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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米切尔·沃尔德罗普写的这本《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是我在复杂系统理论方面的启蒙之书。它不难读，因为是一本科普之书，写的是有“复杂科学的‘耶路撒冷’”之称的圣塔菲研究所的历史，把其草创期的人物故事一一串起，所以一点也没有学术专著的艰深与枯燥。但是写作者的学术功底扎实，可以将这些复杂科学开创者的理论深入浅出地介绍出来，所以对于想要了解什么是复杂科学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是最佳的入门之作。
早在1995年，我和一位学数学出身、在计算机所工作的同事一起写一篇讨论“系统崩解”（system catastrophe）如何应用在社会系统上的文章。他给了我一本书，是赫尔曼·哈肯的《协同学》，谈的是从物理学到经济学中的自组织现象。这本书读得我一个头两个大。我意识到自己在复杂科学上还是一个小白，所以读相关学术论著才如此之难，于是去找来M.米切尔·沃尔德罗普写的这本《复杂》来读。果然，这本科普之书使我对复杂科学有了架构性的理解，带我入了门。再看《协同学》，就能逐渐深入了，而且此后一发不可收。我对复杂系统的研究经历了从探索到热爱，并致力于复杂组织系统的管理学研究，还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复杂系统管理学的作品。
今天，集智俱乐部重译了这本书，也是由中信出版社再版，我欣然接受邀请为其写序，并因此再读了一遍这本书。时隔近30年再读，还是激动不已，因为时时又看到一些金句，可以阐明复杂科学理论的深刻道理。
比如，人工生命研究的先锋克里斯托弗·兰顿的话中包含的隐喻：“他主张复杂的、类生命的行为是由简单规则自下而上逐渐演化所产生的。”正如（遗传算法与ABM模型发明者）约翰·霍兰所说，稳定即死亡，世界必须适应永远新奇、处于混沌边缘的状态。
复杂系统是简单规则在系统中层层叠加，在时间中逐渐演化，涌现出千差万别又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是自下而上演化的，所以不能自上而下地规划，更无法阻止其变化，因为稳定就是系统死亡。换言之，复杂世界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生生不息的系统。
又比如，圣塔菲研究所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盖尔曼说：“更重要的是，通往可持续性未来的关键……要能从错误中学习，而非一成不变；要能看到人类生活质量的提升，而不仅仅是数量增长。”复杂经济学家阿瑟也说：“你要尽可能保留更多的选择。你寻求的是可行性，一种实际能行得通的方法，而不是所谓的‘最优’方案。”换言之，演化中，我们是边做边学的，不能有先入为主的“还原论”思维。左好还是右好，公平好还是效率好，法治好还是礼治好，等等，这些都是西方还原论思维下的产物，中国人的阴阳思维不会这样看事情。这些看起来两极对立的政策、主张、制度，实则是一对一对的阴阳，并存相容，时而相生又时而相克。我们在动态变化中求其相生、避其相克，相克之时，又要求其中庸之道、动态平衡，避免极端，唯其多元包容者可见阴阳之道，这才是中国人的思维。
中国人长于复杂思维，所以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阿瑟说的：“所有的新古典经济学都瞬间可以被概括为一句简单的论断：经济深处于有序状态中，市场总是达到均衡……相比之下，复杂性方法则完全符合道教思想。在道教中，没有固有的秩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道教的观念里，宇宙是广阔、无定形且永恒变化的，你永远无法将其固定下来。元素总是保持不变，却总在重新排列自身。”
复杂思维，中国思维，我们该好好整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这套思维方式，结合复杂科学的发展，发展出复杂系统研究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