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新词汇与新话语

新的“概念”和“话语”的基础是新的词汇，而词汇研究并不是近年才开始的。1903年，汪荣宝、叶澜等所编《新尔雅》即开始试图对当时出现的重要词汇加以总结。 商务印书馆耗时8年在1915年编成的《辞源》则是对新语输入所做的第一次全面总结。此后，各种《新名词辞典》《新术语辞典》，以及《外来词词典》层出不穷。从研究专著上讲，从词汇方面对近代汉语形成所做研究在1950年代出现了较大发展。比如孙常叙在1956年出版了《汉语词汇》；王力在1958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中也有相关章节。

另一方面，近代词汇问题也受到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者的关注。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其1960年出版的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即有专章讨论“现代汉语与日语词汇的摄取”。 此后，任达（Douglas R.Reynolds，1944—2020）把1898—1907年的大约十年称为近代中日关系中的“黄金十年”，认为在此期间，受日本影响，中国发生了被称为“新政革命”的重大转变。 任达此书中也有专章讨论“翻译与近代词汇”。在相关专著中，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1960—）主要研究了中国19世纪形成的新词。 冯天瑜对汉语演变尤其是明末以来的汉语演变做了全面总结。 沈国威则以近代中日词汇间的相互影响为主要讨论对象。

在英国“观念史”、德国“概念史”、法国“话语研究”，以及翻译理论的影响下，词汇史研究从1990年代开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代表人物有黄克武、陈建华、金观涛、冯天瑜、黄兴涛、方维规、章可等。

黄克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从翻译的角度通过文本对比讨论严复对密尔（John Mill，1806—1873）思想的理解，尤注重于“自由”观念。 陈建华以孙中山、梁启超等人为中心讨论了“革命”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及其意义。 金观涛等利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建“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提出了以数据库为基础的“关键词”研究方法，并重点研究了“公理”“权利”“个人”和“社会”（后文还将讨论到）等关键词。 冯天瑜从“封建”概念的流变探讨了其历史演绎过程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缘。 黄兴涛等不仅具体研究了“民族”“黄色”“中华民族”等概念在近代中国之演变，还对相关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 方维规详细考察了德国“概念史”的源流、方法及其与法国话语研究和英国“剑桥学派”之间的区别，并具体研究了“文明”“文化”“民族”“经济”等概念。 章可对“人文主义”概念进行了集中研究。

近年来，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孙江等学者大力推动概念史研究，编辑《亚洲概念史研究》集刊（自2013年起已出10卷）并推出了“学衡尔雅文库”，大大提高了概念史研究在中国的关注度 。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及中国大陆的近代史研究中，对各种学说、主义、思潮的研究逐渐兴起。 其代表作有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以及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不管是以单一思潮还是以众多思潮为研究对象，这些著作的研究方式多是先对某种思潮的内涵做一界定，然后再从历史上寻找相关的思想和学说，并据以判断该思潮发展的程度及其变异。虽然这种研究方法发掘了不少史料，增加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即所提问题多是后设的，由此便出现某种历史人物的思想到底属不属于要研究的思潮的问题。

先不论研究者在方法上的差异，就积极的方面而言，新的概念史∕观念史研究 确可摆脱之前思想史研究的弊端，可看作对之前研究方法的反动。它不把某一概念的含义当作固定的，而是通过对其产生、流变的探讨来展示思想发展的动态；它也不单纯关注“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具体使用中，通过具体的历史情境来探讨该概念在当时思想史上的意义及其所产生的作用；新的概念史∕观念史也特别注重翻译过程的探讨，从而可以更精确地了解思想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但特别要提出的是，也不能把近年来兴起的“概念”“话语”或“观念”史与传统思想史截然分开。其他不论，专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而言，王尔敏早在1976年就称自己所注意把握及追寻者，“在于一个观念创生的契机”，“治思想史的学者有一个重要的基本责任，就是澄清一个时代一切思想理念的意义，追究各个理念的根源与其时代的关联性，以及评估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 。王不仅关注代表时代特征之新观念，如“夷务”“利权”“商战”“自强”“富强”“富民”“变法”“群学”等，还尤其注意各个观念之含义变迁及其与时代的关联。 他自述研究方法称：“我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是以单一的概念为中心题旨，再确定其定义和内容；注意这个概念发生的时代，了解其本身所代表的时代意义；分析此一概念本身的渊源；探讨其发展与影响；最终的目标，注重在整个时代思想的演变。但却以最微细的单一的概念作了解的基础，由单一而至多数而至繁复。”

在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中，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区分了“作为阶级利益或其他社会利益表达方式的意识形态”和“作为一个宽泛的权力体系的表达方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强调“我们能否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持久性意义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认识到社会思想在革命话语中的重要性” ^[2] 。在反思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时，杨念群也提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关注‘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 。

在谈到人物研究和概念研究的关系时，王尔敏说：“事实上，人物与概念的研究方法是相辅相成，离则两伤，合则双美的。撇开概念只从人物着手固然很难反映时代流风，但没有集合无数个人的言论，也不能厘清某概念在时代中共喻之定义。打个譬喻，概念研究就像筑房屋的钢筋骨架，人物研究则像房屋的水泥砖块，二者在建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缺一不可。” 这些提示都对本书有重要参考价值。 EAueJilD2D2dU8qlgZeJ7mIuArXGtJXoQO3pjaOoKGo8HBqmQraNsgaBsnqajB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