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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了糟糕的伯克利之行一个月后，1987年4月的一天，布莱恩·阿瑟正穿行在阳光明媚的斯坦福大学校园里，一辆自行车猛地停在他面前。阿瑟显然被吓一跳，车上身穿运动服、打着领带、头戴白色旧头盔的这位，竟然是一位“大咖”。“布莱恩，”肯尼斯·阿罗叫住他，“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是阿罗。阿瑟立刻警觉了起来。确切地说，他倒不是怕阿罗。诚然，阿瑟所反对的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始作俑者”正是阿罗。但是阿瑟知道，阿罗是一个友善、开明的人，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一场畅快淋漓的学术辩论。他是那种即便在把你的论点批得体无完肤之后，仍然可以跟你做朋友的人。这么说吧，和阿罗谈话就像面对教皇一样，让人诚惶诚恐。阿罗可以说是当时的经济学家中最出色的一位，十几年前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65岁的阿罗仍思维敏捷，对草率的推理向来十分不耐烦。任何一场学术讨论会，只要阿罗一出席，氛围就会立即改变：发言者开始如履薄冰，听众则停止说笑并端正坐姿。每个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正在讨论的问题上，异常小心地斟酌自己的提问和评论。绝对没有人想在阿罗面前表现得像个白痴。
“噢，你好。”阿瑟说。
显然阿罗有急事要赶着离开，他非常快速地向阿瑟解释，他正在帮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型研究所组织一场由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参与的研讨会。这场研讨会将于今年夏末召开，阿罗说。按照计划，阿罗负责为这场研讨会邀请10位经济学家，凝聚态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则负责邀请10位物理学家。“所以你能不能来参加，并拿出一篇有关模式锁定的论文？”
“当然可以。”阿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模式锁定？那到底是什么？难道阿罗讲的是关于锁定效应和报酬递增的研究？难道阿罗真的了解过报酬递增理论？“嗯，这个研究所在哪里？”
“在圣塔菲，就在落基山脉脚下。”阿罗说完就跨上自行车，向阿瑟承诺随后会寄一些资料过来，然后便匆匆告别，扬长而去。阿罗沿着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棕榈林荫步道一路前行，很远之后，白色的头盔仍依稀可见。
阿瑟待在原地，目送阿罗许久，极力想弄明白自己刚才答应了什么。物理学家竟然想和经济学家交流！而且阿罗竟然想和自己聊聊！阿瑟一时有点分不清究竟是哪件事更让自己感到震惊。
几周后，时间来到1987年5月的一天，阿瑟接到了来自圣塔菲研究所的电话，对方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自我介绍称是乔治·考温。考温感谢了阿瑟答应来参加那年秋天的经济学研讨会，解释说他和同事们都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圣塔菲研究所是由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与其他人一起创办的小型私立研究所，旨在探索复杂系统的方方面面——任何内部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大量密切相互作用的系统，从凝聚态物理学到整个社会。该研究所并无固定教职和学生，但致力于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研究者网络。经济学正是其重点议程之一。
考温接着补充道，其实他来电的真正目的是，阿罗提议邀请阿瑟在当年秋季前往圣塔菲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这就意味着阿瑟可以在经济学研讨会召开前数周就到达那里，并且可以在会后继续待一段时间，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研究所的其他学者交流与合作。考温问阿瑟对此是否感兴趣。
“当然。”阿瑟不假思索地回答。能在秋季前往圣塔菲住6周时间，还是全部免费的，为什么不呢？除此之外，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被这个实力强劲的学术组织打动了。继阿罗和安德森之后，阿瑟已经连续听到了第三位与圣塔菲研究所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默里·盖尔曼。盖尔曼是夸克理论的创始人，研究夸克这种存在于质子和中子内部的微观粒子。尽管阿瑟对考温所说的“复杂系统”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整件事情听起来是如此疯狂，已经引起了他的兴趣。
“对了，顺便问一下，”阿瑟说，“目前还没有人和我提过您的名字。请问您在圣塔菲研究所主要做什么？”
电话那边微微沉默，然后传来一声轻咳。“我是所长。”考温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