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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借鉴了德国“概念史”传统、斯金纳所代表的英国“观念史”传统及法国的“话语”研究，但不固守门户。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将采用具体人物与话语产生相结合的方式。当然，以几位具体人物为重点，并不代表会像哲学式的思想史一样把目光局限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上，而是以他们为重心，注重其与时代背景的关联，同时兼顾其他众多“小人物”的思想。不可否认，在历史的某一时代，某些人物（如严复、梁启超）对于一种话语的形成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近代媒体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结合的便利。各种各样的报刊，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公众性的。
而知识分子参与创办刊物，是近代中国的普遍现象，本文所涉及的这些人物也不例外。如严复曾为《直报》《国闻报》《外交报》等供稿，梁启超则参与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大中华》等一系列刊物的创办和编辑。这些刊物是一个个平台，相关人物的思想与其同伴的思想是通过这些平台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的。而正因为这些刊物的公众性，我们能便利地了解这些人物与同时代的其他人及其所处社会的关系。
在结构安排上，本书将以“社会”概念在晚清民初生成并产生影响的历史过程为线索来展开论述，但无意把它写为“社会”一词使用的编年史。本书主体内容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前三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讨论society一词的翻译及“社会”概念的逐渐形成。笔者认为，society的翻译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早期到甲午战争前可被称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society多被翻译为“会”或“国”；从甲午战争到戊戌政变为第二阶段，这一时间society多被译为“群”；自戊戌政变后到1904年前后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society逐渐被译为“社会”。当然，本书不仅描述了society分别被译为不同词语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讨论在使用不同词语之时所牵涉的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关联。
第四、五、六章为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不仅继续讨论晚清“社会”概念的使用方式，更重在讨论“社会”概念的形成所带来的人们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这三章内容分别讨论了“社会”概念形成后晚清士人对中国“社会”分期及“社会性质”的判定，伦理关系上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逐渐形成及其内涵，政治思想上“社会主义”及“社会革命”论的提出，以及人们对“正当社会”的想象。
第七章为第三部分，主要讨论民国建立初期“社会”如何进入时人论述的中心，以及“五四”前后“社会”内涵的转变。
结论部分，将首先对全书内容做一回顾，然后再将中国“社会”概念的生成放到全球视野下予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