云梦产的羊羔酒也很有名，苏东坡诗中就有“试开云梦羔儿酒，快泻钱塘药玉船”之句。至于羊羔酒的方子，虽说已流泄民间，但遗憾的是宋人文献中却未见记录，但是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保存了两个北宋化成殿的配方。
李时珍说这个羊羔酒“大补元气，健脾胃，益腰肾”，所以宋朝人都爱喝。时至现代，杭州临安原先有一家天目药厂曾生产过古法羊羔酒，笔者有幸一醉，可惜现在已不复生产。
另一种就是妇孺咸宜的屠苏酒了。屠苏酒是古代春节时饮用的酒品，故又名岁酒。王安石《元日》诗中“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一句已经让这种酒家喻户晓了。屠苏其实是古代的一种房屋，因为是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所以称为屠苏酒。其配方为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附子等中药入酒中浸制而成，具有滋补保健，防病疗疾，驱邪避瘴的功效，所以在守岁之夜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喝上几盅，就像端午节喝雄黄酒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仪式。
宫廷药酒中还有一种叫苏合香酒，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气羸多病”，真宗赐他苏合香酒一瓶，让他空腹饮用。王旦喝了一段时间，大觉安健，上殿来谢恩，宋真宗一高兴把酒方子都告诉他了：“每一斗酒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能调五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夙兴，则饮一杯。”——方子虽然有了，但苏合香丸是南洋进口产品，毕竟不大可得，所以民间也没法推广。
还有一种叫醍醐酒。醍醐是从牛奶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其法来自印度。“醍醐灌顶”就是佛教用语，此酒用醍醐和黄酒酿制而成，能补虚添髓、滋阴润燥，最适合火气大的人喝。
南宋时的宰相贾似道府中酿有一种养生药酒，叫长春法酒。所谓法酒，就是官方颁布酿造程式，采用统一标准来酿造的酒，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标准化生产”。贾似道曾经将刚刚酿好的长春法酒及配方进献给理宗皇帝，此酒是以中药配制而成：当归、川芎、半夏、五味子、熟地黄、甘草、白术、人参、石斛、丁香等三十多味名贵中药用纱布包好浸于酒内，采用冷浸法配制而成，春天七日、夏天三日、秋天五日、冬天十日即可饮用。每天早晨一杯，中午一杯，连饮几天，就有“壮筋骨、滋血脉、除湿实脾”等功效。宋理宗喝了他的酒，身体倒是蛮好，可国家却不行了，大厦将倾一塌糊涂。
宋朝大臣中最喜欢喝药酒的是仁宗朝的夏竦。当时的人都说夏竦是个异人，睡觉时遍体寒冰，犹如死人，醒来后，必须要叫人把身体弄热才行。其实，这都是他喝药酒的缘故。他喝的药酒是魏晋的古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得很清楚了，这种叫“五石散”的药酒主要是由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脂等调和而成。古人希冀服用“五石散”可以长生求仙，但事实上这种药酒是有毒的，服食之后身体忽热忽冷，要“行散”才能解除痛苦。到了宋代其实已经很少有人服食，但夏竦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古方，偏执地服用，而且他每天清晨还要喝上两碗石钟乳粥。夏竦后来虽然没有“成仙”，倒也活了66岁，以那个时代的平均寿命而言，也不算短命，真是个异数。
第四类就是白酒了，这种酒度数比较高，但在宋代并不多见，因为这种酒需要将发酵好的酒再经过加热蒸馏。蒸馏技术虽说要到元朝才被普遍推广开来，但蒸馏酒却在宋代已经产生，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元条法事类》等宋代典籍，还有苏舜钦、秦观等人的诗作中，都屡屡出现了“蒸酒”字样。以今天的酒精度计，宋朝的白酒一般度数在20至40度之间，但洪迈的《夷坚志》里也出现了“一酒匠因蒸酒堕火中”这样的记载，可见宋时也已有了度数足以点燃的烈性酒了。不过，《水浒传》里的那些好汉大碗喝酒，一定不是蒸馏白酒，否则像武松那样一喝十五碗、三十碗，心肝烧焦也不是闹着玩的。
《北山酒经》里说：“酒之于世也……上自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夫樵妇，无一可以缺此。”宋朝人对于酒的需求简直等同于盐米了，连皇帝都很好酒。据《孙公谈圃》记载，赵匡胤为周世宗的大将时，随周世宗征淮南，常到徐氏业主开的酒坊喝酒。徐氏知道他“人望已归”，每次必拿出最好的美酒盛情款待，并且表示希望异日得到照顾。赵匡胤倒也爽快，说：“汝辈来，吾何以验之？”徐氏说：“某全家人手指不全，不过存中节，世称徐鸡爪。”后来，赵匡胤开创宋朝，徐氏全家来汴京找他，赵匡胤便特许他们在汴京开酒坊。神宗朝大臣曾布的母亲朱氏就是徐氏的外甥女。另一本叫《曲洧旧闻》的书上则记载：“内中酒，盖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时喜饮之，即位后，令蒲中进其方，至今用而不改。”蒲中即山西蒲州，这个地方酿的酒早有盛名，据说宋太祖未发迹时便喜欢喝，登上帝位后让人献上酒方，北宋宫廷里的蒲中酒正是用该法酿造的。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东京城里每年光是酿酒消耗的糯米就达30万石，宫廷内酒坊每年酿酒也要用糥米8万石。从仁宗到神宗时，东京曲院生产的酒曲每年在200万斤上下。以一斤酒曲平均可酿酒四五十斤计，东京城里每年的产酒量就在8000到10000万斤。再按当时人口高峰时的150万折算，每年的人均酒消费量也在五六十斤！
宋朝酿酒业空前繁荣，各地都有不少名酒问世，北宋宰相张士逊的孙子张能臣专门写过一篇《酒名记》，其中列举的名酒达210多种，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也记录下诸色酒名64种：南宋的宫廷名酒有“蔷薇露”“流香酒”，扬州名酒有“琼花露”、杭州有“有美堂”、明州有“碧香酒”、湖州有“六客堂”、苏州的“齐云清露”、秀州的“清若空”、越州的“蓬莱春”、镇江的“浮玉春”、建康的“秦淮春”、常州的“金斗泉”、严州的“萧洒泉”、温州的“丰和春”、婺州的“错认水”……
话说被刺配江州的郓城县押司宋江仗着管理监狱的节级戴宗和牢子李逵的照应，自由出入，日子过得蛮滋润。这一日，“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着一根望竿，悬挂着一个青布酒旆子，上写道：‘浔阳江正库’。雕檐外一面牌额，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这一日经过一座酒楼，仰面看时，竖着一面青布酒旗，上写道“浔阳楼正库”。
这浔阳楼为什么要悬挂一面“浔阳江正库”的酒旗呢？这就牵涉到宋朝的酒类专卖制度了。我们在第一章酒楼中也讲到过这个问题，樊楼是东京著名的“正店”，所谓“正店”就是自己有酿酒权的大酒店，但樊楼是私营酒店，它的酿酒权是通过上缴酒税而被官府授予的。事实上，宋朝的各级官府自己也办酒坊，称为官酒库，或者叫正库。大的官酒库，实行生产、批发、零售一体化，拥有自己的酒楼。《都城纪胜》上就说南宋临安的太和楼、西楼、和乐楼、春风楼是分属于东、西、南、北四座官酒库的官办国营酒楼，这个浔阳楼挂着“正库”的酒招，估计也是属于江州的官办酒楼，所以它的广告语也很高调：“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
宋朝的酒类专卖叫“榷酤”
，主要有三种形式：官酿官卖的酒务制、官曲民酿的榷曲和募民掌榷、特许经营的买扑制。前者就是像浔阳楼这样的官办酒楼，官酿官卖，收入都归公；榷曲则是卖酒曲，国家垄断酿酒的重要原料酒曲，谁要酿酒就得去官酒库买酒曲，称为“拍户”。只要是从官库买的官曲，就等于是已经上过税了，你就可以自家酿酒。如果出售私曲，根据宋太祖建隆二年定下的法律，超过15斤就可以定死罪。官府控制了造曲、售曲之权，对各地制曲的数量、质量与价格等均有统一规定：如麦一斗制曲六斤四两；曲之价格，东京每斤155文；西京每斤150文
。通过垄断酒曲来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第三种情况募民掌榷、特许经营的买扑制就是有资产抵押能力的包税人，通过类似于竞拍这样的方式，取得与官府的契约，领到政府发放的特许经营牌照，也就是政府发放牌照给类似樊楼这样的私营“正店”，按销售量来收取酒税，“正店”酿酒后再批发给“脚店”。通过这三种办法“寓征于价”——你每喝一口酒都是在向政府缴税，你的酒量越大就说明你越爱国。
官酿官卖主要在各州城镇实行。为此，政府还在各地设立酒监，相当于酒专卖局的局长。那个吟诵“纤云弄巧，飞星传恨”的词人秦观，就在浙江丽水当过酒监。凡实行官卖之处，都有特设的酒场，造酒供应市场。杭州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曲院风荷”。什么叫曲院？就是官办的造酒厂。古代称酿酒为造曲，酒厂就是曲院，所以，曲院风荷就是南宋时大型国营酿酒厂的所在地，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历史遗存了。
宋朝的这个官酿官卖倒也不纯粹是计划经济，也有些市场经济的成分，比如官酿酒的原料就不是国家拨给的，而是另行向市场购买。官酿的酒通过正库，也即是官营的酒库批发给私商分销零售，有的地方则是委托大的官办国营酒楼批发兼零售。浔阳楼可能就是这样的官酒楼。酒招上标明“正库”字样，一则是表明货源来路清楚，质量保证，绝非假冒；另一方面也是告诉商贩，这里可以来批销官酒。
官酒卖出越多，政府收入越大。据资料显示，自仁宗朝开始至南宋，全国酒利的毛收入常年保持在1000万缗以上，去除成本，净利润也在600万缗以上。仁宗庆历年间，酒课达到1710万贯，为有宋一朝见于史册的最高统计数。
酒税是两宋时期的一种重要税收收入，所以大宋朝皇帝要发动全体臣工，想方设法推销官酒。每年中秋前后，临安府一年一度开煮新酒，举办“卖新”仪式，甚至连妓女都被拉来造势了——那个时候没有车模之类的模特代言，只好让妓女兼当酒模。官办的酒库雇来许多有名的、颜值爆表的官妓作形象代言人，浓汝艳抹地骑在绣鞍宝勒的马上，招摇过市。然后来到教场上，各捧花斗鼓儿，托着诸色果子蜜饯，亲自持杯频频劝酒。这支由官妓组成的美酒专卖宣传的队伍，引得成千上万的市民密密排列街头观看，浮浪子弟把持不住，纷纷持钱走出，诱之饮酒，十钱总要花去二三钱。《咸淳临安志》卷97引杨炎正的《钱塘官酒》诗为证：“钱塘妓女颜如玉，一一红妆新结束。问渠结束何所为，八月皇都酒新熟。浮咀香，十三库中谁最强。”这样精彩的表演，一时形成了“万人海”的场面，算是宋朝最热闹的路演盛况，这可以看作是大宋朝的网红直播带货。据说这一招的发明人还是王安石，熙宁变法首开了官妓促销的记录。
官酒实行官卖，那么，武松在景阳岗前吃的“三碗不过岗”是不是官酒呢？肯定不是。山野农村总有官家势力不到的地方，再说酿酒又不比制盐那么复杂，家家户户都可以。所以，大宋朝又在三种“榷酤”之外作出补充规定：对于县、镇、乡、闾等一些偏远的小地方，不方便从官库买曲，只要缴纳一定的“岁课”（固定税），就允许你自制酒曲供自家酿酒。民间私酿酒原本是仅限自己消费自家饮用，但乡下小店卖几碗水酒官府也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你不违禁出售私曲就行了。所以景阳岗那酒家振振有词：“俺家的酒，虽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过不得前面的山岗去。因此唤做‘三碗不过岗’。”
政府知道要垄断全部的酒业生产有困难，所以就决定控制造酒的原料——酒曲，从半成品销售过程就进行专卖控制。
北宋时，榷曲主要在四京，也就是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实行。凡四京的酒户都必须用官家酿造的酒曲，违反者重罚。官酿酒曲每斤卖到150文，后来又涨价到了250文，而一斗麦可做六斤四两酒曲。这样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用官曲的酒户等于是向政府缴了一笔额外的酒税。有的酒户负担不起，只好拖欠，宋英宗时曾下诏蠲免京师酒户所欠的曲钱十六万贯，也算是皇恩浩大；而宋神宗就没有那么大方了，他的政策是对欠户加倍重罚，并对用私曲的立告赏法，告发别人用私曲政府给予奖赏。
至于募民掌榷、特许经营的“买扑制”，说到底就是公开招标，承包经营。“扑”在宋代又称“关扑”，具有下注赌博以决胜负的意味。“买扑”承包者自负盈亏，一般都可以赚到大钱，但碰上倒霉的，投标开价过高，再遇上灾荒之类经济不景气的时节，酒的销量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承包商就要赔得倾家荡产了。前文说过连樊楼这样天字第一号的正店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还得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来弥补。
宋朝大酒楼的产酒量是很可观的，如南宋无名氏题在临安太和楼壁上的诗就说：“太和酒楼三百间，大槽昼夜声潺潺。千夫承槽万夫瓮，有酒如海糟如山。”而东京的樊楼，官府每年配给酒曲五万斤，平均每天酿酒5000斤以上，樊楼自酿的酒，一天可供3000小酒户沽取。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上看到东京街头有一种专门运酒的太平车，或者用牛拉，或者用驴拉，车上捆着两个大酒桶，每桶可以装酒三斗，这都是樊楼这样的大酒楼专门雇了送到脚店里去的。
这些大酒楼的酒还各自都有品牌，如樊楼的“眉寿”“和旨”，忻乐楼的“仙醪”，遇仙楼的“玉液”、清风楼的“玉髓”、时楼的“碧光”、班楼的“琼波”、中山园子的“千日春”……宋江去浔阳楼坐定，酒保“一托盘把上楼来，一樽蓝桥风月美酒”——这里其实有个错误，我们后面再说。
那么，宋朝的酒卖什么价格呢？
《宋史·食货志》上对酒的定价作了规定：“自春至秋，酝成即鬻，谓之‘小酒’，其价自五钱至三十钱，有二十六等；腊酿蒸鬻，候夏而出，谓之‘大酒’，自八钱至四十八钱，有二十三等。”——小酒酝酿期短，价格相对便宜；大酒酝酿期长，所以价位比较高。不过，这也是个参考价，大宋朝三百年物价多有波动，酒价当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宋神宗元丰年间的酒价是最便宜的，王安石诗里说“百钱可得酒斗许”、“百钱一斗浓无声”；到了徽宗朝，酒价大幅上涨，但总的来说，整个北宋时期1升（斤）酒的价格没有超过50文。而从南宋开始，酒价扶摇直上，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的酒价还是每升160文，到了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就涨到了267文。
但不管怎么涨价，宋人好酒，该喝总还得喝吧！
宋朝各地都有很多好酒，但遗憾的是，你如果足不出门就喝不到异地的美酒，这倒不仅是因为物流不发达，而是宋朝的“榷酤”制度将酒、曲都划定疆界，“戒相侵越”。你如果出差外地带回几瓶美酒送人，当然是没问题的；但你如果想搞异地贸易转手倒卖，那就犯法了；哪怕是馈赠朋友的，带多了也不行。熙宁年间，莫州知州柴贻范将本地产的美酒900余瓶馈赠其他州郡的朋友，还动用了兵夫200余人跑腿送酒，结果被御史台的御史知道了，参上一本，柴知州的乌纱帽就此“送”掉了。
宋朝市面上见到的除了村酒外一般都是按照标准化酿造的官酒。官员日常应酬、接待用的也是官酒，但有个专门称呼叫“公使酒”，意思是非商业用的特供酒；而供宫中饮用或是国事接待的则称“内府酒”，由光禄寺负责监制，所以又称“光禄酒”。内府酒的质量当然是最好的，宋代有“内府酒、北苑茶（福建建安贡茶）”之说，意味着顶尖的佳品。但光禄供酒要根据官场级别，并非人人都可以品尝到的。元祐六年（1091），高太后当政，尽废王安石新法，将外贬的苏轼召回朝。这一次，苏轼受到了内廷的特别优待，赐予法酒官烛，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荣耀。
按理说内府酒、公使酒的质量一定是上乘的，但问题是官家（皇帝）和官员们总也想尝尝民间的味道。有一次，宋真宗宴请群臣，忽然对内侍发问道：“市店酒有佳者否？”内侍回答：“唯南仁和酒佳。”宋真宗就急令内侍去南仁和酒肆沽了酒来遍赐群臣。另一方面，就像今天的市面上有许多所谓的“特供酒”流行一样，普通人也渴望能沾到一些皇家、官府的甘露，有资料表明，御用酒、公使酒也有偷入市场的。
非商业用酒进入流通市场当然是对“榷酤”制度的冲击，而真正使官酒制度受到破坏的是在南宋时期。说起来，坏了规矩的正是南宋的肇始皇帝、高宗赵构。
赵构禅让给宋孝宗后当了太上皇，闲着没事，就在他退居二线的德寿宫里捣鼓着酿制新酒。酿了自己喝倒也罢了，他还贴上“德寿宫私酿”的标签四散送给老部下们。孝宗拿他也没办法，人家将江山都让了给你，酿几桶私酒你还好意思计较么？这一下，规矩就坏了，上行下效，先是高宗的吴皇后（现在要叫吴太后了）娘家也开始自创品牌酿私酒，名字就叫“蓝桥风月”。蓝桥风月也叫梅花酒，是用根霉白药和红曲酿制，因酒里融入了梅花香味，酒未近唇而梅香来，特别风雅，它在宋朝也属于黄酒的一个类别——注意：“蓝桥风月”是南宋吴皇后家酿的私酒，宋江自然不可能在浔阳楼上喝到了，可能是因为它名气比较大，说书的就给挪用到《水浒传》里去了——此风一开，就收不住了。接着张俊、韩世忠、杨沂中等一班高宗朝的元老们也开始酿私酒，张俊家的叫元勋堂，杨沂中家的叫紫金泉……再后来，椰子酒、荔枝酒、梨酒、蜜酒都出来了，品牌也五花八门：爱山堂、玉练槌、浮玉春、齐云清露、江山第一……然后是各个衙门也开始各自酿酒，内府流香、殿司凤泉、步司小槽、藩葑府第酒……然后是朝廷允许军队设立军酒库酿酒销售以充军饷……然后就乱套了！“诸帅擅榷酤之利”，殿帅杨沂中一个人就开了9家私酒坊！
当然了，达官贵人可以私酿家酒，而民间的官酒专卖还是执行得很严格的，这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谁也不敢跟赵家天子叫板。
饮酒是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宋朝人认为饮酒能使人精神亢奋，才思敏捷，充分发挥其才华。雅好书法的宋仁宗平时笔法一般，有一次在化成殿饮酒带醉时，挥笔书写“四民安乐”四个字，在旁的近臣都称赞其“笔势神妙”，颇得法度。欧阳修降任滁州知州，也是寄情山水，诗酒为乐，自号“醉翁”，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苏东坡在黄州时，也有“每有胜集，酒后戏书，以娱坐客，见于传录者多矣。”
有一次，他去造访另一位大书法家米芾，米芾设酒招待，两个人书桌上放上笔墨和纸300张，一边开怀畅饮美酒，一边挥毫泼墨，等到酒喝完了，300张纸也写完了，最后两人交换墨宝，潇洒作别。
宋朝的文人学士以饮酒为乐，酒是诗人的“通趣”，苏东坡在《和陶渊明饮酒诗》里也说：“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那么，苏东坡的酒量究竟如何呢？
说实话，苏东坡虽然嗜好喝酒，酒量却并不咋的。他在《饮酒说》中自述：“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后来，在《书东子传后》一文中，他更交代了自己的实际酒量：“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合是宋代的一种浅酒碗，五合不过是一斤低度酒，苏东坡却喝一天都喝不完。所以，清朝的杭州人王文诰编注《苏东坡诗集》时评说苏东坡“好把酒而不能饮。”
苏东坡的诗文里也经常记录自己酣醉的故事，如“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十二月，与客饮，醉甚，归坐雕堂西阁，而仆案睡久之，忽惊觉，已三鼓矣。”元丰五年，苏东坡谪居黄州，某个深秋的夜晚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而复醒，醒了复饮。回来的时候仿佛已经三更。家里的童仆早已睡熟鼾声如雷鸣。反复敲门里面全不回应，只好独自倚着藜杖倾听江水微波荡漾、舒缓扑击滩岸之声。那天晚上，苏东坡写下一首《临江仙》的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因为词中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句，第二天坊间都在传这首词，并且说得活灵活现，说苏东坡挂冠服于江边，拏舟长啸而去了。这可把当时的黄州知州徐君猷急坏了：要知道苏轼在当时可是戴罪之身，犯官在本州逃逸，岂不是他的监管失职？徐君猷立即派出大队人马四处寻找，而他自己也亲自前往苏轼在临皋亭的住所察看。结果发现苏大学士正醉卧家中睡大觉，鼾声如雷。
苏东坡有个学生叫张耒，做过润州知州，据他自己说：“平生饮徒大抵止能饮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晁无咎与余酒量正敌，每相遇，两人对饮，辄尽一斗，才微醺耳。”晁无咎又叫晁补之，与张耒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也是苏东坡的学生。张耒的意思是说，当时爱喝酒的人一般只能喝五升，喝一斗的人很罕见，他跟晁补之两个人的酒量差不多，每次见面喝酒，两个人加起来能喝完一斗，才刚刚有些醉意。宋朝的一斗至少有十来斤，张耒跟晁补之能够共进一斗，说明每人至少能喝五六斤。这当然已经不错了。
苏东坡的恩师欧阳修一会儿说自己是“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朝中措》），一会儿又说自己“饮少辄醉”（《醉翁亭记》），倒底能不能喝呢？“一饮千钟”恐怕是夸张，但欧阳修的酒量还可以，苏轼称其“盛年时能饮百盏”，应该不至于“饮少辄醉”。欧阳修还曾出使过辽国。大辽帝国与契丹贵族们的酒量可是大得惊人，他们还特别会殷勤劝酒，北汉的礼部侍郎郑珙曾经被辽国君臣大碗轮灌，竟至活活灌死，所以后来派往辽国的使者都要考察一下酒量，可见欧阳修酒量应该不差，至少年轻时能喝。
宋朝文人中真正喜欢喝酒、酒量又好的是辛弃疾。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词，题作《遣兴》，把自己酒后的醉态、憨态刻画得栩栩如生：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辛弃疾是山东济南历城人，他出生的时候那里已经沦为金人的统治区，所以他属于“归正人”，即从金国投诚过来的。作为一名归正人，他其实并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完全信任。他的主战请求每次都石沉大海，而他的官最大也只做到从四品的龙图阁待制。他只能“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只能“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只能“醉里挑灯看剑”——哎，人生有多少忧愁都要靠酒来打发！
辛弃疾在淮上带兵时，有一次他的老朋友陈亮来看他，两个照例摆开酒阵。这一回，辛弃疾喝得特别HIGH，话匣子也打开了，滔滔不绝，而且都是指点江山、批评时政的话：南宋定都临安是一大失策，只要把牛头山掐住，天下勤王之师一个都别想进来！还有那钱塘江大堤，有朝一日如果决堤，京师百姓无论贵贱，都要沦为鱼虾……他只顾自己说得痛快，陈亮虽说也是个抗金狂人，听得也难免心惊胆战。
晚上，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里，辛弃疾已经鼾声如雷，陈同甫（陈亮）却久久难以入睡：这位老兄平时话语不多，今天喝酒却胡言乱语说了那么多，他酒醒之后会不会后悔？会不会拿我杀人灭口？陈亮越想越害怕，干脆悄悄地起身，乘着夜色偷了辛弃疾的一匹马逃掉了。
辛弃疾身上兼具文人与武夫两种特质，军中饮酒之风当然是厉害的。南宋军队中有一种叫“背嵬军”的精锐部队，一般都是主将的帖身亲军，像岳飞、韩世忠部下都有这样一支背嵬军。而据《云麓漫钞》引用的范成大的解释：南宋初年范成大曾出使金国，他说“燕北”人把酒瓶称作“峞”，而大将的亲随卫兵要给主人背酒瓶，所以大将的亲军就被称作“背嵬（同峞）”了。长期背着几十斤重的大酒坛子行军，放下酒坛上阵杀敌，当然就骁勇无比了。
所以说辛弃疾的酒量是在军营中练就的，而要说两宋文人中酒量最好的却不是辛弃疾，而是北宋真宗朝的石延年。宋真宗本人的酒量也是了得，据说可以饮一斗，所以他手下的大臣也多好酒量。宰相寇准就每天要开夜宴豪饮，常常通宵达旦。不过，石延年跟人斗起酒来，是以一连喝几天计的，所以史书上都称他是“酒痴”。
石延年字曼卿，供职于翰林院，是个大才子，诗书绘画无不精通。不过，东京城里人人传说的还是他的饮酒功夫。
石曼卿喝酒，能喝出很多的花样来。
夏天的夜晚，他会赤身裸体爬到树上去，拿着个大酒壶，对着月亮鲸吸长饮，酒尽下树也不理会人，这种喝法石氏自称叫“巢饮”。
还有一种喝法，他将自己捆扎在蒿草之间，伸颈而饮，喝足了往草中一缩，酣然睡去。顾名思义，这就叫鳖饮了。
更多的时候，石曼卿将头发披散开来，赤着双脚去南仁和酒肆喝酒，有时候还会别出心裁地给自己脖子上安个枷锁，谓之“囚饮”。喝着喝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的酒兴也越高。
圣朝本来是很讲究官员仪容的，宰相张齐贤有一次喝醉酒了在大街上嚎啕大哭，立马被真宗免了职；但一个翰林院的闲官，皇帝倒也不去认真追究他。宋朝讲“养士”，包容士的个性也是“养士”的一部分。
石曼卿喝酒也有一个对手，叫刘潜。有一次，他们听说京城中沙行家新开了一家酒楼，就跑到那里去喝酒。两人终日对饮，却连一句话都没有交谈。姓王的店主看他们的酒量不是普通人的样子，认为他们不是凡人，酒献上菜肴果品，又拿来了上等好酒，伺奉得十分恭敬。石、刘两人仍然从容自若，对店主的殷勤招待傲然不顾。两人喝到傍晚仍无一丝醉意，最后他们互相拱拱手就离开了酒楼。第二天，整个京城都在哄传：王家酒楼来了两位仙人！
这个故事见于欧阳修的《归田录》。《归田录》中记录的两位王家酒楼的仙人，会让人联想起唐代杜甫的《饮中八仙歌》。那么，宋朝人和唐朝人比起来，酒量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
单纯从数量上看，似乎宋朝人的酒量比不过唐朝，李白斗酒诗百篇，会须一饮三百杯，数量确实惊人。但唐朝的计量单位跟宋朝是不一样的。我国古代的量器，与度器、衡器一样，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由小变大。汉朝的一石不过是宋朝的两斗多，南北朝时的一斗大约只相当于宋朝的三升。李白说自己能喝一斗，按照现在的容量来说，也就10斤左右。有了这个参照，就可以看出宋朝饮酒大师的表现比起唐人毫不逊色。
另一个重要的比对标准是酒的度数。唐人喝的大多是如饧的米酒，口感甘甜；而宋朝酿酒的复式发酵法较为成熟，所以宋人的口感趋向“劲竦”。从色泽上讲，唐代米酒呈现淡绿的浮蚁，白居易所谓的“绿蚁新醅酒”是也；而宋代米酒已真正进入黄酒阶段，色泽也从鹅黄到琥珀再到黑红，颜色趋深，酒液趋清。宋酒的度数已经比唐酒高了不少。根据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推算，唐酒的度数大概只有3到5度，最高的也只有15度左右；而宋朝的酒尽管大部分也在20度以下，但也有不少已经达到20到40度。
所以，石曼卿如果穿越到唐朝去斗酒，绝对跟“饮中八仙”有得一拼，甚至可以说是只赢不输。
我们说大宋朝的历史是从一杯酒开始的，那么，宋朝皇帝的酒量又如何呢？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爱喝酒是出了名的。据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载，赵匡胤曾对人说：“朕每日宴会，承欢致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意思是每次宴会都会喝到大醉，第二天早上起来总是很后悔。据说他还喜欢用“巨觥”（大酒杯）跟人喝酒或劝人喝酒。南汉国王刘鋹降宋不久，宋太祖在汴京讲武池赐酒给他，要跟他比试酒量，刘鋹怀疑酒中有毒，抵死不敢喝，太祖乐了：“朕推赤心于人腹，安有此事。”说着就跟刘鋹换了杯，一饮而尽，而刘鋹大惭顿首谢。大臣王审琦是赵匡胤登基前的好朋友，陈桥兵变时他是守卫京师的副总司令（殿前司都虞候），他帮助赵匡胤打天下立了大功，但他不会饮酒，简直是滴酒不沾。赵匡胤当了皇帝后，经常举办宫中宴会，大家都尽欢畅饮，只有王审琦手持空杯。宋人强调“饮酒欲欢”，所以太祖不大高兴，有一次就强劝他试饮一杯，王审琦不得已，只好连饮几杯，结果居然也没有醉。从此，他在侍宴时也跟大家一样饮酒，只是回到家里仍然滴酒不沾。有人说，宋太祖后来的猝死可能也是跟饮酒有关，但史书又记载，太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沉溺于酒，何以为人”，可见，总体上他的饮酒还是有所克制的。
第二个有名的宋真宗，据说他可以饮一斗酒。真宗朝有个待读叫李仲容，很会喝酒，人送外号“李万回”。有一次退朝后，宋真宗特意将“李万回”留了下来，要跟他比试一下酒量。两个人用的也是巨觥大杯，可李仲容哪里敢胜过皇帝呢，到后来只好告饶：“告官家撤巨器。”宋真宗也就胜利地笑了，命内侍换了小杯再喝。
宋朝皇帝中真正酒量最大的恐怕还数那位风流天子宋徽宗，尽管在别的记载中没有关于赵佶酒量的纪录，但宋高宗晚年回忆中却道出了秘密：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六月初一，宋孝宗亲驾德寿宫，陪太上皇赵构纳凉时，后苑进奉雪浸白酒（一种冰镇果酒）。孝宗考虑到太上皇的身体，劝说此物太凉伤脾。宋高宗一面首肯，一面却回忆起宣和年间宫中纳凉的情景，说：“公公（宋人对爷爷的称谓，宋徽宗按辈份是孝宗的祖父辈）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壶及风泉馆、万荷庄等处纳凉，常饮白酒二斗。”——一斗相当于现在的12.5斤，哪怕是果酒饮料，25斤的量也是很惊人了！而宋高宗回忆父亲的酒量时，轻描淡写地这么一说，可见他本人的酒量也应该不小，要不然也不会去捣鼓什么“德寿宫私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