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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由于冷战迅速升级，阿瑟突然发现IIASA远不如以前那么好客了。里根政府急于避免与他口中的“邪恶帝国”有进一步关联，因此突然将美国力量从该组织中撤出。阿瑟很遗憾地离开了。他非常喜欢和苏联同事们一起工作。另外，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宫里办公，有谁能拒绝呢？不过，对阿瑟来说，事情进行得还算顺利。作为权宜之计，阿瑟在斯坦福大学担任了一年的访问教授，他在人口学方面的声誉似乎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阿瑟接到了院长的电话：“怎样才能让你留在这里？”
“噢，”阿瑟回答道，此时的他已经收到了来自世界银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的一堆工作邀请，心无顾虑，“我看到有个讲席教授职位即将空缺……”
院长很震惊。讲席教授职位声望非凡，通常只授予最杰出的研究人员，实际上它还是终身职位。“我们不会就讲席教授职位进行谈判！”她宣称。
“我不是在谈判，”阿瑟说，“你刚刚问我留下需要什么条件。”
于是，他们就授予了阿瑟这个教职。1983年，37岁的阿瑟成了经济学与人口研究院院长、弗吉尼亚·莫里森讲席教授。“这是我在学术界的第一个终身职位！”他笑着说。他是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讲席教授之一。
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时刻——事后看来，这是一件好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瑟注定没有太多这样的时刻。尽管他的经济学同行可能很喜欢他在人口学方面的研究，但其中许多人似乎对报酬递增的经济学理论持异议。
阿瑟说，平心而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十分乐于接受他的观点，甚至对这一理论充满热情。但现实情况是，他最激烈的批评者几乎总是美国人。斯坦福大学的经历让他直面这个事实。他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加拉加斯谈论这些想法，也可以毫无压力地在维也纳谈论它们。但是，每当我在美国谈论这些观点时，就会引起大麻烦。只要一想到这样的事可能发生，美国人就会感到非常愤怒。”
阿瑟觉得美国人对这一理论的敌对态度既令人费解又令人不安。他将这件事部分归因于美国经济学家对数学众所周知的喜好。毕竟，如果你一生都在证明市场均衡的存在、市场均衡的唯一性和市场均衡的效率，当有人突然告诉你市场均衡存在可疑之处时，你很可能会感到不高兴。正如经济学家约翰·R.希克斯在1939年惊讶地看清报酬递增的含义时所写道的，“大部分经济理论都受到了威胁”。
不过，阿瑟也感觉到美国人对报酬递增理论的敌对情绪比表面看起来更强烈。美国的经济学家出了名地比其他人更热衷于自由市场原则。实际上，当时，里根政府正热衷于削减税收，废除联邦法规，“私有化”联邦服务，并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奉为一种国家基本“信仰”。阿瑟渐渐意识到，这种热情产生的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理念与美国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理念紧密相连：这两者都建立在同一个观念之上——当人们被放任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时，社会运转得最好。
“每个民主社会都必须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阿瑟说道，“那就是如果你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那么如何确保共同利益呢？在德国，这个问题通过互相监督来解决。别人会走到你面前说：‘给那个小孩戴上帽子！’”
在英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由顶层的精英群体负责管理事务。“哦，是的，我们有一个王室委员会，由某某勋爵担任主席。我们已经考虑了你们的所有利益，明天你的后院就会有一个核反应堆。”
但在美国，理想状态是每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或者正如阿瑟所说的：“让每个人都成为他自己心中的约翰·韦恩
，拿着枪四处奔跑。”无论这个理想在实践中要做出多大程度的妥协，它仍然具有神话般的力量。
然而，报酬递增原则触及了这个神话的核心。如果小概率事件可以将你锁定在几种可能的结果中的任何一种，那么最终选择的结果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这意味着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可能无法造就最好的世界。因此，通过宣扬报酬递增理论，阿瑟无意中踏入了一个雷区。
不得不承认，阿瑟曾被当面警告过。
阿瑟回忆说，那是在1980年。他受邀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科学院做一系列关于经济人口学的演讲。一天晚上，在布达佩斯洲际酒店的酒吧里，他和玛丽亚·奥古斯丁诺维奇院士聊天。她一手端着威士忌，一手夹着香烟，是一位非常令人敬畏的女士。她的连续几任丈夫都是匈牙利最顶尖的经济学家，而且她自己也是一位非常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此外，她还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在匈牙利政府中担任要职。有传言说，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官僚主义者甘拜下风。阿瑟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
你最近在忙什么？她问道。阿瑟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报酬递增的观点。“它解释了很多问题，”阿瑟总结道，“所有这些过程和模式。”
奥古斯丁诺维奇非常清楚西方经济学家的哲学立场，她带着一种怜悯的眼光看着阿瑟。“他们会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她说。
“她是对的，”阿瑟说道，“在1982—1987年这几年里，我的经历非常糟糕。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的头发变得花白了。”
阿瑟不得不承认他给自己招致了很多这种痛苦。“如果我是那种能在这个行业形成内部圈子的人，那整件事情可能会更顺利，”他说，“但我天生不是一个混圈子的人，我完全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
再加上爱尔兰人的叛逆倾向，使阿瑟不愿为了迎合主流用很多术语和虚假分析包装自己的观点。这导致他犯下了一个关键的战术性错误：1983年夏天，当他准备正式发表第一篇关于报酬递增的论文时，他是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写就。
阿瑟解释说：“我确信自己发现了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决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写，即便是本科生也能理解。我认为花哨的数学公式只会妨碍论证。我还想着，‘哎呀，我以前早就发表过很多数学论文。我不需要再证明什么’。”
阿瑟犯了大错。就算以前不知道，他也很快就得到了教训。理论经济学家运用自己的数学能力，就像森林中的雄鹿使用自己的鹿角一样：要用来彼此斗争，成为主宰。一头不使用鹿角的雄鹿一无是处。幸运的是，阿瑟在那个秋天将他的手稿作为IIASA的工作论文非正式地流传。而正式出版的版本直到6年后才得见天日。
1984年初，最负盛名的美国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将该论文退回，编辑信的大意是：“没门！”《经济学季刊》也退回了该论文，称其评审人员虽没有发现学术上的错误，但他们认为这项研究没什么价值。后来阿瑟二次投稿《美国经济评论》，这次接手的是一位新编辑，对方暂时性地接受了这篇文章，但在之后的两年半，经过内部反复讨论和无数次修改，他们最终再次拒稿。英国的《经济学杂志》简单直接地表示：“不行！”（经过约14次修改后，该论文最终被《经济学杂志》接受，并于1989年3月以《竞争性技术、报酬递增与历史事件的锁定效应》为题发表。）
阿瑟陷入无助和愤怒中。马丁·路德可以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威登堡教堂大门上，供所有人阅读。但在现代学术界，没有这样一个教堂大门；一个没有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观点并不算真正存在。更令他沮丧的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报酬递增的理念终于开始流行起来了。它正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一场运动，但只要论文的发表仍然悬而未决，阿瑟就无法参与其中。
以经济史学家为例，他们对技术史、产业起源和真实经济发展进行实证研究。斯坦福大学拥有一流的经济史学研究者群体，他们曾是阿瑟最早也最热情的支持者。多年来，他们一直饱受新古典主义理论之苦。因为如果认真追究，会发现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历史无关紧要。完美均衡的经济，存在于历史之外，无论历史事件如何干扰，市场都将趋于最佳状态。虽然很少有经济学家会认真追究这一问题，但美国许多大学的经济学系都在考虑取消经济史学必修课。因此，历史学家喜欢锁定效应。他们认可小事件可能产生大后果的观点，认为阿瑟关于报酬递增的观点为其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没有人比阿瑟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保罗·戴维更积极地拥护这种观点。戴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独立发表过一些关于报酬递增和经济史的思考。但对阿瑟来说，戴维的支持反而给了他重重一击。在1984年末的美国经济学会全国会议上，戴维参加了一场关于“历史有何用处？”的专题讨论，并利用QWERTY键盘的例子向在场600名经济学家阐述了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的概念。这次演讲引起了轰动。即使是那些一向固执己见的数理经济学家也感到印象深刻：历史的重要性被赋予了一个理论依据。甚至《波士顿环球报》都报道了这个事件。不久之后，阿瑟就听到有人问他：“哦，你是斯坦福大学的吧。你听说过保罗·戴维关于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的研究吗？”
“这简直太可怕了，”阿瑟回忆道，“我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但却说不出口——而这些想法却被归功于其他人了。似乎我只是个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童话故事中受到诅咒的人。”
1987年3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菲什洛和罗森伯格交锋的惨败，可以说是阿瑟人生的低谷时刻——几乎没法更低了。他开始做噩梦。“每周大约有3次，我会梦到一架飞机起飞——而我不在上面。我感觉自己明显被落下了。”他开始认真考虑放弃经济学，再次全身心地投入人口统计研究。他的学术生涯似乎正在化为灰烬。
让阿瑟坚持下去的只剩倔强。“我只是不停地向前推进、推进、推进。”他说，“我一直坚信，这个体制一定会有所松动。”
这一次，他说对了。而且碰巧，这次没有让他等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