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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文中通用的“社会”一词是个外来词。1902年，一位读者致函《新民丛报》，针对第四号“独至获麟以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一句，认为“中国当时未有社会，而贵报云‘最剧之时代’”。这位读者实际是把“社会”理解为“民间团体”。《新民丛报》的编者在回答时说：“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society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此处所谓社会，即人群之义耳。此字近日译日本书者多用之，已几数见不鲜矣。本报或用群字，或用社会字，随笔所之，不能划一，致淆耳目……然社会二字，他日亦必通行于中国无疑矣。”
《新民丛报》编者的预言在后来得到了证实。
虽然说近代意义的“社会”一词是个外来词，但“社会”一词在传统语汇中即已存在。“社”本义为土地神，《周礼》以二十五家为“社”，引申为居住单位；
“会”指聚集。“社会”合用则首先用来表达节日集会，如《东京梦华录》云：“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春社、重午、重九亦如此。”
《近思录》中讲道：“（明道——引者）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勤有耻。”
“社会”有时也作团体讲，在宋、明时期，并不少见。
如全祖望述黄宗羲曰：“惟是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无我之学。”
这里“社会”指“复社”，即指团体。
值得注意的是，society在幕府末期、明治初年传入日本时也不是译为“社会”的。“社会”一词在兰学译作中已有使用，用来译“修道院”“教团”“会派”等，这显然与“社”的本义相关。英文society最初传入日本时多被译为“公会”“会社”“仲间会社”“众民相合”“仲间”“交际”“人间交际”等，在1874—1875年间方有人用“社会”来译society（含义仍有多重）。“社会”一词自此逐渐流行，并在与“交际”“世态”等的竞争中逐渐胜出和固定下来。此外，需注意“社会”也并非只作为society的对应译语，community、association、public等有时也被译为“社会”。
鉴于“社会”概念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将“社会”概念的产生及知识分子对它的使用、理解作为窗口，来考察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既往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成果。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是戊戌维新前后的“群学”。陈旭麓较早详尽叙述了群学之产生及群学与学会、进化的关系。
继陈之后，王宏斌对维新人士的“合群立会”之学进行了集中探讨，并讨论了“群学”在20世纪初期产生的变化。
陈树德着重指出，严复译《群学肄言》时期的“群学”，实际上不只包括社会学，而是指“社会科学”。
姚纯安则主要辨析了严复之“群学”与康、梁之“群学”在内涵上的不同。
第二点是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想。王汎森通过对傅斯年“造社会”思想的考察，追述了清末“群”“社会”思想的传入及其转变的过程。
其他如胡汉民、李大钊、罗家伦、毛泽东及一些刊物如《新社会》的社会改造思想也都曾有学者讨论。
虽然有这些关于“社会改造”问题的零星关注，但在杨念群看来，“五四”研究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太深。他在近年提出了“五四”研究应当“社会史化”，其方法是“一是要关注‘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二是要更多地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及其演化意义，特别是要着力研究‘五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
细观以往研究会发现，关注点大多集中在1900年前后几年和五四运动前后，而对在这段时间之内的演变过程考虑不足。能够在研究中较为深入地讨论“社会”这一论域的产生及概念演变的，主要有前引王汎森文，黄碧云硕士论文，金观涛、刘青峰文及崔应令文。
王文旨在讨论傅斯年的“造社会”思想，有其局限性。黄碧云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观念做了较详细的梳理，她把近代中国的“社会”观念分为萌芽时期（清末）、重新发现并开始重视时期（民初）、观念的普遍化时期（“五四”前后）和观念的再确定时期（“五四”后）四个阶段，并分阶段探讨了其主要特点。黄文内容丰富，对本书很有参考价值，但一因写作较早，材料运用和研究成果基础上都难免有所不足。二因受1990年代“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称“民间社会”）的讨论影响过深，似乎总是试图从近代中国发掘“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观念，影响了其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金观涛、刘青峰文（以下简称金文）则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从“群”到“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金文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利用几种数据库对“群”“社会”“社会主义”等词语的用法做了量化统计。
量化统计的最大用处在于描述，而在提供解释上却显得薄弱。比如金文根据张枬、王忍之所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做了统计，发现1901—1904年为“群”与“社会”共存的时期，到1905年以后，“社会”一词已经很普遍，“群”已经很少用。金文提供了两种原因作为解释。第一个原因是当时“革命”压倒“维新”的状况。金文认为：“当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主体一旦从君王、官僚士大夫变为革命党和下层百姓的秘密结社，用于指涉‘会党’和秘密结社的‘社会’也就获得了指涉society的正当性。”
其实，并不能说“社会”原来在中文中主要用来指涉“会党”。金文只举了一个例子作为“社会”指涉民间秘密结社的证明，即《宋会要辑稿》中“近又有奸猾，改易名称，结集社会”
。且不说这里的“社会”意为团体，跟“秘密社会”的含义有一定距离；即使它有秘密社会的意思，也不足以说明“在晚清知识分子心目中‘社会’这个词差不多等同于下层百姓秘密结社”。
况且，在金文所举《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中，除了欧榘甲一文，用“秘密社会”这个词的文章也并不多见。金文提供的第二个原因是清末“绅士的公共空间”的形成。所举例证是一条上谕：“近来京外庶僚从政之余，多有合群讲习之事。此次修订结社集会律，拟请嗣后现任职官于其职务外，有亲莅各社会研究政治学术者，亦为律之所许……”这里的“社会”其实可解释为所结之社、所集之会。即使“人们把结社集会简称为‘社会’”，此一条证据也不足以说明在“清廷官方和绅士心目中，‘社会’一词的意义显然不同于秘密社会，不是官方的，而是指绅士公共空间”。
此外，崔应令把近代中国“社会”概念的生成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社会”观念的再造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和理想重建的一种表现”，
对本文也有启示意义。
那么“社会”何以能取代“群”成为清末的流行语呢？笔者认为还当以具体人物的使用和话语的产生相结合来探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