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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公元十一世纪的开封。
汴梁城内的大宋皇宫中处处掌灯，一派金碧辉煌。
但是二十三岁的仁宗皇帝赵祯却在这皇宫内呆得厌烦了。一阵又一阵，酒楼里传来的丝竹管弦之声、伴着市民的欢声笑语，传入宫中，传到赵祯的耳畔。这让他郁闷得一塌糊涂：凭什么我只能被关在这深宫大内？
很多年后，大宋朝作家协会的一班作家朋友们十分同情青年赵祯在人性与欲望中的苦闷挣扎，所以在他们的话本小说中，让青年赵祯迈出了宫门。
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
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
这是宋话本《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一首《鹧鶘天》，说的是宋仁宗微服出宫来到城中，看到东京的著名酒楼樊楼时所发出的一番感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首词并没有什么出色之处，可是它的意义在于用皇帝的视角突出了酒楼在宋朝城市生活中作为城市繁荣象征的特殊地位。
酒楼，是唐宋之际城市中新兴的店铺，是宋代饮食繁荣的重要标志。唐代以前，饮食店铺大多开设在坊内或山乡交通要道处，一般都是些规模较小的食肆，史料笔记中偶见酒楼的称谓，其实也都规模不大。而两宋都城中却出现了规模宏丽、设备精良的大型酒楼。至此，饮食已经不仅仅是纯粹满足生理的需求，而上升为一种文化的现象。除大型的酒楼外，在宋朝的城市里，每天近乎首尾相接的早市、夜市更是将饮食文化推向一个高潮。这一章，就让我们去宋朝的酒楼，去宋朝的早市、夜市感受一下“吃”的无限魅力。
宋朝实行酒的专卖政策，酒曲的制作权力由国家垄断。在北宋时期，酒店分为正店和脚店两种。有酿酒执照的，可以去官府那里定量买酒曲的大酒店叫做正店；没有酿酒执照，只能去官酒库或正店批发了酒来零售的店称为脚店。
东京汴梁的酒楼大多集中在九桥门街市一段。这一带酒楼林立、绣旗相招，遮蔽天日。马行街任店、宋门外仁和楼、曲院街口遇仙楼、太庙街高阳正店、龙津桥西清风楼、州桥北八仙楼、州桥西宣城楼、潘楼街潘楼还有忻乐楼、和乐楼、铁屑楼、会仙楼、时楼、班楼、千春楼、明时楼、长庆楼、状元楼、登云楼、得胜楼、庆丰楼、太和楼、三元楼、太平楼、五闲楼、赏心楼……光这些名字排过去，就可以想象这一片街区的规模有多大了。汴京城里光是那些规模宏丽的大型酒楼“正店”就有七十二家，脚店更有上万家！而这许多酒楼中的佼佼者，就首推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的樊楼，这是东京城里最有名的超级豪华大酒楼。
樊楼，原名白矾楼，因一帮贩白矾的商贾经常在这里聚会谈生意而得名。因为它建筑在稠密的店铺民宅区，寸土寸金，所以只好向空中发展。它的楼有多高？从《事林广记》的图上来看，应该是三层楼，而且有东西南北中五座三层楼宇，各楼之间用飞桥栏杆连接。其中西楼紧邻着皇宫大内，北楼则可远眺艮岳，再加上相去不远的州桥夜市与汴河游女，可见樊楼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宋时的楼高与今天相比是两个等量级的。宋朝的三层大建筑往往是先建二层砖石台基，再在上层台基上立永定柱做平坐，平坐以上再建楼。所以虽说樊楼只有三层，但实际上它已经是非常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宋朝的皇宫是以高大闻名于世的，而樊楼却要高过它！樊楼的西楼高得可以下瞰皇宫。
宋朝以前的城市里并非没有高楼，秦朝的阿房宫、唐朝的大明宫也都是高耸入云的建筑，但这些高楼都在皇宫大内。像这样供市民饮酒作乐过夜生活、专事赢利的经营性酒楼在宋朝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更别说盖得比皇宫还高了。这个问题后来也被发现了，然而宋朝的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倒没有去问它个“僭越”之罪，只是出于皇宫安全保卫的考虑，让西楼关闭，禁止酒客登临眺望大内了。《大宋宣和遗事》上说樊楼“上的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可见，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樊楼的西楼已经谢绝外客了。
樊楼算得上是东京城里的百年老店，至少在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朝时就已名闻遐迩了。据《湘山野录》载，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真宗为日本国一佛寺赐额，日本使者临时要求请翰林学士张君房写一篇寺记，但当日张君房不当值，“醉饮于樊楼，遣人遍京城寻之不得。”——这位张学士也很有点当年李太白学士的风采。
现在，让我们跟着古人的图画和记载，也到樊楼去感受一下：
樊楼的门前竖立着朱黑木条互穿而成的杈子，这在魏晋时期是要官至三品以上的府第才有资格用的。不过，樊楼门前竖着它可不是为了挡客，而是提醒你下马下轿。到了这里就有专人伺候，类似于今天代客泊车的服务台。
酒楼的门首扎缚着彩楼欢门，让你还没有进入酒楼就感受到一种华贵的气魄。酒楼每一层的顶部都结扎出山形的花架，装点着花形、鸟形的饰物。门前站着两个迎宾的伙计，他们“头戴方顶样头巾，身穿紫衫，脚下丝鞋净袜”，对人彬彬有礼——宋朝酒楼的从业人员有特殊的称呼：店中伙计小儿称“大伯”，厨师称“师公”，卖酒的称“酒博士”，上菜的叫“行菜”，还有一些烧香献果的小贩则叫“厮波”。看宋人著作，不要以为“大伯”就是年纪大的男人哦，这个要特别交代一下。
进了酒楼是一个直的主廊，南北天井两廊各列小室，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小包厢，当时称为“酒阁子”。《水浒传》里写宋江、柴江化装进京扮作闲官上了樊楼，“寻个阁子坐下”，就是这种小包厢。宋朝的酒楼，达官贵人、平民百姓都可随意出入，但进酒楼也有个规矩，就是不可轻易登楼上阁。如果不想破费太多，不如在楼下散坐，这些零散坐席称为“门床马道”，相对便宜；而上楼则美其名曰：“登山”，一楼、二楼、三楼，就叫一山、二山、三山，越高越贵。
不管包厢散座，只要一入座，凡是下酒的羹汤，都是随意享用，全场免费，就像今天的韩国料理，泡菜是免费供应的。即使来十位客人，每人要一味羹汤也不妨，过卖、铛头——明档、菜单应有尽有，上百种菜肴，传唱如流，酒未到先设数碟“看菜”——冷菜先上！待举杯又换细菜、热菜，极意奉承，不会少有违误。
酒楼的器皿餐具也极尽奢华，凡一应酒缸、酒提、匙、筋、碟，尽是银器。如果是二人对酌，一般用一副注碗，两副盘盏，果菜碟子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这么一桌银酒器下来就得要个百余两纹银。有记载说宋时酒楼里供饮客用的金银酒器竟然价值千余两！写《东京梦华录》的孟元老特意对这种贵重的银酒器皿作了记述。根据他的记载，对于空手来沽酒的客人，酒楼允许将银酒具带回去，贫下市民、妓馆来店呼酒，酒楼也照样用银器供送，第二天去取回，也不见丢失。偶而有酒楼丢失了银器，文人还当新鲜事情记录下来。
樊楼有酿酒权，自然有常备的自酿好酒，而且都是有注册商标的品牌产品：“眉寿”和“和旨”。据宋朝档案《宋会要》记载，樊楼每天上缴官府的酒税就达二千钱，每年销售官酒竟至五万斤。有一年，樊楼的老板易手，新主人不善经营，“大亏本钱，继日积欠，以至荡破家产。”本来么，一家民营酒楼赢亏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国家尽可以不闻不问，但国库因此缺了一大笔酒税，所以居然惊动了朝廷，宋仁宗亲自过问，下达诏书说：谁愿意承包樊楼年销五万斤的酒税款，就可以给他划拨三千家京城的小酒店（脚店），作为酒类专卖的连锁店——一家酒楼的经营情况居然让皇帝操心，可见樊楼在东京酒楼中的龙头老大地位了。
那么，樊楼的老板究竟是谁呢？它是宋朝的民营家族企业吗？
遗憾的是，樊楼建于何时、何人所建均已无从考证，风光百年，樊楼的主人恐怕也已易手多任。《醒世恒言》中有一则话本小说叫《闹樊楼多情胜仙》，说是北宋末年的宋徽宗年间，当时的樊楼老板是一个叫范大郎的人。范大郎还有一个弟弟叫范二郎，也在酒楼里帮忙打理。“范”与“樊”同音，话本作者恐怕也是想当然地以为樊楼必是樊家或者范家的产业了，这其实是小说家言。
樊楼事实上已经成为宋代酒楼业的样板，声名远扬甚至很有些“国际影响”，成了大宋朝的“打卡地标”。大金国的臣民看得眼红，强烈要求引进先进文化，金国皇帝也只好顺应民意，吸引外资在燕山脚下也盖了一座秦楼，统统依样画葫芦，“楼上有六十阁儿，下面散铺七八十副桌凳”（宋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连酒保都是雇佣流落北方、有樊楼工作经验的离职员工。其实，替金国皇帝想想，也不用这么麻烦，再过几年，连开封汴梁都是你们的了，小小一座樊楼连锅端了拆回去不就得了。但是金国皇帝手下的虎狼之师手脚有些野蛮，毛手毛脚地活生生把这么一座楼给拆没了。
南宋皇帝逃到临安杭州之后，追忆故土，就在西子湖畔又盖了一座丰乐楼。这座楼据说“高切云汉，上可延风月，下可隔嚣埃”，可以当作南宋中兴的一个标志了。
其实，丰乐楼的名字也是移用来的，樊楼在北宋末年就已经改名叫丰乐楼。明末文学家张岱在《西湖梦寻》中说，宋高宗引大量河南人移民到杭嘉湖地区，五谷丰登，建此楼以与民同乐，所以用了开封酒楼的旧名字。事实上，临安的丰乐楼并不是宋高宗时建的，而是宋理宗淳佑年间，由临安知府赵与岅（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主持修建的，地点就在涌金门外临西湖边，南宋著名词人吴文英还专门写了一首《莺啼序》的词，题在丰乐楼壁上，当时引得很多人来观看，后来连这个词牌也干脆改作了《丰乐楼》。
从元代画家夏永所绘的《丰乐楼图》来看，丰乐楼也是高3层，共有5栋楼组成，楼内珠帘绣额，歌姬成群，外号“销金锅儿”。坊间传说，当时的读书人如果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皇帝就会在最高层设宴邀请，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说到设宴，就不得不提到宋朝酒楼中在旁边吹拉弹唱伴奏助兴的伎乐。这些吹箫、弹阮、歌唱、杂耍的人叫做“赶趁”。经常有市民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就选择去酒楼“赶趁”这条路。《水浒传》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也就是因为在酒楼喝酒的时候遇上了“赶趁”的金老汉、金翠莲父女。精明的酒楼经营者对唱好唱坏、耍优耍劣不太挑剔，那是客人的口味问题，只要会唱个曲儿能逗个乐的，就予接纳，让他们在酒楼谋生。酒楼之所以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就是因为酒楼的经营者调动了娱乐的手段，终朝唱乐喧天，每日笙弦聒耳。
在官酒库经营的酒楼里，酒客登楼可以拿着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可以想像，这些花魁娘子的出台费应该不菲，其中的大牌名妓称为“行首”，更是“深藏邃阁，未易招呼”，身价高得出奇。临安十三座官办的酒楼，都有自己的“官名角妓”。风流纨绔子弟“欲买一笑”，争着到阁子里去点花牌，为了遂心所愿，还必须“亲识妓面”，与这位妓女有些交情或者是有熟人引进，“外人不易登也”。即便如此，他们还担心酒楼老板、店小二从中作梗不予方便，所以必须“以微利啖之”，塞上点小费什么的。不过，酒楼毕竟不是青楼。宋时法度：官营酒楼的应招妓女只歌舞侑酒，“不许私侍寝席”，所以她们主要是陪酒，活跃酒楼的气氛。因为有她们的存在，宋朝的酒楼里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鼎鼎大名的产品——宋词。
词是以参差错落和婉美谐畅的长短句来配合音乐的一种抒情诗。词的长短顿挫的句式，四声分明的格调，还有同音乐的密切关系，都使得它特别适宜抒风月之情。《词源》的作者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什么叫“声出莺吭燕舌间”？说白了就是词是供妓女们唱的。文人雅集、官僚饮宴，一定要歌妓助兴，词作者们往往即席填词给她们演唱，就好像今天的书法家喜欢挥毫当场，这种词称为“应歌之词”。而这些应歌之词又大多以代歌妓言情为主，故“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比比皆是。像欧阳修、苏东坡、晏殊、黄庭坚等大家也都有大量的这类作品。说白了，宋词就是宋朝酒楼里的流行歌曲
。
在描写南宋生活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也经常会出现“丰乐楼”，可见餐饮业已经成为宋朝市井生活的一大场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许仙）在孤山四圣观上船，准备到涌金门上岸回家，张艄公“摇近丰乐楼来”，摇不上十数丈，岸上有人叫：“公公，搭船则个！”是白娘子来了。而在《警世通言》中有一篇《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的小说，说的是四川举人俞良赴杭应考落榜，钱也用光了，在丰乐楼写了首词，准备自杀。已经退休当太上皇的宋高宗过来喝酒，看见了这首词，找到俞良推荐给孝宗皇帝，俞良就衣锦还乡，去成都做官了。这个俞良的原型，也许就是俞国宝。据说宋高宗曾经“读词封官”。他在断桥酒楼的屏风上看到太学生俞国宝写的《风入松》，很喜欢，就赐了俞国宝一个官儿。这事发生在孝宗淳熙年间，那时候还没有造丰乐楼，但小说家这么写，其实也是把丰乐楼当作南宋杭州餐饮业的一个缩影。
南宋临安城内的大酒楼当然也不止丰乐楼一家，被称为“中兴四大将”之一的张俊也经营起餐饮业来。在张俊的部队里，有一支从手臂以下一直文身到脚的特种兵，叫“花腿军”。张大帅替他们文身可不是为了时尚，他这是算给士兵们盖戳了，防止他们逃跑。然后，他就把这批士兵当作了无偿劳动力，要么让他们摆把式卖艺，要么让他们经营酒楼，要么就充当建筑工地的小工。
我们今天到杭州游玩，河坊街是必去的地方，这条街就是当年张俊王府所在。因为张俊被封为清河郡王，所以这片地方就叫清河坊。据《咸淳临安志》记载，清河坊里有一座极有名高档酒楼，叫太平楼，就是张俊的产业。这座太平楼是张俊动用“花腿军”当建筑工人给盖起来的，当时有一首打油诗专门讽刺此事：“张家楼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行在，是南宋人对杭州的称呼。南宋人可不把杭州叫首都，因为大宋朝的首都在开封，只不过沦陷了，杭州是皇帝出行所在的地方，所以叫“行在”，相当于行宫的意思。这么称呼当然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但也表示不忘故国的意思。
连张俊这样的大将都开起了酒楼，临安的餐饮业能不发达吗？据《武林旧事》等史料记载，当时城内外有10处不同的食品专业市场，城中有官营大酒楼11家，仅户部点检所开办的就有和乐楼、中和楼、太和楼、春风楼等；民营大酒楼18家，熙春楼、三元楼、赏心楼、五间楼等，华丽程度也丝毫不逊于官办。西湖郊外还有类似于今天私人会所的“宅子酒店”及环境优雅的“花园酒店”。
说罢酒楼，再来说说普通市民接地气的日常饮食所在。
宋人于饮食已经颇讲求品牌，《枫窗小牍》就讲到东京的不少名牌食品，如：王楼的梅花包子、曹婆婆的肉饼、薛家的羊肉饭、梅家的鹅鸭菜品、曹家的从食点心、徐家的瓠羹、郑家的油饼、王家的乳酪、段家的熫炖食物、石逢巴子的肉食等，而这些最好是到早市、夜市中去寻觅。
当晨曦微露的时候，朝天门（鼓楼）城楼的四更鼓声已经敲响，一片清脆而有节奏的铁牌和木鱼声即从四面八方骤然响起，撕破拂晓前的寂静，揭开了南宋京城一天的序幕。
早起的鸟儿有食吃。用不着等到五更报晓，在临安的候潮门外，才到四更天，就有“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坐在门下等开门。也有唱曲儿的，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做小买卖的。”——四更天，也就是现在的凌晨1点到3点，古人倒也是蛮敬业的！这一点，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上也可以得到印证，长卷的起首部分：清晨的郊野道路上，树木夹峙，两个人，一前一后，赶着五匹毛驴向京城汴梁走来，毛驴上驮载着进京去卖的煤炭……当然，城门要在五更才打开，这是大宋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也就是说，五更报晓之前，一切都是准备工作。
这个时候，火星迸溅处，有人在打石升炊，城内大大小小的吃食店和茶坊开始升起飘散着诱人香味的白色气团。
这个时候，卖洗面汤的铺子也开门营业了。卖洗面汤是宋朝市井街头的一个特色，就是提供洗脸水和漱口水。一些市井的小民早晨起床后就直接出了家门，来到这些摊位前洗脸、漱口，整个城市就好像一个集体宿舍。
这个时候，吃食铺的点心、粥饭也已经出锅出笼，连酒店也点着灯烛来沽卖早点。热热乎乎地吃上一碗，每份不过二十文，一天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六部桥一带是政府机关的办公地点，这里专供中央政府官员的丁香馄饨精美异常，是京城一大名点，连皇宫里的宫女也借选购早点和菜肴之际溜出来吃上一碗呢！
这个时候，肉行、米行、鱼行、果子行、酒楼、茶坊一个个挑出幌子开了店门……临安城内此刻已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繁忙的早市达到了高潮。代替木鱼、铁牌声为主旋律的城市序曲的，是一部由叫卖声、车轮声、马蹄声、酒店茶坊伙计招揽顾客的吆喝声、敲打茶盏的丁冬声……交织而成的“行在之晨”交响曲。
就在街上洗面汤铺漱洗过，包子炊饼、馄饨汤面落胃，做一个临安市民真的是蛮惬意的。
那么中午晚上的正餐呢？正餐又去哪里吃？
刚才说了东京汴梁有七十二家正店，临安行在也有官办民办的大酒楼，你如果不想太破费，就找家小酒店坐下来。宋朝废除了唐朝的坊市制度，允许沿街开店，也允许在街道摆摊设点，小酒店星罗棋布，到处找得到。这些小酒店有个专门的称呼叫“脚店”，一般都是那些正店的分销处，相当于分店，也称为“拍户”。京城里有一万多家脚店，它跟正店的区别除了装潢陈设外，最主要的是它没有官牌酿酒执照，只好从正店或者官库酒场里批发了来做零售，只能算小本生意。但脚店中各种吃食还是应有尽有的，“兼卖诸般下酒食次，随意索唤”，价格当然也便宜得多。
此外，还有各种特色小店：有卖鹅鸭包子、四色兜子、肠血粉羹之类的包子酒店，相当于今天的小吃店；有零卖软羊、大骨龟背、烂蒸大片、羊杂鸡四软、羊择四件等的肥羊酒店；有不卖下酒食次，不能选择点菜，只售整盘饭菜的直卖店，又叫“角球店”；有外门面装饰如人家宅舍，或是旧仕宦宅子改建的，叫宅子酒店，类似于今天叫“墙门里”、“弄堂里”之类的家常私房菜馆。
两宋的都城中，还开设了很多地方风味的食店，如专售江南菜肴的“南食店”和北方风味的“北食店”，还有四川风味的“川饭店”。有些城市还有专门烹制山东、河北风味的菜点，称为“罗酒店”。
宋朝的大街小巷里有许多“沽浆卖饼之家”的快餐店，卖蒸芋的、卖粥的、卖胡饼的、卖猪羊血羹的，还有把泥鳅黄鳝养在瓮器中，旋杀旋烹的鱼饭快餐。这些本小利微的食店，满足了经商外出、匆忙行走之人的需求。《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李逵在蓟州赶路，见路旁有一面店，“里面都坐满了，没有一个空处”，李逵入坐，要了六碗“壮面”，店家忙不过来，未及时上菜，李逵便焦躁地骂将起来。这一幕场景正是宋代饮食小店的真实写照。
当然了，你如果不像李逵那样急着赶路，时间从容，又想感受一下各地风味和宋都风情，那么，去夜市上品尝美味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宋朝取消了唐五代以来的宵禁，每天都有夜市，而夜市里的美味，足以让你大快朵颐！
东京城内较大的夜市有两处，一处是御街一带的州桥夜市。州桥又叫天汉桥，位于御街与东西御道的交叉口，横跨汴河。州桥夜市的范围从州桥南去，出了东京外城的正南门——南熏门，然后一直往北走，至朱雀门前的龙津桥。州桥东侧的沿街开满了店铺，各色商品应有尽有；桥的西侧则多是妓馆酒楼，张灯结彩，莺歌燕舞。沿街各处，有小贩贩卖干脯、肚肺、包子、鸡碎，各类小吃野食，好吃又便宜，每份不过十五文。你若懒得逛街，还可以叫外卖服务。《清明上河图》中的十千脚店门口，就有一名小哥一手持筷、一手托两碗在送外卖。这些宋朝的“外卖小哥”据说还技艺特别高超，《东京梦华录》里说他们一个人自手臂至肩，可以驮放20只碗，真是匪夷所思。
州桥夜市的水果铺也很有名气，当时叫果子行。东京的水果来自全国各地，有河北的鹅梨、西京的雪梨、真定的浊梨、河阴的石榴、温州的瓯柑、福建的荔枝、江西的金桔、河东的葡萄、卫州的白桃、南京的金桃、洛阳的嘉庆子、岭南的橄榄等数以十计——什么叫嘉庆子？嘉庆子就是李子，因为当时东都洛阳嘉庆坊的李树产的果子甘鲜绝伦，所以称嘉庆子。还有江西的金桔，这玩艺在宋朝可是稀罕货，因为江西离汴京较远，那时候物流不发达，京城百姓一开始都没见过这东西。后来有人带了几颗到酒席上，樽俎之间光彩灼烁，宛如金弹子，吃起来又清香爽口，京城人视为珍果，连仁宗皇帝的温成皇后都特别喜欢吃它，所以这东西的价格就上去了，文献记载说是“价重京师”。你们都听说过“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唐朝的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宋朝的温成皇后喜欢吃金桔，这玩艺儿就是宋朝的“妃子笑”。
对了，还有西瓜，这是宋朝才开始有的水果，并且是从辽国“进口”的！在辽代之前，中原是没有西瓜的。辽国兴起后，据说契丹人在破回纥时得到了一种水果种籽，他们用牛粪覆盖而加以栽培，培育出了西瓜。它大如中原的冬瓜，而味道甘甜，可以生食。金灭辽后，金国也有人专门种植西瓜。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就记载了临晋的一户农人种了“一窠西瓜”，有“一千二三百颗。”——“西瓜，西瓜，新鲜的契丹瓜果！”卖水果的小贩叫卖都是配以歌声的，这也是州桥果子行的一景。
至于另一处夜市，那就是《水浒传》里写梁山好汉潜入东京汴梁多次提到一个地方，叫马行街。这条街长达数十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家家门前扎缚灯棚，照耀得如同白昼，各处摊店百货陈列，供人随意挑选。而装有茶汤的车担、卖茶汤的小贩则是提壶上街四处游走，方便那些走得累了、唇干口燥的市民呷一口香茶、饮一碗甜汤，提提精神，继续去赶夜场。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马行街的夜市在东京汴梁便是出了名的，连大文豪苏东坡都不无感慨地写道：“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
到了南宋，这样的夜市仍旧在临安沿续。
当一天的暮云与十里华灯同时升时，以临安天街（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中山路）为中轴的夜市便把京城生活推入一个新的高潮。天街的饮食及各种服务性店家，灯明如昼，门庭若市。成串的红纱灯笼，吸引着各色人等进进出出。还有那些售卖夜点心的摊贩，他们的车、架、担、盘以及壶、匙、碗、筷都擦拭得干净锃亮，若是从吴山上俯瞰全城，那就是一条晃动的灯龙，浮着沸沸声浪，横亘在天底。
这边夜市才刚结束，第二天的早市又复开张。《都城纪胜》里说：杭州“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