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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知网、超星期刊数据库查询统计，2022年直接或间接与初唐文学研究有关的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总计约105篇，数量略少于2021年。本年度的研究态势呈现出聚焦文本、方法视角多样化、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史演变中观照的基本特点。部分研究对象如王梵志、“文章四友”等，虽有若干文章涉及，但无所创获，限于篇幅，不再单独论列。现就有代表性的成果综述之。
在初唐文学的整体视野中进行研究的相关论文有10余篇，研究类型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文体研究，包括诗歌和散文。诗歌研究方面，涉及边塞诗、游侠诗、和亲诗、叙情诗和七言诗。观点较新的论文有2篇。刘顺《初唐应制与七言近体》（《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一文认为，“七言近体何以可能与如何演进”的问题，学界关注较多，葛晓音、赵敏俐、赵昌平等学者均有论及，赵昌平先生更以实证研究佐证谢榛“七言近体起自初唐应制”判断的可信度，但关于“七言近体何以必要”仍有研究的空间。文章认为，语言学条件的成立及语体的雅化是古典诗歌特定诗体流行的前提与助援，“四字句”的成立是七言成体的语言学前提，也是依赖“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最终衰落的要因。而应制对于七言的语体提升则是七言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七言近体之所以能够与五言近体并立，自语法层面而言，七言能够强化殊相，利于拓展写景、言情、论理的表现空间，且更具语法密度；于韵律层面，七言“上四下三”结构所形成的表现功能，则较五言更具修饰性，情感表现的层次与空间亦更为丰富。杨照《论初唐叙情长篇诗歌的艺术特征和诗史意义》（《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一文认为，叙述个人经历与抒发情思相结合的长篇诗歌，存在于七言歌行、五古、五排等多种诗歌体裁中。初唐的叙情长篇具有承前启后的诗史意义，不仅淡化了对社会背景、家族影响的叙述，充分围绕主体的经历、情志来展开并用以述怀、陈情，使叙情长篇具有了稳定的主体叙述视角，而且还探索出比较稳定的长篇结构和艺术创变的基础路径。其突出的主体性和稳定而富于变化的结构使其成为叙情长篇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为后来诗人进一步拓展长篇艺术奠定了基础。该文力图勾画长篇诗歌叙情艺术的源流演变。散文研究方面，赵乾坤、张蕾《初唐谏文的尚道精神》〔《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认为，初唐谏文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国策，针对君主的决策提出异议，进行谏止乃至抨击，臣不从君的现象非常突出。进谏者将君道而不是君主奉为最高权威，体现出尚道精神。谏文依据儒家仁政、王道的思想，执经力谏，广引六经及孔子之言，以经旨为论点，且将其作为论证技巧中的核心理论支柱，尤其是首尾的引用，作用更为明显。魏徵“良臣”之论对君臣之义的探索，发展了传统的“臣道”说，诠释了尚道精神的深层内涵。
第二种是从广阔的文化视角来研究初唐文学。毛妍君、王影菊《论初唐“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探讨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对当时文学特质产生的影响。卢盛江、李谟润《初唐浙东诗路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提出，东晋南朝时逐渐形成的浙东名山文化和名士文化，伴随着诗人们游历的行踪，促进诗路雏形的形成，诗路文化已初具特色。到初唐，随着较多浙东本地诗人的出现和北方诗人游历浙东，以及诗人游浙东范围的扩大，描写浙东风物的诗作渐多，且具有浙东诗路特点的名士文化开始进入诗歌。一些诗人贬浙东而少怨愁，甚至向往留恋，这与南北统一的政局和浙东宜居的环境与文化氛围有关。但与盛唐以及中唐前期浙东诗路相较，无论诗人、诗歌数量，漫游、隐逸诗人即诗人群体情形，均相差甚远，这充分说明初唐只是浙东诗路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与初唐士风、政风以及漫游之风的发展有关。初唐浙东诗路是东晋南朝诗路向唐代诗路高潮的一个过渡。
第三种是初唐文学理论研究。张晶、黄俊婷《初唐秀句语境与元兢的秀句观》〔《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认为，初唐开始，受魏晋文坛秀句意识萌生的影响，唐代诗坛出现了专门辑录秀句的句集和句图。元兢在《古今诗人秀句》的序文中通过对谢朓诗歌的摘句批评，集中阐述了其选录秀句的审美准则；他继承了刘勰和钟嵘的诗学观点，提出“情绪为本”“直置为先”的秀句观。自元兢创作《古今诗人秀句》后，秀句集与诗歌创作开始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发展态势，诗文界逐渐出现的了句图、诗式、诗话等新的摘句批评形式，这对文学作品的传世及后代文学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初唐帝王与文学研究主要涉及唐太宗、武则天两位初唐帝王自身的文学作品以及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影响，相关论文约有10篇。对唐太宗的研究，着眼于分析其诏文以及太宗对于文学艺术家地位提高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赏析类文章此不赘述。赵辉、罗锐升《唐太宗御撰<晋书·制曰>与王羲之经典地位的确立》（《美术观察》2022年第1期）一文通过分析《晋书·制曰》编纂的历史背景、修撰要旨等，探析太宗御撰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的意图，进而从中探赜唐太宗崇王诸因以及王羲之“书圣”经典地位确立的意义。该文还提到，贞观二十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晋书》，其中御撰《宣帝本纪》《武帝本纪》《陆机传论》《王羲之传论》，这在历代帝王重修史书中屈指可数，御撰中的政治观点和文学审美折射出执政者的时代背景和太宗亲自为之的“目的”，尤其是《晋书·陆机传论》的编纂，可看作唐太宗政治与文学相关主张的映照。唐太宗言陆机未遇英明君主，若遇圣主命运绝非如此，以此吸引天下英才而用。
武则天研究，涉及其唯一留存诗作《如意娘》和署名为武后的疏文、哀册文等作品的阐释，以及武则天与类书编撰、初唐诗歌发展的关系。刘青海《巧用意象，曲写怨情——说武则天<如意娘>》（《文史知识》2022年第12期）认为，武则天唯一存世作品《如意娘》由传统宫怨诗发展而来，属宫怨诗。她十四岁入宫，当常读《玉台新咏》，“看朱成碧思纷纷”借鉴了南齐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的描写，“石榴裙”也是出自《玉台新咏》中的“宫体”意象，主要用来表现宫中女性的妖娆之态。《如意娘》全诗不仅逻辑周密，意象也前后呼应，章法细密。梁陈的宫体诗，风格平庸，往往沦为意象与辞藻的堆砌。《如意娘》却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曲折地抒写相思之怨，一气直下，显得比较生动，声情摇曳，具有一种唱叹之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如意娘》收录在近代曲辞中，它或许是初唐的新曲，在当时是可歌的。孙英刚、朱小巧《“离猫为你守四方”——<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的武则天》（《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2期）认为，保存在敦煌文献中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简称《大云经疏》）是武则天上台过程中颁行到各州的宣传文本，反映了当时政治理论和政治运作的实态。与传统官方史书相比，其语言更加民众化，而且宣导的政治倾向也多有不同。传统观点认为武则天忌猫，因狸猫是李唐的象征（对应象征武氏的鹦鹉），但是在《大云经疏》中，武则天将自己比作为百姓守护四方的狸猫。我们通常认为武则天上台是改朝换代，但是在《大云经疏》中，武则天反复强调自己才是李唐事业的继承人。她在现实政治操作中没有采用禅让的方式建立新王朝，在《大云经疏》中沿用李唐的德运，强调自己代表的是土德。武则天统治期间，围绕德运问题多有争议，而《大云经疏》保存了武则天及其支持者进行理论探索的最初尝试。卢娇《武则天的盛世构想与初唐诗歌》〔《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论及武则天作为皇后建议并参加了封禅，独自主政时则实施建明堂、拜洛水、受“宝图”、立天枢、封中岳等大典，这一系列的礼乐活动成功地营造了浓厚的盛世氛围，激发了诗人们对政权的信心和“以道自认”的热情。加上“润色鸿业”的需要，她又特别提倡文章诗赋，这些共同引发了宫廷诗歌的繁荣。吴在庆《<唐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笺释解读》（《国学》2022年辑刊）认为，《文苑英华》卷八三五载有署名“天后武氏”之《唐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虽然文署武后，且内容情感确实符合武后身份，但按照当时惯例，此种哀册文乃当时朝中之大手笔或重臣所代撰。此文虽然因“称美弗称恶”及着意粉饰，难免有讳言虚饰之处，但确实也记叙了唐高宗生平功业道德等方面的某些事，也展现了唐高宗薨逝至葬于乾陵之过程情景，颇具史实价值。同时此哀册文乃当时大手笔所为，且其大部分均为韵文，文章确实文采灿然，典丽雅正，叙事抒情多带情韵以行，委婉含蓄而情事内蕴，颇能体现当时此类文体之特色与水平，具有史学与文学研究之双重价值。甘生统《<三教珠英>的编撰特点及其对文学思想之影响》（《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认为编撰于武周时期的大型官修类书《三教珠英》内容并无太多创新，编撰人员大多为文学之士，编撰过程呈现出游戏化倾向。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武则天晚年出现的享乐意识、游戏心态在图书编撰上的曲折反映。在这种心态下，编撰工程普遍缺少严肃的使命感和浓郁的学术气，一大批专门化的文学之士聚集一堂，有更多时间可以“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客观上为学士们的文学创新和理论探讨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李峤、崔融等人的诗歌理论及《珠英集》中出现的创新特征当与这部类书的编撰有密切关系。
对于隋唐之际河汾硕儒王通、文士王绩兄弟的研究，本年度均有若干篇文章论及。王通研究方面，关注点在其对儒家思想的创新和其政教观对初唐文学的影响。程海涛《从“五谷不分”到“艺黍登场”——论河东大儒王通对孔子“耕教”观念的完善与开新》〔《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认为，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中，一方面赞美禹、稷教民稼穑，一方面对农业生产持“君子不耕”的态度。这种儒家“耕教”思想的割裂认识在王通的思想中得到了完善与创新。王通对“耕教”思想的发展，既源于外在社会的发展变革又可归因于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统治思想后的“下移”。“耕教”观念即“耕而教之”的思想，即在育人体系中加入“耕种”等具体的农事活动，进而达到对人心志的磨炼和对儒家古圣先贤教诲的深刻领会。“耕教”以耕种等农事活动为依托，突破“温衣饱食”以满足生存为目标的单纯生产抑或社会化劳动的狭隘认识，上升到儒家思想体系“礼乐政教”意识形态建构的高度，成了维持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精神架构的重要支撑。廉水杰《王通经典视域中风雅精神索隐——兼论初唐的文化趋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认为，隋末唐初大儒王通，生前即有“王孔子”之称，初唐名士魏徵、房玄龄等都出自其门下，其儒家经典视域中的“风雅精神”，不仅体现了古代文士的“君子才性”，还蕴涵了个体“教化天下”的使命，是一种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风雅文教精神”。王通希冀通过“道”的“文教”功用来影响天下，其批评谢灵运、沈约等而褒美曹植、颜延之、王俭、任昉等六朝作家。在王通的经典视域中，“君子才性”是风雅精神的形而下呈现；“教化天下”是风雅精神的形而上呈现，初唐文士们的视域与王通的视域出现了融合，“风雅文教精神”从而演绎为初唐的文化趋向，并推动形成了盛唐气象的蔚为大观。
本年度王绩研究的重点是对《野望》文本的阐释和主题的新诠。值得关注的文章是李忠超《王绩<野望>的创作主题新诠》（《写作》2022年第3期），作者认为明清以来传统文学批评观念认为王绩《野望》是纯粹的写景抒情之作，并不指涉政治理想和抱负，在批评实践上，较多侧重于对其隐逸主题的诠释，从而一定程度上轻视了《野望》创作主题蕴含的政治隐喻。王绩《野望》不单是写景抒情之作，也是表达其政治美学理想的兴寄之作。传统批评观念认为，《野望》尾联用典“采薇”政治阐释是附会之说，却并不能完全抹杀其创作主题的政治抒情性。恰当引入政治美学批评，有助于我们澄清对《野望》创作主题的认识误区，加深我们对中古时期士族传统、士人文学精神的认识。
对“初唐四杰”作整体研究或个别研究的论文有近20篇。总论“四杰”的文章，主要就“四杰”并称的来龙去脉（周晓宇《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并称考论》，《巢湖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四杰”骈文观念从文以载道向述怀言志的转变及其骈体文创作的革新（王亚萍《论初唐四杰骈文观念的嬗变与骈体革新》，《理论月刊》2022年第4期）等问题进行论述。
王勃研究的文章涉及王勃骈体文、诗歌、墓志的文本考订和作品阐释，及其在后世的传播与接受等。王腾《“<滕王阁序>类俳”考辨——兼论宋代文章学视域下的王勃骈文接受》（《名作欣赏》2022年第27期）认为，宋代有“《滕王阁序》类俳”这种贬损性评价，但遍查诸书，仅邵博《闻见后录》最早记其来源，其后诸家多是对邵博记载的转引，除此之外别无他据。这种说法代表了宋代一段时期内骈文批评领域对王勃骈文的看法，尽管属于孤证，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代文章学重理趣、重思辨的批评旨趣。《滕王阁序》在接受史称赞和争议的不断互动中走向经典化。胡明柯、张中宇《王勃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以诗选和诗评为考察中心》（《宿州学院学报》2022年第7期）认为，王勃诗歌在明代唐诗选本中的诗选量整体高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初唐四杰”第一。明代对王勃诗歌的接受以律诗及绝句为主，对其古诗则持否定态度。原因在于明代“古诗宗汉魏”的观念下，王勃古诗被批评“调未纯、语未畅”“气象不足”，但其律诗“兴象宛然、气骨苍然”、绝句“洗削流调”，故在“四杰”中接受度最高。林洁《新出土王勃撰<赵士达墓志>一误》（《江海学刊》2022年第1期）认为志文有“殷游暂见，即推方伯之才”之语，“殷游”为“游殷”之倒误。据《三国志·张既传》引《三辅决录注》：“既为儿童，（为）郡功曹游殷察异之……”王勃用典，正切“游殷”之事。新出墓志，原石之误极为少见，这是难得一例。此误之源，到底是王勃撰文时笔误还是石工刻石时误刻，则难以考证清楚。
杨炯研究方面，主要涉及文献考订。李秀敏《新出杨炯佚文<上官恕墓志铭>考释》〔《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五辑上）》2022年第1期〕指出，新出土杨炯撰写的一方墓志《上官恕墓志铭》（全称《大周故丝蒲岐播四州司马安养县开国伯上官公墓志铭并序》）拓片，是自清代项家达辑刻《盈川集》后，240年来发现的第一篇完整的杨炯佚文，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具有重要的文学与文献研究价值：可以用来补充和纠正《元和姓纂》有关唐初上官氏京兆房家族世系的记载，探究杨炯人生后期的仕履情况，对于理解杨炯墓志文以及骈文的典故化写作方式也具有一定意义。
骆宾王研究方面，本年度主要成果是由王志清教授组稿，以“解密骆宾王”为主题，发表于《博览群书》2022年第2期的4篇系列文章。其中，吴振华《骆宾王诗前为何多“序”——“解密骆宾王”之四》一文提到，初唐时期留存至今的“诗序”一体文章约110篇，其中，王勃创作最多，骆宾王排名第二，有“诗序”19篇。诗前多序的原因是序体继承南朝骈文遗风，轻便灵活，适合文人雅聚场合和文士游宦宴会。王勃“序重诗轻”，骆宾王则是初唐诗歌与诗序并存的重要诗人，不仅诗序可以媲美王勃，而且诗歌显然更胜一筹。从诗与序交融的角度来看，骆宾王应该是初唐第一人。
有关陈子昂的研究文章有10多篇，主要围绕陈子昂的“风骨”“正始之音”文学观念的辨析、陈子昂经典作品的深度阐释、陈子昂诗歌的接受等问题展开讨论。赵晓华《陈子昂<修竹篇序>“正始之音”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4期）指出，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称赞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为“正始之音”，“正始之音”既非指正始诗风，也未必拔高到“正风正雅”的高度，而重在称赏东方虬超拔于俗流的创作旨趣与审美特征。参之陈氏的《修竹诗》，它当是继承托物比德的言志传统，表明君子有自修之德而志在侍奉有道明君的出处理想，具体地展现了陈子昂所力倡的“汉魏风骨”“兴寄”的内涵。孙绍振《从宫体浊流中崛起的直接抒情神品（上、下）——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语文建设》2022年第15期、第17期）一文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情景关系以及如何抒情进行了梳理，认为王国维《人间词话》“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提法得到广泛认同，但仍可商讨。情景交融，借景抒情，性质上是间接抒情。“一切景语皆情语”虽然包含特定历史时期总结出的某种规律，但“一切”有概括不周延的缺陷。中国古典诗歌中尚有直接抒情一路，自有其规律。文章以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为典型案例，对直接抒情一说进行了剖析。李乃龙、陈文畑《历史循环论基础上的陈子昂文学史观与“文宗”期许——以“文章道弊五百年”的双重意蕴为起点》（《文化与诗学》2021年第1期）认为，陈子昂“文章道弊五百年”之说，作为一种文学史观的表述，体现了他以“天道”释“文运”的思维模式，其思想基础是颇具历史循环主义色彩的“天运论”。陈子昂文学史观的内涵，主要包括以“变”为常的文学发展理念、“文道”实质“显”“弊”循环往复的文学发展模式、以承载天道国运政事为意旨的文学价值把握等。此文学史观直接影响了他以“复古”为径由的文学新变逻辑、以建安文学为范本的复古参照选择、对“文道”实质和诗文变革理想的阐释及其诗文复古实践的总体风貌。在陈子昂的“天运论”视野下，“五百年”既是一个相对具体的历史时间跨度，又是天运循环周期之尤为长者，隐含着由此而兴与由我而兴的双重转折性意蕴。后者在陈子昂身上的具体表现亦可谓“必为文宗”的自我期许，在诗文中外化为以“圣人”自喻、以“鸿笔”自况的情结书写，而《修竹篇序》是其文宗情怀淋漓尽致的展现。
本年度直接或间接论及沈宋的文章有若干篇，涉及比较研究（如龚安南《宫廷文人阎朝隐和宋之问诗歌对比研究》，《文学研究》2022年第9期）和后世对沈宋的文学接受等。胡明柯《明代宋之问诗接受研究——以明代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认为，明前期100余年间，以温婉平和著称的宋之问诗受到各选家重视，重要选本录宋之问诗数量多居初唐诗人前列，远超陈子昂、王勃等大家。明中期，前后七子主张“诗必盛唐”“高古”等，宋之问诗因不合文坛主流选诗标准接受度降低，但仍高于杨炯等初唐大家。明后期社会审美渐趋多元，《唐诗归》《石仓唐诗选》等录宋之问诗远超明前、中期。宋之问诗在明代整体接受度较高，这与明代推崇“和而正”及“盛唐理想”等密切相关。
直接或间接论及苏颋、张说的文章有近10篇，涉及碑铭文、制诰文、颂文、诗歌等文体。朱玉麒《皇权阴影下的“燕许大手笔”——<凉国长公主碑>的御书刻石与文本流传》（《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0期）指出，凉国长公主是睿宗皇帝的第五女，开元十二年去世时她的兄长玄宗皇帝恩诏其墓陪葬桥陵，神道碑敕使当时的大手笔苏颋撰写，并由玄宗皇帝御笔隶书上石。《凉国长公主碑》在后世分别以石刻拓本和文集本的方式流传并产生影响。《文苑英华》收录的碑文文字与拓本歧异，是其为别集本系统的明证。明清以来，金石著作里对《凉国长公主碑》的讨论，集中在公主的名字、卒日、婚嫁等方面。碑刻中失载凉国长公主与薛伯阳的第一次婚姻，反映了唐代公主失去自由的婚姻悲剧。郭海文、米佳鑫《<高安长公主神道碑>再考——兼论高安公主受到唐玄宗礼遇的原因》（《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2年第1期）一文指出，《高安长公主神道碑》的作者是苏颋。高安公主是唐高宗与萧淑妃的女儿。由于李武间的激烈政治斗争，公主晚婚，半生被幽掖庭，家人也被武则天残害殆尽。不过唐玄宗却礼遇公主，选择在晖政门为她举办了一场隆重的丧葬礼。这场丧葬礼包含着玄宗巧妙的政治手段，既发出了后宫不得参政的警告，又拉拢了朝臣和宗室的人心。同时，玄宗也借此表达了对姑姑坎坷、隐忍的一生的同情。其他值得关注的文章有孟国栋《双人合撰墓志铭——以张说、苏颋为例》（《文史知识》2022年第1期），刘建荣《苏颋制诰文研究》（西藏民族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贾晓倩《唐代颂文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本年度直接或间接研究张九龄的文章亦有近10篇，论及张九龄的文学思想、诗歌内蕴、“九龄风度”、文化传播等内容。潘林《论唐宋时期岭南诗歌美学思想的初建》〔《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认为，唐宋时期岭南诗歌是以形“雅”与意“正”为核心的美学思想构建的滥觞，形“雅”外化为诗歌摒弃华靡，而崇尚古雅，意“正”则内聚为在“进”时匡时济世、导扬讽喻，在“退”时通达自然、独善其身。岭南古朴的民风、“曲江规矩”的传承以及儒释道在岭南的融合正是岭南诗歌美学思想形成持久稳定的重要因素，也由此影响明清岭南诗派审美风格的形成。官方《论张九龄其人其诗的“九龄风度”及所蕴含的禅意》〔《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认为，记载着张九龄审美意识、政治意识、君子之德和文人气质的“九龄风度”，在张九龄的诗歌上体现为对中国诗歌的“风雅”“比兴”传统和汉魏“风骨”的继承和发扬，对现实政治的忧虑、竭力匡扶社稷的心意和逢时报恩的思想，对高洁品性的推重、对独立人格的看重、对坚守正直的表达和对功成身退的期待，并展示出他的禅意人生观：“自性清净、不粘不滞”的思想，“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的人生模式，忠直守正的君子风度、进退从容的旷达心境、随缘自适的禅宗精神的完美结合。戴伟华《张九龄对岭南文化的传播》（《岭南文史》2022年第2期）一文从文化传播角度审视张九龄之于岭南的意义，作者从解释“九龄风度”的内涵入手，强调张九龄的气概、器量、格局及言谈举止和仪态在当时都是拔出流俗的，认为张九龄是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他的出现使得岭南“不为海内士大夫所鄙夷”。从立功、立德、立言三点看，张九龄是岭南对外传播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从张九龄的成长历程看，他以“土著姓”的身份，靠着自身的努力，凭借张说与之“通谱系”，从而走出岭南，这对岭南文化研究而言更有意义。张九龄热爱故土，有深重的乡恋之情，通过精心结撰《荔枝赋》来推介岭南物产，在传播岭南文化、岭南风物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本年度研究刘希夷的文章仅有1篇，内容属老生常谈，此处略而不述。研究张若虚的文章多至18篇，焦点依然是《春江花月夜》，除有1篇进行创作地点考证外（参李金坤《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作于镇江焦山之再考——兼与徐振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诗中景地推测>商榷》，《语文学刊》2022年第4期），其余文章涉及典故词语的考证阐释、作品文学艺术内涵和美学内涵的挖掘等。值得关注的文章是陶慧《<春江花月夜>中的“海”》（《古典文学知识》2022年第6期），陶文对《春江花月夜》中较少被研究者注意的“海”的意指及内涵进行挖掘。《春江花月夜》三次提到海，首韵“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与末韵“斜月沉沉藏海雾”。作者指出，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首韵中的“海”为“宽阔的江面”，于句意不通，“海”仍应解作一般意义上的大海。历代学者如清人徐增等也多将《春江花月夜》中的“海”按“大海”理解，今人刘学锴、莫砺锋等观点与之相近。《春江花月夜》中第三次出现“海”字，即“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此处的“海”实际上指的是游子所在之地，即北方的“碣石”，而“江”则指代思妇所处之地，即南方的“潇湘”。王尧衢称“此篇首以‘海潮’起，故并‘海’字结”，注意到了艺术形式上的前后呼应。“海”意象还有另一重含义：它既是明月升落的起点与终点，也是游子所处之地，是诗中女子的思之所起，忆之所结。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春江花月夜》，对于全诗的结构脉络、主题归旨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得到与既往观点不同的理解。作者本以“江”指代思妇，以“海”指代游子，那么这首诗从第一句开始，就已经切入了爱情相思的主题，并非等到“白云一片去悠悠”才陡然转题。全诗从始至终都是女主人公月夜怀远时的内心独白，包括“江畔何人初见月”等数句，也应视之为代言体，而非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体向读者直抒议论。作者认为，《春江花月夜》中的“海”意象并非仅为营造壮阔宏大的意境而存在，而是与“江”共同构成了“游子思妇”的主题情境，首尾呼应，以一片迷离惝恍的月光为纽带，将全诗统摄在相思爱情的传统主题之下。将其中“江畔何人初见月”等数句理解为作者着意表达的“宇宙人生意识”，或许是一种“读者之心何必不然”的创造性阐释。总之，陶慧此文对于重新解读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
综观本年度成果，初唐文学研究依然锚定重要文学现象、代表作家、经典作品等进行综合性、多向度的研究，虽有部分观点陈旧的论文，亦有少数作家研究无人问津，处于被冷落的状态，但总的研究趋势是，学者们力图在基本文学史问题清理和关键问题解决的基础上，推动该领域的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精神可嘉，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