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精比琢玉耀州窑

一、发现窑神碑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室的西南角，有一块矮小不起眼的石碑——《德应侯碑》，却因为碑上详细地记载了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的烧造盛况，而成为我国最早的窑神碑。说起来，这块碑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先生来到陕西省耀县（今耀州区）黄堡镇调查耀州窑遗址。他们打听到210国道边一所小学是窑神庙故址，便入校查看，见院内竖立的几通碑石记载着东岳庙的建筑沿革，并未记载窑神庙。两位专家并未就此打道回府，而是继续细心地查看学校的建筑物和每一个角落，当他们来到厨房前，发现师生用膳的石桌竟是一块石碑，两位专家俯下身子仔细查看，碑首“德应侯碑”四个苍劲楷书大字赫然在目。我国存世最早的一块窑神碑，就这么奇迹般地发现了。为了保护好窑神碑，西安碑林博物馆派出专家与当地政府协商，当即雇用车马，将窑神碑运到碑林保存。

“德应侯”是古耀州黄堡镇之山神。时人在采取陶土、烧造瓷器时，都要供奉山神来保佑自己，久而久之，山神变成了窑神。黄堡镇的山神庙（即窑神庙）本来叫紫极宫，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应耀州知州阎公的要求，将黄堡的窑神封为德应侯。这样一来，紫极宫就变成了德应侯庙。元丰七年（1084），张隆等人为纪念此事，在德应侯庙立了一块碑，叫《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简称《德应侯碑》。它的发现印证了耀州窑的辉煌历史。

耀州窑的烧造历史始于唐代，北宋末年为其鼎盛期。其窑址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旧称同官，因宋代时属耀州，故名“耀州窑”，包括陈炉镇、立地镇、上店镇及玉华宫等窑在内，是宋代北方青瓷的主要产区之一，据记载曾为朝廷烧造“贡瓷”。令人遗憾的是，这处具有辉煌制瓷历史的古瓷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仅留存在文献记录里，好多专家曾错将耀州青瓷误认为其他窑场的产品。《德应侯碑》碑文上写道：“……侯据黄堡西南，附于山椒。青峰回护，绿水旁泻，草木奇怪。下视居人，如在掌内。居人以陶器为利，赖之谋生，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可以说，碑文对耀州窑的发现历史、制瓷、烧成工艺的成就以及黄堡镇的自然环境、居民从业结构、陶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都做了翔实记载。

得益于《德应侯碑》的发现，耀州窑址于1958年被指定为考古的重点遗址之一，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早被发掘的古窑址之一。

二、考古收获

由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耀州窑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自1958年开始，迄今已达半个世纪之久，先后共发掘出2万平方米，清理出作坊和窑炉各200余座。发掘规模和出土的200多万件（片）器物，可以说是我国当代陶瓷考古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所获遗迹最丰富的一个，耀州窑的烧造历史得以真实还原。从创烧于唐代的黄堡窑址，到延烧至今的陈炉，已有近1400年的延续烧瓷史。

黄堡窑场是耀州窑的中心窑场，它位于铜川市郊黄堡镇，这里青峰回绕，漆水旁泻，在漆水河两岸，瓷窑和作坊星罗棋布。除此之外，还包括了陈炉、立地坡、上店、玉华和塔坡等窑址。

宋代是耀州窑最为鼎盛的时期，从原料配置到制作工艺再到窑炉结构等工艺流程，在当时都属先进行列。最值得称道的是装饰工艺，其独具特色的刻花和印花，被后人誉为“宋代青瓷刻花之最”。《德应侯碑》生动形象地表述了耀州窑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特色；而大量考古发掘及传世品也印证了碑文所言不虚。北宋早期，耀州窑延续烧造五代时独创的天青釉产品，并受越窑影响，增添了独具特色的剔花工艺（如耀州窑青釉剔花牡丹纹倒装壶）。所谓剔花，是采用比刻花更深的偏刀深挖法，先在坯体上划出纹饰轮廓，然后用刀将花纹以外的地子削掉，形成一个明显的斜面，又称“减地”装饰，由此形成的反差使花纹呈现微微凸起的浅浮雕效果，花蕊、叶脉等细节则采用划花技法，用浅细的阴刻线来表现。两种刀法深浅有致，刚柔相济，装饰效果极佳。这件北宋早期的青釉剔花牡丹纹倒装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壶身整体呈圆形，壶顶与提梁衔接，提梁巧妙设计成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美观而实用。壶腹剔刻一周牡丹纹，犀利的刀法、流畅的线条，使得牡丹有了灵动的艺术效果。最下层饰一圈仰莲纹，整体构图饱满。壶流塑造了一对母子蹲狮，母狮引颈抬头，利齿外露，做警惕状，四肢骨骼肌肉强劲，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气势与威严感，护卫着怀中吸吮乳汁的幼狮，生动逼真。

倒装壶亦被称作倒流壶，是宋代的酒具。壶虽有流和柄，但无口、无盖，壶底中心有一小孔，内与漏柱相连，酒通过壶底小孔与漏柱进入壶内壁，将壶放正后，底部小口不会泄漏一滴酒，很是神奇。

由于用“减地”的方法剔刻过深，在实际运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坯体结构改变较大，无疑增加了烧成难度；适合装饰的器物品种仅限于胎骨较厚的壶、罐、瓶等；且费工费时，增加生产成本。这些显然有悖于以商品生产为主的民窑发展导向，因而，剔刻装饰手法在流行了一段时间后便偃旗息鼓了。

北宋中期以后，一种新的刻花装饰手法在耀州窑兴起。它不同于“减地”，而采用“半刀泥”的技法，行刀较浅，刻与篦划结合，图案线条更具宽窄粗细的变化，辅之以青绿莹润又具玻璃质感的釉层，使得装饰的花纹得以清晰地表现出来。如故宫博物院所藏青釉刻花水波游鸭纹碗，碗呈六瓣花式，青绿的釉色泛着一层莹润光泽。碗心采用刻花与篦划结合的装饰手法，使游鸭与水波纹具备了强烈的动感，与六道凸起的棱线完美结合，令画面具有呼之欲出的生动效果。

与刻花工艺一样流行的，还有印花工艺。印花的制作，不仅使装饰工艺变得简捷、快速，而且大大增加了纹样图案的丰富和多样性，使得耀州窑青瓷的流布范围快速扩大，对耀州窑系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这件青釉印花碗，与制作它的模子比照，可以使我们对印花工艺有更真切地了解。可以看出，印花图案的结构规整而丰满，讲究对称。虽为模印，却也有线、面、体的变化，施以一层青色釉，更有深浅浓淡的效果，在装饰风格上与刻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图7-04）（图7-05）。

三、家族墓出土的耀州瓷

了解耀州窑宋代瓷器，不能不提陕西两个著名的墓葬考古发现：一是2006年蓝田县北宋中晚期吕氏家族墓地；二是2020年在西安发掘的北宋晚期孟氏家族墓葬，两者都出土了数量多、品质精的耀州窑瓷器。

2006年，文物部门接到举报电话，有人盗挖蓝田吕氏家族墓，古墓受损严重。考古人员接到电话，马不停蹄地赶往现场，发现被盗的古墓是北宋“吕氏四贤”家族成员之一的墓葬。蓝田吕氏是北宋晚期陕西西安地区的名门望族，在北宋世居高官，在文化界影响深远，在收藏界举足轻重。其兄弟四人皆是北宋晚期名士：吕大防是宋哲宗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大忠与吕大钧既是金石学家，又是西安碑林的奠基人；吕大临则是著名的古器物学家，他所编纂的《考古图》流传至今，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他们深受当地人爱戴，被称为“吕氏四贤”。最令人意外的是，盗墓贼竟然是吕氏后人，实在令人感叹。

在随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考古人员对整个蓝田吕氏家族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清理出墓葬29座，出土遗物共计一千余件组。从墓志纪年判断，吕氏家族墓地的使用时间，上溯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下迄徽宗政和七年（1117），共43载。出土瓷器中，除耀州窑青瓷外，亦有少量定窑白瓷、景徳镇青白瓷、建窑黑釉瓷以及耀州窑酱釉瓷、黑釉瓷等。这些瓷器或出自纪年墓，或与其他带有年款的器物如石器、铜器、砚台等伴出，故多数年代相对明确，即多属11世纪偏后至12世纪初叶（北宋中后期）流行器或代表性品种，具有重要的考古断代编年价值。

这批瓷器涉及餐具、酒具、茶具、香具、文房用具、闺阁用具、佛事用具、礼器、日常杂器等九个不同的生活领域，与当时的随葬风气不同，多以墓主生前实用和喜爱的各种生活物件为主，具有宋代文人世家仿效古礼的特征。细观其中的耀州窑青瓷，胎体打磨之精细、釉质之纯净、釉色之精美，可与越窑秘色瓷媲美，无疑代表了宋代北方青瓷最高水平。很多瓷器上，还镶有金扣和银扣，可见规格之高。

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青釉刻花葵口钵，葵口镶银扣，十二曲出筋，深弧腹，内凹底，卧足无釉。钵内壁以及内底都刻有折枝牡丹纹，外壁是缠枝牡丹纹，釉色明亮，给人富贵华丽之感。是目前所知的全球唯一孤品。

北宋耀州窑除典型产品青釉瓷器外，还生产黑釉、酱釉瓷器。

北宋中晚期自上而下风靡斗茶，因白色茶沫配以黑色茶盏更显黑白分明，所以以福建建窑为代表的黑釉茶盏颇为盛行，引得南北众多窑口竞相仿制。耀州窑的这类黑釉盏即是其中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藏敞口黑釉盏，内外壁通施黑釉，釉面光洁明亮，有银灰色油滴状斑痕。胎质坚硬细密，具备典型的耀州窑胎釉特征，其浑朴之感不亚于建窑黑盏（图7-07）。

酱釉又称为紫釉，本属定窑著名的色釉产品，因其畅销，北宋晚期耀州窑也曾大量生产。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藏酱釉葵口盘，六曲葵口，浅腹下折收，圈足，做工细致。满施酱紫色釉，釉面均匀明亮，釉色与紫定非常接近，器壁稍厚，较紫定更具厚重感，当属宋代耀州窑的精良之作。

2020年在西安发掘的5座北宋晚期孟氏家族墓葬，系关中地区继蓝田吕氏家族墓葬发现以来，宋代考古又一重要发现。据墓志记载，为宣和五年（1123）同一天迁葬。由于其中四位墓主人生年均未过30岁，故此墓地被称为“早亡人的安魂之所”。墓葬出土耀州窑瓷器共计60余件套，以茶具、酒具及其他生活用器和祭祀礼器为主，而且器形基本保存完整，尤以两件狻猊纽盖熏炉最为精美罕见（图7-09）。此时好古之风盛行，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图》，这批青瓷中多有仿古器型，应该也是这一风潮下的产物。

四、耀州窑系

耀州窑不凡的制瓷技巧和洒脱活泼的风格，使得其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在神宗至徽宗的三十来年间，耀州窑曾为朝廷烧制贡瓷，至北宋晚期宫廷用瓷虽已由汝窑、官窑、钧窑等替代，但此时的耀州窑青瓷在民间深受欢迎，不少窑场群相仿烧，由此形成了一个自北而南范围广阔的耀州窑系。

铜川邻近的旬邑窑和河南省境内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的钧台窑，内乡县的大窑店窑等窑场都烧制与耀州青釉刻、印花装饰风格相类的产品。宋朝非常重视海外贸易，瓷器作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向外大量地输出，但瓷质产品易碎的缺陷不宜中途转运和长途运输，因此，宋时的外销地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烧造外销瓷的产地从内地转移到沿海地区。由于耀州窑青瓷的盛名和对外的影响，仿烧耀州窑青瓷在沿海地区也迅速发展起来。广州的西村窑在胎质、釉色和造型方面均对其予以全面的模仿；广西容县的城关窑、永福的窑田岭窑所仿的敞口、小圈足印花盏可谓仿烧耀州窑器物的出色作品。各地仿烧水平参差不齐，但可以看出它们与耀州窑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广西地区的窑业为例：

印花是两宋时期广西瓷器运用最多的装饰手法。根据考古发现不难判断，宋代广西地区流行蘑菇形的印模，俗称“花头”，印面刻有缠枝花卉、海水游鱼、海水摩羯、莲池鸳鸯、攀枝婴戏等题材的纹样，这明显取材于宋代耀州窑。但“花头”的基本特征为：印面圆凸，粗大把柄，中空，这在形制上显然与耀州窑的印花模具相去甚远（图7-10）。

窑田岭窑是宋代广西地区规模最大的仿耀窑场，其装饰手法包括印花、刻划、彩绘、堆塑等，其中又以印花为主。刻花仅多见于碗、盘、碟、盏、杯等日用器物外壁，刻花题材亦多为耀州窑流行的莲瓣纹或菊瓣纹，但窑田岭窑的刻花器物相对不多且工艺欠佳，刻花工艺的精细程度远不及耀州窑。耀器以精湛的刻技闻名于世，但窑田岭窑仿耀青瓷产品中的佳品多由印技而来，究其差异的原因在于：刻花工艺的掌握往往离不开陶工日积月累的学习和经验，并非一蹴而就；再者，印花工艺更适合大规模的生产以供应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较易为制瓷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广西窑口所掌握。可见，窑田岭窑在学习耀州窑装饰手法的同时也懂得扬长避短，因地制宜。

耀州窑的这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宋代青瓷的生产以铜川的黄堡镇为中心，形成一个艺术风格相近的烧造刻、印花的群体，即为国内外陶瓷史界所公认的——耀州窑系。 69VRonJhAkFP7nN8sOGajzLEQI09NFcjPMZZspy8pQUlcBakQSOCns6fl+r+jb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