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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有关中唐文学研究的论文，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所编《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两者统计，约有百二十余篇（不包括白居易、元稹、韩愈三家）。与往年相较，论文数量有所下降。总体而言，宏观综合性研究与以往大致持平；作家作品研究数量有较大萎缩，高水平论文占比亦有所下降，但在运用新材料与文献考辨研究方面，则有一些值得称道之作；传奇小说研究虽整体突破不大，却也不乏深入思考而见新意者。以下就其中之出色者，略作介绍。
本年度围绕中唐文学宏观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有十多篇，其中围绕中唐贞元诗风、中唐文学生态、中晚唐“苦吟”诗风与诗学、中唐文章观念新变、中唐的骈文批评以及晚清文人的“中唐”想象与建构等的研究，尤见出色。
就整个中唐诗歌研究而言，学界于贞元诗歌的关注，似不及大历与元和。本年度罗时进的《贞元时代的南北文学集群及其诗风趋尚》（《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一文，则就贞元诗歌特征及其意义做了新的探讨。作者认为，讨论大历与元和文学应与贞元文坛的存在协调起来，看到三个阶段发展演变的连续性、复杂性，注意贞元时期因文学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而形成的一系列新特点。文章通过对贞元京师台阁文人及创作与江南文人集群的形成及影响的分析，指出贞元文坛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是文坛出现了江南化的倾向；二是文学理论形成新的驱动力；三是诗歌创作形式与风格走向多元化；四是诗歌题材更多世俗性与日常性；五是精神向度趋于娱乐化与宗教化。认为前人谓贞元、元和间诗道始杂，然正是贞元诗道之杂，为元和开启了法门、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动力。文章还对李肇“贞元之风尚荡”中“荡”之义重做了检讨，以为贞元之风绝非一个“荡”字所能涵盖，走出“尚荡”看“贞元之风”，对于研究中唐诗史以及整个唐代文学史都是必要的。
“苦吟”是中唐至晚唐五代诗歌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学界对此曾多有讨论，本年度仲瑶的《玄学视域下的中晚唐五代“苦吟”与诗学发覆》（《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一文，则对“苦吟”诗学中的深层议题及其历史发展脉络做了掘发与阐释。其认为“苦吟”是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六朝文论在唐代诗学中的一种重要实践与发展，以“作者”自居的苦吟诗人将诗上升到幽远玄微的“诗道”层面，玄学的审美与超越意蕴也被一寓于诗，“诗”成为这一畸零群体安顿灵魂的不二之途。其沿六朝“言意之辨”，一面由“言不尽意”“文外之旨”衍生出“重意”“含蓄”“语穷意远”“象外格”等批评概念与命题，一面则由“言尽意”走向“苦吟”“磨炼”以求自家面目。“苦吟”也蕴含着对“天机”“兴会”的重视，且以“清新”“自然”为一以贯之的诗学追求。由于“苦吟”诗学对宋人诗学乃至明清诗学诸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故对其诗学、诗史意义与价值也有待重估。
钟志辉的《文学交游的自觉与中唐文学生态》（《长江学术》2022年第1期）一文，则从文人的交游关系变化分析中唐文学的新特点。作者以“交游的自觉”概括中唐文人交游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一新变亦渗透于中唐文学的诸多新现象中。一是诗文唱和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文学互动表现为跨地域、长时段的特点，文学传播因之呈现网络状；二是文学交游的文本与文体的变化，书信被大量运用，其讨论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元，联句唱和在文人交游中呈复兴之态，其形式、风格也发生了新变；三是文学交游的心态与动机的变化，表现出强烈的论辩、竞争色彩。文学交游自觉与以文选士科举制度成熟的背景有关，同时“交游的自觉”也促进了中唐文学良性生态的形成，并为中唐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内在动力。
中唐文学突出的特征是新变，不过阐释新变的原因与新变的内涵，显然更富于挑战性。本年度吕家慧的《史学意识与中唐文章观念的新变》（《复旦学报》2022年第4期）一文，则就此做了出色的分析。作者立足于文章观念的变化阐释中唐诗、文新变，并从史学意识的渗透与影响对之做出揭橥。认为初盛唐文章是盛世文学观，其以《易传》人文化成及《诗经》雅颂传统为基础，强调文章润色鸿业、颂美盛世的功能；而中唐以后盛世不再，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兴的文章观念，其立基于《诗经》之美刺传统及《春秋》的褒贬观念，强调文章在重建理想秩序中，改善政治、改良道德的作用。以文章改造社会乃中唐文士的共识，元、白与韩、柳作为中唐诗、文代表，前者重建诗学，强调《诗经》之美刺，后者提倡古文，发挥《春秋》之褒贬，其说虽异，精神实同。诗之美刺，重在直言实录；文之褒贬，则出自对《春秋》的重新阐释，两者都体现出浓厚的史学意识。中唐这一文章观念的新变，乃是中唐文学大变革的重要原因。
相较于中唐古文研究，骈文则较少为人所关注，本年度于景祥、张力仁的《中唐骈文批评中的功利派与折中派》（《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一文，则于此展开讨论。文章从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的角度，对中唐时期的骈文批评及其地位做了论析。认为中唐时期的骈文批评虽门派甚多，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则主要有两派：一派是功利派，其特点是着眼于政治教化，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角度，大倡散体古文，反对骈体；一派是折中派，其特点是从折中的角度出发，对骈散两持其平，批评古文家对骈文的过激态度，想强调用骈用散顺其自然。前者以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为代表，后者则以皎然、裴度等人为代表。文章对上述两派的特点做了具体分析，并指出中唐时期两派骈文批评的出现，不是文学批评的退步，而是巨大的进步，反映出当时骈文批评的深入，说明中唐文学批评家们在文体意识上明显超过初盛唐的先辈们。
“中唐”的意义，在文学、历史以及学术史、政治史等层面，都有值得关注之处。本年度郭文仪的《晚清文人的中唐情结与文化想象》（《国学学刊》2022年第1期）一文，即就晚清士人对“中唐”的认同与想象做了梳理，分析了他们的不同体认。作者将晚清不同时期的士人的“中唐”体认分为三种，即道咸至同光中兴时期，主要是对贞元、元和士人士气昌昌的社会责任感的认同；光绪中后期主要体现为对贞元、元和士人所处变革时代的无奈挣扎与政局多变的体认；以及对贞元、元和士人所经历的时代悲剧和个人命运悲剧具有相同的感伤。而晚清士人又多身兼朝士、文人与学者之职，故其对贞元、元和士人的心理认同也影响到他们对学术史中“中唐”价值的判断，其中围绕元和诗史的论证，即有陈衍的“三元说”与沈曾植的“三关说”，而陈寅恪则是对中唐的枢纽意义做出论述者。晚清士人对于贞元、元和的定位多是正面的，这与唐代史著与论著中对中唐士风与元和士风多有负面评价不同，因此，晚清诸老以自己的感受来建构中唐的士风与诗风，形成了一种关于中唐的情节与想象，在此基础上，中唐的枢纽地位在学术史与政治史序列中也得到确认。
如果说本年度吕家慧文是对中唐新变的一种宏观层面的论述，那么，陈文芝的《古文运动视域下唐代佛像赞的演变》（《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则是围绕一种具体文体就中唐文章新变所做的考察。文章指出，自六朝出现的佛像赞，至唐则出现了序文散体化、赞文不局限于四言偶句的现象。序文散体化表现为采用介绍造像者的史传格式、以倒叙或插叙方式记事、引用人物话语、采用第一人称外视角，塑造出虔诚发愿的人物形象特征。细节与情感的真实可信在序文中得到强调。赞文则或改变四言的章法安排，或采用七言等形式，以便于流畅地叙事抒情。佛像赞中教义的言说和画面的描述让位于叙事言情，带来了文章体式的改变，使这一实用文体具有文学性和形式美，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在宗教韵文中得以交汇。这些变化，应被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个环节，也可借此看出宗教信仰与文体改革之间的张力。
除上述诸文，本年度吴夏平的《神人之间：晋唐“桃源”形塑与流变》（《南京师大学报》2022年第1期）一文，论题虽非集中于中唐，但论述自晋至唐“桃源”的形塑与流变而涉及中唐的相关作家与作品，也可资参考。尤其是对刘禹锡《桃源行》与其后谪居朗州时所作《游桃源一百韵》的分析，以及由此引出的图经与桃源图、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差异及关系的讨论，都颇有启发意义。
本年度作家作品研究涉及的中唐作家约有20余人，包括元结、韦应物、皎然、钱起、卢纶、李嘉祐、朱湾、司空曙、李华、独孤及、陆贽、梁肃、权德舆、符载、王涯、王建、贾岛、姚合、李贺、陈鸿、吕温、李幼卿、李虞仲、刘禹锡、柳宗元等。
元结研究，本年度肖献军《论元结的“漫家”思想及其思想史意义》（《海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是较出色者。文章从元结“漫家”思想形成因素、“漫家”思想四个维度以及“漫家”思想的后世接受与传播三个层面，对元结“漫家”思想之形成及特色做了分析，并从思想史的角度，揭示了其在后世的影响。肖本年度还有一篇元结文献研究的论文《<元结年谱>补正》（《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对孙望、杨承祖之《元结年谱》，结合新资料做了修订补正，也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围绕皎然研究，本年度金建峰《僧身与士心：论皎然诗歌的现实性》（《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高帆《从皎然题画诗看其佛教思想与诗、画观念的融通》（《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以及张培峰《唐代诗僧皎然生年新证》（《古典文学知识》2022年第1期）三文，皆不乏作者的新思考。金文认为皎然虽是一位僧人及诗论家，但无论是为僧前还是为僧后，都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作。这些诗歌的现实性表现在三个方面：求仕不畅，抒发怀才不遇之感；身遭战乱、忧心国事，体现忧国忧民之情；赞扬边塞将士保家卫国、英勇杀敌，体现爱国之心。皎然诗歌的现实性实际上是一位生活于伟大时代背景下身为僧人却士心不已的亦僧亦士文学家的典型文学创作表现。高文则就皎然题画诗展开讨论，分析其中的佛教思想与诗、画观念的关联，认为皎然的题画诗不仅渗透着其诗学观点，还反映出他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对绘画的独特见解。具体表现在，联系佛教中的“作用”论，其认为诗画创作都需要精心构思；结合佛教的真实观，认为诗画创作应当体现真风格；受佛教空观思想影响，论诗强调取境，书画注重取势，“气韵”与“体势”密切相关，取势得当而后“气韵”自高。张文则就皎然的生年问题，通过文献细读，指出学界所定生年有误，认为学界考定皎然生于720年，衡以所依据之诗，实则对诗中诗句理解有误。皎然之生年虽不能确定，但作者也提出了合理的推测。
卢纶为大历十才子之一，本年度吴淑玲、宋波的《卢纶生年新考及卢纶诗作中生年诗句新解》（《保定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结合卢纶诗作及其父、母墓志及弟卢绶墓志信息，并联系卢纶所处时代的边境战争，对卢纶生年作了新的推考，认为学界关于卢纶生于737年、739年之说俱不可靠，生于748年之说亦不准确。综合各种材料，推定卢纶应生于天宝元年（742）。
独孤及、梁肃、权德舆是著名的古文家，其文学思想与观念，应是中唐文学研究值得重视的论题。本年度刘青海的《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文学本体论试述——围绕言志、缘情之说及文道观的发展》（《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一文，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围绕言志与缘情以及文道论的发展，对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的文学思想做了分析，认为独孤及标举以王道教化为本的言志论，梁肃提倡“先道德而后文学”，都属于古文家一派的文学本体论，但他们在发展传统言志、比兴说的同时，也使用六朝以来流行的缘情说。权德舆对独孤及的言志论有较多的继承，但他倡言“缘情放言”、肯定“丽藻”“清词”，甚至有“焕然丽藻，丕变时风”的表述，结合其创作看，总体上是偏于缘情的。在这种复杂、多重的表述语境中，不但传统上被视为正宗的言志说获得了新义，更重要的是被视为六朝绮靡诗风之根源的缘情说也被赋予了新内容，因此，可以说在中唐诗文的创作实践中，某种意义上言志、缘情两说获得了新的统一。
同样关注中唐古文作家及其文学的田恩铭《从独孤及到权德舆：唐代姻亲与文学补论》（《社会科学论坛》2022年第2期）一文则是由古文家之间的交往与姻亲关系，来探讨其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认为独孤及作为古文运动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其与权氏、崔氏联姻对于政事、文学产生群效应，对于中唐文学格局的形成意义巨大。李华、独孤及、权德舆构成了政事与文学并置的文儒集团，这个集团将政事与文学紧密结合起来，以交谊和婚姻构成稳定的交游群落。自独孤及到权德舆是古文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传承环节，由此韩愈、柳宗元陆续进入尊道而重文的阶段。姻亲关系能够发挥强化文学观念的作用，用联姻而形成合力，既能够助推文学观念的代群传承，也使得古文运动进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时期，这样的一个传承过程标志着文学实践的全面落实，古文经典化更是不可避免。
姚合与贾岛齐名，本年度涉及二人较出色的论文分别有张震英的《论姚合、贾岛诗歌清新奇峭之美学风格》（《广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与周衡的《论姚合五律诗的写作程式及其生成》（《中国韵文学刊》2022年第3期）两文。张文重在探讨姚、贾诗歌美学风格之幽赜，辨析二人风格中细微的同异之别。认为二人齐名并称，与其诗歌清新奇峭之美学风格密不可分。其诗中之“清”，除了与盛中唐山水田园审美主题一脉相承外，更多表现为形式上的“清词丽句”及风格上的“清幽清苦”，诗歌语言、格调与韵律方面也常常体现出清绝、清整、清硬、清峭、清奇的特色。二人诗“清”的特质同时也与弱、浅、浮等审美风格息息相关。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刻意求新”，不仅是对大历元和以来主流诗歌的变革，也形成了一种在立意、谋篇、遣词、造句、形貌、境界等等多方面全新的五言律体，并被时人追捧和后人认可。其诗中“奇”的表现也同中有异，姚诗可以“奇中藏巧”概括，贾诗则可以“大巧若拙”概括。二人的“峭”，除表现在总体风貌、声律、格调等方面外，也表现为一种在精神与人格上的追求。周文则以姚合的五律为中心，分析了其创作中表现出的程式化特点及其生成之因。文章结合姚之五律作品，从其诗歌结构、句法、对仗和平仄运用等方面，分析了其五律创作的程式化的具体表现，并认为这既是姚之诗人意识、“大众诗人”创作能力平庸的自然结果，也是中晚唐诗歌从规范化向自动化发展且精细化的必然结果。而套路性的写作程式一方面引导唐代诗人快速掌握律诗的创作路径，但也挫伤了唐代律诗求新求变的动力机制，导致唐代诗歌走向衰落。
本年度关于李贺的研究有多篇，其中葛晓音的《李贺部分七古中的“断片”现象及其内在脉理》（《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一文最为出色。文章集中讨论的是李贺部分七古中的“密集断片”现象，认为造成李贺诗中的这种现象，并非如古今论家所说是因李贺锦囊中碎句的凑合所致，而是出于诗人自觉的创作意图。通过对李贺此类作品内藏的意脉的分析，认为其中内在的理路大致有三：一是因典故意象的重组或融化成情景而隐蔽的脉理；二是在意象大幅度跳跃中暗藏的思路转折；三是在密集细节时断时续的堆砌中暗示的情思。此类诗之所以出现“断片”，乃是由于句意之间跳跃的跨度太大。而李贺之所以要违背传统写得如此断续晦涩，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要通过对七古跳跃跨度的探底，摸索中短篇古诗在表现方式和表现功能上的拓展空间。尽管李贺这种突破传统的做法容易导致晦涩难解，难以仿效，但其富有暗示性与跳跃性的意象组合技巧，对后世少数天才诗人如李商隐、温庭筠的表现艺术仍有极大的启发。
龙成松、张晖敏的《速度与激情之歌：李贺古体诗转韵技巧与诗风生成》（《中国韵文学刊》2022年第3期）讨论的则是李贺古体诗创作中的转韵与其诗风的关系。认为李贺诗以古体为主，而篇中转韵又是其显著特征之一，这一手法在其诗歌的章法布局、内容层递、诗境切换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李贺通过韵段长短的特殊处理与韵段位置的灵活排布，增加了诗歌速度、节奏的变化，打破了创作及批评传统“中和”原则的限制，形成了独特的文本张力与音乐效果，同时韵段又反过来放大了他诗歌跳跃、荒诞、意蕴多重而隐晦的特点。在这种相互作用下，转韵彻底化入了李贺独特诗风的生成之中。
本年度刘禹锡研究论文数量虽不及往年，但也有十余篇，其中有新意者，则有肖瑞峰的《唐诗之路视域中的刘禹锡》（《河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余莉的《先立言而后体物——刘禹锡的古文思路与审美倾向》（《天中学刊》2022年第6期）以及杨恬、张中宇的《明代刘禹锡诗歌接受研究——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平顶山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数文。
肖文主要从唐诗之路这一研究视角，分析了刘禹锡对唐代诗路形成的意义。认为在唐诗之路形成中，刘禹锡是功不可没的诗人之一。他一生命途多舛，因屡遭迁谪而与唐诗之路结缘甚深，其中与沅湘、岭南、巴蜀、京洛、浙西诸条唐诗之路皆有关联，一篇篇华章伴随着他跋涉唐诗之路的脚步适时而生，又反向滋润与丰富了这条道路，赋予其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刘对唐诗之路形成的最大贡献，在于其通过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勾勒与融合，赋予了这条诗路横亘千古的生气，使它变得鲜活、明媚与生动。
刘禹锡既是中唐著名诗人，也是重要的古文家，但因诗名之盛，文名反为所掩，其有关文章写作之理念，论之者鲜，余文则于此展开讨论。文章主要围绕“立言”与“及物”、“气”与“道”、“识度”与“精微”数端展开论析，认为刘禹锡的文章观念是以“立言”为基础，强调文章的“致君及物”的政治功用；创作路径上注重“气”与“道”，重视天赋与灵性；审美倾向上强调“精微”与“识度”，对形式上的“古文”与否保持冷静态度。刘禹锡以“立言”“及物”为基础的文学精神，与韩愈的古文运动异轨，体现了中唐士大夫复兴王朝的另一种努力。
杨、张文则属于刘禹锡的后代接受研究。文章主要通过对选录刘禹锡诗歌的相关唐诗选本的考察，对刘诗在明代的接受状况及其变化的原因展开分析。认为在明代前、中期，刘诗的接受度不高，甚至一度陷入低谷，至明后期，选本选录刘诗数量才略有增多，但仍低于白居易、元稹等中唐诗人。明人对刘禹锡的接受以七绝为主，对其律诗、古诗则多有批评。刘诗在明前、中期的接受整体热度低，与“和而正”“崇盛唐”的社会思潮及“正变”观念密切相关，明后期文化思潮趋于多元，中晚唐诗歌重受选家关注，故刘诗接受度出现起伏。
柳宗元研究历来备受学人重视，本年度的论文数量依然远过其他作家，约有20余篇，但高质量论文的占比则未能尽惬人意。较为出色者有王娟的《略论柳宗元的民族观及其当代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2期）、刘雨晴的《柳宗元文章取法诸子论及其文章学意义》（《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范晶晶的《黔之驴：一个文学形象的生成与物种迁徙、文化交流》（《民族艺术》2022年第2期）以及刘城的《柳宗元的人物传记对<史记>的师承》（《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数文。
柳宗元曾为少数民族地区行政长官且颇有政绩，这与其民族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故王文即因此而就柳宗元的民族观展开论述，并分析其思想来源。认为柳宗元的民族观包括华夷一体、夷夏若均、以夏变夷和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认同四个方面。其中“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思想是基础，“夷夏若均”的平等思想是核心，以夏变夷是以中原文化助力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认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是实现途径，是双向的互动互化方式。柳之民族观的来源，既受到儒家民族观的影响，也和唐代的民族政策、历史与现实以及其遭贬的个人经历有关。而柳宗元处理民族关系的智慧对当下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依然有借鉴意义。刘雨晴文则是围绕明清至民国时期柳文批评出现的柳文取法先秦诸子的观点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指出古代文论中有关柳文取法先秦诸子的议论主要集中于明清及民国时期，由此，文章围绕柳文批评中柳文取法诸子的议论以及明清及民国时期此论产生的背景做了概括与分析。认为这一时期子学的复兴，使得评文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四部之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式的梳理，也推动了文论家去勾连唐宋古文与先秦诸子之间的发展脉络。而对柳文取法诸子的强调，使其论辩文受到更多的关注，有助于改变柳文接受史中山水游记独受重视的局面。关于柳宗元寓言《黔之驴》的故事来源与所接受的影响，学界相关的讨论曾有所追溯，如有印度民间故事、拉封丹寓言以及《佛说群牛譬经》《百喻经·构驴乳喻》的影响等说，范文则结合物种的驯化与迁徙路径、文化交流中的继承与变异，梳理了“驴”从古希腊、印度到中国的形象变化，指出驴最早被驯化于近东，引入希腊后成为寓言中来自东方的他者形象，进入印度后染上了种姓色彩，而走进汉地后则丰富了文人创作与佛道传统。范文的这一研究视角与方法，无疑对于加深包括柳宗元《黔之驴》在内的中国文学有关驴书写的认识具有启迪意义。刘城文则就柳宗元的人物传记写作与作为中国传记文学经典的《史记》之间的师承关系做了探讨，认为柳宗元为下层百姓立传并加以颂扬，于文中或结尾发表议论以寓寄托，于他人传记中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为文尚“洁”与尚“奇”等方面，都体现出对《史记》的师承与开拓，柳对《史记》的推崇，不仅是其本人文章写作的精进之途，也是推动《史记》经典化的关键一环。
本年度与中唐作家相关的新出土文献研究，亦成绩突出，其中如杨琼的《新见唐文学家李华墓志考疏》（《文献》2022年第1期），黄大宏的《陈鸿<常府君夫人河东柳氏墓志>考释》（《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王守芝、严寅春的《大历诗人李幼卿墓志考释》（《滁州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王静、王荣艳的《唐李虞仲墓志及相关问题探析》（《保定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皆对相关新出土的墓志文献做了细致扎实的梳理考证，于相关作家家世生平及文学创作颇有推动与进益之功。此外，马聪的《唐刘禹锡书<崔迢墓志>辨伪》（《文献》2022年第1期）通过墓志文相关信息的辨析，指出此方墓志志文内容虽大致可信，但撰者、书者之信息当出于后人伪造，不可信从。对于读者正确认识此墓志标识的相关信息，也颇有价值。
有关唐人传奇小说研究，本年度论文约有30余篇，涉及的范围虽广，但新颖而富有开拓性的论文数量相对不足，以下仅就其中较为出色者略作介绍。
陈文新的《论唐人传奇的历史进程与风格流变》（《长江学术》2022年第4期）是一篇从宏观角度勾勒唐人传奇的发展与流变之作，而以描述不同阶段唐人传奇之精神气质与艺术风貌为核心。文章将唐传奇发展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认为从唐初到代宗朝为初期，此期唐人传奇带着六朝杂传记的印痕，渐趋成熟；从德宗起至宪宗止为盛期，单篇传奇臻于鼎盛，其特征是对“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的热烈关注，“传、记辞章化”这样一种新的叙事惯例逐渐完善；从穆宗起至懿宗止为中期，是传奇集创作大获丰收的时期：随着爱情题材作品的急剧减少，苦心构思曲折情节的作家占据了核心位置，裴铏、李复言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从僖宗起，延续到五代初为晚期，是传奇的衰退变异时期，陈陈相因的情节和连篇累牍的议论削弱了其美感魅力，尽管侠盗形象不乏新意。
关于唐传奇文体概念及其内涵的辨析，学界多有讨论，本年度仍有两文围绕此论题展开，但角度则有所不同。其中王庆华的《论宋人对唐传奇的文体定位》（《学术研究》2022年第8期）一文，是以围绕宋人对唐人传奇的目录归类来分析其对唐传奇文体的体认的。认为宋人将大部分唐人单篇传奇文归入集部之“传记文”，同时，亦将唐人单篇传奇文和传奇集看作“小说”，以资谈暇、广见闻的价值定位为主，反映了他们对唐传奇文类性质、特征、价值的认识判断，揭示了唐传奇作为一种独特文类的文体规范。宋人对唐传奇的文体定位为后世理解、认知唐传奇以及整个传奇体小说类型奠定了基础。宋人将唐人传奇介于集部“传记文”和“小说”之间的文体定位，也开创了集部之“传记文”与子部之“小说家”交叉混杂的传统。而王瑜锦的《名随事迁：唐传奇文体名称在后世之因革》（《语文学刊》2022年第3期），则梳理了自宋以降下迄民国不同时代关于“唐传奇”与“唐小说”概念的体认。认为在宋代，“唐小说”一词常作为唐传奇的代名词而使用，“传奇”则多指裴铏《传奇》一书。明清以降，“传奇”既可指唐代传奇小说，又可指明清戏曲文体，而“唐小说”此时仍然作为唐代传奇小说的代名词而出现，这一共存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民国。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小说史学科的成熟，“传奇”作为唐代传奇小说的称谓由此而确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小说”一词只是偶现，这一变化与民国小说概念的改易密不可分，其中鲁迅的影响至关重要。
借鉴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理念与方法，对于促进学术进步颇有意义。本年度也有几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分别是刘晓峰的《怪异与边界——对唐人小说中边界与秩序的个案分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7期）、张莉莉的《以西释中——论英美汉学界的唐传奇研究视角》（《文化学刊》2022年第5期）以及査屏球的《来去自由神俗通》（《读书》2022年第9期）。
刘文借鉴日本学者的“妖怪学”理论，对戴孚小说《广异记·唐参军》一篇中千年之狐赵门福为同类报仇的故事做了新的阐释。文章认为尊重古代社会存在的思想逻辑，不割裂古人的世界结构，用古人的眼睛看世界、理解世界，接受在假想和虚构的知识基础上再生产的文化历史为自己历史的一部分，是真正进入并理解古代世界的前提条件。故其认为从《广异记·唐参军》中的狐精复仇故事的内在逻辑出发，可探析古代中国世界的人域、妖域、神域之间的边界与秩序。认为这个古代世界是一个有天意、有情、有心的世界，是按照人的思想和逻辑安排的井然有序的世界，有关它的诸多想象虽不是真实的实在，但在这些想象和认识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巨大的精神世界却是实在的，且一直对古代社会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张文着重介绍了英美一些汉学家研究唐传奇新的理论与视角，认为英美汉学界对唐传奇研究存在传统的批评视角，但更多的是运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探究唐传奇文本言说的内容。文章主要介绍了阿德金斯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对唐传奇故事、蔡凯文借鉴维克多·特纳与布迪厄的仪式理论对《李娃传》隐藏的仪式文本，以及冯睿借鉴尤里·洛特曼文化符号理论对“南柯一梦”故事的阐释与分析，认为英美汉学界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对唐传奇文本意义的多维阐释，建构了无限衍生的多元、变化、不确定的意义阐释空间，给国内唐传奇研究带来深层思考。查文则主要介绍了杜德桥的《神秘体验与唐代世俗社会——戴孚<广异记>解读》一书研究《广异记》的理论、方法以及其阐释分析《广异记》所体现的特色与学术风格。认为杜的学术风格更接近欧洲早期东方学特色，即以解读东方文本与文献为基础，综合多学科知识说明与西方有异的文化特质，但杜的研究模式也不全然是复古的，他不仅吸取西方汉学界最成功的学术成果，也汲取了最新的研究方法，是旧中有新，旧而不腐，因而本身也就是可供人学习的新范式。
围绕唐传奇作者考证，本年度则有李小龙的《都城文化视角下<三梦记>作者及相关问题新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与王晶波的《李公佐身世新证》（《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两文值得称道。李文是就《三梦记》作者为白行简而做出的新考证。文章通过对《三梦记》文本的细读分析、文本不同版本底本的比勘、作家交往及行迹的梳理，并从都城文化观照等方面，对《三梦记》的作者为白行简做了进一步的新证。王文则是围绕传奇作者李公佐的身世展开的考索。学界认为唐有两李公佐，一为小说家李公佐，一为宗室李公佐，二者并非一人。文章通过对后者身世材料的梳理以及《古岳渎经》中相关人物关系背景的考察，认为两李公佐在官职、年龄、交往、行迹等方面都颇接近乃至巧合，因此说明两李公佐实为一人。
单篇传奇的研究，则以李博昊的《<崔炜>的墓葬想象与现实合契——兼谈南越王墓映现的民族交融与文化认同》（《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与周承铭的《论唐人小说<异梦录>的思想主题》（《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二文较为出色。李文从历史、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交融与文化认同等方面，对裴铏《传奇》中《崔炜》一篇做了新的阐述分析，认为小说以南越王赵佗的墓葬为切入点，对秦汉时期南越王国的政治、民俗、文化等诸多层面进行了摹写，其中既有想象的元素，亦有一定的现实含蕴，折射出其时岭南与中央王朝及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态；作品对墓葬形制及陪葬品等的描绘，与南越王赵昧墓所呈现的一致，映现出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唐人认知中的岭南风土及岭南气象。而周文则通过对沈亚之《异梦录》小说文本的深细解读阐发小说的思想与主题，认为小说描述的梦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向与意味。其中陇西公讲梦意在表白，姚合讲梦意在评判，沈亚之记梦意在担忧。小说主题是劝谏当政掌权者真心纳士用贤，奉行礼贤接士之道，对满怀憧憬登门求仕的文人士子应给予充分尊重，对治下幕客应充分重视并加以重用。
本年度还有两篇综述之文值得一提。一为陈才训的《唐代小说研究七十年——以研究的维度与问题的考察为中心》（《文学遗产》2022年第4期），一为贾彦彬的《日本唐传奇研究综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2年第3期）。陈文依问题与维度，对七十年来的唐人小说研究，从十个方面做了梳理与概括，同时也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就唐代小说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贾文则对自进入现代以来的日本唐代小说研究，分别从文献整理研究、文学史论研究、文学艺术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几个方面的主要成果与成绩做了介绍，概括其研究方法与视角的特点，评点成绩与不足，以期为中国的唐代小说研究者提供借鉴。两文对于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展开进一步思考，当不无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