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堪比美玉龙泉窑

我国著名的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曾经这样说过：“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在中国陶瓷史上，龙泉窑可谓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瓷窑。它形成于北宋，衰落于清初，自成体系的生产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窑址广泛分布于今浙江西南部的龙泉、庆元、云和、遂昌、松阳、丽水、缙云、景宁、青田、永嘉、泰顺、文成等地，并进而影响到福建、江西、湖南乃至更远的区域，已发现的各时期青瓷窑址多达六百余处。龙泉青瓷产品不仅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而且自宋代起通过陆、海两路远销亚、非、欧的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制瓷历史上罕见的窑场众多、范围广阔、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瓷窑体系。

一、开创期：从淡青釉瓷器到刻划花瓷器

在已知记有龙泉窑的古代文献中，以南宋初年庄绰《鸡肋编》记载为最早：“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文中将龙泉窑误认为吴越钱氏烧造“秘色”，而北宋末宣和年间“制样须索”的情况，尚需得到考古证实。成书于南宋中期的《坦斋笔衡》对北宋末年龙泉窑则有“质颇粗厚”的评价。

由窑址发掘资料可知，北宋早期龙泉金村、庆元上垟等窑场受瓯窑、越窑和婺州窑影响，开始烧造一种淡青釉瓷器，胎薄质细，因铁含量低而呈白色，釉层薄而透明。常见产品有碗、盘、盏托、执壶、盒、罐、梅瓶、多管瓶、盘口壶等，制作精细，造型优美。装饰手法以纤细的划花和双线刻花为主，有莲瓣、牡丹、菊瓣、梅花、蕉叶、水波纹、龙纹、八卦和弦纹等。看来，庄绰所言虽有张冠李戴之嫌，却也并非虚言。

多管瓶和盘口瓶是此时期龙泉窑新出现的品种，在龙泉及周边地区墓葬中，两者往往成套出土，有可能是根据当地丧葬习俗而生产，在其他地区未见（图8-01）（图8-02）。多管瓶以四管、五管居多，英国V＆A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十五管瓶。

大致从北宋中期开始，龙泉窑产品发生较大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胎体增厚，因含铁量较高而呈灰色，釉色变深呈现青绿色或者青中泛黄。器型逐渐演进丰富，多实用器皿。盛行题材多样的刻划花并辅以篦点或篦划装饰，常见的有团花、波浪纹、篦纹、折肩纹、云纹、莲花、荷叶、缠枝牡丹、莲瓣纹、蕉叶纹等。

二、承前启后的南宋龙泉窑业

南宋前期的龙泉窑，由于制釉技术的提高，使釉层透明如镜，呈色也较深，尤其是胎色呈深灰的器物，釉色往往在青绿中泛出些许灰色；胎质比较细密白净的，其釉色相应地会较为青绿。这说明烧造技术已显著提高，能较好地把握火候和还原气氛。特别是在装烧方法上，坯件都用匣钵装烧，使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纹饰由内外双面刻画演变为内壁单面刻画，北宋时常见的篦划装饰已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构图洗练、刀法简洁的S形复线与卷云纹相结合的刻花，与“葵口出筋”装饰共存（图8-03）。同时，在碗、盘的内底出现了印章式文字，如“河滨遗范”“金玉满堂”等吉祥语、广告语等。从装饰上看，本期已由以前呆板的图案画转变为生动活泼的写意画，如生动的云纹、水波纹、蕉叶纹和活泼的凤、鱼、雁等等。

大致到了南宋中期前后，在大窑等地的部分窑场，可能受南宋官窑制瓷技术影响，对青瓷的造型设计、胎釉配方、上釉技术和成型装饰等都做了重大改革，开始烧制与传统龙泉青瓷判然有别的“薄胎厚釉”高档产品，制作精细，式样优美，种类繁多，分为黑胎青瓷和白胎青瓷两种。尤其是光泽柔和的粉青色釉和碧绿的梅子青釉的烧成，可以说是代表了龙泉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平。由于加厚了釉层，此前流行的刻花、印花纹饰被厚釉盖住不易显现出来，故此期产品器面的装饰性开始变得比较少，更注重在造型上下功夫，装饰有浮雕、出筋和贴花等，在厚釉的映衬下，显得安静素雅（图8-04）。这种高档制品不仅被征作宫廷用瓷，而且其中的主打产品——白胎类厚釉青瓷还被远销到日本等海外市场。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名为“马蝗绊”的龙泉窑青瓷碗，每一位初见它的人，都会被碗上的补丁吸引，也奇怪于这样一件经过修补的器皿，却被定级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成为仅次于“国宝”的重要文物。碗的器型端庄简约，碗口为六瓣葵口，是南宋时期的典型器。圈足修整得很薄，体现了精湛的修坯工艺。胎色白，釉色粉青，呈现出碧玉般的质感。相传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安元初年（约1175），武将平重盛来到中国，向浙江育王山的寺院布施黄金。作为回礼，当时育王山寺院的住持佛照禅师向其赠送了一件龙泉青瓷茶碗。于是茶碗随着平重盛来到了日本。后来，这只茶碗落到了足利义政手中，成为他的爱藏。这位足利义政是室町时代（1338—1573）的将军，在1449年到1473年间是日本的执政者。有一次因使用不当，茶碗底炸出了裂璺。足利义政心疼不已，派使臣把茶碗带回中国，试图寻找替代品。然而当时的明朝，像这种品质的龙泉青瓷已经绝迹，使者只好将残碗修补后又带回日本。没想到经过修补的茶碗，反而得到了更高的评价，还有了“马蝗绊”这个有趣的名字。足利义政将它赐给自己的侍臣吉田宗临，此后代代相传，辗转又到了三井家族的手中，最终在昭和四十五年（1970）被三井家族赠送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在吉田宗临九世孙玄怀在世的享保十二年（1727），儒学家伊藤东涯曾亲眼见到这件茶碗，并记录下了这个口口相传的故事，名为《马蝗绊茶瓯记》。一个满载着中日友谊的美丽传说，也折射出南宋龙泉青瓷佳品在日本的备受珍爱程度。（图8-05）

黑胎青瓷虽然在较多窑址中发现，但数量相对较少，且大都与白胎青瓷同窑烧制。它的总体特点是胎薄色黑，采用多次上釉工艺，釉色呈灰青、青绿等色泽，釉面多呈玻璃质感。其中小梅镇瓦窑路窑址发掘出土的黑胎青瓷尤为值得关注，有学者认为这类产品就是文献记载的“哥窑”（图8-06）。

三、内销与外销

考古资料显示，南宋中晚期的龙泉窑，除了在浙江各地及江西多有发现，还远销到了福建、广东、湖北、四川、贵州、陕西、内蒙古等地。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无出其右。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和“南海一号”沉船的发现，揭开了龙泉青瓷内外销的冰山一角。

31年前，四川遂宁金鱼村偶然发现一批南宋瓷器窖藏，这批宋瓷以浙江龙泉窑青瓷最为引人注目，轰动了中国田野考古界及古陶瓷研究领域。

1991年9月18日，四川省遂宁市南强镇金鱼村（现金鱼社区）村民王世伦、文碧珍等人在自家地里发现了一批宋瓷。遂宁市文管所的相关人员和考古文物专家相继赶到王家。经考古队挖掘勘探，这批七百余年前的珍贵文物得以重见天日。这是一宗数量巨大、器物精致的宋代瓷器窖藏，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出土宋瓷数量最多的一次，被誉为“最大宋瓷窖藏”。

所谓窖藏，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或者突发事件，窖藏主人迫不得已将有价值的财宝和器物藏匿于地下而形成的。因此，窖藏中出土的器物一般较精美，大多属于所处时代的上等产品，这也往往反映了一个时期物质文化发展的主流。据历史记载，宋时的四川地区，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然而从宋宝庆三年（1227）到祥兴二年（1279），五十余年的宋元战争导致了蜀地常常面对屠城之危，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们纷纷将自己的财宝埋入地下，形成“窖藏”。

金鱼村窖藏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千余件，以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为主，尤其是大量精品、珍品、孤品的出现，令人叹为观止。有人曾这样评价：“遂宁宋代窖藏瓷器，尤其是青瓷，是中国陶瓷史上的巅峰之作，达到了‘至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如春’的艺术境界，把青瓷之美发挥到了极致！”

四川宋瓷博物馆所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荷叶形盖罐，罐身最大腹围近一米，其釉色碧绿如翡翠，温润如春水，线条优美欢畅。这种器型在过去一直被认定为是元代才出现的，而遂宁窖藏出土的这件，不仅是国内现存同类器型中最大的一件，也是宋瓷中的唯一，堪称国宝。出土时，它位于窖藏最下层的中心位置，足见其在主人心中的地位。当器盖被打开后，里面竟然还整齐码放着99只景德镇青白瓷菊瓣碟。因为罐内仍留有不少空间，所以有人认为99是个特别设置的数字，有其特殊含义。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长久之意，佛语也有“九九归一”之说，99只碟子寄托了窖藏主人希望早日平息战乱，国家安宁、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

另外，四川宋瓷博物馆所藏龙耳簋式炉亦属少见之物，虽然当年农户的锄头给它造成了无法磨灭的伤痕，口沿处有一个尖楔形缺口，一只龙耳也因此缺损，即便如此，其规整大气的造型依旧给人震撼之感。灰白色的胎骨细腻厚重，通体施粉青厚釉，釉面光洁滋润，口沿和足端露胎呈现火石红色。模印的夔龙形双耳是整器的点睛之笔，显示出龙泉窑模仿三代青铜器造型的匠心。

簋的祖形，是商周时期的青铜盛食器皿，一般的形制为直鼓腹，圈足外撇，龙首形双耳。在桌凳尚未发明的商周，人们在宴飨时席地而坐，簋置于席上，手取簋中食物，有些少数民族至今还保留有这种生活习惯。在商周时期，簋还是重要的礼器，在祭祀和宴飨时，它和鼎配合使用，有一套完整的用鼎制度，标志着贵族等级高低。

四川宋瓷博物馆所藏青釉刻花敛口碗通体施粉青釉，滋润如玉。外壁装饰的双层仰莲瓣纹，在肥厚乳浊釉层的掩盖下若隐若现，这也是南宋龙泉厚釉青瓷较少使用装饰工艺的主要原因。碗为敛口，不适合饮用，故一般认为其功能为佛前供器或净水碗。

都说宋瓷是中国古代瓷器审美艺术的最高境界。南宋龙泉青瓷简洁流畅的线条，莹润如玉的釉色，质朴典雅的表象却将器物的美感引向更深的层次，不仅使得龙泉窑巧工的匠意显露无遗，更让八百年后的我们看到了宋人致密心思与精致生活的相得益彰。

1987年，广东省台山市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南宋初期的沉船，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把它命名为“南海一号”。2007年12月21日，沉船终于重见天日，令人惊奇的是，这艘沉没海底近千年的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船体的木质仍坚硬如新。船中满载着18万余件文物精品，包括以景德镇、德化和龙泉等南宋窑口为主的中国瓷器以及一些漆器和金属制品等，绝大多数文物都完好无损。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根据出水文物的时代特征，尤其是打捞出来的铜钱的年号，其中最晚的为南宋“绍兴元宝”，故将该艘沉船的年代定为南宋早期。

沉船中发现的青瓷均被认定为龙泉窑产品，这也印证了龙泉窑是南宋时期浙江生产外销瓷主要窑口的说法。国家博物馆所藏刻花青瓷盘，灰胎，施透明釉，釉色青中闪黄色，圈足底裹釉、足内露胎，内壁刻大朵卷草花纹，线条简约流畅。无论器物的胎、釉、装饰特征还是装烧方法都属两宋之际龙泉窑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