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写史”是我最近构思的一个展览的名字,我把它作为这部文集的书名。
四十年——从进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算起,已经四十年了。但从十五岁的自我训练开始,应该说六十年,是可以写一部“历史”了。它包含通常意义上的临写、思考、停滞、困惑,甚至是绝望,但都过来了,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把有关的文献、写作和创作的主要部分做一次整理,也许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它既是我个人有关行事的记录,又关联着这个时代发生的许多事情。
“书法”是“书写”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人们对书法领域的认识不断扩展,逐渐接受了“书写”的概念。
《我的书写史》汇集了我与“书写”有关的文章、访谈、资料及相关作品。我从“书写”出发而创作的水墨作品、有关的文稿与作品,亦收入文集中。
我与学习书法的人们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共同之处,是从学习传统入手,力求深入,进步虽慢,但不断有所得。不过我从不相信“失传”之说,从不相信深入的路已经断绝;此外,书法中既有的程式无法表达当下生存的感受,因此,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是一位书写者切身的命题。
我的创作与此有关。它分为三个部分:接近传统图式的书法作品、与传统图式不同的文字作品,还有源自书写的水墨作品。
有个问题一直横亘在心中:传统图式的书法作品与现代文字作品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两类作品水火不容。喜爱传统风格的,认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强调艺术表现的,认为深入当下生存状态的作品,才是有生气、有前途的艺术。两类作品的作者,被称为“书法家”与“当代艺术家”,分属于两个对立的阵营。
我同时创作两类作品。虽然我感觉到它们关系紧密,但无法把这样两种外观完全不同的作品认同为一体。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它们的关联。机会来自对空间不断深入的认识。两类作品通常只能以章法来区分(笔法被隐藏在传统图式的内部,难以被当作“现代”的标志)——一个接近传统作品,一个与传统图式有明显的区别,但这种区分掩盖了两类作品空间构成的本质。
图0-1 邱振中 《辛弃疾·贺新郎句(一)》
68m×68cm 纸本水墨 1988
用文字来做作品,作品中有三种空间:单字的字内空间、一行中的字间空间,以及各行之间的行间空间。所有作品的空间构成,都源自这三种空间的变化。
对于“传统图式作品”和“现代文字作品”的关系,我从三种空间的关系来考察,有了新的发现。
我对传统图式作品中空间的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进行中(图0-1);20世纪90年代,不断探索字内空间与字间空间的关系(图0-2);2007年完成的一批草书,是对字内空间与字间空间、行间空间的关系进行了两年调整后的作品(图0-3)。我能够在书写中同时对结构和空间加以关注。
此后近十年,我在作品中对各种空间关系的推进主要在现代文字创作中实现,传统图式的书法创作,沿此思路发展,在感觉深处,逐渐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字内空间与其他各种空间经常地融为一体。这时已经不仅是熟练,而是一种接近本能的状态——书写时难以清除的即时的思考、调整越来越少,好像是你远远地不经意地监视着书写,另一个人在替你完成这件作品(图0-4、0-5)。
图0-2 邱振中 《辛弃疾·贺新郎句(二)》
82cm×53cm 纸本水墨 1990
图0-3 邱振中 《杜牧·赠李秀才 (是上公孙子)》
38.6cm×26.8cm 纸本水墨 2007
图0-4 邱振中 《王昌龄·春宫曲》
43cm×43cm 纸本水墨 2016
图0-5 邱振中 《李颀·古从军行》
34cm×134cm 纸本水墨 2020
与此同时,文字作品中同样性质的工作亦在进行中。
“新诗系列”是我1988年完成的作品(图0-6)。因为要避开分行抄录现代诗歌的感觉,我采用了一种打破字间空间和行间空间的构成方式——单字的重叠。这种构成方式后来屡屡被人们借用。
这种空间构成的重要性,在于书法作品中的三种空间(字内空间、字间空间和行间空间)不论怎样变化,只能构成三种章法(有行有列、有行无列、各行之间与单字之间关系尽量紧密——例如徐渭的某些作品),要创造新的章法,只剩下一种办法——单字重叠,以使字间空间与行间空间彻底消失,然后再重新规划作品中的空间。这种构成使作品失去了可读性,但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994年,我用这种构成方式创作了一批新的作品(图0-7)。时隔六年,两组作品的结构有明显的区别,但空间构成的原理不变。
此后十余年间,我创作了一些新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放弃了单字重叠的方式,保留了行间空间,更多地关注内部空间与字间空间的关系(图0-8)。其中的原因,是这种构成方式与文字内容、与书法史可以有更多的联动。
图0-6 邱振中 《新诗系列·保证》
68cm×68cm 纸本水墨 1988
图0-7 邱振中 《新诗系列·状态-V》
68cm×68cm 纸本水墨 1994
图0-8 邱振中 《阳台上的花布衫》(4幅)
161cm×53cm 纸本水墨 2008
为创作若干大幅的诗歌作品(图0-9),我用铅笔做了一些小稿。由于是铅笔,不存在用笔的顾虑;由于是小幅,有控制速度的充分自由。当大幅作品完成,再来审视这批铅笔诗稿时,发现它带来了一种新的、重要的空间关系(图0-10)。
一般书写都是心中先有文字,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被传达到执行系统——手、笔,开始书写。书写时,两字之间的时间间隔有大有小,但间隙总是存在的,而我书写这些诗稿时,铅笔所带来的便捷和长期训练所获得的对线与空间流动感的控制,使书写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几乎每一字在心中被意识到的瞬间,这个字就已经书写完毕,因此就像是书写在催促着语义(文字)的流动,语义、线条、空间,三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间隙。书写像是一条激流,裹挟着语义、线条、空间奔流直下,混沌一片,无法区分。它带来一种奇特的字间关系:理论上仍旧是独立的单字,但控制字间空间的机制与控制内部空间的机制没有任何区别。从完成的图形来看,它与以前的狂草也完全不同——差别虽在隐微之间,但一种新的关系已经生成。
这是我两次采用结构重叠的手法之间的一个阶段:它已经到达单字内、外空间融合的临界状态。“新诗系列”中是第一次字结构的重叠,它与2018年由“不可读”而带来的重叠出自两种不同的动机(见下节),但这里不存在重叠——字内空间与字间空间的融合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前人字内空间与字间空间的交会总会留下相当数量的独立单字,但这里字间空间已经融入字内空间,无法分辨。构成由于书写心理的改变而达成了一种质的变化:唐代狂草中偶然出现的现象,成为一种受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构成 。
这组铅笔诗稿无法用传统风格或现代风格来界定。传统风格作品与现代文字作品在空间的融合上分头努力,最终在这里实现了共同的目标。如《辛弃疾·贺新郎句(二)》(图0-2)和2007年的传统图式草书(图0-3),正是铅笔诗稿的先声。
图0-9 邱振中 《丛林猛兽》
250cm×503cm 纸本水墨 2012
图0-10 邱振中 《新诗系列·传说》
21cm×57.5cm 纸本铅笔 2013
传统图式作品与现代文字作品于此合为一体。
接下来,是空间关系的又一次推进。
2018年,在创作以德里达当代哲学文本为题材的作品时,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以书法图形的“不可读”来对应文本的艰涩(图0-11、0-12)。从这种“不可读”的观念出发,书写时的变形、省略、重叠成为主要的手法。
文字书写由五个环节组成:眼、心、手、笔、字迹。循环往复,直至完成书写。千百年来,这种书写机制没有任何变化。“不可读”的想法改变了其中一个细节:让完成的字迹不再能够辨识。这就是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字,写出时已经不是那个字了。各个环节看起来照常运行,但由于这个细节的变动,各环节之间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原来每个环节都按可识读而进行工作,现在撤销了这一要求,笔触与结构的处置有了充分的自由——拆解、变形、重叠、省略,随机使用。书写的心理结构、技法组织都发生了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书写原理,或者说书写机制。
它创造出全新的图形。这种图形,落在迄今为止所有书写的探索之外。不过它毕竟属于书写的范畴,还借用了许多传统书写的手段,作品中图形与传统合成解不开的连环,并由此带来图形的两个特征:既具有传统中某些核心的东西,又具有传统中没有的东西。
不过,当代哲学文本和当代诗歌文本不是“不可读”,而是“难以阅读”,因此图形与文本在观念上并没有完全吻合。
我继续寻找新的题材。当我找到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金瓶梅》,书写其中被删去的一万余“不宜阅读”的文字时,题材与观念才达到真正的契合(图0-13)。
这个题材的“特殊性质”(不允许阅读),与我“不可读”的观念、图式完全贴合。
随后是书写虚拟文本。我编造了一些不存在的文本,例如《徐渭狱中上明世宗书(佚文)》等。历史小说家在这种地方会去虚构一些情节,艺术家亦可以做相应的处理。文化史上佚失的文本无数,留下了供我们想象的广阔空间(图0-14)。
图0-11 邱振中 《德里达·延异》(节选)
384cm×936cm 墙上水墨 2018
图0-12 邱振中 《德里达·最后的谈话:我向我自己开战》(节选)
70cm×70cm 纸本水墨 2018
图0-14 邱振中 《罗摩迦庄严灌顶经(之一)》(佚文)
96cm×90cm 纸本水墨 2020
图0-13 邱振中 《被删去的〈金瓶梅〉·1号》(4幅)
96.7cm×90.2cm 纸本水墨 2019
从1989年《最初的四个系列》开始,我的创作经过了四个阶段:书法史中未被使用过的文本——艰涩的文本——被删除的文本——虚拟文本。它们构成了一个渐次深入的文本体系和观念体系,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视觉图形体系。
在以上作品的构思和创作中,文字题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文字题材作为构思的起点,帮助图形展开想象,为图形的自由创造开辟新的天地。艺术创作中,图形不必局限于既有的图式,只要找到构成新的图形的理由,便没有任何限制;文字题材看起来是一种额外的束缚,实际上它扩大了想象和选择图形构成的范围。
文字题材最大限度利用了文字的语义性质、文化性质,为作品增添了观念的内容,使作品获得更多原创的、被深入阐释的机会。
文字题材成为书写开辟新境的重要契机。
在对文字题材的思考中,“待考释”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从现代文字学开始,即有“待考释文字”(简称“待考文字”)的概念,但书法家从不关注,我发现了它对于书法和当代艺术的意义,并用来创作。这是从文字作为视觉材料的一端来看。而“可读性”是从阅读一端来看文字。“可读性”是文字创制以来不言而喻的属性,通常意义上的“不可读”指书写潦草或文字古老而不可识别,但艺术创作中的“不可读”即以“不可读”为书写目的,它是为了寄托创作的某种观念,以及在图形上获得特殊的表达,它在书写的“先在”(汉字书写发生时即已决定的形式变化的范围)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不可读”带来视觉图形的变化,也带来书写机制和意义的变化。
在“不可读”的作品中,文字既然已经“不可读”,那就意味着不必读、也不必在乎文词的含义。这样便潜含着一层意思:书写任何文本对于观众都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说,作者可以书写任何文本,并无须告知观众。他可以书写一切:不论是菜单、新闻通稿、日记,还是试卷、年终报告、文学作品。作者利用一切文字,同时又避开了一切文字。作者获得的是选择文字题材的绝对自由,注入观念的绝对自由(是否具有发明观念的能力是另一件事情),读者迎来的是在书写领域面对图形而去感受一切的挑战。
对于作者来说,不同题材带来的书写心理的差异仍然存在,但观众面对这样的作品,只能从作品的构成来感受这一切。
这样我们便进入了书写的下一个阶段——书写一切汉字文本。
题材的这种变化意义重大。书法产生之初,即包括一切汉字的书写——日常书写,后来才慢慢发展出所谓的“书法”。存世的书迹经过一层层的淘汰,少数留下来的被称为“书法”,而大量的日常书写被无情地弃去。
我终于回到了书写一切文字的源头。当然,这不是在简单地模仿先民,也不是灵机一动,复活一种古老的观念。我接受过长时间的训练,对书法史上大量作品进行过分析、研究、临写,探索过文字的各种表达形式,使用过各种文字题材进行创作——我绕过这样一圈,再回到一切汉字文本。我不仅是一个个体,也是所有汉字使用者的象征。我经历了这一切,最后又回到汉字书写的初始状态。这样一段漫长、曲折的旅程,使最朴素的题材也包藏着丰富的意涵。
这些作品我以符号和序号来命名。(图0-15)它们既拒绝从图形来阅读文字,也拒绝通过释文来阅读文字,从而避开了人们对作品中文字题材的轻慢。某些作品设定了公开释文的日期,实际上是为人们留出暂停阅读、直面图形的时间 。
由于它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书写的心态不同,每一件作品都有特殊的构成。其中也包括古典诗歌作品。
很多年以前,我曾经说过,由于严重的程式化,古典诗歌已经不能唤醒我们对文词与构成关系的感受;要到很久以后,当内容与形式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重新加以组织,形式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唤醒我们的新鲜感觉,文词的每一个细节都能与构成的细节融为一体,那时古典题材才会在书写中恢复它那即时的感染力量。
我们离这种状态还有多远?
图0-15 邱振中 《作品DQ-2201》
68cm×45cm 纸本水墨 2022
以上勾勒的,是我的创作中从传统风格到现代风格空间处理的连续性及其转化(“思路——1”)。其中,从《保证》开始,“构成”与“题材”开始了一种融合的尝试,但在“新诗系列”中,题材仅仅是借文字内容而让阅读产生某些新的感觉,它与形式并没有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例如《保证》在视觉上与诗歌的内容有联系 ,但这只是意象层面的连接。
在我叙述的这一过程的同时,我在题材——观念的问题上进行了探索:让文字从一种仅供阅读的材料(如“新诗系列”)变为承载某种观念的题材,如《众生系列·日记(1988年9月7日—1989年6月26日)》(图0-16)、《众生系列·南无阿弥陀佛》(图0-17)、《待考文字系列·No.9》(图0-18)等。
这些作品有强烈的、明确的观念性,而且观念与形式有着深刻的关联。
关于文字题材,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审视:“待考文字”,呈现文字的某种客观性质——视觉与语义的分离;“不可读”,关注的是阅读现象和阅读心理,并促成“书写机制”和“图形构成”的重大变革;“不允许读”呈现其社会属性。当然,“可读”是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于此我更多关注语义的利用和改写。
我对文字题材的选择和使用,几乎包括所有有关的主要方面 。
当作品由于每一题材的特殊性而获得自己的空间构成时,它们往往远离传统书法图式。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新的空间结构,但它们不在“思路——1”的范围内,它们根据题材——观念的要求创造自己的空间结构(“思路——2”)。
在“语·默”展中,我通过“不可读”而使书写和观念同时向前推进:作品观念与空间构成合为一体。“思路——2”的作品完全融入“思路——1”中。
“思路——2”的意义是:1)以文字的语义和可读性为契机,导致新的书写机制和构成的产生;2)引向观念不断深入并到达书写一切文字的阶段。
我所有的文字作品——包括传统风格作品,至此汇合成一个空间与观念的整体。
我在这里说的是:“思路——1”是一条主线;“思路——2”是一条支线,它最终并合到主线中,并极大地拓展了空间构成的界域。
我在经历这一切时,还没有这种清晰的认识,每一件作品的创作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想象力、有意义,能说服自己的解决方案是唯一的目标。但事后形成的理路对于我仍然是重要的,对于书法也可能是重要的——它呈现了一个延续漫长时段的当代书写的个案。
关于横向书写。
上面谈到的许多作品采用了横向书写的形式。横向书写开辟了一种新的书写模式。书法史上所有技巧都是在竖向书写中发展的(横向只有匾额等少数例外)。最明显的是行草书,单字内部的所有笔画以及所有笔画中的运动,都依次导向结束的笔画,而这个笔画的运动意识一定指向下一字的起笔——即使上下不连续,它仍然是感觉模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的书写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构成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无形的穹顶,书法史上任何技法的兴替,都在这穹顶下完成,人们已经将此视作必然,根本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带来的问题。毛笔横写是一个人们从未经过的境域。它到底能为汉字书写带来什么,无人知晓。
我需要这种未知和可能。
我们这一代,横排文字已经成为日常的书写和阅读方式,从横向书写中去寻找机会,成为我们的一种选择。
文字横排与竖排在视觉上有明显的区别。
横向书写时,许多书法史上的技巧无法使用,书写者不得不对传统技法进行改造,于是有了对图形、运动、节奏和结构进行想象的机会。它给人们带来新的视觉感受。
图0-16 邱振中 《众生系列·日记(1988年9月7日—1989年6月26日)》
180cm×540cm 纸本水墨 1988—1989
图0-17 邱振中 《众生系列·南无阿弥陀佛》
68cm×68cm 纸本水墨 1988
图0-18 邱振中 《待考文字系列·No.9》 (佚名)
68cm×68cm 纸本水墨 1988
不过,它在许多地方仍然承袭了传统的要素,这为作品的构成和阐释带来某种连续性。横向书写不是一种从零开始的书写,它因此能够较快地进入创作阶段。这种连续性帮助我在横向书写中实现了书写机制的变革。
竖向书写最后也做到了这一点,但已经过去了几年的时间。
从书写进入绘画,很多人都做过努力。绘画中的空间与书写中的空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但每人所取不同。草书,特别是狂草的生成机制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
狂草的空间生成机制:随机生发,不可预计。因此我说草书要求的是另一种才能。“书法”包括一个范围宽泛的对才能的要求:楷书、篆书等更多要求的是一种平衡结构的能力;行书包括多种风格,要求的才能不一样,但就是最飞动的行书,仍然对字结构有严格的要求;狂草不同,它要求结构和笔触高度的随机变化和对所有空间关系的敏感,草书中的空间随着笔触的添加而不断生长,每一笔都带来不可预计的构成。
草书塑造了我对空间和结构的感觉方式。
书写性在我的绘画中占有主导的地位,每一笔的深浅、位置、运动,都有清晰的呈现,即使笔触重叠,浅淡的墨色亦使其展示无遗。有些作品中几乎只见笔触,不见图形,如《青莲》(图0-19)。
另一类作品,笔触的重要性让位于空间,如《对称》(图0-20)。空间与结构的作用有时是很难区分的。马蒂斯就说过,绘画要像建筑。即是说,所有形体的关系要坚实,像建筑一样不可撼动。作品中反转的“R”是十三年前的旧稿,打开时,在未完成的画稿上我清楚地看见右侧几道深色的、细细的笔触:我提笔把它们加上,一两分钟。很难说那几个细细的笔触是“结构”的组成部分,我真切地感到的,是左右空间的失衡。有无数弥补的办法,但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只需要几道深色的最细小的笔触,便能恢复整个空间的平衡。
在某些作品中,我找到了笔触与空间相互适应的状态。
如《状态——Ⅶ》(图0-21),一束干枯的百合的速写。我寻找其中让我倾心的局部——像邮票那么大的局部,作品中物体、图形、笔触、运动,完全融为一体,那种迅疾的挥运,使它们根本没有加以“混合”的时间,它们各自独立地发生作用,创作因此而不曾进入作者潜意识中必然会有的惯性中。
《渡》(图0-22),创作时清晰地感觉到深沉湿润的画面平衡状态的变化,随着每一笔的延伸,它一直处于运动中,但每一笔都促成一个平衡,出现一种质感,到达一种新的状态。水的铺陈,笔触仍然很清楚,它与墨的铺陈具有同样的要求。干后的作品变得很淡很淡,所有笔触都在原来的位置上,但层次格外清晰。空间秩序没有书写那么严格,它的秩序是另一种:运动内在的连续性,以及所有笔触对于空间表现力的意义。没有任何笔触置身事外。
此类作品还有《人物》(图0-23)、《山海经前传》(图0-24)等。
再如《山海经前传·姻天》(图0-25)和《山海经前传·饭天》(图0-26),开始画的是动物,但最后呈现的是人的形象。形象的这种转换经常在我的作品中出现。奇妙的是这时往往出现奇特的空间结构——出乎意料的空间:它是期待中的物象、工具此刻的状态以及运动的偶然性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书法与绘画的分离,近代已成定势,作品中笔触的瓦解,使书画关系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观念。如果在我的作品中,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弥合,那是我最珍贵的收获。
图0-19 邱振中 《青莲》
84cm×69.2cm 纸本水墨 2008
图0-20 邱振中 《对称》
68cm×68cm 纸本水墨 2001
图0-21a 邱振中 《状态——Ⅶ》(局部) (6幅)
34.5cm×32cm×6纸本水墨 2003
图0-21b 《状态——Ⅶ》(之一)
图0-22 邱振中 《渡》
45cm×68cm 纸本水墨 2000
图0-23 邱振中《人物》 (3幅)
35.4cm×45.3cm 纸本水墨 2001
图0-24 邱振中 《山海经前传》 (之三)
45cm×68m 纸本水墨 2015
图0-25 邱振中 《山海经前传·姻天》
60cm×87cm 纸本水墨 2017
图0-26 邱振中 《山海经前传·饭天》
60cm×87cm 纸本水墨 2017
图0-27 邱振中 《空·流》
600cm×200cm×110cm 木 2018
装置《空·流》(图0-27)是一件由空间理念转化而来的作品。我从绞转笔法得到灵感。绞转是我定义的一种笔法,指书写时笔毫锥面在纸平面上滚动,生成边廓复杂的线条。装置由两种尺寸的木方构成,我把木方所有的截面都扭转一个角度,木方的衔接便成为一种典型的绞转。所有的构件按照一种并不复杂,但从未被叙述、被执行的规则不断地生长。这样获得的空间构成非常复杂,除了原始材料(木方),整个作品中没有平行的线和面。它的整体结构,源自我用钢笔写的王维的一首诗。
我的书写史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我们的前辈不存在这些问题。他们作品中所有的新意都隐藏在传统范式中,只是在笔触、书体、意境等方面有所变化。这是书法史上习见的模式,但随着精神生活的变迁、新的视觉经验的积累,人们要求对存在更深刻、更准确的表达,其中便包括范式的变革。
下一代,或若干代以后,人们可能已经找到适合生存表达的书写范式,不再有激烈的争论,人们只是为新的范式的深入而努力工作。
人们经常问:未来的书写是什么样子?我说,它在人们还未发动的想象中。其实想象的机器早已开动。所谓“历史的眼光”,正在这之后慢慢地成熟。
文集中所收文字,源自展览、会议和采访,内容或有部分重叠,但陈述的角度不一;若干细节数见,望读者予以谅解。
2022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