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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情况的人，很容易觉得这是一群拿着高得离谱的薪水，但已经过上退休生活的老家伙。在外界看来，他们好像确实是这样。这个理论研究小组由6名像考温一样的洛斯阿拉莫斯资深研究员组成，他们之前都在实验室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因此得以免除那些行政琐事和繁杂的管理工作，专事研究。他们的唯一职责就是每周在自助餐厅聚餐一次，并偶尔向实验室主任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但事实上，这些研究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他们对自己能专事研究的反应是：“感谢上帝，我终于可以做一些真正的工作了。”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承担过重要的行政职务，他们会毫不避讳地告诉实验室主任他应该做什么，不管他是否愿意听。因此，当考温向他们提出建立研究所的想法，试图寻求建议和盟友时，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比如，当考温谈到，他感觉某种新的东西正在酝酿之中，而且机会就在手边时，皮特·卡拉瑟斯立刻与考温产生了共鸣。卡拉瑟斯外表看上去不修边幅，而且愤世嫉俗，但他对“复杂”系统充满了热情，宣称这是“科学的下一个主要推动力”。卡拉瑟斯的态度也是在情理之中的。1973年，在考温领导的一个研究委员会的推荐下，卡拉瑟斯被从康奈尔大学请来洛斯阿拉莫斯担任理论部门的负责人。尽管当时实验室正在削减相关预算，他还是成功招聘了近100名新的研究人员，并成立了6个新的研究小组。除此之外，1974年，卡拉瑟斯还坚持雇用了一小拨儿年轻的激进学者来研究当时非线性动力学的一个冷门子领域。（副主任迈克·西蒙斯忧心忡忡地问道：“我要拿什么来支付他们的薪水？”卡拉瑟斯回答说：“那就找个地方弄钱。”）正是在卡拉瑟斯的领导下，这一领域蓬勃发展，使洛斯阿拉莫斯迅速成为后来所谓的“混沌理论”的全球研究中心。因此，如果考温想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卡拉瑟斯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另一位资深研究员、天体物理学家斯特林·科尔盖特同样公开表示强烈支持，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我们需要任何能够团结并增强新墨西哥州智识水平的力量。”他说。尽管洛斯阿拉莫斯努力向外界开放，但它仍然是一块科学飞地，坐落在高高的台地上，与世隔绝。在向南200英里处的索科罗担任新墨西哥州矿业理工学院院长的10年间，科尔盖特深刻认识到，新墨西哥州的其他地区虽然一直都很美，但也仍旧很落后。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尽管有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涌入，但对新墨西哥州的学校和工业基础的影响微乎其微。它的大学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一般水平。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个原因，那些想要从拥挤不堪的加利福尼亚州搬迁的高科技企业家，通常会直接越过新墨西哥州的格兰德河谷，前往奥斯汀和东部。
科尔盖特最近试图与卡拉瑟斯联手使新墨西哥州大幅升级其大学系统，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认为这是无望的：新墨西哥州太穷了。因此，考温的研究所看起来是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所在。科尔盖特宣称：“任何能提高我们周边智识上限的事情，都不仅符合我们的个人利益，也符合实验室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符合国家的利益。”
资深研究员尼克·梅特罗波利斯也喜欢这个想法，他的理由是考温强调了计算。梅特罗波利斯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的“计算机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是他监督打造了实验室的第一台计算机。这台计算机是基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匈牙利传奇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的开创性设计。冯·诺依曼也是洛斯阿拉莫斯的顾问和常客。（这台机器的名字取自数学分析器、计数器、积分器和计算机这几个单词的首字母，简称MANIAC。）梅特罗波利斯和波兰数学家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共同开创了计算机模拟的先河。洛斯阿拉莫斯现在能拥有地球上最大、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梅特罗波利斯的贡献。
然而，梅特罗波利斯感觉，即使在这个领域，实验室的创新程度也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他和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洛斯阿拉莫斯访问学者、数学家吉安·卡洛·罗塔一起向与会研究员们指出，计算科学正经历着与生物学和非线性科学一样的变革。他说，仅在硬件设计方面就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现有的串行处理计算机的速度已经不可能更快了，设计师们开始研究能够并行执行数百、数千甚至数百万个计算步骤的新型计算机。这也是一件好事：任何想认真解决考温所说的那种复杂问题的人，可能都需要这样一台计算机。
不过，计算科学的研究范围远不止于此。特别是，罗塔认为计算科学的研究应该延伸到对人类心智的研究——这基于一个观点，即思维和信息处理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这个领域也被称为认知科学，是一个热门领域，而且越来越受到关注。如果研究得当，它可以将研究大脑神经回路的神经科学家、研究高级思维和推理过程的认知心理学家、试图在计算机中模拟这些思维过程的人工智能研究者，甚至研究人类语言结构的语言学家和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
罗塔和梅特罗波利斯告诉考温，这是一个值得新研究所深入研究的跨学科课题。
还有一位来访者是戴维·派因斯，他于1983年盛夏应梅特罗波利斯的邀请开始参与讨论。派因斯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评论》杂志的编辑，还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理论部门顾问委员会主席。事实证明，他也与考温关于科学“大综合”的想法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毕竟，从1950年的博士论文开始，派因斯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以创新方式理解多粒子系统中的“集体”行为上，具体包括从某些大质量原子核的振动模式到液氦的量子流体。派因斯曾公开推测，类似的分析可能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组织和社会中的集体人类行为，这使得他名声大振。他说：“所以我对这个想法有智识上的倾向性。”派因斯同样对考温设立新研究所的构想充满热情。派因斯曾是伊利诺伊州高级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也是科罗拉多州阿斯彭物理中心的创始人之一，所以他本人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经验。“去干吧”，派因斯告诉考温，他迫不及待要开始参与这个项目了。“我总觉得把非常能干的科学家聚在一起谈论一些全新的事情有趣极了，”派因斯说，“创办一家机构和写一篇优秀的科学论文一样有趣。”
情况就是这样。研究员们对新建研究所的想法兴趣盎然，有时甚至有些兴奋过头。比如，有一天，他们都为可能开辟一个“新雅典”时代而兴奋不已——这个知识探索中心将与曾孕育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城邦相媲美。在更实际的层面，他们讨论了无数问题。比如这个地方应该有多大？它应该有多少学生，或是否应该有学生？它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联系应该有多紧密？它应该设置终身教职，还是请人们轮流来此任职，然后再让他们返回原机构？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假想的研究所开始在他们的脑海中变得越来越真实。
很不幸，唯一的问题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想法。考温叹息道：“每周，我们都又回到原点，然后一圈又一圈原地打转。”
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争论在于：“这个研究所应该研究什么？”
争论的一方是梅特罗波利斯和罗塔，他们认为研究所应该专注于计算科学。“大综合”是好的，他们称，但是如果连这里的人都不能明确地定义它，那么他们又怎么能期望外面的人心甘情愿掏出4亿美元呢？这大约是资助一个与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规模相当的机构所需要的费用。当然，无论如何，筹集这笔资金都是很难的。但是至少如果研究所专注于信息处理与认知科学，就可以涵盖乔治·考温关心的许多话题，而且想必就可以从那些年轻的计算机亿万富翁那里获得捐赠。
另一方是卡拉瑟斯、派因斯和其他大多数人。他们觉得专注于计算机很好，认为梅特罗波利斯和罗塔关于资金的想法也确实有道理。但恼人的是，真的要再建一个计算机研究中心？这真能点燃人们的激情吗？研究所理应追求更高的目标，尽管他们仍无法明确界定这个目标是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正如资深研究员达拉赫·内格尔指出的：“我们并没有很明确地提出替代方案。”每个人都觉得考温是对的，某种新的东西正在酝酿之中。但是没有人能清楚地阐述，只能模糊地谈论“新的思维方式”。
考温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低调。他清楚自己的初衷：他个人将这个地方视为一个“生存艺术研究所”。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这个项目要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少受限制。但与此同时，他坚信，就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达成共识比资金问题或任何其他细节问题更重要。如果这个研究所最终成为某个人的独角戏，那么它不会有任何前途。基于自己长达30年的管理经验，考温确信，要达成共识的唯一办法就是激起尽可能多的人的兴趣。“你必须去说服那些很优秀的人，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他说，“顺便说一句，这里我指的不是大众，而是那前0.5%的顶尖人物，也就是精英。一旦能说服这些人，那么资金问题尽管称不上容易，但也只是一个小问题了。”
这是一场漫长的辩论，因为每个人都忙于各自的研究项目。（尤其是考温，他沉浸在一项探测太阳中微子的实验中，这是一种从太阳核心发出的几乎不可见的粒子。）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1983年8月17日，考温在实验室行政大楼4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召集了研究员们开会，并建议是时候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他告诉研究员们，他的一些朋友正在考虑为研究所提供50或100英亩
的土地。但最起码，他们要知道研究所将研究什么。
争论依旧没有进展。研究员们友好但很坚定地分成两个阵营。他们一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比之前更接近达成共识。这可能也是好事，因为向考温承诺捐赠土地的夫妇，几个月后便离婚了，不得不收回承诺。考温不禁开始怀疑这个研究所项目是否还能够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