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宋人之雅
——宋画里的瓷器

中国宋代绘画文献，不仅是极其珍贵的文物艺术品，也是非常难得的物象文献资料，以追求写实为特点的宋画，让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也在不经意间为我们记录下宋瓷渗透于宋人生活中的点滴细节。

以“宋时四艺”为例，南宋钱塘人吴自牧在《梦粱录》记载：“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点出了宋代文人雅致生活的“四事”或“四艺”。当我们仔细观察存世不多的宋画，便可发现，这四雅就在宋人的日常生活里，并且，在四雅中处处可见宋瓷的身影。

宋代绘画中有不少茶事和酒事的描绘，经常出现在文人雅集、文会场景中。

宋徽宗《文会图》描绘了一幅宋代文人的聚会场景图，与徽宗的另一幅《十八学士图》和宋代佚名《春宴图》画面极其相似，可以说是现存宋画中出现瓷器最多的绘画作品，直观形象地表述了宋人饮酒与品茶所用器具的不同。图中九文士围案而坐，案上颇有仪式感地摆放着碗筷、盘碟、插花以及琳琅满目的瓜果。文士面前和案上摆放的正是宋代典型的酒器——台盏以及与之配套使用的酒注。南宋程大昌《演繁露·托子》：“古者彝有冉，爵有玷，即今俗称台盏之类也。然台盏亦始于盏托，托始于唐，前世无有也。” 可知台盏是酒盏与酒台的合称，系酒具的专名（图12-02）；《辽史》记“皇后生辰仪”中大臣“执台盏进酒，皇帝、皇后受盏” ，则形象地描绘了台盏的使用方法。看图中情景，文士们应该已酒过三巡，推杯换盏，正准备啜茶品茗。大案不远处便是一处备茶场景：茶桌下置有一白釉瓷酒经瓶（即梅瓶），茶桌上有数只青白釉茶盏和与之配套使用的黑漆盏托，目的是避免“盏热烫指”。宋朝盏托多为木制，大概取其隔热与轻便。盏托施以大漆，且常以红黑二色。宋朝点茶多用白釉瓷、青白釉瓷、青釉盏等，斗茶时则最爱建窑黑釉瓷盏。桌前一侍者正手持长柄茶匙从茶罐中舀取茶末放置茶盏中；炉上煨火煮水的汤瓶亦可曰“执壶”，以汤瓶注盏，可直接点茶。为便于点茶，汤瓶流嘴“圆小尖利”是宋朝汤瓶的重要特点。从画中侍者所执汤瓶可以看出，汤瓶的造型大腹小口，执与流在瓶腹肩部，且流较峻削、呈弧形、曲度较大，符合注汤点茶的实用功能。这个局部的描绘展示了宋朝流行的“点茶”备茶片段。所谓点茶即是把茶末倒入茶盏中调成膏状，然后使用汤瓶多次轻点沸水调茶，这一过程是为“点”。南宋周季常、林庭珪合绘的《五百罗汉图之碶茶》，则更清晰地展示了击拂点茶的场景，图中的黑瓷，应是建盏无疑（图12-03）（图12-04）。

欣赏过了文人的品茗场景，再来看看宋代老百姓又是如何斗茶的。《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友茶，相问动静。” 黑龙江省博物馆所藏南宋《斗浆图》，生动还原了宋代街头的卖茶人之间互相友茶的场景，令观者如临其境。六位斗茶者，头扎皂色裹巾，着齐膝的白色或青色襦袄衫，下着白裤，是宋代“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中的小街商服饰。六人或提瓶倒茶、或夹炭理火、或细细品味、或相互交流，神情生动逼真。六人面前各摆放一套茶具，茶瓶为敞口，长嘴，大提把式。茶瓶、茶盏放置在精美的竹篾提器中，旁边还有用竹编织的精巧容器用来装木炭，其中，六人手中的浅色茶盏特别值得关注，虽然黑釉盏是宋代文人阶层竞相推崇的首选茶具，但宋代平民百姓用来斗茶品茗的盏，并非都如蔡襄所描述的“盏色贵青黑”那样讲究，它们可以是白瓷，也可以是青瓷，或者青白瓷，更多情况下它们只是宋人生活的日常。

宋人闲居时有焚香的习惯，叫做“燕居焚香”，许多宋诗都写到燕居焚香的生活趣味。如杨万里的《二月十三日谒西庙早起》：“起来洗面更焚香，粥罢东窗未肯光。”陆游的《初夏》：“床有蒲团坐负墙，室无童子自烧香。”宋人焚香时常借用同样雅致的瓷质香具，将焚香做到了极致。宋代流行的瓷香炉，以青瓷、白瓷和青白瓷为主，造型多由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演变而来，主要有鬲式炉、鼎式炉、尊式炉、簋式炉等，多为三足造型，以素雅简约为美。杨万里有一首著名的《烧香七言》：“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不文不武火力匀，闭阁下帘风不起。……”一句“琢瓷作鼎碧于水”，自然让人联想到具有碧玉般釉质的龙泉青瓷香炉（图12-06）。宋代流行的焚香，跟我们现在的焚香有些不一样。

先要将香料研磨成粉，加入蜂蜜，调成小丸，风干，宋人叫做“合香”。香炉内先放入用细叶杉木枝、松木枝或稻糠、枯蜀葵等烧成的灰，灰中浅埋透烧过的香炭饼，炭饼上放银或玉（云母）质隔火，宋代隔火多用银，称为银叶。叶上置合香，叶下的热量，使香味舒缓地散发，文人就在这香气氤氲的氛围里读书、品茶，弹琴。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竹涧焚香图》，描绘的正是文人雅士闲居独处时的焚香场景。一高士巾服盘腿静坐于临溪山石之上，旁有一簋式炉造型的香炉，香烟缭绕，一侍童立后，执杆搔首，神态绝妙。淡淡笔墨中，清香自现。正所谓：山不厌高，有人则灵；涧不厌小，有香则名（图12-07）。

刘松年的《松荫鸣琴图》，描绘了琴人于松荫之下抚琴，知音共赏的宁静画面。琴旁的香几上放置鼎式香炉，袅袅青烟更增添一份高雅的情趣和意境（图12-08）。

刘松年的另一幅读书图代表作《秋窗读易图》，图中水畔松岩之间，主人筑雅致小院而居，茅门、柴篱，开敞的客厅有屏风、鼓凳，书童在门口侍立，宽袍束髻的文士在敞开的窗前眼望溪山、展卷沉思，面前的桌案上既有打开的书页，也有摞着的书册，香炉和香盒也清晰可辨（图12-09）。

这几幅图中的香炉材质虽难辨别，但在宋代瓷质香具中都能见到相似的造型。

瓶花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在我国出现，不过那时主要用作礼佛时的香花供养。到了宋代，插花已成为一项日常而大众化的生活方式，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极爱插花。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端午日仍前供养。” 插花能被列为“宋人四艺”之一，证明它不仅仅是一项生活日常，而且通过其讲究的选材、配色和用器，上升为一件具有艺术性的雅事。彼时的宫廷画家们也创作了不少清供画作，画中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宋瓷花瓶，生动还原了宋人爱花的种种场景，也反映着时人的审美情趣。

故宫博物院所藏勾画纤细、设色淡雅的《胆瓶秋卉图》，据传出自一位女性画家之手，画中描绘一只胆瓶置于四方镂空的瓶架之中，瓶内插有数枝粉色菊花。画上有宋宁宗赵扩所题诗句：“秋风融日满东篱，万叠轻红簇翠枝。若使芳姿同众色，无人知是小春时。”描绘的正是瓶中之花。花瓶在使用时一般都配有器座或瓶架，以起到稳定作用。有人从花瓶造型以及与菊叶同色判断，此胆瓶有可能是汝窑青瓷。

《药山李翱问答图》是宋人笔下的唐人禅宗故事：朗州刺史李翱曾上药山问道于惟俨禅师，禅师伸出手指，上下一指，说了句：“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听了，茅塞顿开，他当即提笔赋诗一首：“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霄水在瓶。”原来云就在天上，水就在瓶中；各安其道，各守其分，自得其所，这就是道。李翱就此开悟，下山后便解甲归田，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药山禅师石桌上放置的经函与瓶梅，梅枝倒挂，为画面增添了几许禅意。此瓶式亦为胆瓶，也是宋人钟爱的花瓶样式，定窑、汝窑、官窑、龙泉窑等都有制作（图12-11）。

《五百罗汉像之阿弥陀佛画像供养图》中，两位侍从正手捧插满荷花的白色玉壶春瓶小心翼翼前去供奉。玉壶春是宋代陈设瓷中的经典，从形制上看实为胆瓶的放大版，常被作为分酒器使用，此图可作为插花功能的实例（图12-13）。北宋曹组《临江仙》：“青琐窗深红兽暖，灯前共倒金尊。数枝梅浸玉壶春。”亦是玉壶春瓶用于插花的例证。

宋代花瓶造型和香具一样，也有许多模仿三代铜器的作品。如《瑶台步月图》中出现的花觚，其材质有可能就是铜质的，但也不排除瓷质的可能，因为觚在南宋官窑和南宋龙泉窑青瓷中属常见器型（图12-14）（图12-15）。

“四般闲事”之外，宋画的一些佛教题材中也能发现瓷器的踪迹。比如这幅刘松年的《罗汉图》，画中一罗汉盘坐于椅子上，头顶佛光，姿态安详；前方站立一位头戴王冠、络腮长须、身着绣有精美图案皮袍的藩王，手捧宝盒，一脸凝重，盒中有神秘之物，似光芒又似气流从宝盒的空隙散出。藩王似乎是想通过进献宝物，请罗汉为其答疑解惑，得到解脱。只见罗汉左手持宝瓶，右手掐印，似是在念口诀，霎时一柱冲天光束从瓶口射出，颇为奇幻。从宝瓶的形制及颜色判断，很可能是定窑的净瓶（图12-16）。

净瓶是佛教僧侣“十八物”之一，游方时可随身携带以贮水或净手。它源于古印度，后随佛教传入中国。瓷质净瓶流行于唐、宋、辽时期，常被作为重要的佛前供器。历史上定窑产品的佛缘很深，曾经在河北省定县净众院、静志寺两座北宋塔基地宫中，出土过150余件定窑瓷器，几乎涵盖了定窑瓷器的所有器型，其中就包括数件品质精良的白釉净瓶。

瓷器，这个独属于中国的原创文明，当它跨越千年沧桑岁月来到宋朝，是宋人进一步赋予了它雅的品质。就如同这些宋画里所描绘的，宋人的日常里少不了香、花和茶，而瓷器作为载体，与之互为依存，相互成就，为我们展现出宋人风雅生活的种种具象。 xpgZuHHwKT76nzsvGLI9OiCCKDDFn0R9o5hYrwAri1gH+sWBMDShheRDxQPyo1Z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