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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0日至11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等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百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140余篇。因时疫所阻，本次会议采取线上参会形式。
会议开幕式上，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党怀兴教授致欢迎辞，介绍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悠久历史和发展成果。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教授致开幕辞，指出本次年会回到了唐代文学学会的肇始之地，值得庆祝和纪念。40多年来，前辈贤达勇毅拓荒，后进学者奋发努力，使唐代文学研究硕果丰累、立体多元，呈现出繁荣弘远的学术前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致辞鼓励青年学者要做有辨识度、有温度、有深度、有分寸的学问，形成充满生机的研究队伍。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教授和台湾成功大学廖美玉教授相继发言，向唐代文学学会成立40周年重返长安召开盛会致敬。
薛天纬、陈尚君、尚永亮、卢盛江、戴伟华、钱志熙、罗时进、胡可先等20余位知名专家，先后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作了大会主题发言。
薛天纬的《读范碑知李白》通过对碑文逐字逐句的释读和与其他文献的对照，整理出史籍对于李白经历的一些缺载。卢盛江的《初唐浙东诗路的发展》整理概括了六朝浙东诗的创作，对初唐浙东诗的创作群体与范围进行了梳理。戴伟华的《中日文献互证的理路和方法——张志和止作<渔歌>一首考》通过中日文献、《续仙传》、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等不同史料佐证张志和仅作一首《渔歌》。钱志熙的《李白融合佛道的生命哲学试探——联系东晋以来士大夫接受道佛两教的历史背景》结合其作品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李白复杂而深刻的生命哲学意识。罗时进的《“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话语语境》对这段时期的文学概念进行了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既看到了阶段性分裂割据，更看到了发展后的接续合龙。吴琦幸（美国）的《北美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略述》对美国汉学家陈受颐的生平经历、求学过程、著作编写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学术价值评点。江岚（美国）的《“汉风禅境”里的孟浩然诗歌域外英译》以两首孟浩然的英译作品为例，分析了诗歌中英转换之间的微妙区别。
陈尚君的《自序：每个诗人都有活生生的人生》认为研究作品必须要能够与古人共情，深刻体会作品中的情感力量。詹福瑞的《李白<行路难三首>用典释读与系年再议》对学界尚无定论的《行路难三首》的创作时间进行了讨论。尚永亮的《离合·酬赠·题壁——以元、白贬途互动与诗路书写为中心》关注元稹与白居易二人在被贬之后的文学互动，体现出细微的情感意义。胡可先《杜甫蜀道诗的艺术表现》分析了纪行特点、奇险表现、风物描写以及《同谷七歌》的典范作用。李芳民的《论柳宗元“大中”思想的独特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非国语>为讨论中心》论述了“大中”思想对于儒学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的推动之功，以及其富于质疑与批判的理性精神，强调“辅时及物”，注重政治实践的品性。刘宁的《从对才性品评的疏离看韩愈碑志的艺术创变》认为韩愈碑文对人物才性品评的笔法创新，突破了当时普遍的写作范式。佐藤浩一（日本）的《<杜诗详注>的删掉及漏洞》通过发现清代禁书中钱谦益之名的删除与漏洞，探析清代禁书运动与图书出版的互动与关联。
查屏球《义山情感世界参照系——由<雁塔题名>看李商隐及第及与令狐家族关系》通过宋人所存的《雁塔题名帖》中的题名顺序对李商隐与令狐家族的关系进行发微。沈文凡的《韩愈<南山诗>版本异文初考》探讨了韩愈《南山诗》不同版本的异文情况。陈翀（日本）的《市河宽斋<全唐诗逸>所收伪唐诗考——以无名氏<海阳泉>十三首为例》认为《海阳泉》十三首为平安时期的文人所作。卢燕新的《从<古今类序诗苑>到<江南续又玄集>——唐人选唐诗的三百年历程探赜》分析了编者群体与选诗动因，总结了唐人审视唐诗的两种视域和选本的共性。米彦青《“小李杜”诗文中晚唐长安的历史记忆》将长安比作“记忆之场”，分析了樊川居址的物质化记忆、牛李党争与藩镇割据的政治化记忆等方面。黄大宏的《唐新丰常氏的世系、祖茔与迁徙》通过对新出新丰常氏家族七方墓志的研究，对其世系进行了订补，考察了常氏六代二十五人中的重要人物。陈才智的《仙境、梦境与诗境——王维<桃源行>重绎》通过逐句对比，分析了王维不同于陶渊明的书写情趣与精神内涵。童岭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代的国书事件及其文本阐释探微》对比了中、日、韩不同国家的日本遣隋使记录，重点分析了607年小野妹子等人引起的国书事件。
本次会议分为4个专题，“经典作家、作品与文体”“传世文献、新出文献与文化”“文人心态、制度建构与题材书写”“宗教习俗、接受传播与域外交流”，每个专题各为一组讨论，每组讨论分4场进行，共有16个分会场。各位专家学者云端论道，磋议热烈，气氛浓郁，在对象内容、方法层序、视域维度等研究方面都产生了很多新的拓展。
第一组以“经典作家、作品与文体”为研究主题，从名家的诗歌体裁、思想意境、审美风格、语言艺术等多方面展开探析。
独领风骚诗苑去——杜甫研究。刘明华、黄珊怡的《清代杜诗学文献补辑》在《杜甫资料汇编》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新辑不少材料。傅绍良的《论杜甫的朝班记忆与谏官形象重塑》认为杜甫不断地忆写自己为官时期谏诤经历，完成了谏官形象的重塑。汪聚应的《杜甫侠义文化人格论》从任侠精神和侠者角度审视杜甫及其诗歌创作。吴怀东的《杜甫<天狗赋>“献赋”性质考论》认为《天狗赋》从写作目的、性质上看可以定为献赋之作。王新芳、孙微的《杜甫家族中的道教信仰及相关杜诗新解》通过研究《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中隐含的线索为杜甫的道教信仰来源提出新的认识视角。罗宁的《杜甫的<幽人>诗以及他的幽人朋友们》对“幽人”的含义和人员做了详细研究。魏景波的《少陵野老与长安布衣：杜甫旅食京华居所寻踪》认为杜甫长安居所应在启夏门内同济坊。师海军的《杜甫“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读解与间道至凤翔考论》认为杜甫间道至凤翔的路线避开了两军对峙的前线与布防严密的渭北诸县，沿着终南山北麓小路经鄠县、周至而后渡渭河。胡永杰的《也论杜甫之父杜闲的卒年问题——兼谈杜甫天宝七载前后的行迹》推断杜闲当卒于天宝七载，天宝七载秋冬至九载秋冬杜甫应在洛阳一带守制。刘燕歌的《杜甫诗歌善用“细”字的语言艺术》认为杜甫用“细”字建构起自然独特的意象语言。徐芳的《杜甫诗歌中的陇右生活记忆与文学书写》重点关注了杜甫陇右诗中的一些弱小物象，如病马、蒹葭、归燕、促织、萤火等等。魏娜的《杜甫诗歌自注贡献探析》阐明了杜诗自注在盛唐诗歌自注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徐婉琦、沈文凡的《开阖排宕，抑扬纵横——论杜甫排律的诗法》展现了杜排兼顾古体疏宕与律体整密、自中矩度与变化回环的排律诗法。谢贤良、谷曙光的《论以赋为诗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影响》研究了以赋为诗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关键作用。王晓彤的《高楚芳<千家批点>诗注中新增宋人诗话笔记价值考论》对元人高楚芳《千家批点》这部书的内容、新增诗话笔记等做了考疏。
文山处处映明霞——诸名家研究。李定广、陶然的《诗词名家张泌与张曙是否同一人？——“张泌即张曙”说补证》补充新证据证明唐亡后张曙易名张泌之说当可成立。倪超的《杜审言“文章四友”制造论》根据“文章四友”史载现象和张说的文学评论，认为“文章四友”可能不符合杜审言在初唐文坛的真实评价，而是宋人为尊杜而制造出的说法，颇具新意。李思弦的《王维佳句形式的一致及“淡远”之意的营造》、张锦辉的《论王维禅诗的美感特质》从不同角度对王维诗的美感、意境之特质做出了独到阐释。郭树伟的《元稹<莺莺传>“尤物论”劝诫主旨与文本建构之关系研究》认为《莺莺传》反映了中唐士人对唐代安史之乱及女性参政问题的反思警醒。罗曼的《祖咏“移家归汝坟别业”考——兼谈唐开元二十五年的朝局政争》论究了祖咏归隐的时间，进一步探赜其与朝中政治形势的关系。杨玉莲的《天与俱高，青且无际：论李白诗中青象的构建》对李白尚青的特点和青之意象做了全面细致的考察统计。尤雅的《参伍因革，通变之数：卢照邻旧题乐府中的重复与重写》分析了卢照邻在乐府诗貌似重复旧体的表象中蕴含的新变、创新及其意义。
扶云挥笔秀江山——文体综合研究。郑慧霞的《空间的文本意义——以<古镜记><任氏传><孙恪>为考察中心》从三篇小说中的“长乐坡”“马嵬坡”和“峡山寺”入手，对唐代文学的空间现象做了启发性的研究。咸晓婷的《唐代联句诗的体式、结构与功能递变》论述了联句诗的发生发展是中古诗歌整体发展史的缩影和倒映。郭丽的《论唐代燕射乐曲、歌辞归类及相关问题》对郭茂倩《乐府诗集·燕射歌辞》未收唐代燕射歌辞的现象做了考察分析，指出了郭茂倩对唐代燕射歌辞的看法、收录标准和归类考量。田苗的《悲悯中的觉悟：唐代悯物护生诗的生态意蕴与文学意义》揭示了唐人初步的生命平等价值观，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理念。罗燕萍的《风气·格调·范式——论西蜀宫廷园林对花间词的生成作用》认为诞生于宫廷、园林之间的词的生成背景对“花间范式”的形成也起到定型的作用。杨向奎的《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及其影响》认为六朝隋唐奠定了行状文体的基本格式，宋代成就了它的摇曳多姿，元明清完成了对宋代的继承的影响。张谦的《题写与超越：唐代道士题壁诗创作探论》在唐代道士题壁诗这一独特题材的研究基础上，考察了宗教、诗学与文化之间的融通与互动。刘晓旭的《唐代早朝诗述论》阐述了早朝诗的整体面貌和发展阶段，呈现出宏大场景的铺排和肃穆氛围的营构的类型化特征。
第二组以“传世文献、新出文献与文化”为研究主题，无论在新资料的挖掘，还是新观点的阐释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一是新出文献研究。霍志军的《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综合论述了新出土石刻文献为唐代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拓展了新广度。马立军的《论唐代亡宫墓志的文本生产及象征意蕴》认为亡宫墓志的程式化是唐代独有的，没有身份等级与时空差异，隐含一定义例。孟祥娟的《隋<李士谦墓志>疏证》在精详的校正基础上，对李士谦的一生做了知人论世的解读。和谈的《新出<大唐进士卢洵亡室河东裴夫人墓志铭并序>略考》认为此墓志乃《东观奏记》作者裴庭裕为其姊所作，纠正了相关著作文章的疏误。杨琼的《中晚唐高氏家族的学术与仕进——以新发现高少逸墓志为中心的考察》补充和纠正了史籍对高少逸生平记载的阙误。延馼的《一位诗人后嗣的仕宦逆袭——唐代<李虞仲墓志>考析》补充了两唐书李虞仲本传内容，并展现出士族家学的特点和政治关系的网络。严寅春的《李白集中安州马都督再考》推断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郡督马公”为马克麾。
二是作品形态研究。孟国栋的《合撰现象与唐文创作的原生状态研究》考察了新出土六朝隋唐墓志铭中的合作撰文现象。周相录的《<新雕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琐考》认为此本不是白居易所编类书的普通传本，而是一个经过宋代晁仲衍改编过的本子。任雅芳的《白居易的“正声”观念及其讽喻诗的创作与编次》认为白居易讽喻诗多表达出对“正声”的追求，融合了“乐教”与“诗教”。赵红的《唐代宋氏<女论语>考释》考证《女论语》的《序》及后二章系后人参考《太公家教》所补，其时间最早在金代。张明华的《论<楚雨集>的不同文本形态》详细考察了光宣年间曹元忠、汪荣宝、徐兆玮、孙景贤等人在北京曾拟结集的一部集李商隐诗集《楚雨集》的相关情况。
三是文史文化研究。吴夏平的《类书异构与唐人文学史观之变迁》由《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的结构性变异推知唐人文学史观的变迁。杨晓霭的《唐太宗、玄宗畋狩诗之军礼衍义与诗教互摄》认为畋狩诗表现了军礼衍义与诗教主张的相互感发。刘重喜的《“石上题诗”：白居易诗刻的文献、文学和文化内涵》认为白居易以石为友，赋予了石的自然天成和人格品质两重属性。陈冠明的《汉唐记室文学的辉煌铸就的李商隐<樊南四六>》认为李商隐是唐代记室文学的最成功者，“四六”作为骈俪文专名由此产生。李伟的《“子学精神”与中晚唐五代古文中文道关系的嬗变》认为中晚唐士人群体继承了先秦汉魏的“子学精神”，极大地推动了此时逐渐展开的古文革新。
四是本体艺术研究。王书艳的《初盛唐园林的写意艺术及其诗画渊源》认为写意园林与诗歌题咏、绘画写意密不可分。郝润华的《<凉州词>“黄河远上”文本的文献学解读》从语典词汇、乐曲名称、艺术技巧上论证“黄河远上白云间”这一通行本是相对比较接近原貌的文本。王早娟的《王维<辋川诗>生态构成中植物的作用》指出王维运用植物营造诗境色彩、表达远近高低及虚实关系抒发内心情志。王福栋《王昌龄的<出塞>诗与他的艺术想象论——从“飞将”并非确指李广说起》从语义分析、使用习惯和版本对比三方面论证“飞将”只是普通用典，并非确指李广，亦非指卫青。窦旭峰的《“临邛道士鸿都客”考辨》指出白居易《长恨歌》中“临邛道士”是一种道教文化品牌，是虚指而非具体的某一个人。邱晓的《论唐诗宋词中的“巫山神女”与“望夫石”》认为王昌龄的《闺怨》诗以望夫石为原型塑造思妇形象，《花间集》又把巫山神女与望夫石的传统绾合在了一起。张永吉、李定广的《论柳宗元山水诗的两种主要风格》论述了柳宗元山水诗中并存的两种反差极大的风格，“淡泊”风格的山水诗多为古体五言诗，全部作于永州；“幽峭”风格的山水诗多为近体七言诗，大多作于柳州。刘真伦的《时空跳跃、精诚交通：韩愈、孟郊、李翶<远游联句>解读——兼及韩愈阳山心结的最终消解》通过逐句解读其情景本事，解读文本的独特结构和韩愈的阳山心结。赵乐的《流寓与归守中的唱和——刘禹锡诗风嬗变的双重视角》讨论了“诗豪”刘禹锡晚年诗风由雄直劲健向闲适放旷的演变。刘青海的《论李商隐五绝的艺术渊源及创变》认为李商隐的绝句创作对从晋宋以来的吴声歌、齐梁拟乐府、杜甫韩愈五绝都有着广泛的汲取。郭海文、米佳鑫、张平的《唐五代女性诗歌综论》从诗歌内容和形式论述了唐代女性诗歌的文学史意义。张巍的《战争文学视角下的<讨武氏檄>》认为骆宾王《讨武氏檄》兼顾骈体和檄文的双重特点，檄文变化与战争结果有着鲜明对比。凌郁之的《论秦刻石体及其在唐代以后的嗣响》所载秦刻石文融合了诗骚元素的四言变体，元结《中兴颂》可能有所继承。杨为刚的《配角与主角：唐代婚恋小说中的奴婢叙事》综合分析奴婢在唐代婚恋小说中的作用，现实生活中作为配角的奴婢发挥了主角的功能。
第三组以“文人心态、制度建构与题材书写”为研究主题，借助传世或出土文献，对文本深研细读，建构唐人的制度、情感与思想世界。
首先是文人心态与文本考论。柏俊才《王维早年长安生活与诗歌创作》梳理了王维初入长安至贬济州司仓参军的生活。胡旭、肖悦《元和“三舍人”及其政治、文学考论》研究了王涯、令狐楚、张仲素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史价值。赵厚均、王洁松《洪舫<苦竹轩杜诗评律>论杜诗句法发微》分类讨论了33种句法。曹瀛月、徐晓峰《孟浩然“韵高才短”考论——兼谈唐宋诗学中的“韵”“才”观》揭示了“韵”是高古人格与诗歌余味的化合，“才”是先天禀赋与后天学力的统一。张翼驰、党圣元《北宋初期古文家韩愈观异同论》论述了宋初古文家在韩愈观上的分歧及其对宋文发展的影响。任声楠、戴欢欢《江右派诗人刘永之的诗学思想及其创作实践》考察了刘永之超然物外的志趣和反对“穷而后工”的创作。郑珂《钱锺书的<李贺集序>批评刍议》诠释了钱锺书对风格、索隐、“少加以理”三方面的批评。李小奇《辋川别业文化传统的建构和影响》认为王维辋川别业的文学书写开创了文人建园、写园、画园的艺术传统。韩潇《“初唐四杰”的文风变革与高宗朝政局之关系》认为“初唐四杰”与高宗集团所推崇的儒学思想存在差异，造就了他们悲剧性的人生格局。王滋颖《从入世赞颂、经世忧患到出世澹泊——论唐代慈恩寺诗中的文人心态》揭示了唐代文人在慈恩寺驻足活动的多重空间以及特有心态。
其次是制度建构与文体观照。左汉林《从<龙池乐>的创制看唐代宫廷选词入乐的机制》从《龙池乐》的创制看唐代宫廷选词入乐的机制。袁书会《唐太宗的封禅和唐代有关星象的文学书写》考察唐太宗封禅活动及其相关诗作的历史价值。聂永华《唐代铨选试判与官员文学素养》认为铨选判文造就了优雅的人文环境与优美的人文生活。田子爽《现存唐代制举策文中的<毛诗正义>诗歌功用》论述了唐代制举策文中重贤意识、为政以德、以史为鉴的功用。余丹《唐宋礼制建筑与赋体演进的互动：以明堂为中心》考察了明堂礼制与明堂赋之关系。王聪《唐代日食禳救礼仪与相关表状文意旨演变》强调君臣通过诗文加强太阳不亏祈禳有应的政治宣传。韩达《论初盛唐宗室贵戚子弟的文学教育与宫廷诗风演进》揭示了经史修习、杂艺熏陶的文学教育对宫廷诗风演进的作用。王瑞《干谒、游幕与唐末诗人生存方式——从<尚书新创敌楼>看方干与刘汉宏的幕从关系》展现了文士和节帅交往的双向互动。哈雪英《制度·仪式·朝班：韩偓樱桃书写的文化记忆》考察了晚唐韩偓对于樱桃荐新寝庙、颁赐朝士的朝仪书写。
最后是题材书写与文化阐释。高建新《“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笔下的丝路戍守》图文并茂地展示了王昌龄丝路戍守的精神世界。吴淑玲《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中原中心写作》认为边域书写给唐诗描写带来了陌生美、狞厉美、感伤美。崔际银《“旗亭画壁”故事的文化阐析》从文本、文学、文化视角考察画壁故事的文化价值。陈燕妮《自由真实的书写与个性：论孟浩然的交游诗》基于京城、襄阳两地的交游诗来探求孟浩然的个性。陈可《“濯足”书写的唐宋转型》论述了“濯足归隐”在唐宋诗叙中的变迁。杨照《论南北朝到初唐的贬谪行旅诗与地理因素之关系》认为南朝诗人灵活的地理观念使之对贬谪地域有着较为个性的思考。房瑞丽《唐代文人集会唱和群体与浙东唐诗之路》重新梳理了浙东唐诗之路。邵颖涛《贯休诗歌的浙东文化记忆与天台思想印痕》认为贯休的思想涵容了牛头禅、南宗禅、天台宗的观念元素。汪子玮《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陇籍作家的传奇创作》认为杂技魔术等民俗、尚武勇敢的民风正有助于陇籍作家传奇创作的“惊奇”叙事。高子芹《晚唐赵嘏的羁旅诗及其新变论考》诠论赵嘏羁旅行程中的乡思、仕怨、友情、国殇、逸趣。
第四组以“宗教习俗、接受传播与域外交流”为研究主题，使文学传播在多维观照中被赋予新的生命，从而构建起新的文学研究格局。
一是图文相济新论证。蒋寅《杨万里向唐人学习了什么？》探讨了杨万里诗歌排比和反复的鲜明风格标记与唐人尤其是杜甫的关系。郭发喜《“韩柳齐名说”新论》对“韩柳齐名说”进行了理论建设和内涵扩充。田恩铭《传记文学视角下元结形象的书写与重构》考察了作为隐者、政治家、诗人的元结形象。李翰《李商隐接受史中的杜甫》大胆提出了“杜李律”的核心观点。刘锋焘《王维诗所写香积寺位置小议》认为王维所写为长安香积寺更合理。陈媛《万里奉王事：岑参首赴北庭考》重新考索岑参首次出塞情况。张勇《“<论语>学”史上的柳宗元》体现了“以知道为宗”、通经致用、援佛入儒的柳宗元特色。陈勤娜《试论唐代以判为贵的社会风尚》阐述了判文创作对社会风尚产生的重要影响。杨松冀《王维<使至塞上>诗考释》论证了此诗所作的时间、路线和意象。张弘韬《韩愈的初心与<原道>》认为《原道》达成了韩愈著“唐之一经”的初心。高淑君《陆龟蒙执守“古道”文化心态析论》认为陆龟蒙守道之意与科举时代的旧士族的困境密切相关。贾淦博《李白的诗史之评与创作特点》研究了李白的“诗史精神”和叙事手法。
二是域外文献的新成果。曹丽芳《元代刊刻刘辰翁批点本唐集考论》认为元刻本首创了将评点附在正集中的版本形式。金程宇《日本杏雨书屋藏高丽本<玉川先生诗集>小考》认为该本刻于元大德五年，是东亚存世卢集的最早刻本，具有校勘价值。汪欣欣《明代杜律选评本补考》对张孚敬《杜律训解》、徐常吉《杜七言律注》两种散佚文献进行了补考。张之为《日本所见<拜新月>一首辨析：基于文化语境与写作模式的考察》认为日本《拜新月》的性质当体认为乐府诗。刘万川《乐府诗人：长谷川真史元稹研究的定位和结论》阐释了长谷川真史对元稹《乐府古题》《连昌宫词》《会真诗》的讽喻定位。张景昆《朝鲜宣祖时期唐诗接受特征论》认为宣祖时期在宗唐缘起、创作指向性、唐诗观、模拟方式、唐诗典范的选择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李娜《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天人图景书写》认为其丰富细致的天象、灾害记录在文学史上有一定意义。
三是内外关系的新角度。吴言生《<心经>与唐诗》认为“五蕴皆空”“色即是空”思想影响了唐诗创作。李小荣《略论中唐至清末佛教类诗歌对孟郊的接受》分析了诗集阅读、典故运用、题咏感怀、和韵、续作、自注、集句等接受形式。张震英《从<凝寒阁诗话>看李宪乔对孟郊、韩愈、苏轼、陆游的评价》总结了李宪乔关于孟郊的狷介人品、韩愈的《山石》、苏轼为李白之后第一人、陆游“南宋一大宗”等评价内容。王治田《晚唐松陵唱和隐逸题材组诗与中古文学的“征事”之风》认为组诗呈现出征集典故和“学问化”的特色。李谟润《唐代文人国忌佛寺行香及其诗歌创作》表现了唐代文人对已故帝王功业的尊崇仰慕与对当下政权稳固的忧虑及思考等重要心理印迹。梁树风《试论唐代紫檀木相关器物书写的变化》论述了唐代文学的紫檀书写特征。亓娟莉《西安周边唐墓乐舞图特征及所绘乐舞原型考》展现了“三联式”和“左右式”的唐墓乐舞图整体结构。赵阳阳《唐开元二十年信安王北伐出兵地考——兼及李白初入长安的时间范围与行踪》认为信安王北伐之出发地在洛阳，李白《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即开元二十年正月作于洛阳。刘晓《诗可以群：中唐南方场域中的酬赠诗书写与交往维系》阐释了“怀旧”“共情”“酬恩”的南方场域中文人的交际心态。辛鹏宇《唐诗中鸟意象的儒释道思想底蕴》认为凤凰、鹏鸟、飞鸟意象寄寓着唐代诗人的儒家入世思想、道家逍遥思想、禅宗性空思想。姜卓《秦树：一个源自长安道路绿化的诗歌意象》研究了“咸阳树”“长安树”“潼关树”“官树”“行树”“驿树”等诸多树意象。
闭幕式上，新疆师范大学薛天纬教授作为参会代表，回顾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成立盛况和风雨历程，重温了美好记忆和昔愿初心，引起了诸位专家的共鸣。
陕西师范大学尚永亮教授作会议总结，指出本次会议既标志着特殊节点的必要总结，也预示着新阶段的再度起步，更是对开创先人的怀思告慰；会前邀请了12位顶流专家作系列讲座，进行了很好的铺垫和预热；会议论文量多质高，展示了多方面的研究新成果，大家名家仍是研究重点，单篇名作也备受关注，文献考察数量可观，新出石刻和域外汉籍的研究保持旺盛势头，整体研究既回归经典、细读文本、注重文献、深化理解，又积极介入新领域、利用新材料，反映了涉及领域广、观察角度新、研究方法多样的当下唐代文学研究面貌。
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筹办过程和会务工作。天水师范学院副院长汪聚应和海南大学海滨教授分别表达了承办下一届唐代文学学会年会的意愿。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致闭幕辞，认为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岑岭高峰，体系庞大，光彩夺目，其时代精神、审美理想、文人风貌和文学特质期待更多学人不断地挖掘、阐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将初心如始，砥砺前行，持续开展唐代文学研究，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