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依据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统计，2022年盛唐文学研究的论文及相关论著共约200余篇（部）（不包括李白、杜甫、王维），与往年基本持平。从内容上看，盛唐文学的整体研究、山水田园诗派和孟浩然研究、边塞诗派和相关作家研究及张说、张九龄和其他作家研究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在运用文献考证和文本阐释等传统方法的同时，也引入了文学地理学、音乐文学、“唐诗之路”等新研究视角，关注到了新出石刻墓志等新材料。现择要综述如下。
2022年盛唐文学整体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杜晓勤《唐代文学的文化视野》（中华书局2022年）一书采取文学史研究与文化史观照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梳理了唐代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书中第二章至第四章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角度切入对盛唐诗歌精神的形成与内涵进行了整体思考，认为无论从诗歌的情感质素还是从艺术形式上看，初盛唐诗歌都不全是对南北朝诗歌的一种反拨，而是在递嬗渐进中对南北朝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并从“士庶力量之消长”“地域文化之整合”两条线索着手，对初盛唐诗歌的文化历程进行回顾，追溯盛唐诗歌文化精神的形成过程和动因。张效民的《张九龄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年）是一部对张九龄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专著。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不同史料，考证辨析，厘清史事，提出新论。全书共五章，第一章为研究述评，针对2005年至2020年张九龄的相关研究论著，明晰目前张九龄相关研究的进展和疑点。第二章至第五章为专题研究的系列文章，作者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辨析，对于张九龄之父张弘愈生卒年、张九龄赴举时间、开凿大庾岭路时间、沈佺期考功受赇案等较长时期内莫衷一是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得出了新的观点，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参考。
在古籍整理方面，李翔翥整理有《孟浩然诗全集》（崇文书局2022年）。该整理本后出转精，充分吸收了历代学者的成果，对孟浩然的诗歌、散句进行辑佚，共收诗二百七十五首，残句三联，是目前最全的孟浩然诗歌辑本。在编排体例上，按诗体即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排律、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句、七言句分类编次，并采取汇校、汇注、汇评的方式，在每首诗后均附有题解、校勘、注释以及历代名家评点。另有补遗部分，收录误入孟集或有争议的作品；附录部分，收录孟集序跋、史书志传以及唐人有关孟浩然之诗文等。该书资料性强，文献价值大。
在学术期刊方面，丁放《再论李林甫与盛唐诗坛》（《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探讨了李林甫“尤忌文学之士”的多方面的原因，认为主因是其为固宠而谋立寿王为太子，结果失败，忠王立为太子，他因此十分忧惧，一直设法废太子，而以张九龄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文士，是他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障碍，这也就构成了他与盛唐文学之士矛盾与斗争的主线。李林甫对身居高位的“文学之士”无情打击、痛下杀手，对普通文士则予冷遇，并操纵官吏的铨选，为所欲为。李林甫的所作所为，对盛唐文坛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改变了不少诗人的生活与创作道路。
万伯江《盛唐诗人群体的构成与分野》（《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一文研究方法新颖，运用文献分析与统计学的方法，依据《全唐诗》《河岳英灵集》及唐人唐诗选本对诗人的存诗数量与诗歌名篇入选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确立开元天宝时期的核心诗人群与边缘的中小诗人群。并在开元天宝时期诗人分类问题上提出了几种新的思路：一是从时间上考察，分为“年辈较长，在开元以前已经成名，进入开元以后依然作为诗坛的重要力量而活跃着”“主要的生活和写作都在开天时期”“年辈较晚，生长于盛世，在开天时期已经有或多或少的作品，很快就遭遇安史之乱，他们集子中更多的作品是乱后写成”三代；二是从身份上考察，分为进士诗人和非进士诗人两大类；三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考察，分为权贵诗人、下层官吏诗人、布衣诗人三类。
郭伟欣《盛唐诗人壮游活动略考——以李白、杜甫等十二位诗人为例》（《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一文选取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刘长卿、崔颢、王之涣、李颀、常建十二位诗人为代表，对其壮游活动进行考辨，总结出盛唐诗人壮游活动主体多元、目的复杂、范围广阔、持续时间较长、文学性浓、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六个方面的特点。并探究了这些特点的内在关系：其审美情趣多元的特点建立在主体广泛、客体丰富等基础上，其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则与壮游地域范围大、目的复杂等关系密切，其文学性浓的特点离不开创作主体阶层变迁、壮游持续时间长等带来的影响。这种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昭示着壮游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双向互动。
杨玉莲《盛唐诸公慈恩寺塔同题诸作的几个问题》（《国学》2022年辑刊）通过翔实的文献考据，对储光羲、高适、薛据、岑参和杜甫“慈恩同题”的真相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盛唐储、岑、高、薛、杜的慈恩寺塔题诗中，根据文献确知系唱和之作者只有岑参、高适和薛据之诗。而根据同和之规定性，岑诗当以《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为是，且为唱作，而岑参极有可能并未与高适一起登塔，而储、杜之作很可能不是同次唱和。而检索宋、元、明三代诗话和《文苑英华》《唐诗品汇》及陆游诸著，均未言诸公同登慈恩寺塔之事。在跳脱同登同题的逻辑束缚后，作者重新梳理诸家慈恩寺塔诗系年，认为目前并不能蘧断即为天宝十一载，依据同登慈恩寺塔而来的高适天宝十一载行迹亦需要重新考虑。
边国强《论盛唐送别诗酒意象的突破》〔《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以“酒”作为切入点，对盛唐送别诗进行研究，认为送别诗到唐代时又一次迎来全面繁荣，在这一过程中，“酒”也逐渐发展成为送别诗的主要意象。作者在将盛唐送别诗与前代送别诗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酒意象在盛唐送别诗中实现了三大突破，即数量上的突破、内容上的突破、意境上的开拓，成为送别诗的核心意象，对后世送别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突破，既与酒文化的发展和风俗的变迁密切相关，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杨玉锋《两京巡幸与京洛唐诗之路》〔《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认为京洛唐诗之路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诗路之一，与其他诗路相比，这条诗路的政治性更强。唐代两京制的实行，使得洛阳一度跃居于与长安一样的政治地位，初盛唐的多位皇帝频繁地往来长安、洛阳。皇帝两京巡幸的路线大体与两京驿道走向一致，不过因驻辇长春宫改道同州，开拓了京洛唐诗之路的路线版图。巡幸促进了诗歌的创作，在京洛唐诗之路上，皇帝与扈从官员留下了纪行、咏怀、怀古等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政治性较强，是京洛唐诗之路的宝贵成果。
音乐文化与盛唐诗歌的研究在本年热度不减。龙正华发表有《羌笛意象与盛唐诗歌》（《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5期）、《胡部新声与新词新风——论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两篇文章。《羌笛意象与盛唐诗歌》认为盛唐诗人的羌笛描写，给其诗歌注入强烈的主观情绪，使咏笛诗从之前较为纯粹的咏物，转向抒情与咏物的水乳交融；在诗歌风格的变化、创作技巧的创新及艺术魅力的升华等方面，其意义也十分突出。《胡部新声与新词新风——论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指出了胡部新声的流行对盛唐诗歌的发展四个方面的影响：一为净化初唐诗歌残留的南朝文学的雕琢绮靡之风，形成平实自然、通俗易懂的语言风貌；二为改变初唐诗歌以言志为主导的发展脉络，形成以言情为主导的演进态势；三为促进近体诗、古体诗的繁荣，推动盛唐诗体的发展；四为给盛唐诗歌的发展注入创新的活力。盛唐诗歌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胡部新声的助力。
2022年有关盛唐文学研究的学位论文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李菁堃《初盛唐诗歌中的夜间生活》（河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认为初盛唐诗歌中夜间生活的参与者主要是皇亲贵胄与文人墨客，山林寺庙与舟船湖泊是他们主要的夜间生活场所，夜间生活形态以夜宿、宴饮、游赏为主。总体而言，初盛唐诗歌中丰富多彩的夜间生活从新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与文化风貌，传达出盛世之中人们的心态情感和精神世界，体现出初盛唐蓬勃而有朝气、青春而有活力的时代特征。林虹伶《盛唐留别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将“留别诗”从广义送别诗中区分了出来，认为从主客体的角度来看，“送别诗”强调的是“送”，诗人送行他人，而“留别诗”强调的是“留”，诗人留诗而别。认为在盛唐诗赋取士制度、漫游之风及留诗而别的风尚的影响下，盛唐留别诗在内容和思想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盛唐留别诗情感类型多样，描绘了盛唐诗人丰富多样的情感空间，在艺术特色上具有语言含蓄隽永、善用意象和修辞、多寓情于景等特征。刘晶《盛唐诗人隐逸心态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认为盛唐时期的帝王对隐士的优待是促进盛唐时期隐逸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举对盛唐隐逸繁荣也有促进作用，同时佛道思想为求仕失败的诗人的心灵提供了栖息之所。盛唐诗人的隐逸由山林走向市井甚至走向朝堂，由身隐走向心隐，使诗人们在仕与隐之间找到了全新的可能性。刘雅静《盛唐中央官员视事诗歌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将目光放在“视事诗歌”这一前人较少关注的诗歌类型。作者认为唐代的“视事”乃官员到职办公、就职治事之意，盛唐时期的很多著名诗人都有在中央官僚系统视事的经历，他们将视事生活与视事心态反映在他们彼时的诗作之中。作者分析了不同职务的官员，视事时所作的诗歌的不同内涵，认为盛唐中央官员视事诗歌具有宝贵的价值，不仅文学艺术价值丰富，对历史实况、宫廷文化和民俗风情也皆有展示，可弥补史书的不足，也能赋予盛唐历史文化新的灵魂。爱蒂《盛唐诗歌在法国的翻译、流传、演变研究》（广西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对不同版本的法译唐诗集进行了对比分析，对王维、李白、杜甫的经典诗歌的流传演变进行了梳理，并研究了盛唐诗对法国诗歌的影响，认为一些法国诗人模仿中国诗歌，或受到中国诗歌的启发而创作出中国化的法语诗歌，给法语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年度山水田园诗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孟浩然研究上。吴怀东《孟浩然的江南印象——<早发渔浦潭>析论》〔《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一文认为义桥渔浦是孟浩然在科举失利后越中之游的第一站，渔浦也是越中山水的起点——一个诗意高潮的起点。落第之心与越中风景的初次相遇，诞生了《早发渔浦潭》。孟浩然以“外来客”的新奇视角耳闻目睹，展示了新鲜的渔浦观感和越中“第一印象”——富有山水野趣，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流露出“遁世无闷”的解脱感、自由感。此诗不同于一般情景结合的抒情诗，属于纪行诗，具有鲜明的纪实性，容易获得一般读者的“共情”，如此朴素的写法在孟浩然山水诗、行旅诗中并不多见，别具一格。
刘芳、徐薇《孟浩然诗歌之水意象研究》（《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认为在孟浩然的诗歌中，“水”是一个高频意象，它形式多样，运用广泛。水意象以其多元的表现形式，呈现出质朴的自然美、丰富的情感内涵和精神内蕴。诗人更以水意象来表达对生命的思考与尊重，使其诗歌汇集了山水风貌、人生理想与生命感悟，成为唐代山水诗中体认艺术美感与生命价值的重要代表。
随着“唐诗之路”研究的兴起，学者们也开始探讨孟浩然诗歌的当代文旅价值。胡正武《孟浩然浙东之游的文化和旅游价值刍议》（《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考证了孟浩然游温州的路线是从台州天台山沿始丰溪经灵江出台州湾，沿东海边航线到达瓯江登陆并原路返回；认为这一路线开创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新途径。孟浩然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代表人物，其名人效应产生的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可以为浙东唐诗之路建设成为全国各唐诗之路样板提供借鉴。
黄晔、薛任琪《湖北唐诗之路背景下的孟浩然诗歌旅游开发》（《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2年第7期）一文对孟浩然湖北诗作的地点和内容进行了分析：在地点上，孟浩然有关湖北诗作共计145首，其中襄州125首、荆州11首、鄂州3首、随州2首、房州2首、郢州1首、三峡1首；在内容上，孟浩然湖北诗作中描写自然风景的有18首、抒发诗人情怀的有100首、展现民俗风情的有27首。认为孟浩然诗歌旅游开发具有可行性，可以追溯孟浩然诗作踪迹，可从对唐诗之路景区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开发有关孟浩然诗歌内容的唐诗之路文旅体验项目、打造孟浩然诗歌旅游特色品牌等方面进行孟浩然诗歌旅游开发。
研究者们也从其他角度对孟浩然进行了研究。张晓涵《孟浩然送别诗情感的模式化特征》（《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认为孟浩然的送别诗情感真挚丰富，由别情引发诸多情绪，是作者于送别之时的真情流露；其送别诗的情与景有多种组合关系，分别是情景交融、情景疏离和情景互证，通过独特的情景关系表现诗人情感的复杂性；时空的抽象建构缩短过去—现在—未来的距离，相聚的欢欣、离别的悲伤和未来的忧虑缠绕于胸，离别之情在意识的超时空流动中更加深沉感人。因此，孟浩然送别诗的情感表达呈现从单一到复杂的情感流动、情与景的互动关系和时空的抽象建构三方面的模式化特征。
雷正娟《明代唐诗选本中孟浩然诗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2年第10期）一文梳理了明代不同时期唐诗选本选孟浩然诗的起伏变化状况，并分析了其中原因：明前期，孟浩然诗“韵高”“兴致清远”符合选家审美理想，选本录孟诗颇多，接受度较高；明中期，前后七子看重诗歌现实精神与盛唐高迈雄壮一格，孟诗在重要选本中接受度降低；明后期，孟诗符合竟陵派的审美旨趣，《唐诗归》等选本录孟诗增多，孟诗接受度回升。孟诗在明前期接受度高与崇尚“和而正”思潮相关；中期孟诗接受度降低，与推崇格高调逸有关；明后期，诗歌审美多元，孟诗接受度再度回升。孟浩然诗歌在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接受起伏，正是孟浩然诗歌审美特征是否契合明代社会思潮、文学主张等的结果。
陈绪平《孟浩然“端居”用词考——兼及几首端居诗》（《古籍研究》总第75辑）一文以小见大，考察唐宋以来的“端居”诗，发现“端居”训为“隐居”是语境义。历代都有“端居”书写，它构成了一种“古今之沟通”，即“端居”作为典故，连结了古今，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思想世界。“端居”不仅是一个用字问题，其背后隐含着传统士大夫的人生态度等。经典记录的故事是汉唐以来士大夫的共同知识结构，“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是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内容，历代的“端居”叙事是士人精神史的冰山一角。
张九龄的山水田园诗也得到了关注。官方《试论张九龄诗歌的禅意》（《韶关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认为张九龄诗歌借山水田园自然景色感怀际遇，抒发曲折际遇中难行能行的禅心，春风得意时的山水纪行诗充满“清”“澹”禅意，曲折际遇时的感怀诗饱含“九龄风度”的禅定。张九龄诗歌的禅意不是宗教性的，而是一种“自性清净、不粘不滞”的思想；是对“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的人生模式的反映；是一种稳定和优化内心的手段。张九龄诗歌的禅意既兼顾了诗歌的审美境界，又充实并深化了诗歌的感情，是对生命禅观照、内化后的表达，充满生命禅意。
2022年，盛唐边塞诗歌研究既有整体性的观照，也有个体作家和具体文本的微观切入，其中岑参、高适则是研究的热点。龙正华《盛唐诗人的塞外想象及其文学意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认为世情、人情的变化及想象本身的特点，导致盛唐诗人的塞外想象形成了四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一、诗人的塞外记忆表象多不准确及想象的过渡性决定其塞外想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显著的模糊性；二、诗人采用不同的方式，或从不同的角度改造丰富多彩的塞外物象，其塞外想象因而形成了明显的多样性特征；三、在诗人情感激流的作用下，塞外物象呈现出极致化的纯粹，其塞外想象因而变得更为极端；四、想象所经的联想程序相对多样，加之塞外物象又琳琅满目，致使诗人的塞外想象呈现出灵活性的特征。想象、诗歌紧密相关，塞外想象作为盛唐诗人的想象内容之一，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描写了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其二，开创出准确而多样的情感表达；其三，营构出雄浑悲壮的诗歌意境；其四，形成了新奇特异的诗歌风格。可见盛唐诗人塞外想象的文学意义不容忽视。
孙宇男《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盛唐边塞诗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2期）认为唐代的西域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是连接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圣地，为盛唐边塞诗人提供了别样的素材。这些边塞诗在不同地域意境迥异：九曲回肠的陇山有幽咽哽塞的意境；凉州有凉诗的壮美；阳关、玉门关有凄凉哀婉的意境。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给盛唐边塞诗人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拓宽了诗人的创作思路。从某种意义上看，丝绸之路的开拓影响了盛唐边塞诗基调，而盛唐边塞诗为丝绸之路演绎出响彻千古的华美乐章，两者交相辉映，为后人研究盛唐边塞诗和丝绸之路留下了宝贵史料。
王心宇《探析草原风情影响下唐边塞诗中表现出的民族融合性》（《语文学刊》2022年第3期）将草原意象分为自然地理意象、气候环境意象、风俗文化意象三种，认为唐太宗以来，为了缓和与异族政权之间的矛盾冲突，争取协作、缔结盟约等政治目的，中原统治者实行了和亲、册封、招抚、朝聘、互市等开明的民族政策，使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实现了频繁的交流往来，而在长期的交融碰撞中，中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草原风情的熏陶影响，体现在边塞诗上，则表现为草原意象的输入、刚健雄浑艺术风格的塑造和文化上求同存异的包容精神。
任志宏《论初盛唐边塞诗人仕进思想的矛盾性》（《巢湖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认为初盛唐时风尚武，边塞诗中多有所谓“重武轻儒”之句，这源于对历史传统的不自觉承袭、对个人怀才不遇经历的自嘲和愤懑。这种文化惯性和瞬时情绪并不能全面、准确地说明初盛唐边塞诗人具有鲜明的“重武轻儒”思想。实际上，初盛唐边塞诗人虽尚武，但也有着积极的读书仕进思想，主要体现在：认同文人身份，赞美、同情读书人，有积极的从文做官经历和文治思想，仕进建功是初盛唐边塞诗人心中的执念。这种仕进思想的复杂性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
田雨鑫《类书与岑参送别诗的模式化探讨》（《唐都学刊》2022年第3期）对岑参“诗歌雷同”这一经典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分析了类书在其中的推动作用，指出岑参送别诗的模式化主要体现在语意雷同重复和结构章法的模式化两个方面。其模式化的创作存在多种成因。首先，送别题材具有丰富的诗歌传统，社交功能性决定了其具有较高的创作频率，送行场合亦存在相似性。其次，部分重复虽或许有诗人才力不足的因素，也有部分体现了诗人主动重复，以锤炼、彰显诗艺的意图。再次，许多语意与结构模式化均与类书选录裁剪作品呈现出的特征相合。这种相合性应考虑到类书与时人创作思维的共性，这体现了初盛唐习练诗歌与应酬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与倾向，由此也可以看出类书在近体诗定型过程中产生的推动作用。
裴佳敏《岑参西域诗中的汉代情结和英雄意识》（《新乡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认为岑参的西域诗具有广阔而深厚的汉代情结和英雄意识。汉代情结让岑参在追忆汉代名将的同时，对唐朝的社会和军武文化进行了对比与反思。深沉而强烈的英雄意识使岑参对古今英雄在景仰中赞美，在崇拜中歌颂。岑参以历代英雄为榜样，呼吁将士们勇建功勋、成就大业，并勉励自己坚定建功立业的决心。为了国家的强盛，岑参希冀更多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英雄出现。
张明华《论岑参的赋物送人诗》（《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认为就创作性质而言，岑参的赋物送人诗是分题或同题创作的产物。这些诗歌都可归为咏物诗，或者以山水关隘为题，或者以自然现象为题，或者以乐器为题，而咏物的方式主要是描写和叙述。在此基础上，岑参很好地处理了咏物与送别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两方面的内在联系，大大提高了赋物送人诗的艺术水平。虽然赋物送人诗本身发展得并不充分，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岑参的诗歌足以代表其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高度。
邹源芳《安史之乱后岑参诗歌的转型研究》（《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认为安史之乱后，岑参的诗歌特点不复北庭边塞诗中的雄奇瑰丽，发生了从哀怨到华丽、又从华丽到凄清的两次诗风转变。诗风的转变与岑参的经历和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与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关注现实、高适诗歌的闲适不同，岑参诗歌逐渐呈现出内向、沉郁的风格转型，凄清暗淡的意境中依稀可见后来大历诗风的样貌。
李振中《“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中“达”之意略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2年第6期），对历来争议较大的《旧唐书》卷一《高适传》中“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一句进行了考释，并提出了新见。作者通过对《旧唐书·文苑传》所立传记及其不列文苑传中而文学有建树者进行考察比较，发现在高适生活时代及其以前的诗人，均没有高适之“达”。“达”之意不仅指官位显贵，也有仕途顺达、畅达之意，还有“达见”“达识”之意，即对形势透彻预见、见识通达。
石涛、陶彦姝《高适辞赋探微》（《哈尔滨学院学报》2022年第8期）将目光放在了前人较少论及的高适辞赋作品上，认为高适的辞赋在题材、内容、创作手法方面对前人学习借鉴较多，在语言、句式及抒情方式方面颇具特色。由于高适的个人经历、文学传统及时代精神等因素的影响，他的辞赋中始终洋溢着“不遇”还“自励”的乐观之气，具有较强的艺术性与思想性。
王昌龄《送柴侍御》一诗中“柴侍御”究为何人，古今学者皆无从考索。龙成松《新出<柴阅墓志>与王昌龄<送柴侍御>诗发覆》（《杜甫研究学刊》2022年第2期）一文利用新出墓志，考证柴侍御即为柴阅。根据墓志记载，天宝八载（749）至九载（750）间，柴阅在龙标县尉贬官任上待了一段时间，后量移邵阳县尉。作者还从地理角度举出相关证据，唐代沅溪水和无水在龙标合流后称沅水，则《送柴侍御》中“沅水”代指王昌龄自己的贬所无疑，而诗中“武冈”则是柴阅由龙标往邵阳需经之地。在判定“柴侍御”就是柴阅的基础上，作者又根据王昌龄生平、作品和柴阅生平信息，对王昌龄贬龙标的时间、原因作出新的判断：王昌龄很可能是因为天宝八载牵连刘巨麟赃案而被贬。
章继文《“关”和“闺”：王昌龄诗的两种情结——兼论王昌龄的家国守望情怀》（《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认为“关”和“闺”以及与二者相关的物象、意象大量而密集地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王昌龄的边塞诗、闺怨诗甚至羁旅赠别诗中，两类意象不仅体现了王昌龄诗的风格，更成了王昌龄诗的两种情结。两种情结也并非互相孤立无关，而是在矛盾中紧密伴随的，共同凝结了王昌龄的守望情怀，前者守望国家、民族，后者守望家园、情爱。
吴昌林、刘泓希《论王昌龄对盛唐离别诗创作传统的悖离与新创》〔《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一文认为，盛唐时期离别诗体式已臻于成熟，王昌龄一反主流，放弃已经程式化的离别诗创作传统：在诗歌体式上，悖离主流中具有应酬性的律体诗，转而大量使用短篇绝句和长篇古诗抒写离别真情；在叙景手法上，悖离“沿路叙景”的“隔离”功能，形成了个性化的“临水意境”叙景程式；在意象营造上，发展了“月”意象的联结性，帮助双方情感沟通。王昌龄写作离别诗，纯以一片冰心，毫无应酬，又出于诗人的自觉，避免与人雷同，努力探索出个人创作风格。
本年度张说、张九岭研究的论文并不太多。孟国栋《双人合撰墓志铭——以张说、苏颋为例》（《文史知识》2022年第1期）以张、苏二人相关作品为切入点，认为志文和铭文在文体形式、具体功用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两者的相对独立性，也促成了二人合作撰文现象的出现。实际上，凡是由相对独立的两部分构成的文章，均存在合作撰写的可能。被称作“燕许大手笔”的张说和苏颋，有不少文章即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作为开元宗臣，张说与别人合作撰写文章的方式也引得了其他文士的模仿。
戴伟华《张九龄对岭南文化的传播》（《岭南文史》2022年第2期）从文化传播角度审视张九龄之于岭南的重要意义，认为张九龄走进中原，天下始知岭南有人。“九龄风度”至少包括“文行”“文雅”、体弱而蕴藉、谠言先觉三个方面的内容，张是岭南对外传播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张九龄的《荔枝赋》在客观上起到推介岭南物产的作用，其传播岭南文化、风物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官方《论张九龄其人其诗的“九龄风度”及所蕴含的禅意》〔《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也对“九龄风度”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解读：“九龄风度”，在张九龄的诗歌上体现为对中国诗歌的“风雅”“比兴”传统和汉魏“风骨”的继承和发扬，对现实政治的忧虑、竭力匡扶社稷的心意和逢时报恩的思想，对高洁品性的推重、对独立人格的看重、对坚守正直的表达和对功成身退的期待，并展示出他的禅意人生观：“自性清净、不粘不滞”的思想，“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的人生模式，与忠直守正的君子风度、进退从容的旷达心境、随缘自适的禅宗精神的完美结合。
郭佳琦《张九龄文章风貌嬗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以张九龄的人生遭际为切入点，将其文章创作分为前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总结了不同阶段的文章风貌的特点。认为文以感世、情志并茂，是张九龄从初仕至被唐玄宗第二次南召回京前的前期文章风貌。文以辅国、事理并举，是张九龄被唐玄宗第二次南召回京后至被罢免宰相前的中期文章风貌。文以陈诉、情思犹存，是张九龄被罢免宰相后直至去世前的晚期文章风貌。由此系统感知，可以观照出张九龄文章风貌从强调“个人”到注重“国家”再到对“国家”与“个人”双重关注之嬗变的整体情况。
此外，本年学者们利用出土墓志考证、补充了部分盛唐作家和作品，这是值得关注的一点。张驰《新出墓志所见盛唐翰林学士韩汯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考证了盛唐翰林学士韩汯的仕宦及生平情况。霍志军《出土石刻文献中新见唐人著述辑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2年第4期）中据杨景《汉阳太守赵承碑》考证杨景为盛唐文士，曾任秦府法曹参军，开元十二年（724）撰《汉阳太守赵承碑》，为盛唐文坛增列一位作家；据《唐故谏议大夫韩公墓志铭并序》考证韩汯有文集十卷、《南郊颂》赋一篇。唐冬冬《开封市博物馆藏唐刘升墓志考》（《收藏与投资》2022年第6期）证实刘升确为盛唐时期的诗人和书法家。
本年度盛唐文学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殷璠《河岳英灵集》展开。黄琪《盛唐“兴寄”“兴象”范畴中的诗歌体制实践和诗歌功能观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认为“兴寄”“兴象”范畴在初盛唐革新齐梁诗风的诗史背景下产生、发展，体现出盛唐诗人对诗歌体制的实践以及对诗歌功能的具体认识。从体制上看，“兴寄”说呼应的是发扬汉魏比兴艺术的唐人古体创作。“兴象”之确立则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的实际推助，与盛唐律诗创作存在紧密联系。从时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来看，“兴寄”说强调诗歌抒情言志，针对的是南朝后期诗歌逐渐演变为娱乐性的工具的弊端；“兴象”突出的是诗歌审美功能，盛唐人延续了南朝诗歌重视艺术美的传统，并结合晋宋以来的山水审美意识加以改造，以当时士人清新壮大的审美理想革清了六朝余弊中的低级趣味。盛唐“兴寄”“兴象”范畴相互补充，体现出初盛唐以来诗歌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唐诗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唐婷《古典诗学“兴象”概念的生成及其内涵》（《中外文化与文论》第52辑）认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首次提出“兴象”，这是孔颖达诠释《诗经》所提出的“兴必取象”引入诗学领域后衍生而来的新概念。继承“兴必取象”意在言外之精神，受“兴义”关涉政教人伦之影响，“兴象”重在情兴有余、反对轻艳，有助于诗歌形成情深趣远、格高调雅的艺术风格，成为盛唐诗的典型特征之一。
王雨晴《论<河岳英灵集>的“雅调”观》（《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认为“雅调”是《河岳英灵集》提出的诗学概念。在盛唐诗学语境中，“雅调”蕴含着丰富的审美要义与批评内涵。在评王维与孟浩然诗时，“雅调”透露出浓厚的体式批评意味。以“以古行律”的体式为界，“雅”与“逸”形成了美学风格的潜在对立。“雅调”观中体式批评指向的介入、对近体规范的尊崇维护，以及“雅”“逸”之间的流通，呈现了融通开放与尚新求变的诗学特征。
亓颖《从<河岳英灵集>看殷璠“雅调”旨趣》（《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认为《河岳英灵集》集中所标举的“兴象”“风骨”等选诗标准鲜明地反映了盛唐诗歌创作高峰期的审美标准。殷璠作为诗选家，自觉对盛唐诗歌进行了多角度的文体审视，集中多用“调”字品评，推崇“雅调”的诗学旨趣。概括来看，殷璠以“调”审美表现在：声律上，“既闲新声，复晓古体”，重五言古诗，也推崇对仗精工的律句；格调上，承袭汉魏风骨，提倡兴象玲珑，力求“词与调合”，推崇清逸自然。这既是对初唐“以复古求新变”的延续，也是近体声律发展的必然趋势。“雅调”不仅是盛唐人殷璠诗学体系的重要部分，更在明清时期发展为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
钱志熙《论南朝至唐代“人文化成”文学观的流行历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认为“人文化成”之说源于《周易》“文”说，具有原始美学的价值。在齐梁文学风气兴盛、文笔说流行的背景下，被刘勰及萧氏兄弟等人适时引入文学理论范畴，成为齐梁文学的基本原理。唐初诸史沿用齐梁文说，使此说更得以流行，成为初唐文论的常调。但在初盛唐复古文学流行之后，其说逐渐淡出。传统评价，将此论仅视为对齐梁文学的批评观点、单纯从文学复古、重视教化的方面来阐述，并没有凸现从齐梁到唐代人文说流行的全部事实真相。“人文化成说”，至少是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用其来缘饰上层的文治及其文学创作的功能。
丁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诗歌之“隽永超逸”议——以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为考察对象》（《黑河学院学报》2022年第10期）认为王士禛通过四位诗人揭示出盛唐诗歌的真面目，即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由此构建出以“隽永超逸”为选诗原则的盛唐诗歌体系。其中“隽永超逸”就体现在王、孟诗风的平淡清远与高、岑诗歌的雄浑悲壮上。
综上所述，盛唐文学研究在2022年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抑或是研究方法上来看都有了新的进展。纵观本年度的盛唐文学研究，有诸多进步之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期待来年的研究有更多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