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个中国人，通过读书、旅行、思考、写作，与整个世界进行对话和交流，获得了某种独特的心路历程，确实值得与读者分享。自己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后，从2006年开始，先后写下了《中国触动》《中国震撼》和《中国超越》三本书（即我的“思考中国三部曲”）。我力求通过国际比较的视野，把自己对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的思考，用平铺直叙的话语表达出来，与所有关心中国乃至世界命运的人分享。

三本书出版后广受欢迎，特别是《中国震撼》于2011年1月出版，其受到的欢迎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料，有人甚至说，《中国震撼》震撼了中国，这应是夸张之语，但我知道这本书确实影响了很多人。这大概也印证了许多国人与我有相同的感受和思考。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巨变的时代，一个人的作品可以影响和鼓舞这么多人，作为作者的我，深感荣幸之至。随后，这本书的英、日、韩、阿拉伯文等翻译版本也先后在海外出版，产生了相当的国际影响。

《中国震撼》之所以引起较大的反响，恐怕有几个原因：一是应运而生的中国叙述。中国的迅速崛起，包括其巨大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都引起了海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激烈争论，大家普遍期待一种比较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解读。基于自己长期的研究和思考，特别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实地考察和比较，我提出了比较强势的一家之言，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应运而生，即应中国崛起之运而生。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呼唤一种全方位的、比较透彻的叙述，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求。

二是强势回应了西方话语的挑战。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而迅速崛起，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震惊乃至恐惧，西方某些势力以及受西方话语影响的人，这些年来故意把中国这个世界上进步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大的国家描绘得凄凄惨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我比较强势地回应了这些人的质疑和挑战，我把中国的成就与问题和发展中国家比，和转型经济国家比，和西方国家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许多读者说读这本书感到爽，感到给力，这证明了比较的力量，说真话的力量。中国模式并不完美，甚至有不少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在国际比较中明显胜出，而且前途看好。不管中国今天面临多少问题，我们可以先充分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

三是建构中国话语的尝试，也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指点江山，来评论中国和世界，这包括话语内容的创新和话语形式的创新。我一直比较担心西方对中国的话语忽悠。苏联解体前我去过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前我也去过那里，这两个国家解体的过程大致可以这样概括：先是他们的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接着是政治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然后就是经济崩溃和国家解体，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西方不少人也希望这种局面在中国出现，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做了许多不光彩的事情。其实西方自己全面走下坡，危机重重，20多年来，多数西方民众的生活水平毫无提高，这些国家哪有资格来教训中国？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时候，在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的时候，在中国家庭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的时候，在中国已经向世界输出最多游客的时候，在中国人已经初步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美国还远远没有做到）的时候，在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缺乏起码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还是心甘情愿地被那些浅薄的西方话语所忽悠，最终酿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那就太可悲了。

总之，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中国话语的崛起，否则这种崛起是靠不住的，甚至会前功尽弃。没有中国自己话语的崛起，那么中国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作是做错了，或者只被看作是过渡阶段的事情，最终还是要放弃的。我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从中国文明型国家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崛起及其制度安排，对中国的一整套思路和做法做了自己的解读，论证了中国许多做法和制度安排深层次的合理性，并强调这些做法和安排虽然还可以改进和完善，但已经构成了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震撼》出版以来，国内外发展的大势也大致印证了我书中所提的许多结论。例如，我书中提出一个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大致是两种结局：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到绝望。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迅速演变成“阿拉伯之冬”证明了这一点。我书中提出的中国高铁的成功，意味着中国标准开始走向世界和影响世界，在经历了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网络谣言满天飞的考验之后，也得到了证实。我提出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今天的成功离不开自己超强的历史基因和文化底蕴，这样的国家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它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这一观点今天也被广为接受。我书中提出的中国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看来也是准确的。现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中国热”“中国游客热”“中国投资热”“一带一路热”和“中国模式热”，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威胁论”今天在西方的流行，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特别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崛起所感到的忧心乃至恐惧。但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预示着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可以任意忽悠人的时代正在迅速走向终结。这对于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都是很好的事情，甚至对于西方最终认识到自己模式和话语的局限性也是很好的事情。我还认为，中国重返世界之巅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这种中西方利益的摩擦和话语的交锋，但经过这样的摩擦和交锋之后，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平衡，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国家（甚至包括多数西方国家）及其人民的新的利益平衡和话语平衡。

最后，还是我经常说的一个观点：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亦认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具有生命力。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大势：西方思想和西方话语主导的世界早已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西方话语已无法解释今日的中国和世界，西方的智慧显然不够用了，解决世界的问题需要中国的智慧和声音。

仅作此序，也期待更多的人加入推动中国崛起和中国话语崛起这一最激动人心的辉煌伟业。

张维为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