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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金融时报》发表了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文章《修昔底德陷阱已在太平洋地区出现》。 [1] 在这篇文章中，这位哈佛学者认为，美中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
那时，艾利森已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发展“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一个崛起大国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守成大国竞争主导权，这种竞争最终可能导致战争。
2013年6月7日，在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前夕，艾利森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另一篇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文章《奥巴马和习近平必须全面考虑问题以避免陷入经典陷阱》。 [2] 彼时，这篇文章吸引了两国领导人的注意。2013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习近平主席表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3]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发表演讲时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中美关系日渐紧张，艾利森继续拓展他的观点并分享他的思考。2015年9月，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在走向战争吗？》一文，论述称这个陷阱的历史隐喻为阐明今天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最好的视角。 [4] 这篇文章在2015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发表，两位元首在会晤中详细讨论了“修昔底德陷阱”。奥巴马强调，尽管中国崛起造成了结构性压力，但“两国能够管控好分歧”。同时，他们都赞同“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5] 。
自那以后，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趋势和意外事件的出现以及地缘政治的动荡，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世界各地专家评论和分析两国关系时使用的主要词语。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随之而来的贸易摩擦和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令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更加流行，受到广泛讨论。
2017年，《注定一战》一书英语原版出版，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进行了长篇阐述和拓展。这本书为艾利森教授提供了更多空间，便于他解释自己观点的背景和详细阐释哈佛大学修昔底德陷阱项目一直在开发的案例档案，以从档案中已有的历史上16个崛起国家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吸取教训（其中12个案例最终走向战争）。该书用一整章讲述古希腊时期斯巴达和雅典的冲突，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德国的冲突。书中还描述了修昔底德陷阱项目的其他案例：20世纪中期的日美冲突（始自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与俄国和中国的冲突；19世纪中期德法之间的冲突（俾斯麦借此实现了统一德国的抱负）；17世纪中晚期英格兰与荷兰共和国之间的战争；16世纪上半叶日益壮大的哈布斯堡王朝与强大的法国之间的战争。重要的是，在该书中，艾利森还提出了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12个方法”，以帮助美国和中国避免战争。探讨和让更多人了解如何避免冲突的实用方案在《注定一战》出版后成为艾利森工作的中心。
自《注定一战》出版后，艾利森教授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能够被更多人了解。他在世界各地开展讲座，在《外交事务》、《外交政策》、《金融时报》、《国家利益》、《今日美国》和《华尔街日报》等主要出版物上发表大量的文章。2018年9月，艾利森教授在纽约的TED世界剧院登台，发表了题为《中美是否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战争？》的演讲，这场演讲是TED“我们缔造的未来”活动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探讨全球最严峻的挑战和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艾利森教授的演讲已成为TED国际关系演讲中最受欢迎的演讲之一，在TED官方网站上的播放量超过450万次，在TED的YouTube（优兔）频道上的播放量达到250万次。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上文所述，早在《注定一战》出版之前，修昔底德陷阱就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的政策制定者理解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框架。早在2012年，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就表示：“我认为我作为主席和高级领导人顾问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帮助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们不希望对崛起中的中国的恐惧导致战争难以避免，因此我们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对《注定一战》的赞誉说明了该书在资深政策制定者中的影响力，它就像一本美国外交政策名人录。 [6] 乔·拜登表示：“格雷厄姆·艾利森是最敏锐的国际事务观察家之一。他始终将自己对历史潮流的深刻理解带入今天最困难的挑战中，并使我们所处的最艰难的外交政策困境能够被专家和普通民众理解。”拜登总统与格雷厄姆·艾利森相识数十年，在担任参议员、副总统时期以及现在的总统任上，都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为该书写推荐语的人还有库尔特·坎贝尔，他现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还被提名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构建者。坎贝尔称该书“对每个思考中国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外交官、金融家和商界人士来说，都是一本必读之书，甚至是一本绝对不能错过的书”。萨曼莎·鲍尔也赞誉了该书，她现在担任拜登政府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其他推荐人包括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陆克文，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等知名人士。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表示：“格雷厄姆·艾利森一直是我学生时代和担任外交官时期的灵感之源。”黑石集团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苏世民仿照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项目，在2016年设立苏世民学者项目。黑石集团与清华大学一起募集了4.35亿美元。苏世民将该项目的使命设定为帮助亚太地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7]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随着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摩擦升级，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受到重视。2018年12月，修昔底德陷阱被《金融时报》选为“年度关键词”，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指出，这个概念正在引发更加广泛的公众讨论，已经引起了华盛顿和北京领导人的注意。 [8] 从印度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全亚洲的评论员都在讨论这个概念，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并表态希望能够避免其警告的战争风险。在澳大利亚，麦肯·腾博在2015—2018年总理任期内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包括公开呼吁中国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9]
除了对华盛顿的外交政策辩论产生重大影响外，艾利森教授的观点在中国也受到广泛讨论。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恰好概括了许多中国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自21世纪10年代开始努力应对的挑战。
例如，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与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首次提出的“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有相似之处。在2012年5月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胡锦涛主席阐述了中美共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可以让两国人民放心、各国人民安心。胡锦涛主席表示，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10] 。习近平主席继续使用和拓展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2013年与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上。双方领导人对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战略达成了共识，因为它契合了调整中美关系的需求。“新型大国关系”为讨论这种调整可能带来的结果，以及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与过去的大国关系有哪些不同提供了一个框架。
在接受《环球时报》英文版采访时，艾利森教授指出，习近平主席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因之一是他十分了解大国竞争的古老模式往往导致战争。 [11] 艾利森提到，中国领导层也对《注定一战》一书中分析的案例进行了研究，并有意提出解决方案，以避免当崛起大国威胁到守成大国的主导地位时通常会发生的战争。 [12]
修昔底德陷阱已在中国学术圈和政策决策圈被广泛分析和讨论，而在2019年《注定一战》中译本面世后，更多人对其展开了研究。在中国知网上以这一概念为关键词检索，结果显示已有300多篇相关文章发表在各种中国学术期刊上。
阎学通、王缉思和郑永年等诸多知名专家学者都评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
修昔底德陷阱也是中国学者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学者进行研究和辩论的一个有益起点。例如，中国学者张春满、蒲晓宇、张飚、韩召颖为2019年3月出版的《中国政治学刊》特刊《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供稿。在那一期中，这些中国学者与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同行探讨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机制和政策含义，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概念为研究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13]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得到中国分析家认同的部分原因也许是，它不像西方学者制造的其他可能被描述为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概念那样质疑中国崛起的道德后果，也没有将紧张局势仅仅归咎于中国。当然，艾利森的著作是站在美国/西方立场上的，他在分析中自然会把美国的利益和西方价值观放在第一位。他的论述和对中美关系看法的某些方面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毫无疑问，他为了解中国、中国的观点和利益做出了努力。在《注定一战》一书中，艾利森用了几章来探讨中国的立场，讨论中国崛起和国家发展的合理性——并不是所有美国作家都能在讨论中美关系的书中做到这一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专家都认同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假设和结论。然而，无论中国学者是支持、借鉴、改造还是反驳修昔底德陷阱，抑或是提出另一种更加适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都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并促进了关于如何为中美关系发展制定一个和平路线的研究和讨论，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虽然艾利森教授在中国主要是因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广泛流传而被人熟知，但读者应该了解该论点只是他在该领域的许多重要贡献之一。在专研中美关系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之前，艾利森教授已被公认为是美国政治学家中的佼佼者，在学术界和政界都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
艾利森博士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出生和长大。他就读于戴维森学院，之后在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求学，于1962年毕业，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他以马歇尔学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学读书，1964年完成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本科和硕士课程。之后，他回到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继续求学，1968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自那时起，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哈佛大学从教50多年，现为道格拉斯·狄龙政府学教授（Douglas Dillon Professor of Government）。在执教的同时，艾利森教授还是一位声誉卓著的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分析家，特别关注核武器、俄罗斯、中国和决策问题。
艾利森还著有多本畅销书。作为一名政治学家，他最有名的著作也许是他的第一本书《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这本书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销量超过50万册，彻底改变了政治学和其他领域的决策研究。该书阐述了3种决策模式：模式一——理性行为者模式，催生了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学派；模式二——组织行为模式；模式三——政府政治模式。通过阐述这3种模式和解释因果关系如何导致理性个体不会选择战争，该书为如何看待核武器提供了新思路。 [14]
艾利森教授已出版的其他著作包括《核恐怖主义：可预防的终极灾害》，该书入选《纽约时报》“2004年度最值得关注的100本书”。2013年，艾利森的著作《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出版，在美国及其他国家都很畅销。艾利森教授表示，在对中国、地缘政治和更广大的战略的思考上，李光耀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
在学术工作之外，艾利森在培训对外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建立为外交政策界服务的机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于1977—1989年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了几代政策制定者。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2002年签订的协议，许多中国政府官员也在那里接受培训。
1995—2017年，艾利森教授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中心主任长达22年，他的继任者是美国国防部前部长阿什顿·卡特。在艾利森担任主任期间，贝尔弗中心成为哈佛大学卓越的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拥有世界一流思想家和行动者的富有影响力的中心。贝尔弗中心曾连续多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评为全球顶级大学智库。
贝尔弗中心的研究领域和项目涵盖一系列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网络安全、数字民主、核扩散、外交和恐怖主义，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和中东的关系，以及与能源、创新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挑战。该中心还因整合了来自一系列领域和学科的研究和洞见而知名，包括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以及政府、外交、军事和商业领域的从业人员的研究。多年来，贝尔弗中心吸引了一大批科学和安全领域的明星专家，除了前主任阿什顿·卡特之外，还包括埃胡德·巴拉克、艾伦·贝尔辛、约翰·卡林、詹姆斯·克拉珀、约翰·霍尔德伦、劳拉·霍尔盖特、道格拉斯·卢特、丽莎·摩纳哥、欧内斯特·莫尼兹、萨曼莎·鲍尔、迈克·罗杰斯、埃里克·罗森巴赫、杰克·沙利文和乔恩·沃尔夫斯塔尔。
对这本书而言，贝尔弗中心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其编写了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报告。后面的章节引用了这些报告以及艾利森教授主持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的内容，该项目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论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在过去500年中崛起大国威胁守成大国主导地位的案例档案。除了《注定一战》一书中使用的16个案例，该项目第二阶段正在审查其他可以纳入的案例，并已邀请各方对案例档案进行反馈。
除了在哈佛大学任职之外，艾利森还曾担任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员（1973—1974年）、兰德公司顾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访问委员会成员（1972—1977年）以及三边委员会成员（1974—1984年，2018年）。
除了通过学术和智库工作推动形成辩论外，艾利森教授也曾在政府中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五角大楼的顾问和咨询师，从而深度介入美国的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自1985年以来，他一直是国防政策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艾利森教授曾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特别顾问（1985—1987年），在克林顿总统时期担任负责政策和计划的助理国防部长（1993—1994年），协调了对苏联的战略和政策。克林顿总统因艾利森在“重塑美国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的关系，减少苏联核武库”方面的贡献而授予其美国国防部卓越公共服务奖章。
在私人部门领域，艾利森教授曾担任盖蒂石油公司、法国外贸银行、资产管理公司Loomis Sayles、Hansberger公司、陶布曼中心、Joule Unlimited公司和石油天然气公司Belco的董事，以及大通银行、化学银行、魁北克省水电公司和国际能源公司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CCG的使命之一是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每年，CCG都会在北京总部邀请世界各地的众多演讲者发表演说。CCG还致力于为加强中外学者、商界领袖、决策者和青年人的对话搭建各种专门渠道和平台，包括年度论坛、研讨会和品牌活动，如“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等。CCG代表也频繁参与国际活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交流观点。
近年来，通过这项工作，我有机会与格雷厄姆·艾利森进行了几次深入讨论，本书详细地引用了这些讨论。2019年3月22日，艾利森在CCG北京总部举办的2019哈佛大学中国校友公共政策论坛上发表了《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演讲。新冠疫情发生后，CCG转为在线上举办活动。2020年11月19日，艾利森参加了CCG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线上研讨会，时值美国政府换届，艾利森发表了他对“美国大选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的见解。此后，艾利森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我主持的《CCG对话全球》系列节目的两次线上深度讨论。2021年4月6日，艾利森与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晨进行了一场讨论，题为“再论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展望”。2022年3月3日，艾利森和我又进行了一场关于“大国关系的未来：中美将如何共存？”的讨论。2023年2月18日，CCG在慕安会上以“绿洲还是幻影：中美气候合作关系分析”为题举办官方边会，艾利森在会上进行了主旨发言。2023年7月31日，我赴美国时专程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拜访他，我们就中美关系、大国竞争与全球化的未来等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
我们衷心感谢艾利森愿意参加CCG组织的这些活动，并非常重视他多年来与我们分享的见解。本书的编撰灵感和材料来自我与他之间多次深入的线上对话，他在CCG总部的演讲和交流，他参加CCG在慕安会上举办的论坛时的发言，2023年夏天我与他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深入交流和探讨，以及他最近一两年的一些新思想。在本书中，我设计了许多我关注的热点问题，以问答的形式来呈现艾利森教授的观点，并尽力公平和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和意图。但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中每一个具体提问的答案不应被视为艾利森教授给出的全部或最终回答。
如上所述，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工作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尤其是自《注定一战》一书出版以来。自那以后，随着中美关系因贸易争端、新冠疫情、台湾问题等因素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艾利森教授在中美关系方面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也引发了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年轻读者的更大兴趣。
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成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一个框架。然而，许多读者对修昔底德陷阱和艾利森教授关于中美关系的广泛研究仍不熟悉，对该论点及其影响只有肤浅或不准确的理解。
例如，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根据修昔底德陷阱声称的崛起大国和居于主导地位的守成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推断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艾利森已经花了一些时间反驳这个“稻草人谬误”，并将其收入《注定一战》一书的附录中。他指出，在案例档案中的16个案例中，4个没有走向战争。与其说修昔底德陷阱声称中美之间注定要有一战，不如说该论点警告人们大国之间爆发战争是存在可能性的，因此这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共同努力来避免这种不可想象的可能性。然而，在公众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中，这种对艾利森教授观点的误解，以及其他几种误解一直存在。因此，本书的首要目的是以易于理解的形式向更多读者介绍修昔底德陷阱的含义，并澄清一些对艾利森教授观点的误解。
本书的第二个主要目的是，在艾利森教授自《注定一战》出版以来发表的文章、演讲和采访的基础上，更新其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和对中美关系的分析。特别是自艾利森教授在2017年的著作中对战争的风险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后，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寻求避免战争、“跨越陷阱”的方法。在本书中，我们希望总结艾利森教授近期的工作及其迄今为止提出的避免战争的方法，以便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学生学习、思考和讨论。
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引用了艾利森关于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及相关话题的演讲、文章、采访和讨论的部分内容。如前所述，本部分内容涵盖了他与我在2019年、2021年、2022年和2023年所进行的4次深入对话和讨论。本书还引用了《注定一战》中的部分内容，以及贝尔弗中心编写的、由格雷厄姆·艾利森主持的重要研究《伟大的竞争：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以下简称《伟大的竞争》）系列报告的部分内容。贝尔弗中心欣然同意我们在本书中使用这些内容。在时间线上，大部分引文选自艾利森教授在《注定一战》（2017）出版后到2022年夏天这段时间的发言和文章，少数引文来自2012年的资料。
为了使艾利森教授的观点易于理解，我们以问答的形式呈现引文，灵感来自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2013年的著作《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采取的形式。直接引自艾利森的内容作为回答列在文中，而作者的补充评论则用不同字体表示，以使文章清晰。
本书按主题划分章节。第一章“再论修昔底德陷阱”向读者介绍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大概念的基本前提，回答了谁是修昔底德，他如何理解战争的起因、近因与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区别，什么是“陷阱”以及它如何导致战争，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教训有哪些，修昔底德陷阱对21世纪的中美关系有什么意义等问题。
第二章“结构性变化”探讨了影响中美关系的深层结构性因素，特别是自冷战结束、单极世界形成以来中美的相对实力变化。本章借鉴了艾利森教授团队参与的贝尔弗中心“避免大国战争”项目的部分研究，引用了艾利森教授对中美两国力量平衡和关键竞争领域的现状和趋势的评估，即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外交。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了艾利森教授关于这些结构性变化对国际秩序和中美在国际秩序中角色的影响的观点，包括“单极世界”时代之后的形势，“势力范围”的回归，全球化的未来，以及为何中美“注定要共存”。
第三章“中美真的‘注定要有一战’吗”超越了前述章节论述的影响双边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深入探讨了双方之间真实存在战争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双方都不想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本章介绍了艾利森教授对双边竞争状态的看法；可能影响战争概率的因素，如人性、野心和意图，以及文化和政治因素；“通往战争的途径”——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一系列事件。
第四章“跨越陷阱的方法”撷取了艾利森关于中美如何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爆发大国战争的观点和意见。在寻找“跨越陷阱的方法”的过程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再次求诸历史，为如何防止战争发生提供灵感，包括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他擅长的冷战领域，来寻找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在寻求重新定义双边关系和防止冲突发生时可以借鉴的经验。
最后，本书以“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结尾，指出了其他一些“陷阱”和历史案例，这或许能够为中美关系制定和平的发展路线提供参考。
[1] 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Financial Times , August 21, 2012, https://www.ft.com/content/5d695b5a-ead3-11e1-984b-00144feab49a.
[2] Graham Allison, “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y to Avoid a Classic Trap,” New York Times , June 7,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06/07/opinion/obama-and-xi-must-think-broadly-to-avoid-a-classic-trap.html.
[3] 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 “How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Leader Thinks,” HuffPost , January 21, 2014,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xi-jinping davos_n_4639929.
[4]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 September 24,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 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5] 转引自格雷厄姆·艾利森“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n’t Inevi table, But It’s Likely,” National Post , 2018年3月5日刊。
[6] 参见Scribe Publications网站上对 Destined For War 一书的推荐，https://scribe publications.co.uk/books-authors/books/destined-for-war-9781911617303.
[7] “Schwarzman scholarship aims to help Asia avoid ‘Thucydides’ trap’,” News, Financial Times , September 9,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7e4c6f94-755b-11 e6-bf48-b372cdb1043a.
[8] “Year in a Word: Thucydides’s trap,” Opinion, Financial Times , December 19,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0e4ddcf4-fc78-11e8-aebf-99e208d3e521.
[9] Christopher Mackie, “Malcolm Turnbull, and Thucydides, and All That,” Sydney Morning Herald , December 17, 2015.
[10] Cui Tiankai and Pang Hanzhao, “China-US Relations in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On China and US Working Together to Build a New-Type Relation ship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2012 ,May 2012, http://en.iiss.pku.edu.cn/info/1059/2481.htm.
[11] Qingqing Chen and Yunyi Bai, “Compete and Coexist: US, China could develop new concep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nations, Graham Allison says,” Global Times , December 13, 2020,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09820.shtml.
[12] Qingqing Chen and Yunyi Bai, “Compete and Coexist: US, China could develop new concep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nations, Graham Allison says,” Global Times , December 13, 2020,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09820.shtml.
[13]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4, no. 1 (March 2019), Special Issue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e Thucydides Trap?,” 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11366/volumes-and-issues/24-1.
[14] Graham Allison, “Preventing Nuclear War: Schelling’s Strategies,” Negotiation Journal , July 23,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