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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晚唐五代文学研究，整体论文数量增多，特别是对《花间集》与花间词人温庭筠、韦庄的研究，单篇文章数量多于去年。另外，本年度也有利用新出土文献展开研究的论文。下面分别述之。
莫砺锋《罗隐七律的成就及其在唐末诗坛上的地位》（《文艺研究》2022年第4期）一文从唐末诗歌最重要的诗体七律入手，将罗隐与其他唐末各具特色的六组诗人进行基于文本分析的对比研究。文章认为罗隐七律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造诣两个方面都达到了唐末诗歌的最高水平。“罗隐题破”指罗隐出口成谶，所言之事经常应验，相关故事主要见于杂史、小说和方志之中。曹栩宁《论“罗隐题破”现象及其成因》（《宜春学院学报》2022年第10期）一文归纳“罗隐题破”故事中罗隐谶言与应验现象的关系包括推论、巧合、附会、虚构四类。文章提出“罗隐题破”现象的成因有三方面：首先，罗隐诗歌语言通俗、意蕴深刻，能在广泛流传的基础上被后人解读成为谶言。其次，罗隐一生行迹遍及四方，留下不少传说故事，被作为谶言的应验性事件流传下来。再次，杂史和小说作者的猎奇态度、百姓的崇敬爱戴心理，共同促使传播主体附会甚至伪造出许多神异的谶言故事。张忠纲《皮日休、陆龟蒙学杜与“吴体”之谜》（《杜甫研究学刊》2022年第1期）一文梳理皮日休、陆龟蒙以“吴体”唱和的6首诗歌及其宋、元、明、清诗歌中直标“吴体”的作品，详细考证何谓“吴体”。作者提出杜甫“吴体”是对“吴均体”的改造创变，是“不拘声病，自创音节”的七言拗律的一种特殊形式。莫砺锋《杜荀鹤的<春宫怨>是恶诗吗？》（《古典文学知识》2022年第6期）一文否定王夫之“晚唐饾凑，宋人支离，俱令生气短绝。‘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医家名为关格，死不治”中对杜荀鹤《春宫怨》的论断，提出该诗是唐代宫怨诗中难得一见的佳作。
吴在庆《略谈<香奁集序>之误读与解读》（《古典文学知识》2022年第4期）一文对清末民初震钧对《香奁集序》部分文句的误读依次进行辨析，并对徐复观依《香奁集》中绝句《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一诗而断定《香奁集序》非韩偓作的观点作了辨析。洪越《<香奁集>的编录与唐末回忆性书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一文认为韩偓将自己的艳诗旧作编为《香奁集》，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唐朝末年的战乱和社会剧变、个人处境的变化促成韩偓回忆性书写，而辑录艳诗成集正是这种“怀旧”的组成部分；二是9世纪下半叶，随着进士出身的新型精英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力量，士人群体对“风流”现象及其书写的认识和评价发生变化，使保存艳诗更能被接受。作者提出韩偓《香奁集》是一部唐末士人怀念已经逝去的太平年代的作品，它通过回忆“风流文化”来保存和延续唐代的政治文化秩序。沈文凡、孙越《薛逢行年考补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一文以薛逢现存诗文为底本汇总梳理今人成果。文章认为薛逢约生于宪宗元和元年（806）丙戌，及第前多游于江浙一带，及第后薛逢由校书郎转任虢州县吏，再随崔铉镇河中。至崔铉回京，薛逢被调为万年尉。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己卯入蜀，在成都府任少尹兼西川节度使副职。懿宗咸通七年（866）丙戌，薛逢回长安，官太常少卿。咸通十一年（870）庚寅，历给事中，后迁秘书监。咸通十四年（873）癸巳或任京兆尹，后或入闽任侯官令。文章提出薛逢或卒于闽中，其确切卒年尚不可考。胡丽娜《郑谷诗歌的禅宗美学意蕴》（《文化学刊》2022年第9期）一文认为郑谷诗歌禅宗美学的意蕴展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自由生活和闲适自然之美的追求；二是追求逍遥的生活境界；三是借助禅宗美学意蕴，表达自己追求自然和空灵的心境；四是透过禅宗美学意蕴去展现自己对闲适生活的向往。李小山《试论郑谷诗歌的末世文人心态及艺术表现》（《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一文提出郑谷心态具有衰飒之气和悲郁底色。文章认为郑谷诗歌继承了贾岛、姚合“苦吟”作派和“逃禅”习气，发为末世清幽孤寂之吟，也不乏僧禅韵味的自然流露。辛馨《许浑诗歌创作的地域文化阐释》（《黑河学院学报》2022年第10期）一文认为许浑一生的出处行藏及其诗歌创作与其家乡润州关系都较为密切。文章将许浑与润州相关的诗歌分为送别诗、酬唱诗和题咏诗三类，作者认为这些诗歌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润州的地理、宗教、农业及其隐逸文化等。刘春景《高僧与俗人之间——论唐代诗僧齐己的“俗化”问题》（《唐都学刊》2022年第3期）一文立足齐己诗作，认为齐己作为一名高僧，追慕并效法慧远及白莲社成员，试图与世俗权力保持距离。同时，受晚唐五代禅风日趋俗化的影响，齐己生活亦有俗化的表现，如蓄积私财，服食丹药，与友互赠贵重物品等。文章认为齐己俗化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唐末社会风气的影响；二是禅宗教义遭到破坏；三是齐己在江陵府受到礼遇。杨成凌《晚唐选家对元稹诗歌的审美接受》（《新纪实》2022年第6期）一文通过对《又玄集》《才调集》的版本流传、审美倾向、选录情况等进行梳理，窥探晚唐及五代时期文人士子对元稹诗歌的审美接受态度。霍志军《出土墓志所见晚唐翰林学士崔凝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和孟国栋《<李朋墓志铭>与郑谷生年新证》（《江海学刊》2022年第2期）是学界重视并利用地下考古发掘新成果，推动古代文史深入研究的两篇例证。霍文立足新出土《崔凝墓志》，考证崔凝科第仕宦的事迹。孟文依据新出土墓志铭，推考郑谷生年为大中七年（853）。
另外，2022年晚唐五代诗人或诗人群研究的硕士论文有：贺卓妮《昭宗时期韦庄游踪及心态考论》（延边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阮云艳《五代谭用之诗歌整理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婷《张祜的政治命运与诗歌创作》（浙江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郑毓姝《李咸用及其诗歌研究》（闽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蔡雅茹《李郢及其诗歌研究》（闽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槿《唐大中十年至十四年襄阳诗人群体研究》（南昌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
王宇《<二十四诗品>“诗化”批评模式分析》（《汉字文化》2022年第7期）一文从意象的组合与意境的营造两个角度解读《二十四诗品》的“诗化”，归纳出“诗化”批评方式的价值与不足。清代以来，学者们关于《二十四诗品》是否具有体系这一问题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以“周易体系说”最具代表性。各种“周易体系说”或侧重于总体架构，或侧重于各品顺序，或二者兼而有之。章华哲《<二十四诗品>“周易体系说”辨析——兼论<二十四诗品>体系问题》（《海峡人文学刊》2022年第1期）一文着重对“周易体系说”进行梳理与辨析，并对众多学者热衷于为《二十四诗品》架构体系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及其所反映出的问题进行探讨。文章认为一百多年来众多学者都热衷于探究其体系，其原因有客观、主观两方面。客观上看，这与近代以来的治学风气有关，“宗经”“原道”“六经注我”等文学观念以及“天人合一”、对数字敏感等文化传统亦是重要影响因素；主观上看，这背后也有着微妙的阅读心理在发挥作用，越是朦胧难解的作品，往往越能够引发人们“探秘”的兴味。谭宏旭《<二十四诗品>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德育课程的价值与路径研究》（《名作欣赏》2022年第26期）一文从奋斗观、审美观、学习观和生态观四个角度挖掘《二十四诗品》中的德育元素。文章提出对《二十四诗品》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或将传世格言与《道德与法治》课程相结合，是将《二十四诗品》有效融入初中德育课的路径之一。
2022年司空图或《二十四诗品》研究的硕士论文有：任美云《司空图“全美”思想及其实践》（青海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琦《清代<二十四诗品>接受研究》（山东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
吴晨骅《李煜词的章法新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0期）一文提出李煜现存词作，存在锁链结构、双层结构、点面结构、圆形结构四种主要的章法结构。文章认为李煜综合应用这四种结构，并借助过片处的暗转、使用问句、打破单句长度限制等发挥结构性作用的词句细节处理，实现了全篇浑融的艺术境界。谷文彬、秦凡森《论李煜词中暮夜书写的作用及其成因》（《邵阳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一文以李煜词中涉及暮夜书写的20余首词为研究对象，认为李煜对暮夜的偏爱，是由于外界环境的骤变、阶下囚的困境使他把目光转向夜晚、转向自身，并将自己的所思、所感融入作品之中；加之李煜的敏感与多情，也催生了他对暮夜独特的审美感知。王强力《从“当行本色”反思李煜与李清照词》（《名作欣赏》2022年第8期）一文认为“当行本色”这一历史概念，每个阶段的所指要求不尽相同，后一阶段是在前一阶段上的继承和发展。李清照词实是李煜词的继承和发展，二人之词各自为相应阶段“当行本色”的代表。
邵启凤、王为刚《南唐冯延巳任职宰相考》（《东吴学术》2022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文献的综合分析，得出冯延巳曾三次担任同平章事，分别为保大四年正月到保大五年四月（由中书侍郎提拔为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罢为太子少傅）、保大十年三月到十一月（由太弟太保、潞州节度使提拔为左仆射、同平章事，罢为左仆射）、保大十一年三月到显德五年五月（由左仆射提拔为左仆射、同平章事，罢为太子太傅）。文章认为有关文献记载的冯延巳第四次担任同平章事并不存在。朱馨悦、颜庆余《冯延巳词中的自省意识》（《汉字文化》2022年第23期）一文梳理冯延巳词中“酒”“水”“镜”三个意象，作者认为这三个意象在冯延巳的自省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并为词人不同风格的作品提供深层情感结构上的文化心理背景。
涂慧《<花间集>的现代审美症候与福瑟克的对等译介诗学》（《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一文从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传播角度出发，提出美国汉学家罗伊斯·福瑟克译介的《花间集》具有不可忽视的阐释价值和诗学启示。文章认为就阐释角度而言，福瑟克从普遍审美意识和现代性理念出发，对中国花间词予以现代性体验和创造性阐释，认为它具有现实超越性、文本自律性、人工技艺性、创造想象力、主题多义性等特点，契合并遥指19世纪晚近西方兴起的现代审美症候。就译介诗学而言，福瑟克从跨语际译介和跨文化诗学出发，重视词作的结构布局与意象安排，关注词体形式的诗学维度及其与主题的关联，以“结构对等翻译法”赋予译文结构形式以审美意义和诗学价值。
郑文焯（1856—1918）是晚近词学大家，其批校本《花间集》今藏上海图书馆，是值得重视的花间词研究史料。杨传庆《郑文焯批校<花间集>三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2年第1期）一文提出郑文焯批校本《花间集》中，有三个内容值得注意。第一，郑文焯认为温庭筠《金筌集》是诗词合集，非词专集。第二，郑文焯提出《花间集》“非选家例”的推断。第三，《花间集》具有明显的曲子词总集特征，令曲体例不一。文章认为郑文焯对《花间集》令词体例的考察，虽然未必准确，但并不拘泥，体现了清季学人对令词体例的可贵探索。蒋昕宇《<花间集>的庭院建筑空间书写与词体体性建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一文认为花间词人对庭院空间的书写，表现了唐末五代宫廷怨妇、女冠和闺阁女性不同的生活心理状态。文章提出花间词人对门窗、屏障、帘幕等边沿空间格外喜爱，不同词人对该抒写方式的认同或背离，建构出词体体性的内在差异，也为后世词体体性建构提供新的可能性。王雨晴《论花间词中的闺阁器物意象》（《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一文对《花间集》闺阁器物意象进行分类统计。作者提出《花间集》500首词作中，器物意象共计240种，出现603次，包括帘帷、衾枕、屏风、香熏、灯烛、乐器和镜匣扇笼七大类及其下属众多品类。文章认为众多闺阁器物外观审美上，呈现富贵精奢之貌、鲜明亮丽之色、轻薄纤巧之质与清新淡雅之韵。艺术表现上有聚焦动态感、营造光影感、构建层次感、刻画细腻与综合运用多种感官的特色。沈传河、刘睿《<花间集>里的边塞情结》（《宜春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一文提出《花间集》词作在“主调”之外，边塞词是重要的“花间别调”之一。作者认为其边塞情结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边塞闺阁两相思念的情愁，二是对立功受赏的渴求，三是对连年征战的厌恶，四是对边塞风光的不同感受。罗玉清《<花间集>中“青”词群研究》（《名作欣赏》2022年第3期）一文统计《花间集》中“青”“绿”“碧”“翠”四个颜色词的使用情况。文章认为花间词人对“翠”“绿”构词使用最多，较喜欢用颜色稍浓郁的颜色词，在使用上大多使用其颜色义而非社会义。花间词人利用颜色的明亮艳丽增添环境的色彩感，带来突出的视觉对比效果，塑造出“香软绮媚”中“绮”的特质。李彦湄《<花间集>中的“眉”意象及其文化意蕴》（《文化学刊》2022年第6期）一文统计《花间集》中“眉”的称呼和形态。文章认为男子对闺阁女子之“眉”，在细节上的自然刻画，表现了花间词人对女性的关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柔婉纤美的“眉”意象也是作者境遇上的不得志等情感的流露，一定程度上是封建男权文化的折射和反映。武亚雯、张春梅《论花间词内外部空间的书写——以温庭筠与韦庄词为例》（《汉字文化》2022年第22期）一文认为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本色词以内部空间的书写建构了以女性生活空间及其内心世界为核心的文学审美；同时，以韦庄为代表的词则构建了动态社会空间图景的“花间别调”。花间别调词抒情主人公大多是男性，以男性视角写景抒情，寄寓个人身世之感和家国情。这极大地拓展了花间本色词的词境和审美空间，使花间词不再局限于幽闭闺阁的内部空间，而呈现出更广阔的艺术表达。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在研讨词体美感特质过程中提炼的重要概念，涵盖作者创作、文本空间和读者接受三个层面。王方文祺、方盛良《论<花间集>中的弱德之美及其差异性——以温庭筠、韦庄为中心》（《皖西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一文对照分析了温韦词弱德之美的差异性。
符继成《“画屏金鹧鸪”与“弦上黄莺语”新解——<花间集>温、韦词风的叙事学分析》（《深圳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一文用叙事学理论分析温庭筠和韦庄的代表作《菩萨蛮》，并探讨二人词风差异的原因。张杏《从情景融合的运用看词体在发展初期的演进——以敦煌曲子词、<花间集>、冯延巳词为例》（《德州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一文从情景融合运用的角度出发，分析敦煌曲子词、《花间集》、冯延巳词。文章认为敦煌词以情感表达为主，景物处于次要位置，未能留给读者过多的回味余地和联想空间；《花间集》景物描写占据主体地位，情感表达往往只是某种情绪的偶然流露，造就出能引发更多联想又无法确指的“中间地带”；冯延巳词景语作用极大提升，“景”句有了独立承担情感甚至容载深邃意蕴的能力，实现了景情的深度融合。黄静《温韦词女性形象的异同及形成原因探析》（《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一文认为韦词中女性身份更为多样化，韦庄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更鲜明。作者认为这与温韦两人所处的时代、人生经历及其对传统“美人”意象的继承都有密切的关系。
陈鹏宇《率真与含蓄——浅谈韦庄词的艺术风格》（《名作欣赏》2022年第17期）一文认为韦庄词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文章认为韦庄词除去用语上的天然真率、抒情上的直露之外，其词中喜用铺叙之法，而铺叙带来的曲折效果和抒情的不完全性一同构成韦庄词中不易察觉的隐性特点。沈芳《论韦庄词的叙事性特征及其抒情风格》（《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一文认为韦庄词具有完备的叙事要素与清晰的叙事结构，认为其词中使用独特的叙事视角与多样的叙事手法。作者提出韦庄词的叙事性特征承前启后，在词学史上有着承接、转化、生发的独特地位，为后人的诗词创作提供了一个范型。孙海鹏《论韦庄词中时间的表现形式》（《名作欣赏》2022年第5期）一文将韦庄词作的时间表现形式划分为直接型时间表现形式和间接型时间表现形式两类。文章提出韦词的时间表现形式以“春”“夜”为主，直接表现时间的词语具有间接化倾向。《秦妇吟》是韦庄的一篇叙事诗，然《秦妇吟》没有传世本。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相关写本14件，廖小红《敦煌写本<秦妇吟>综合研究》（《平顶山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一文以敦煌写本为切入点，阐析敦煌写本《秦妇吟》的形制、功用及传抄流布等。文章提出现存14件《秦妇吟》写本的保存形制主要有三种，即卷轴装、册子本与残片。从写本的功用来看，又可分为文士写本、学郎写本和讲唱写本三类。文章认为《秦妇吟》在唐末五代时期的广泛流传，与诗歌内容、传抄人群、社会环境以及传播方式都密切相关。罗曼《百年来韦庄研究的“竞”与“未竞”》（《宁夏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一文分别从韦庄集整理与文献研究、韦庄生平及行迹考订、韦庄词研究、韦庄诗研究、《又玄集》与韦庄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作了研究述评。文章提出当前韦庄研究尚存在“基础研究瓶颈化”“研究视角狭窄化”“研究方法静态化”等问题。作者认为将韦庄诗、词、文、选本等相结合进行联动研究，并将其作品置于唐末历史图景中进行互动研究，或许是未来韦庄研究的新思路。廖小红《<秦妇吟>作者的叙事学考察》（《保山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一文认为《秦妇吟》一诗从叙述者的层面来看，讲述了人物在战乱中的生活与经历；从隐含作者的层面看，诗歌揭示了黄巢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厚灾难，揭示了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批判。
王雯婧、明言《温庭筠乐评诗作初探》（《音乐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一文立足文本，从音乐描写角度分析温庭筠乐评诗，如《夜宴谣》《弹筝人》《郭处士击瓯歌》《觱篥歌》《舞衣曲》等，认为就“摹写声音”的细腻度、艺术性而言，温庭筠乐评诗皆不可小觑。胡文梅《温庭筠乐府诗中的“春”意及其审美意趣》（《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一文整理和分析了温庭筠乐府诗中与“春”相关的诗歌，并归纳了其诗歌的审美意趣。文章认为温庭筠乐府诗中与“春”相关的作品体现了清新的自然美和浓艳的艺术美，这两种艺术风貌和审美体验是诗人唯美主义的诗歌追求。侯佳宁《温庭筠对李贺乐府诗的继承与创新》（《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一文认为温庭筠乐府诗对李贺的继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隐曲折的抒情方式，二是诗中多塑造富贵美人形象，三是新奇秾丽的艺术风格。创新则体现在使用客观化手法、采用多感官描写和深化李贺诗风中“艳”的一面。廖明星《明代温庭筠诗接受研究——以明代唐诗选本为中心》（《唐山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一文考察明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唐诗选本选录温诗的情况。文章认为明前、中期“诗必盛唐”的诗学理念使此一时期温诗的接受度不高；明后期随着文人选家诗学理念的转变，晚唐诗不再被极端忽视，温诗的接受度也稍有提高，其艺术价值也逐渐得以被发掘。这一变化为清代学者如金圣叹、贺裳等人进一步认识温诗价值奠定基础。
朱红《规则的对应与逾越——唐五代笔记小说中人物的饮食行为与道德形象》（《复旦学报》2022年第1期）一文以唐五代笔记小说为中心梳理书写饮食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以饮食细节描写人物道德品行的多种模式，阐述了唐人的道德书写与饮食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对应规则。文章认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饮食行为描写与人物形象之间关联紧密，通过饮食行为描写人性的良善与卑鄙，并出现情节反转，此类反转加强了对人物真实形象的刻画。周承铭《论晚唐小说<东阳夜怪录>主题与创新成就》（《集美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一文提出《东阳夜怪录》的主题思想是通过描写往返科举道路经历的艰辛困苦、意外惊吓与莫名屈辱，反映求仕者从身体到精神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发泄求仕失败的抑郁和悲伤。《东阳夜怪录》最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价值是作品突出人物在故事中的主体地位和导向作用，从而比较自觉地实现作者的主观表达意图。周承铭《略论晚唐小说<灵应传>的思想主题及价值》（《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一文提出《灵应传》的写成时间至少应是唐僖宗中和元年后。文章认为小说通过孝亲与守节、守义与守节、仁爱与守节等一系列道德冲突凸显守节的特殊与重要，赋予守节在伦理道德系统中的至高地位与价值。朱越《由母题叙事看<酉阳杂俎>叙事艺术》（《汉字文化》2022年第8期）一文认为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选用民间常见的母题叙事的同时，还叠加其他的故事模式。作者提出《酉阳杂俎》的整体叙事艺术复杂而独特。郑雅匀《论晚唐传奇集<潇湘录>的小品化倾向》（《新纪实》2022年第16期）一文认为《潇湘录》采用讽刺、议论等手法，在内容上多关注社会现实、抨击黑暗，思想上反对虚幻的宗教观。这突破了以往谈神论怪、传达虚幻的传奇文体局限，呈现出与晚唐小品文相近的倾向，显示出向宋代文风过渡的特点。
王见楠《从咏物题材看晚唐诗歌与词的互动》（《新余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一文认为在晚唐诗词趋近的交互影响过程中，咏物题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者提出晚唐艳情类咏物诗与词在审美倾向上共趋精致绮艳，造境手法上皆善以微物寄幽情，咏物诗和词共同表现出情志相悖、既哀且伤的创作特征。王见楠《晚唐花鸟画与咏物诗的融通》（《大连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一文认为在题材内容上，晚唐花鸟画与咏物诗皆长于借微物抒怀，侧重表现花木鸟禽的细微情状。花鸟画元素依托画壁、屏风、扇面等载体频频出现在晚唐咏物诗的意象世界中。同时，花鸟画的折枝式构图，能够从色彩特写与意象结缀两方面为诗人咏物注入绘画艺术的审美特质。仲瑶《玄学视域下的中晚唐五代“苦吟”与诗学发覆》（《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一文认为中晚唐五代“苦吟”之风有着深刻的哲学根基和美学意蕴。文章提出就方法论而言，魏晋玄学“言意之辨”在中晚唐五代苦吟诗中朝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由“言不尽意”衍生出对玄微之理和“象外之象”的追求；二是由“言尽意”发展为“苦吟”，并集中体现为诗格中的“磨炼”理论。同时，就构思方式而言，中晚唐苦吟派的冥搜也蕴含对天机与兴会的重视。王荣《晚唐宴饮诗中的情感内蕴及审美意象》（《文学艺术周刊》2022年第12期）一文认为悲凉感伤之情是晚唐宴饮诗的主流情感。孙振涛《论唐僖宗避难入蜀时的巴蜀文学生态》（《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一文认为唐僖宗寓蜀期间，南衙阁僚主宰文坛自成群落。寓蜀朝廷中和年间两次开科取士，此举吸引各地文人热情关注。蜀中科举考试，对巴蜀文坛的生成态势和文学创作影响深远。作者认为唐僖宗入蜀，不仅将川蜀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而且还造成人口大量迁徙和文学板块的重组。
2022年以晚唐五代诗风、笔记小说为研究选题的硕士论文有：任杰《中晚唐笔记小说书写偏好及审美转型研究》（黑龙江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向卉《中晚唐讽谕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李姝睿《晚唐诗歌泪意象研究》（吉林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敬一丹《韩鄂<岁华纪丽>文献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综合来看，2022年晚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学界研究更趋于精致化，扩宽了晚唐五代诗人研究的广度。同时，本年度对于花间词人和《花间集》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且温韦之比较研究仍是学界热点问题之一。另外，本年度晚唐五代文学研究亦加深了对传奇小说、小品文的研究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