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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阿瑟用典型的贝尔法斯特式软绵、上扬的语调说道：如果一个人在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家庭中长大，会自然产生某种叛逆气质。确切地说，阿瑟从小并没有真的感到被压迫。他的父亲是银行经理，他成长于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唯一一次牵涉他个人的教派冲突是在一个下午，他穿着教区学校的制服走在回家的路上，一群新教徒男孩开始向他投掷砖头和石块，一块砖头击中了他的前额。（他当时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因为血液涌进了眼睛——但他还是用这块砖头回击了对方。）他也并非真的觉得新教徒是魔鬼，他的母亲就是一位新教徒，婚后皈依了天主教。他甚至从未感到自己有特别的政治倾向，而是对思想和哲学特别感兴趣。
然而，叛逆气质弥散在爱尔兰的空气中，并不需要某种特殊的家庭氛围培养。阿瑟说：“这种文化不会让你成为领导者，而会让你成为传统颠覆者。”看看爱尔兰人崇拜谁：沃尔夫·托恩、罗伯特·埃米特、丹尼尔·奥康奈尔、帕德里克·皮尔斯。“所有的爱尔兰英雄都是革命者。英雄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领导一场毫无希望的革命，然后于受绞刑的前夜，在被告席上发表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讲。”
“在爱尔兰，”他说，“诉诸权威从来不起作用。”
阿瑟补充说，正是爱尔兰式的反叛精神帮助自己开启了学术生涯，尽管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群体一向轻蔑知识分子。所以，当然，他成了被轻蔑的一个。事实上，阿瑟记得自己早在4岁时就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即便那时他还不知道科学家是什么。这个想法似乎新奇又神秘。然而，一旦这个想法在脑海中形成，年轻的阿瑟就不再有丝毫动摇。在学校里，他快速地投身于工程学、物理学和数学的学习中。1966年，他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获得了电气工程专业一等荣誉学位。“哦，我想你最终会成为某个地方的一名小教授。”他的母亲如此说道。而事实上，她非常自豪，在整个家族中，她们这一代人没有一个上过大学。
1966年晚些时候，正是成为科学家的决心使他穿过爱尔兰海，来到英格兰的兰卡斯特大学。在那里，他开始了研究生课程，学习运筹学。这是一门高度数学化的工程学科，基本上就是一套计算技巧，比如如何组织一个工厂以得到最大的投入产出比，或者如何在受到外力冲击时控制一架战斗机。“那时，英国的工业状况非常糟糕，”阿瑟说，“我想，也许通过科学，我们可以重新梳理和整顿工业问题。”
1967年，阿瑟发现自己实在难以忍受兰卡斯特大学的教授们古板和居高临下的态度——他学着英式古板势利的腔调说道：“系里有个爱尔兰人还不错，为这里增加了一些色彩。”于是，他离开了英国，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从我踏上这里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如鱼得水，”他说，“那是60年代的美国，人们思想开明，文化环境开放，科学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那时的美国，一切似乎皆有可能。”
遗憾的是，在安阿伯阿瑟无法随时看到他所喜爱的山和海。因此，他打算从1969年秋季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学位。在此前的那个夏天，为了养活自己，他申请了世界顶级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的一份工作。
那是一次极其幸运的机会。阿瑟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他有多么幸运——多少人挤破头想进麦肯锡工作。事实上，公司看重的是他的运筹学背景和德语能力。他们需要有人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办公室工作，于是问阿瑟是否愿意去。
他愿意去吗？事实证明，阿瑟在德国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他上一次在德国时，做的是时薪75美分的蓝领暑期工。现在23岁的他，却在为巴斯夫公司董事会就如何处理价值数亿美元的石油天然气部门或化肥部门提供咨询服务。他笑着说：“我认识到，在高层运作和在底层运作一样容易。”
但这不仅仅是一次自我实现之旅。从根本上说，麦肯锡是在推销现代美国管理技术（这个概念在1969年听起来还不像15年后那样滑稽）。他说：“当时的欧洲公司通常有数百个分支机构。他们自己甚至都不清楚自己公司有什么。”阿瑟发现，他真的很喜欢处理这种棘手问题。他说：“麦肯锡确实是一流的，他们不是在推销理论，也不是在推销潮流。他们的方法是完全沉浸于复杂性中，接受它，并与之共存。麦肯锡的团队会在一家公司待上五六个月或更长时间，研究一套非常复杂的工作安排，直到某些模式变得清晰为止。我们一起在会上讨论，有的人说：‘这件事一定是由那件事引发的。’还有人说：‘那么那件事必然是……’然后我们就去调查是不是这个原因。也许地方主管会说：‘好吧，你差不多是对的，但是你忘记了某某事。’于是，我们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厘清情况，直到问题全部解决，答案不言自明。”
很快，阿瑟就意识到，当涉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时，他在学校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的优雅的方程式和花哨的数学运算不过是工具，而且是有限的工具。关键是洞察力，即看到事物间的联系的能力。讽刺的是，正是这一事实引领他进入了经济学领域。他对那个时刻记忆犹新。就在前往伯克利之前不久，一天晚上，他和美国老板乔治·陶赫尔驾车穿过当时联邦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河谷。在路上，陶赫尔开始谈论他们经过的每家公司的历史——谁在过去的100年里拥有什么，以及整个过程是如何以一种完全有机的、历史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于阿瑟来说，这一刻有如天启。“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经济学。”如果想要理解这个混乱的世界，想要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么就必须学习经济学。
于是，在麦肯锡经历了第一个夏天的智力高潮后，阿瑟去了伯克利。阿瑟天真地宣布他将要学习经济学。
实际上，阿瑟并没有打算这么晚还完全转变研究领域。他在密歇根大学已经完成了运筹学博士学位的大部分课程要求，剩下的唯一障碍就是完成一篇论文。博士候选人需要用这篇原创性论文来证明自己掌握了这门学科。但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加州大学坚持让他在伯克利分校待满3年，以满足博士学位的最低时间要求。所以，阿瑟可以用他额外的时间来选修尽可能多的经济学课程。
阿瑟确实这样做了。他说：“但有了麦肯锡的经历之后，我感到非常失望。经济学和我在鲁尔河谷时着迷的历史剧情完全不同。”在伯克利的讲堂上，经济学似乎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已经将世界丰富的复杂性简化为一套可以写在几页纸上的抽象原则。整本教科书几乎都是方程式。最聪明的年轻经济学家似乎正将他们的职业生涯用来证明一个又一个定理——无论这些定理是否与现实世界有很大关系。“这种对数学的过分强调让我感到惊讶。”阿瑟说道，“对我来说，来自应用数学的定理是对永恒数学真理的陈述——而不是用形式主义来掩盖琐碎的观察。”
他不禁觉得这个理论太过简单。阿瑟反对的并不是数学的严谨性。他热爱数学。在学习了这么多年的电气工程和运筹学之后，他的数学功底要比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同学更扎实。相反，困扰他的是这一切给了他一种奇怪的不真实感。数理经济学家们已经成功地将经济学变成了一门“伪物理学”，从而摆脱了其中所有的人类弱点和激情。这些理论把人类这种动物描述为一种基本粒子——“经济人”，一种完全理性的、总是把追求稳定可预测的个人利益作为目标的神一样的存在。正如物理学家能预测一个粒子在任何给定力的作用下如何反应，经济学家也能预测经济人在任何给定的经济情形下如何反应：他（或者说它）只会最优化其“效用函数”。
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描述了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永远保持在完美的均衡状态，供给始终与需求完全相等，股市永远不会遭遇波动和崩溃，没有任何公司能强大到支配市场，完全自由市场的魔力使一切都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这种愿景让阿瑟想起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当时的哲学家们将宇宙视为一种巨大的钟表装置，按照牛顿运动定律保持着完美的运行秩序。唯一的区别是，经济学家们似乎把人类社会看作一台完美润滑的机器，由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控制。
阿瑟就是无法相信这样的理论。诚然，自由市场是美好的，亚当·斯密也的确很了不起。而且，公平地说，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对基本模型做了各种各样的细节阐释，以涵盖诸如未来的不确定性或者财产的代际转移等问题。他们对理论进行了调整，以适应税收、垄断、国际贸易、就业、金融、货币政策等经济学家要思考的所有问题。但这些调整都没有改变任何基本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仍然没有涵盖阿瑟在鲁尔河谷看到的，或者在伯克利的街道上每天都能看到的人类世界的混乱和非理性。
阿瑟并没有完全把自己的观点藏在心里。他表示：“我想我惹恼了几位教授，因为我对经济学中的数学定理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而且总想去了解真实的经济运行。”他还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每次参加经济学会议，他都能听到走廊里的抱怨声。
然而，阿瑟内心也不乏对新古典主义理论之美的震撼。作为一种智识上的壮举，它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或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齐名。它具有一种坚实的清晰性和精确性，让作为数学家的阿瑟不由得产生共鸣。此外，他也能理解上一代经济学家为何如此热衷于这一理论。阿瑟听说过一些关于经济学发展成熟过程中的惊人故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评论说，把5个经济学家放进一个房间，会得到6种不同的观点。参照其他所有的描述，凯恩斯的话还算是客气的。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经济学家富有洞察力，但在逻辑上常常有些薄弱。即使逻辑严密，你仍然会发现他们在同一问题上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原来他们是基于不同的、隐含的假设进行争论的。因此，关于政府政策或商业周期理论的争议，就在不同的派别之间激烈展开了。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构建数学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是时代的激进变革者，轻率且傲慢，决心清除积弊，使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物理学一样严谨、精确的科学。而他们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目标，其中的杰出者——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斯·阿罗、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热拉尔·德布鲁、加林·库普曼斯，以及罗切斯特大学的莱昂内尔·麦肯齐等人——都当之无愧地成为新的“元老”和权威。
当然，如果你打算研究经济学——这正是阿瑟仍决心从事的——你还会使用其他什么理论呢？马克思主义？这里是伯克利，当然不乏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但阿瑟不是其中之一。于是，阿瑟继续他的经济学课程，决心掌握那些他不太相信的理论工具。
当然，这段时间里，阿瑟还在为写运筹学博士论文努力。他的导师——数学家斯图尔特·德雷福斯，既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也是他志同道合的伙伴。阿瑟记得1969年来到伯克利后不久，他去德雷福斯的办公室做自我介绍，结果遇到了一个留着长发、戴着念珠的研究生模样的人从里面出来，就问道：“我找德雷福斯教授。你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就是德雷福斯。”那个人回答。实际上这时的德雷福斯已经40多岁了。
德雷福斯强化了阿瑟在麦肯锡学到的所有知识，并为他应对经济学课程提供了可以一以贯之的策略。“德雷福斯坚信要抓住问题的核心，”阿瑟说道，“他教会我不要去解决复杂的方程式，而是去不断简化问题，直到找到可以解决的问题。要寻找问题的根源，寻找关键因素、关键成分、关键解决方案。”面对那些花哨的数学公式，德雷福斯不允许阿瑟为了逃避而逃避。
阿瑟把德雷福斯的教导铭记于心。“可惜带来的结果有好有坏。”他有点悲伤地说。如果之后他把报酬递增的想法隐藏在数学形式体系中，可能传统经济学家会更容易接受。事实上，同事们曾劝他这样做，但阿瑟拒绝了。他说：“我想尽可能简单明了地把它说出来。”
1970年，阿瑟回到杜塞尔多夫，在麦肯锡公司度过了第二个夏天，和上次一样充满激情。有时候他会想，如果能保持和那里的联系，毕业后他可能会成为一名一流的国际顾问。他本可以过上非常奢侈的生活。
但阿瑟没有。相反，他发现自己被一个特定的经济学领域吸引，这个领域关注的问题甚至比欧洲的工业化还要棘手，那就是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问题。
当然，研究这个领域还让阿瑟有机会经常前往檀香山的东西方人口研究所学习，在那里他可以随时准备好去海上冲浪。但在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上，他是相当认真的。那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人口问题日益严重。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刚刚写完了他的末日论畅销书《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第三世界满是刚刚从殖民地走向独立的国家，它们正努力获得某种经济生存能力。经济学家们也相应提出了帮助它们发展的各色理论。当时的标准建议倾向于严重依赖经济决定论：为了实现“最优”人口数量，一个国家所要做的就是给予民众适当的经济激励，以控制其生育率，他们会自动遵循符合自身利益的生育模式。特别是，许多经济学家都在争论，当一个国家变成现代工业国——当然是按照西方的组织方式——其公民会自然地经历一场“人口结构转型”，自动降低其出生率，一直降到欧洲国家目前普遍的出生率水平。
然而，阿瑟确信他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或者至少是一个更复杂的方法——将“时滞”控制理论用于分析人口控制，这是他博士论文的主题。“问题在于时机，”他说道，“如果政府现在设法削减出生率，将影响大约10年后的学校规模、20年后的劳动力规模、30年后下一代的人口规模、60年后的退休人数。从数学上讲，这类似于试图控制远在太阳系中的空间探测器，你的指令需要几小时才能到达。或者像试图控制淋浴水温，从调整水龙头到出水温度实际改变之间有半分钟的延迟。如果你没有考虑到这种延迟，你可能会被烫伤。”
1973年，阿瑟将他的人口分析作为论文的最后一章，这是一本满满方程式的大部头，题为《应用时滞控制理论的动态规划》。他带着懊悔回忆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决人口问题的工程学方法。这一切都只是数字。”尽管从麦肯锡和德雷福斯那里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对过度数学化的经济学感到不耐烦，但阿瑟仍然能感受到当初促使他进入运筹学研究领域的那种冲动：让我们用科学和数学来助力社会理性运作。“大多数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人都持这种态度，”阿瑟说道，“他们就像这个世纪的传教士，但不是把基督教带给异教徒，而是试图把经济发展带给第三世界。”
使他猛然回到现实的，是为纽约一个名叫“人口理事会”的小型智库工作。1974年，他完成了博士学位，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员。从地理位置上说，人口理事会远离第三世界：它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摩天大楼里，由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担任主席。但它的确资助了关于避孕、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的严肃研究。最重要的是，在阿瑟看来，它致力于让研究人员尽可能离开办公桌，深入实地。
理事会主任问阿瑟：“布莱恩，你对孟加拉国的人口和发展了解多少？”
“很少。”
“你想去了解一下吗？”
去孟加拉国是阿瑟职业生涯的分水岭。1975年，他和人口统计学家杰弗里·麦克尼科尔一起去了那里。麦克尼科尔是一名澳大利亚人，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也是他最初把阿瑟介绍到人口理事会。他们乘坐孟加拉国经历政变后获准降落的第一架飞机抵达那里，当他们着陆时，仍能听到机枪声。然后他们进入农村，就像调查记者一样：“我们和村子的首领、村里的妇女乃至每个人都谈过话。我们不断采访，以了解这里的农村社会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他们试图找出为什么即便是在政府免费提供现代节育工具，并且村民们深知这个国家面临人口过剩和发展停滞的情况下，这里的农村家庭仍平均每户生育7个孩子。
“我们发现，孟加拉国的可怕困境是村落层面的个体和群体利益网络造成的结果。”阿瑟说。因为孩子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就去工作，所以对任何单个家庭来说，尽可能多生孩子是一种净收益。由于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很可能会被亲戚和邻居抢走她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对于一位年轻的妻子来说，尽快多生儿子是符合她的利益的，这样等老了以后就有成年的儿子保护她。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族长们、试图留住丈夫的妇女们、水利社区——所有这些利益群体共同导致了人口增长和发展停滞。”
在孟加拉国待了6个星期后，阿瑟和麦克尼科尔回到美国，整理所掌握的信息，并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期刊上发表进一步的研究成果。阿瑟的第一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那里他顺便去了经济学系寻找参考资料。他记得在那里时，碰巧浏览了最新的课程表。这些课程和他不久前选修的几乎一模一样。“但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印象，好像我有点偏离了中心，在我离开的这一年里，经济学发生了改变。然后我恍然大悟：经济学并没有改变，是我变了。”在孟加拉国之行之后，他努力学习过的那些新古典主义理论似乎都无关紧要了。他说：“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无比轻松，就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我再也不用相信这些理论了！我感受到了极大的自由。”
1978年，阿瑟和麦克尼科尔发表了一份长达80页的报告，这份报告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但立即在孟加拉国被禁。（这份报告让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掌权者非常恼火，因为作者指出，政府实际上无法控制首都以外的任何地区，农村基本上是由当地的封建头领掌控的。）但阿瑟表示，无论如何，人口理事会在叙利亚和科威特的调查研究也只是强化了同一道理：定量工程学方法，即认为人类会像机器一样对抽象的经济刺激做出反应的想法，充其量也是极其受限的。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都可以立即告诉他，经济学与政治和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也许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阿瑟说，“但是我不得不通过艰难的方式才认识到这一点”。
这种洞察同样使他放弃了寻找一个普适的、决定性的人类生育理论。相反，他开始把生育看作民俗、神话和社会习俗等一以贯之的社会模式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模式因文化而异。“你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或生育水平，然后发现在这方面与之水平相当的另一个国家，在其他方面的水平与之完全不同。这就会是一个不同的模式。”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不能孤立于其他部分考虑：“儿童的数量与其社会组织方式相关，而社会组织方式与他们有多少孩子有很大关系。”
模式！一旦跨出了这一步，阿瑟就发现模式这个概念引起了他的共鸣。他一生都对模式着迷。如果有选择，他乘飞机时总是选择靠窗的座位，这样他就可以看到下面不断变化的景象。他无论到哪都会看到相同的元素：岩石、大地、冰、云等。但是这些元素会被组织成特有的模式，而且在飞机上每前行半个小时，就会看到不同的模式。“所以我问自己，为什么存在那种地质模式？为什么岩石构造和河流蜿蜒会存在特定纹理，而前行半个小时后又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
然而现在，他在每个所到之处都看到模式的存在。例如，1977年，他离开人口理事会，加入了一个名为IIASA（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的美苏联合智库。它由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创建，作为双方关系缓和的象征，位于维也纳以外大约10英里的拉克森堡小村，是18世纪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的宏伟的“狩猎小屋”所在地。阿瑟很快发现，这里距离奥地利蒂罗尔州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坡道只需很短的车程。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道，“如果你走进其中一个阿尔卑斯山村庄，就会看到那装饰考究的蒂罗尔式屋顶、栏杆和阳台。屋顶有特定的坡度，山墙极具特色，窗户上有特别的百叶窗。但是，看到这些时我想到的不是一幅拼接完好的拼图，而是意识到，村庄中所有的部分都有其目的，而且都与其他部分相互关联。屋顶的坡度是为了冬天在屋顶上保持适量的雪以起到保温作用。山墙比阳台凸出是为了防止雪落在阳台上。所以我常常自娱自乐地观察村庄，思考着这部分有这个目的，那部分有那个目的，而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
他说，还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跨过边境来到意大利一侧的多洛米蒂山脉（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村庄里的景象与蒂罗尔截然不同。你无法一下说出它们的区别，是无数不同的细节相加，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整体。然而，意大利村民和奥地利村民所面临的降雪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文化已经形成了相互自洽但又不同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