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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阿瑟对他的洞见是充满热情的。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他的热情并未感染到别人，尤其是其他经济学家。“我原以为，如果你做一些与众不同且重要的事情——我的确认为报酬递增解释了经济学中的许多现象，并给出了一个急需的方向——人们就会欢欣鼓舞，把我扛在肩上以示庆祝。但我真是太过天真。”
在11月结束之前的一天，阿瑟在IIASA所在地——曾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皇宫的拉克森堡宫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兴奋地向来访的挪威经济学家维克托·诺曼解释报酬递增。他突然吃惊地意识到，这位著名的国际贸易理论家正困惑地看着他：这一切意义何在？当他在1980年开始做关于报酬递增理论的演讲和研讨会时，也听到了类似的反馈。通常大约一半听众会非常感兴趣，而另一半听众的反应则从困惑到怀疑再到充满敌意。意义何在？这个报酬递增理论和真正的经济学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问题让阿瑟不知所措。他们怎么就看不到呢？意义就在于，你必须看到世界本来的面目，而不是按照某个优雅的理论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整件事让他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实践，当时的医生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但很少愿意接触真正的病人。那时候，健康就是一个体液平衡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多血质（乐观）的人，或者胆汁质（易怒）的人，或者其他类型，你只需要把你的体液恢复到平衡。“但是从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到分子生物学，我们从300年的医学发展中了解到，人类机体是极其复杂的。这意味着，我们现在会相信那些先把听诊器放到病人胸部进行听诊，然后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解决问题的医生。”确实如此，只有当医学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个体的复杂性时，他们才能够开出真正可能起作用的诊疗方案和药物。
阿瑟认为，经济学要走上与医学相同的道路，报酬递增就是下一步。“重要的是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他说，“它是存在路径依赖的，是复杂的，是进化的，是开放的，是有机的。”
然而，很快他就发现，真正让他的批评者感到愤怒的是这样一种概念，即经济将自己锁定在一个不可预测的结果之中。他们问道：如果世界可以自组织成许许多多可能的模式，而且如果它最终选择的模式是出于历史偶然性，那么你如何能预测任何事情呢？如果你无法预测任何事情，那么你正在做的事情怎么能被称为科学呢？
阿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好问题。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持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他们的领域必须像物理学一样“科学”。也就是说，一切都必须是可以用数学模型预测的。很长时间以后，阿瑟才逐渐明白，物理学并不是唯一的科学。达尔文会因为无法预测未来百万年间哪些物种会进化而被认为是“非科学”吗？地质学家会因为无法准确预测下一次地震的发生地点或者下一座山脉的形成地点而被认为是“非科学”吗？天文学家会因为无法精确预测下一颗恒星将诞生在哪里而被认为是“非科学”吗？
完全不会。如果你能做出预测，那当然很好。但是科学的本质在于解释，在于揭示自然界的基本机制。这就是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在各自领域所做的工作。这也是阿瑟为了报酬递增理论所做的努力。
毫不奇怪，这样的论点并不能说服那些主观上排斥这一理论的人。在1982年2月的一次IIASA讲座中，阿瑟在回答关于报酬递增的问题时，一位来访的美国经济学家站起来，有些愤怒地要求：“给我举一个现在广泛使用但并不具备优越性的技术锁定的例子！”
阿瑟瞥了一眼大厅的时钟，因为演讲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几乎下意识地说：“哦！时钟就是个例子。”
时钟？阿瑟解释说，我们今天所有时钟的指针都是“顺时针”运转的。但是根据报酬递增理论，你会想到可能有古老的指针技术被埋藏在历史深处，它们可能和如今盛行的技术一样好，只是碰巧没有发展起来。“据我所知，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可能存在指针沿逆时针方向运转的时钟。它们可能和我们现在的时钟一样普遍。”
他的提问者不为所动。另一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站起来咄咄逼人地说：“我不认为这是技术锁定。我戴的是一块电子手表。”
对阿瑟来说，这个人根本没有抓住重点。但那天的时间已经用完了。而且，“逆时针”运转的时钟只是个猜测。然而，大约3周后，阿瑟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来自他在佛罗伦萨度假的同事詹姆斯·沃佩尔。这张明信片上是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时钟，它由保罗·乌切洛在1443年设计，而且指针是逆时针运转的。（它的钟面是24小时制。）明信片另一面，沃佩尔只写了一句：“恭喜！”
阿瑟非常喜欢乌切洛设计的这个时钟，所以把它的图片做成了幻灯片，这样他就可以在以后所有关于技术锁定的讲座中用投影仪显示它。这个时钟总能引起反响。事实上，有一次，他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展示了时钟的幻灯片，一个经济学研究生跳了起来，把幻灯片翻过来。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只见他得意扬扬地说：“你看！这是个骗局！时钟实际上是顺时针走的！”然而，幸运的是，阿瑟在此期间对时钟做了一些研究，他还有另一个带有拉丁铭文的逆时针时钟的幻灯片。他把这张幻灯片放出来，然后说：“除非你认为这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镜像书写法，否则你不得不接受这个时钟是逆时针运转的。”
事实上，到那时，阿瑟已经能够给他的观众提供足够多的技术锁定例子，包括Beta制式录像机与VHS制式录像机之争和QWERTY键盘。但还有一个独特的例子是汽车动力。阿瑟发现，在19世纪90年代，当汽车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时，汽油被认为是最不具有前途的动力来源。它的主要竞争对手蒸汽动力已经发展完善，广为人知且安全；汽油昂贵，噪声大，有爆炸危险，很难提炼出适当的等级，并且需要一种包含复杂新部件的新型发动机。汽油发动机的燃油效率也较低。如果当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在之后的90年里得到大力发展的是蒸汽动力而不是汽油动力，我们现在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可能会大大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可能会大大降低。
但汽油动力最终胜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偶然性。例如，1895年，芝加哥《时代先驱报》赞助的一次老式汽车竞赛中，获胜的是一辆由汽油驱动的杜里埃汽车，它也是6辆参赛车中仅有的2辆完赛车之一。这可能是兰塞姆·奥尔兹在1896年申请汽油发动机专利并随后批量生产“弯挡板”（Curved-Dash）车型的灵感来源。这使得汽油动力克服了起步缓慢的问题。然后在1914年，北美暴发了口蹄疫，导致马槽被撤走，而蒸汽车只能在马槽中加水。到斯坦利蒸汽车的制造商斯坦利兄弟开发出一种不需要每三四十英里就加水的冷凝器和锅炉系统时，已经太晚了。蒸汽车再不复昔日辉煌。汽油动力迅速锁定了市场。
还有核能的例子。当美国在1956年启动民用核能项目时，提出了许多设计方案：由气体冷却的反应堆、由普通的“轻”水冷却的反应堆、由一种更奇特的被称为“重”水的液体冷却的反应堆，甚至由液态钠冷却的反应堆。每种设计都有其技术优势和劣势；实际上，3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许多工程师认为高温气冷设计比其他设计更安全、更高效，可能会避免公众对核能的担忧和反对。但事实上，技术争论对于最终选择几乎无关紧要。在苏联于1957年10月发射了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迫切希望立刻启动一些反应堆——任何一种反应堆都行。而当时，唯一接近完工的反应堆，是一种高度紧凑、高功率的轻水反应堆。这种反应堆由海军开发，用于核潜艇的动力装置。因此，海军的这一设计被匆忙地扩大到商业规模并投入运营。这导致了轻水反应堆设计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轻水反应堆基本上取代了美国所有其他类型的反应堆。
阿瑟回忆起1984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演讲中使用轻水反应堆的例子。“我说，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显示经济可能会锁定一种劣势结果，就像轻水反应堆一样。然后，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站起来大声喊道：‘在完美的资本市场条件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补充了很多技术细节，但从根本上是说，如果增加很多额外的假设，那么完美的资本主义经济将重现亚当·斯密的世界。”
也许他是对的。但6个月后，阿瑟在莫斯科发表了同样的演讲。一位恰好来听演讲的最高苏维埃成员站起来说：“你所描述的情况可能发生在西方经济中。但是在完美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当然，只要QWERTY键盘、汽车动力和轻水反应堆只是孤立的例子，批评者总是可以将锁定效应和报酬递增视为罕见和异常的现象。他们说，正常的经济不会如此混乱和不可预测。一开始，阿瑟也怀疑他们可能是对的，大部分时间市场是相当稳定的。直到后来，当他为一群研究生准备一场关于报酬递增的讲座时，他突然意识到批评者也是错的。报酬递增根本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个原理适用于高科技领域发生的一切。
以微软的Windows系统为例，阿瑟说，该公司在研发上花费了5000万美元，才推出第一份产品。而第二份产品只需几美元的材料成本。在电子、计算机、制药甚至航空航天领域也是同样的情况（首架B2轰炸机的成本为210亿美元，此后每架成本为5亿美元）。阿瑟说，高科技几乎可以被定义为“凝结的知识”，“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意味着每多生产一个复制品，都会使产品变得越来越便宜”。更重要的是，每个复制品都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提高微处理器芯片的产量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增加产量会带来巨大的回报，简言之，该系统受报酬递增所驱动。
与此同时，在高科技产品的客户中，追求同一个标准上也会带来同样巨大的回报。“如果我是一家购买波音喷气式飞机的航空公司，”阿瑟说，“我希望确保购买大量相同型号的飞机，这样我的飞行员就不必在不同型号的飞机之间切换。”同样，如果你是一名办公室经理，你会尽量购买同一类型的个人电脑，这样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可以运行相同的软件。结果是，高科技产品很快就会趋向于锁定在相对较少的标准上：在个人电脑领域是IBM和苹果麦金塔，而在商用客机领域则是波音、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和洛克希德。
作为对比，现在来看谷物、化肥或水泥等标准大宗商品，这些商品中“凝结的知识”大多是在几代人之前获得的。如今的真正成本是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在这些领域中，报酬递减很容易出现。（例如，要生产更多的谷物可能需要农民开垦不那么肥沃的土地。）因此，这些往往是稳定、成熟的行业，可以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相对合理地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报酬递增并没有完全取代标准经济学理论，”阿瑟说，“它在帮助完善标准经济学理论。它所适用的是不同的领域。”
阿瑟补充说，在实际应用中，这意味着美国的决策者在做出相关决策，例如对日本的贸易政策时，应该慎重考虑他们的经济假设。“如果你使用标准经济学理论，可能会犯很大的错误。”他说。例如，几年前，他参加了一场会议。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站起来宣称，日本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高科技产品市场上的成功是不可避免的。只需要看看该国的低资本成本，以及其精明的投资银行、强大的财团，还有在缺乏石油和矿产资源的情况下其对技术开发的强烈需求，就能明白这一点。
“好吧，下个发言的就是我，”阿瑟说，“于是我说：‘让我们假设泰国或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起飞了，而日本仍然停滞不前。传统的经济学家会用相同的理由来解释日本的落后。低资本成本意味着资本回报率低，所以没有投资的理由；财团被认为效率低下，因为集体决策意味着决策缓慢；银行不愿承担风险；石油和矿产资源的缺乏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因此，日本经济如何可能得以发展？’”
阿瑟说，由于日本经济的确取得较大发展，他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我说道，日本公司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拥有一些美国和欧洲公司所没有的神奇特质，而是因为报酬递增使高科技市场变得不稳定、利润丰厚，并且有可能被垄断。而且日本比其他国家更早、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日本人非常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他们非常善于瞄准市场，以巨大的规模进入市场，并利用报酬递增的动态机制，锁定自己的优势。”
阿瑟表示，他现在依然相信这一点。同样，他怀疑美国在“竞争力”方面面临如此大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决策者和企业高管都非常迟钝，没能及时意识到高科技市场赢者通吃的特性。阿瑟指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种基于传统经济学智慧的“不干预”政策，没有意识到在对手锁定市场之前培养早期优势的重要性。因此，高科技行业没有受到任何优待，与低科技、大宗商品行业的待遇完全相同。任何可能推动新兴产业崛起的“产业政策”都被嘲笑为对自由市场的攻击。保持自由、开放的贸易仍然是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且在之前由大宗商品主导的时代制定的反托拉斯法规阻碍着企业之间的合作。阿瑟表示，这一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所改变，但程度有限。因此，他主张在报酬递增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传统经济学理论。他说：“如果我们想继续通过知识创造财富，就需要适应新的规则。”
与此同时，阿瑟一边搜集大量真实世界中报酬递增的例子，一边还在寻找一种以严密的数学术语来分析这一现象的方法。“我并不是反对数学本身，”他说，“我是一个数学重度使用者。我只是反对数学被误用，变成为了存在而存在的形式主义。”他表示，正确使用数学可以使你的想法变得清晰明了，就像一个工程师先构想一个设备，然后建造一个可用模型一样。方程可以告诉你理论的哪些部分有效，哪些部分无效。它们可以告诉你哪些概念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当你将某件事数学化时，你就提炼出了它的本质。”他说。
此外，阿瑟还表示，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提出关于报酬递增的严格数学分析，经济学界将永远只会把他的理论视为一堆趣闻。看看前人每一次试图引入这个概念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早在1891年，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实际上花了相当多篇幅介绍报酬递增，他也在这本书中介绍了报酬递减的概念。“马歇尔对报酬递增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阿瑟说，“但他没有数学工具可以用来进行深入分析。”特别是，马歇尔当时就意识到报酬递增可能导致经济中出现多种可能的结果，这意味着经济学家的根本问题是要准确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一种解决方案而不是另一种。自那以后，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同一个问题上纠结。“只要可能存在不止一个平衡点，结果就被视为不确定，”他说，“情况就是这样。没有关于如何选择平衡点的理论，而没有这个理论，经济学家就无法接纳报酬递增。”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欧洲经济学家试图利用报酬递增的概念解释城市为何以特定方式增长和聚集，以及为何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国家）会专门制造特定商品，比如鞋子、巧克力或优质小提琴等。阿瑟表示，基本概念是正确的，但是仍然缺少数学工具。他说：“面对不确定性，经济学陷入了停滞。”
于是，阿瑟摩拳擦掌，开始工作。他想要的是一个囊括动力学的数学框架——它能一步一步清晰地展示市场如何在多种可能的结果中进行选择。“在现实世界中，结果不是突然发生的，”他说，“它们是逐步积累的，由小概率事件通过正反馈机制被放大。”在与朋友和同事进行多次讨论后，阿瑟在1981年终于建立了一组基于非线性随机过程复杂理论的抽象方程。他说，这些方程实际上非常通用，适用于几乎任何一种报酬递增的情况。从概念上讲，它们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假设你要买一辆汽车。（当时，IIASA的许多人都在购买大众和菲亚特汽车。）为了简单起见，假设只有两款车可选，称之为A和B。现在，你已经阅读了两款车的宣传册，阿瑟说，它们非常相似，你仍然不确定该买哪一款。那么你会怎么做呢？像任何一个明智的人一样，你会开始咨询你的朋友。然后，纯属偶然，最开始跟你交谈的两三个人，说他们开的是A款车。他们告诉你这车很不错，所以你也决定买一辆。
但是请注意，阿瑟说，现在世界上又多了一个A款车司机：你。这意味着下一个来咨询汽车的人遇到A款车司机的可能性又大了一些，所以这个人会比你有更大的概率选择A款车。如果有足够多这样的情况发生，A款车将会主导市场。
反之，阿瑟说，假设你咨询的朋友的情况完全相反，那么你可能会选择B款车，然后B款车会占据优势并成为主导。
事实上，阿瑟说，在某些条件下，你甚至可以用数学方法证明，只要一开始运气好坏稍有不同，这种过程就可能产生任何结果。汽车销售情况最终可能锁定在A车占40%，B车占60%；或者A车占89%，B车占11%；或者其他任何比例。这完全是偶然的。“展示偶然事件如何运作，以从随机过程的众多可能性中选择一个平衡点，这是我所做过的最具挑战性的事情。”阿瑟说。不过，到1981年，他与IIASA的同事尤里·埃尔莫利耶夫和尤里·卡尼奥夫斯基（他们是基辅斯科霍罗德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概率理论家中的两位”）合作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于1983年在苏联杂志《控制论》（Kibemetika）上发表了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篇论文，随后又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现在，”阿瑟说，“经济学家不仅可以追踪整个过程，看到一个结果是如何产生的，他们还可以基于数学方法看到不同的意外事件集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他说，最重要的是，报酬递增不再是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无法被分析控制的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