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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他的沉默寡言，考温实际上特别适合担任研究所的负责人。考温的人脉遍布各地，当然这对他来说在所难免。新墨西哥州人口相对较少，这使得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任何一位管理者都可以很容易结识本地的大人物。如果这位管理者恰好也是一位靠自己发家的大富豪，那就更容易了。
考温通常不会主动提起筹钱的话题，当有人问起时，他会略显尴尬。“如果有人告诉我这很困难——我只能说，我不同意。”考温进一步解释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时的洛斯阿拉莫斯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理想范式：没有私人财产。人们根据职位级别和重要程度来分配房子，职位较低的人通常会被分配到类似军营的简陋棚屋。”
“我当时正尝试招人——那时候通常是招男性，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新来的人必须住在那些棚屋里，这会直接导致他们夫妻失和。所以我们想说服政府开发房地产，但银行不愿意向政府设施提供贷款。所以我们对自己说：‘我们要创办自己的储蓄和贷款机构。’我记得曾告诉妻子，我们可能会血本无归。她说：‘没关系。’但我们并没有！储蓄和贷款机构产生了可观的利润，于是我们决定创办一家银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银行，并很快大获成功。”
考温说：“这一切只需要一位优秀的律师和几名友好的参议员。”
早在1983年夏天，考温就预见到研究所需要种子资金，于是他求助于一位老朋友：施皮格尔集团的继承人阿特·施皮格尔。考温和施皮格尔曾是圣塔菲歌剧院的初创团队成员，他知道施皮格尔及其妻子是新墨西哥州交响乐团的主要筹款人。施皮格尔对考温所谈论的新研究所一事不甚了解。但在他看来，这主意不错，哪怕只是作为针对日本在高科技领域日益领先的地位的回应。于是，他开始帮助考温在圣塔菲的富人圈子里寻求各种支持。圣塔菲的富人可真不少。
到1984年春天，施皮格尔已经从山区贝尔公司（前身为美国山区电话电报公司）和圣塔菲一家实力更强的储蓄和贷款机构（该机构后来破产了）筹集到一点现金，虽然金额不大。这时考温并未将筹款视为他的首要任务。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做好基础工作。例如，在1984年复活节前后，考温自掏腰包花了300美元举办了一次午餐会，邀请了圣塔菲当地社会各界的领袖人物。“从政治角度，有必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获得他们的关注和支持。但我们并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只是不希望他们某天通过报纸才得知，一群来自洛斯阿拉莫斯的书呆子突然出现在圣塔菲，做一些他们不了解的事。”
这顿午餐虽然没有带来金钱上的回报，但它是一次很好的演练。盖尔曼到场并发表了演讲，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这可是诺贝尔奖得主！
同时，还要解决机构注册的问题：如果你要开始向别人募款，那么应该设置一个合法账户来存放资金，而不是只有个人支票账户。于是，考温和梅特罗波利斯去找了一位老朋友——杰克·坎贝尔。坎贝尔曾任新墨西哥州州长，现在是圣塔菲一家发展得非常不错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坎贝尔很热情。他说，在担任州长期间，他就一直想做这样的事情，新墨西哥州的大学已经太过脱离现实世界的问题。坎贝尔同意免费提供律师服务，帮考温整理注册文件以及起草机构章程。他还建议考温如何向美国国税局说明，这个刚刚起步的机构确实是非营利性质的。（众所周知，美国国税局对这类事情往往持怀疑态度，考温不得不飞往达拉斯当面进行论述。）
1984年5月，圣塔菲研究所成立了。它没有办公室，没有员工，也基本上没有钱。事实上，它所有的不过是一个邮政信箱和一个电话号码，而且电话还设置在施皮格尔位于阿尔伯克基的办公室里。它甚至都没有一个合适的名字：“圣塔菲研究所”这个名字已经被一家医疗服务机构抢先注册，考温和同事们不得不暂且将其命名为“格兰德研究所”（因为格兰德河流经该城镇以西几英里处）。但研究所现在真实存在了。
然而，他们依然面临着那个令人困扰的具体问题：研究所应该致力于研究什么内容？盖尔曼那富有远见的说辞固然很有吸引力，他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在确切地了解该研究所将要做什么之前，或者在看到有一些证据表明它能成功运作之前，没有人会愿意投入数亿美元。
“赫伯，我们应该从何处着手？”那年春天，考温问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赫伯·安德森。赫伯说，他最喜欢的方式是把一群非常优秀的人聚集在一个研讨会上，让每个人都谈论自己最关心的事情。你可以通过邀请不同领域的人，来覆盖所有不同学科。如果不同学科之间真的存在交集，那么你会看到它从辩论中涌现出来。
“于是我说：‘好的，由你来着手准备吧。’”考温说，“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不久之后，派因斯主动提出要把这些研讨会组织起来，他很久之前就已经有这种想法。于是赫伯很高兴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