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宗法

现代社会比较重视个人的权益和价值，比如很多年轻人结婚喜欢签婚前财产协议，古代社会更重视家庭的传承，家庭拥有多少财富，习惯以集体为单位。一说到唐朝，就是指李家的江山；一说到宋朝，就是指赵家的天下。身处其中的皇帝老儿心里也明白，皇权就是接力棒，每一任皇帝都是本家族的运动员，跑得快不快尚在其次，首要是保护好接力棒，不能弄丢了。

那关于这场接力赛的内容，咱们就先从交接环节说起。

受禅

接力棒从哪儿来呢？绝大多数选手的棒都是从自家老爹手里接来的，再不济，也是从自己的亲兄弟、亲叔伯、亲老公手里接来的，更有甚者是从自己的亲侄儿怀里抢来的。这些家族内部运作的戏码，咱们都比较熟悉。有些选手原本不在赛道上，但乱世出枭雄，他们大刀阔斧地从别家抢来接力棒，在自家赛道上开始奔跑。这种丰功伟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这里又涉及古今文化的不同。古代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建立王朝的功绩在宣传上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大肆歌颂这位祖宗建立了自家基业吧，他当时明明就是犯上作乱，不光说起来不好听，如此宣传出去，自己的臣民不也蠢蠢欲动、纷纷效仿吗？可是闭口不提吧，人家毕竟是开国君主，是自家长辈，那不显得不贤不孝了？

所以，古代封建社会的文献在描述开国君主取得大位的时候，尤其是本朝人描述自己这一朝的开国君主时，往往是扭扭捏捏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夺棒的惊险过程通常被粉饰成太平友好的“受禅”，即接受禅让，就像从前尧把位子禅让给舜，舜又把位子禅让给禹，真妙！这妙处不仅在于掩盖了祖宗当初夺棒的不正当性，而且有尧、舜二位贤君作对比，更显得祖宗接过棒不是因为能打架，而是因为人品好、能力强。

这种戏码不仅在后人记载的文献当中存在，在现实中也多有上演。曹丕当年不就自己嚷嚷了好几次：“哎呀，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呢？”读历史的时候，咱们了解了前因后果，见到汉献帝禅让的情节，你就会心一笑，心里是洞若观火，可是当读起文献，冷不丁来个“受禅”时，你可不能受蒙蔽、犯糊涂呀。

登上皇位

接棒这件事情，我们熟悉的叫法有“登基”“登极”“即位”“登位”。如果是从家族中顺理成章地把棒接过来，而不是横刀抢夺，自然可以大大方方地说是“继位”或者“嗣位”：也可以说得更夸张一些，“登尊位”“即大位”，意思都是一样的。这几个词，或者强调独一无二的宝座位置，或者强调万人之上的巅峰极点，或者强调皇权对于国家来说像建筑之基石一样，都没有什么理解上的难度。

只有一种文绉绉的叫法看上去令人费解——“践阼”。一个字一个字地击破，其实也不难。先看“践”，有个熟悉的词叫“践踏”，两个字又都是足字旁，说明践与踏的意义是类似的，踏上不就是登上吗？那“践”也类似，就是登上、踏上的意思。“阼”有个左耳刀，这个偏旁以耳命名，其实从造字的源头上看，它和耳朵一点关系都没有。从耳朵旁在篆文当中的样貌 可以看出，它画的是山崖上嶙峋的石头，或是一级一级的石阶。而右边的“乍”代表“祚”，“祚”本来就有皇位的意思，也表示赐福，如我们平时说“国祚”，所以“阼”这个字指被赐福的，走上皇位的台阶。最后，“践阼”合起来就是登上去往皇位的台阶。有些地方会把“践阼”写成“践祚”，没有问题，照样能讲通，而且意思完全一样。

皇帝去世

中国古代皇权赛道上的运动员，基本是终身制的。在这个“基本”之外，自然也有些意外，比如有跑着跑着被敌人掳走的；还有跑着跑着被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射得浑身是血，半路哭着喊着死活要退赛去庙里出家的；还有年少轻狂说了句“跑六十年就不跑了”，真跑到那时候虽然心里不愿意，但顾及面子也不得不拖泥带水交棒的……

无论如何，父死子继是主调。可是咱中国人的传统是忌讳“死”字，所以皇帝的去世有专门的说法——崩。这个字用得很形象：我们至高无上的君王，指挥国家、引领方向，一旦不在了，就好像大山崩塌了，另一个说法就叫“山陵崩”。山陵崩塌好理解，可为什么又说“驾崩”呢？因为驾是车驾，是皇帝的车乘，用来指代皇帝。

“晏驾”一词就说得更加隐晦。《离骚》中有句“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即趁着年华还没有迟暮，趁着季节还没有萧条，还可以大有作为。看出来了吗？“晏”是晚、迟的意思，从日与安组合的字形上也容易理解，日头都去安寝了。驾指代皇帝，那晏驾的意思就是皇帝像日暮的太阳一样，落山安寝了。

“大行”本是一个动作，行就是走，大行就是一去不复返之意。一去不复返，很容易理解，它可以成为死亡的讳称，而且因为有一个“大”字显得尊贵，所以专门用于讳称君王之死。我们在史籍中经常看到一种说法——大行皇帝，这说的是刚刚去世的皇帝。你想啊，刚刚去世的皇帝不好称呼——因为刚刚去世，谥字追尊尚未定，没法称呼谥号、庙号；那称陛下？人家新君已立，你说的是哪个陛下？在这个尴尬为难的时候，就称呼其为大行皇帝，等定下谥号、庙号，就不再这样称呼了。

“千秋”“百岁”类一词，就不只是用在皇帝身上，普通人也可以用。我们现在还保留着对去世的委婉说法，叫“百年之后”。

嫡长子继承制

这一棒跑完了，下一棒谁来接？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权力的生态当然也讲究可持续发展。赛场上的每一位运动员在运动生涯中都有责任和义务，一边往前跑，一边把这个关键问题解决好。首先要保证有人跑，在此基础之上，后备力量自然是越多越好。因为儿子多了才有挑选的可能，才有抵御不可抗风险的能力。然后，在适当的时机，确定其中一个为下一棒运动员，对他好生加以培养——这个环节就叫“建储”，或者叫“立嗣”。建是建立，储是储君。建储，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家储备好了未来的君主。

仔细想想，古人的这种做法和现代家庭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响应号召，喜迎老二。但是在与他的聊天当中，我也感受到了来自年轻父亲的巨大压力：以前只有一个孩子，自己这套房子将来直接给他就好，现在老二来了，当爹当妈的得再奋斗出一套房子给老二呀，这一碗水无论如何得端平。古人，至少是古代的皇家就不这样想，所谓建储，必须一人。那皇家父亲就不走“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一路子了？手心手背，自然都是疼的，可是如果多一个继承人，国家就得被多分一份。太祖爷当年打下的万里江山，被子子孙孙分而治之，越分越小，越小越弱，不就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了吗？当年汉武帝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实力，颁布的推恩令玩得更狠，是三个儿子都有继承权，那就是把诸侯国按照3的指数倍进行瓜分，那中央不就迅速实现集权了吗？在集权制度下，只有独尊，才能维持长期的实力和稳定。虽然有违亲情，这却是长远视野下忍痛的智慧。

那么，应该建谁为储呢？从西周开始，宗法制度里就有明确的规定——嫡长子继承制。嫡为正妻，于皇家便是指皇后，嫡长子继承制即应该在皇后所生的儿子当中选长子继承王位。如果皇后没有儿子，就选其他儿子当中最年长的一个。这个制度的原则在于立嫡立长。

因为可以继承王位，所以嫡长子的身份格外尊贵。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当中有大宗、小宗之说，嫡长子也称为宗子，他所在的那一支被称为大宗，其余都是小宗。名分上的区别带来的就是在祭祀当中，大宗可以上前行礼祭拜，而小宗只能在旁观礼，真是“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继承家族权力和财富的时候，大宗会有绝对优势，而小宗获得的就少得多。

“嫡”这个字的读音与“帝”相近，一听就觉得是大权在握的。从字源上看，嫡的确与帝有关。按照这个传统，混不上嫡长子也就罢了，当个普通的嫡子也凑合，而非正妻所生的儿子就只能叫庶子。我们一看“庶”这个字就想到了庶民，不用多解释，暗示了一种地位降级的悲惨命运。庶子还有一种叫法，叫“孽子”。孽这个字就更不讨人喜欢了，有个词就是罪孽。事实上，孽字的本义指妇女非法怀胎，因而遭到宗族的惩罚。这个字还有另一种说法，“凡木萌旁出皆曰蘖，人之支子曰孽，其义略同”。蘖指树木的旁支，下半部分换成子，指家族中的庶出孩子。但是旁支的说法并不能支撑现代汉语中的“罪孽”“造孽”“孽障”等词的意义，我个人还是认为妇女非法怀胎的本义更靠谱。慢慢演化后，婢妾所生的孩子虽然说不上非法，但也看得出来，这在地位上差得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这个制度在很多真实的历史故事当中得到印证。《左传》里“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就讲道：郑武公的妻子姜氏生了两个儿子，生大儿子的时候难产，她差点丢了性命，就觉得大儿子不祥。这个奇葩的母亲不光不喜欢他，还丧心病狂地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寤（wù）生，就是难产的意思。大儿子真可怜，不光从小得不到母亲的疼爱，还被左一声“难产”右一声“难产”地喊到大。这又如何？人家这位名叫“难产”的小朋友是郑国名正言顺的嫡长子，任姜氏的枕边风吹了无数次，想要立小儿子为储君，郑武公都不为所动，照样把位子传给了寤生。

很多现代人会对这种制度感到不忿且疑惑，不忿在于这明显违背了人生而平等的现代社会基本准则，疑惑在于它的教条和僵化——万一嫡长子是个傻子怎么办？即便嫡长子不傻，但明明有另外一个庶子异常聪颖优秀，也得选这个平庸的嫡长子吗？

现代人的不忿，源于时代的巨大差别，我们倒没什么可说。多数人经常产生的这个疑惑，可能真的是源于咱们自己的想法过于幼稚和局限了。之前提到过，这场家天下的皇权接力赛，最重要的不是看谁跑得快，而是看谁不丢棒。有个聪明伶俐的储君，他将来能跑得快些自然是好，可是为了这一点点的提速就敞开了选接班人，由此带来一哄而上的争抢，却是最容易丢棒的不稳定因素。抢得厉害些也就罢了，更可怕的是，一旦儿子都有参赛的资格，那些明争暗斗的戏码就会在现实中轮番上演，一支支战斗力强劲的“打胎小分队”还会明显降低皇家生育率，怎么想都得不偿失。所以，古代宗法制度体现出的不公，背后往往是君王对稳定压倒一切的诉求。不仅是小宗和大宗如此，臣子得听皇帝的，儿子得听老子的，弟弟得听兄长的，妻子得听丈夫的……这些规矩背后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古代科技没有现代发达，古人的智商却不输你我。庶子当中有非常优秀的怎么就不能破格提拔一下？不是古人脑中缺根弦，而是人家考虑得更全面、更长远，大智便往往若愚。因为治国这件事不像乒乓球比赛，有一个张怡宁就足够横扫世界了；它更像踢足球，得靠团队，需要配合。嫡长子之所以能成为嫡子，是因为他的母亲是皇后；而他的母亲当初能成为皇后，不是因为她长得最美，也不是因为她最受宠，往往是因为她是这个国家除皇家以外另一个势力很大的家族的女儿。此时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让一个资质平庸的球员上场，因为只要他上，站在他背后的“梅西”就会上。而另外一个球员虽然比他优秀一些，但这个球员背后只有校队的一众业余选手。而且他一旦上场，“梅西”还会因为心里不爽时不时地在场下搞些阴险的破坏。换成你是教练，你选谁？

这些原则固然重要，也是共识，但都是理论构想，是乌托邦一般的存在。一旦回到现实的层面，可能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在中国历史上，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皇帝其实少得可怜。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一些著名的糊涂皇帝放着优秀的小儿子不立，非要传位给嫡长子引发祸端的故事，如唐朝的玄武门之变，还有明朝的朱棣“以大欺小”，从侄儿口里抢糖吃，不都是小儿子的“物不得其平则鸣”吗？

的确，西周时期制礼作乐，可早在春秋那会儿就有人破口大骂礼崩乐坏了。理想中的图景美好，道理大家也都明白，可是在皇权交接的现实中，具体操作起来就困难重重。

首先，人性往往是自私的。你苦口婆心地教育这些庶子听嫡子的、听哥哥的，他们就会乖乖听话吗？训练狗狗不吃陌生人给的火腿肠都没那么容易吧？更何况是面对皇位。

其次，一些皇帝逃不出政治联姻的宿命，像乾隆皇帝和富察皇后那样，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能在婚后琴瑟和鸣、夫妻恩爱的有几对呢？皇后不受宠爱，生育自然艰难，再加上古代医学又不发达，即便像富察皇后一般接连生子又能如何？嫡子接连夭折也只能悲叹天不垂怜。一般来说，在现实中，嫡子有限但庶子数量众多且和其中一两个关系格外亲近的情况，是皇帝经常面对的。

再次，即便皇帝老儿立场坚定，抵住了美貌小妾的枕边风，如果国家政权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危如累卵的境地，他也能放着一个胸怀大志、能力超群的庶子而不动立储之心？能逆着天性、不顾时局，还把祖宗家法奉为圭臬吗？

另外，在现实当中，政治斗争诡谲莫测、瞬息万变，皇后家族的势力也不是沙漠里的胡杨树，能活着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了三千年不朽。皇家和皇后家族的实力对比，也常有此消彼长的情形。刘彻娶阿娇，因为自己当时是黄口小儿，羽翼未丰，阿娇的母亲长公主对自己登基有莫大的助力。然而等雏鸟长成了雄鹰，就算长公主的势力不衰，大权在握的汉武帝也未必会将她放在眼里了。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真到了立嗣之时，皇后家族能不能施加影响，亦未可知呢。

最后，说一千道一万，这个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根源在周王室。春秋战国时期，绝大多数诸侯国和周王室的关系比较近，在文化上，周王室对它们就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也有一些在情感和文化上都与周王室疏远的诸侯国，它们就基本不在意这一套。比如向来叛逆的楚国，许多国君似乎都比较偏向小儿子，那小儿子即位的情况也就较为多见了；远在西北的秦国，通常也不管什么嫡不嫡、长不长的，谁最能打，谁就最有可能继承权位。

其实到底是应该立长还是应该立贤，原本就争论了数千年，也没个标准答案。如果只局限在几个干巴巴的概念记忆上，就真的浪费了这个宝藏。一头扎进去，你会发现里面到处是智慧的闪光、全局的考量、人性的体察，还有大量的历史素材呀。

封建

确定继承人是皇权接力赛的核心工作，可在这个继承人之外，还有很多落选的儿子，皇帝老儿也不能无视。从政治上说，怎样让他们不捣乱，最好还能经常在场下给场上接力的运动员热心地递递毛巾、送送水，是个重要的课题；从情感上说，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其他儿子也得有像样的待遇才好。王朝建立时间越长，这些问题就越复杂，毕竟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地繁衍下去，皇家宗族的管理就成为一个越来越烫手的山芋。

“宗”这个字，在甲骨文里的字形就是在一间房子里摆个神主牌位的样子。皇家的所谓“宗室”“宗亲”，简单来说就是大家都认同一个祖宗，就是我们皇家这一家子了。在史籍里，我们经常看到对一些人的描述带“宗”字，你就得意识到他和皇家的亲缘关系。比如说此人是“宗臣”，那就是既当官又和皇帝沾亲的人物。或者把“宗”和“社稷”的社连在一起的“宗社”，这两个国家中最高贵的事物，就顺理成章地指代整个国家了。

认祖归宗的政策能宽泛到什么范围，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规定，太窄了显得皇家势单力孤，太宽了养活他们的财政负担也得呈指数级增长。宽到一定程度，他们就应该别立寝庙，分别祭祀了。毕竟有些自称皇叔的人，也可能因为这个血亲关系离得实在太远，沦落到街头卖草鞋的困窘境地。

古代王朝在管理宗室方面，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和政策。

早期在西周那会儿，生产力太不发达，突然间获得大片土地，君王就会觉得自己鞭长莫及，怎么办呢？“得有人亲赴前线替我去管理呀，环视四周，最信任的人当然是我的亲儿子、亲弟弟。”当时的王室宗亲还是抱团打仗的架势，层层分封，共同建制，一人分一块地盘，各自守土，拱卫中央。天子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叫作“邦国”，简称为“国”；诸侯继续向下分封给大夫的，被称为“采邑”或者“食邑”，也被称为“家”。这两个说法从根源上来讲并不难理解：国这个字最初表示的，就是一个独立进行防御的政治单位，和当时的诸侯们各自守土的情况是对应得起来的。至于家么，有大有小——普通老百姓的家，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贵族大夫的家，拥有的土地则大得多。给我们造成困难的是，“国”和“家”在先秦时期指代的对象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不一样，“国家”这个词是个现代的政治概念，国中不能再有国，同时，哪一个个人的家都不可和国相提并论。不过，当咱们梳理清楚了来源就能明白，在先秦时期，“国”与“家”其实都是周天子治下层级不同的政治单位。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论语·季氏》），这里的“有国”，是指拥有邦国，就是诸侯；“有家”，是指拥有采邑，就是大夫。所以“有国有家者”，就是泛指拥有封地的贵族们。

“邑”在甲骨文当中，上面是四四方方框起来的一块范围，下面是人，指人口聚居的城邦。再看“采邑”“食邑”这两个词，就会发现“食邑”显得特别朴实且直接：封地的主人就是靠这块地来养家糊口、获取物资的。“采邑”的说法，在表面上看脱离了“食色性也”的低级趣味，但它真实的意义更体现出强权和剥削。

“采”在甲骨文中的字形，上半部分是一只手，下半部分是长满了果子的树，这只邪恶的手伸向了秋天丰硕的果实，把它们据为己有，这就是采。想象一下，主人到了自己的封地上，他的基本生活甚至享乐的资源就是向当地的土地、川泽伸手摘取，以及向当地的百姓征收赋税。虽然名义上全天下的土地属周王所有，但这些获取了封地的诸侯和他们的后代，实际上对自己的土地有极大的支配权。换种咱们都能听得懂的说法就是，除极个别情况（如周初的三叔之乱）外，即便这个诸侯或大夫本人犯下了滔天大罪，周王把他处死，这块封地也属于他的继承人，而不是权力就此被周王悉数收回。我们熟悉的《诗经》里的句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不过是从礼法上恭维一下周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已。这句话诞生在西周，但用于描绘秦朝以后的郡县制大一统政权的实际情况，才更确切。

当然，除了亲儿子和亲兄弟，获得封地的人里也有一部分异姓功臣。比如齐国，就是周武王分封给姜子牙的地盘。周王的儿子、弟弟的诸侯国在面对异姓功臣的诸侯国时，就多多少少会有些血缘上的优越感。比如，周王室姓姬，这些与王室同姓的分封国就经常喜欢强调自己是“姬姓国”。在我们熟悉的大国里，晋国、鲁国、燕国都是姬姓国。

衡量分封国地位高低的，除了姬姓国国君内心的血缘优越感，还有更加明确的爵位等级。例如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一篇选文——《烛之武退秦师》开篇一句就是“晋侯、秦伯围郑”。晋侯是晋国国君，秦伯是秦国国君，可为什么叫法就不一样呢？中国古代的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级，这里晋国国君的爵位和秦国国君的爵位是不一样的等级。很多人看过外国小说以后经常会觉得很奇怪，中国古代这些爵位的名称怎么和外国的一样呢？不是我们和外国的一样，而是最初我们在翻译那些外国爵位名称的时候，发现也大致分了五级，为了让自己人好理解，就按等级比对着我们自己的爵位体系进行翻译了。

西周时期，公爵诸侯国有宋国、杞国、祝国、焦国等；

侯爵诸侯国有齐国、鲁国、晋国、卫国、管国、蔡国等；

伯爵诸侯国有秦国、郑国等；

子爵诸侯国有楚国、吴国等。

衡量分封国地位高低的另一套体系叫“五服”，划分方法就像太阳系。周天子的王畿（jī）之地是正中的太阳，紧挨着的水星这一层为甸服；往外一层，金星、地球这个距离的，是侯服；再往外一层，火星、木星这个距离的，是绥服（或者宾服）；再往外，土星这个距离的是要服；最外层，天王星、海王星这个级别的叫荒服。这种划分体现的不仅仅是距离远近，更代表了诸侯国对周王室的义务不同。挨得近的诸侯国，每天都得朝拜，周王室一声令下还得随王征战。不过，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亲近的诸侯国通常爵位等级高，得到的实惠也多嘛。到了荒服这个级别，山迢水远，诸侯国每年能象征性地来磕个头已然不易了，每次来拎点儿土特产表表孝心就行。周王室自然也不会找它们去帮自己打架。主要还是因为离得太远，等使臣吭哧吭哧走到了，仗可能都打完半年多了。

通过这些诸侯国在历史上的著名程度，我们就看出来了，爵位高低是一个方面，距离远近也是一个方面，真正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是另一个方面。处于较低爵位的楚国、吴国，那都是荒服之国，可是它们都大名鼎鼎，曾经称霸过一方呢。所以衡量诸侯国的实力强弱，需要综合考量很多因素。

那周王就当个甩手掌柜了吗？并不是，他亲自管理的土地叫王畿之地。“机”的繁体字写作“機”，看看它的右半部分和这个王畿之地的“畿”是不是很像？对，它们本来就是同源的。“机”有关键、机要的意思。“畿”字形里的田字，是在这个意思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土地，强调了王土的高贵和重要。

那这块高贵且重要的王畿之地多大呢？《周礼》记载：“邦畿方千里。”这里的“方千里”，不是方圆千里的意思，而是边长千里，那理论上讲王畿之地就是一个一百万平方里的正方形了。不过，在实际地形里，山川纵横；在实际历史中，诸侯国又势力交错，正方形的形状肯定是没法实现的，但是大致的面积在周王室强盛的时期还是有保障的。感慨一下，暂且不论一里地在当时和现在的差别大小，一百万平方里，也是挺让人垂涎三尺的。这么大一个地盘，周王就可以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了吗？也不是，还有另一种身份的贵族，叫畿内诸侯，就是把王畿之地也分封给一些诸侯，但是这些诸侯的权益和王畿以外的诸侯相比就差很多了。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封地”，更像个没签协议的租地，也像同桌借给你的橡皮，同桌开心的时候你可以一直用，一旦同桌因食堂的午饭不好吃而心绪烦乱，突然想起来这一块橡皮，说一句收回，你只能把橡皮乖乖奉还。

文言文里还有一个常见的词叫“畿辅”，辅为辅佐，畿辅指的是国都附近。这一块的地位也不同寻常。

其他地方和王畿之地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法统上，后者就像爹。野心勃勃的秦国即便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贼眉鼠眼”地准备向东面扩张，但在力量还不足以动摇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大胖子邻居的时候，它宁可找机会往郑国渗透势力，也不敢碰离自己更近、地理上更方便渗透的周王室的地盘。在秦国一统江山的过程中，虽然东周王室早就沦为傀儡，不堪一击，王畿之地相较于其他强大的诸侯国也只是九牛一毛，但这块地归秦所有，依旧是一枚重磅的历史炸弹。因为这块地在法统上的特殊意义：灭了周，收了王畿，就算是捅破了弑君篡逆的最后一层窗户纸。

刚刚提到野心勃勃的秦国，其实在那个年代，诸侯国之间称霸、称雄的争斗哪一天停止过？当初建立这种分封制度，周王难道就没有想到这些吗？想想这些，他难道不会不寒而栗吗？刚刚分封出去的时候，大家是父慈子孝，誓死效忠，可是时间一长呢？爷儿俩之间是感情甚笃，可我儿子继承了我的位子，你儿子又继承了你的位子，我们各自的儿子连面都没见过几次，哪里谈得上维持和平的深情厚谊呢？

周王室也想过解决办法，没有见面机会，咱们就创造见面机会，老话说见面三分情嘛；没有深情厚谊，咱们就培养，毕竟大家不是亲眷就是君臣，建立感情的基础还是有的嘛。就像我们现在，偌大的家族要常常联络感情，五一劳动节通知侄儿一家来看我；端午节让外孙一家来给我送粽子；国庆节放假了，让儿子、闺女都常回家看看……

一年四季，周王都得忙着分批分拨地见诸侯们。《周礼》记载：“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在这几个说法中，出现得比较多的就是“朝”和“觐”。朝见、觐见最初都是指诸侯（或者诸侯的特派使臣）来见周王，后来臣子见皇帝也能叫朝见、觐见了。

另有一种情况，《礼记·中庸》记载：“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朝聘”这个词也流传下来了，指诸侯拜见周王，或者诸侯之间礼尚往来。聘也指带着厚礼去娶妻，现在不少地方还称娶媳妇为聘媳妇，将聘这个字解释为带厚礼。

郡县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骨肉相残，就是分封制维持不下去的最好证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就果断推行郡县制度。不过历史有时会重演，不可能始皇帝一纸诏书颁布，分封制度就“嘎嘣”一声碎了。后来，汉朝也还是学着周王的样子分封了一批诸侯王；都到唐朝了，柳宗元还洋洋洒洒地写过一篇《封建论》和时人雄辩……

大体上来讲，郡县制度确立以后，在皇权接力赛里落选的儿子们就越来越不需要被分封各处去守土了。那他们做什么呢？做官吗？人家不让。因为这群有着皇家骨血的人对于皇帝老儿来说其实极具威胁，一旦有人同时具备了官职、功劳和血统，通常离造反也就不远了。咱中国人李鸿章说：“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引自影视剧《走向共和》）外国人马斯洛说：“如果你手里有一把锤子，看所有东西都像个钉子。”古今中外，大家对人性的认知能达到这种程度的统一，皇帝老儿自然也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宁可花大价钱养着一个注定越来越庞大的闲人群体，也不轻易撒手。那他们就一直闲着吗？对，就闲着——吃喝玩乐生孩子，养鸟下棋买文物。反正他们是皇帝的至亲手足，国家拨钱，把他们好生供养起来就罢了，不就是支持亲戚们乐和乐和吗？

宋朝对皇室宗亲有明文的政策：“赋以重禄，别无职业。”当然“别无职业”也不是绝对的，有个别特别优秀能干的宗亲，遇上个惜才又宽容些的皇帝，也会给些无关紧要的官职，让他们小试牛刀。但总体来说，历朝历代皇室对宗亲掌权都会秉持非常谨慎、防范的态度。在这方面，只有唐朝是个特例，除了武则天在当政的那些年对李唐宗亲多有防范，唐朝其他皇帝对宗亲做官这件事还是挺大方的，甚至出现过不少宗亲宰相。

历代朝廷也会设置专门的机构来管理这些亲眷，有时候叫宗正寺，有时候叫宗正司，还有的时候叫宗正府、宗人府。无论怎么称呼，大家就认准我们曾经讲过的宗这个字：在庙堂里，祭拜同一个家族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