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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日至4日，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文学院会同中国李商隐研究会、黄山书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在安徽合肥联合主办“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原文化部部长、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著名作家王蒙，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储常连，安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胡朝荣，安徽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范荣晖，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可，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李文平，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学锴等出席会议。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70余位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会议，200余名师生现场在线旁听会议。
大会开幕式由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胡传志主持。王蒙在视频致辞中对大会的举办表示祝贺，称赞刘学锴先生的道德、文章、品性、学识都令人尊敬，对李商隐的历史、著作、版本、评价、疏解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储常连在致辞中代表安徽省教育厅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指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是李商隐研究的“重镇”，尤其是刘学锴先生推出的一系列成果在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改写了中国文学史；强调要拉高标杆、奋力作为，加强建设、提升水平，以诗化人、以诗兴业，为安徽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胡朝荣在致辞中向与会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向刘学锴先生为学校学科建设和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创建、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介绍了安徽师范大学办学情况和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发展情况。
李商隐研究会会长陈冠明在致辞中对主办单位表达了敬意与感谢，表示刘学锴先生作为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的创始人及首任会长，始终引领着李商隐诗歌的现代研究，号召广大学者以刘先生为榜样，携手推进李商隐研究向前发展。郑可和李文平分别介绍了集团图书出版情况和与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期待加强合作，携手铸就精品。刘学锴最后致辞，表示李商隐研究会成立30年来取得了扎实成果，通过对李商隐《乐游原》《嫦娥》等诗歌分析，阐释了李商隐诗歌中的“无端”与“有端”，指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是一个融通的艺术整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文学史上的绝唱，并引用林庚先生的书信为学者们指明了科学研究越来越细的趋势和方向。开幕式上还播放了《从<李商隐传论>到<刘学锴讲李商隐>》视频，举行了《刘学锴讲李商隐》新书首发式。
本次会议设置了三场主题报告和三场小组讨论。安徽师范大学项念东等6位学者主持了主题报告、小组讨论，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米彦青等6位学者担任评议人，华南师范大学蒋寅、复旦大学陈尚君、查屏球等14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安徽大学汤华泉等34位学者作了小组发言。与会人员围绕李商隐文学创作与思想研究、李商隐与唐代文学研究、李商隐接受传播史研究等课题开展了深入研讨，相互交流研究成果和治学心得。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7篇，兹分类综述如下。
陈冠明（鲁东大学）《“听雨”文学文化的承传：论李商隐“听雨”诗的创作影响力》认为，“唐代大诗人中，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是‘雨诗’特别是‘夜雨’‘听雨’诗写得最多的三位诗人。三位大诗人从各个角度，对后世的‘雨诗’创作及文学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海村惟一（日本久留米大学、日本福冈国际大学）《日本五山诗僧的李商隐受容》指出，“五山文学带有浓厚的禅味，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以五山文学‘双璧’留学诗僧绝海中津国师（1336—1405）和其法兄未留学诗僧义堂周信禅僧（1325—1388）为考察对象，考证五山诗僧是如何受容唐诗，尤其是对李商隐的受容”。侯婷（牡丹江师范学院）《<唐诗品汇>与李商隐诗歌接受研究》指出，高棅《唐诗品汇》选录李商隐诗达五十七首（包含无题诗六首），为后世李商隐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条件，且所选李商隐诗大多为七言律绝，体现出高棅对李商隐近体诗艺术成就的高度认识，确立了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取向。胡健（安徽师范大学）《<海录碎事>的新奇典故与叶庭珪的西昆诗阅读》指出，“南宋类书《海录碎事》作者叶庭珪阅读李商隐及西昆诗人作品主要依靠《西昆酬唱集》。《海录碎事》以收录‘新奇’典故为多，李商隐及西昆诸作因词语独造而受到重视，在南宋仍然有人喜好和阅读，尤其受到类书编纂者的偏爱”。罗雁泽（南京大学）《诗启义山与兼学梦得：从刘禹锡到李商隐的诗法传衍与诗风递变》认为，开成元年，令狐楚举荐李商隐于刘禹锡。同年秋冬间，李商隐或尝与梦得交往，追和梦得之诗。宋至清初，诸诗家以义山、梦得七言诗远嗣杜甫，但又有风格之别。吴怀东（安徽大学）《李商隐<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学杜释证（初稿）》指出，杜诗从中唐就受到主流诗坛的高度推崇和学习，李商隐正是在这一风气之下关注杜诗并自觉学习杜诗，在继承基础上发展、创造并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就是李商隐的学杜之作，反映了李商隐对杜诗及其特点的认识。吴留营（上海师范大学）《清初李商隐诗歌接受的多重语境与现象补构》认为，王士禛作诗填词，以义山诗为效法对象，这在其早期和晚年的创作中尤为突出。王氏以《倚声初集》的编纂为契机，在艳词创作热潮中，掀起义山品评活动；在诗词、诗话、词话等著述中反复提及李商隐，成为义山诗歌接受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徐婉琦、沈文凡（吉林大学）《李商隐排律对杜甫的接受》指出，李商隐五言排律被列为“集中第一”，这很大程度源于其对杜甫排律的继承和接受。在章法结构方面，李商隐学杜而能做到叙事性和抒情性兼具，将抒情性很强的中国叙事文学的特征表现得十分充分、鲜明。情感意蕴方面，李商隐排律直承少陵的诗史气质，心怀社稷，处处流露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
蒋寅（华南师范大学）《李商隐<无题>诗诠释与古典诗歌的解释传统》认为，诗歌作品中意象化的程度，到李商隐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给诗歌解读带来意旨多歧、虚实难明的困惑；诠释态度也分成四派，即梁启超式的不可知论或者说不求甚解派、苏雪林式的索隐派、冯浩式的比兴寄托派和当今许多学者所默认的诗无达诂派；李商隐《无题》诗的诠释已同后世作者对古典诗歌比兴寄托的言说传统的体认密接起来。胡文梅（安徽大学）《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义山王氏的爱情诗浅论》认为，李商隐爱情诗的抒发对象可以系名的有三位。其中写与妻子王氏的爱情诗感情真挚深永，通过对具体篇目的解读和分析，以及艺术技巧的简单概括，体会诗人与爱妻的伉俪深情，并感受这一部分诗歌创作的魅力。赖涤（西华大学）《浅析李商隐尚真、任情的诗歌思想》指出，李商隐是继杜甫之后，在抒情艺术上做出巨大贡献的诗人，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尚真、任情的审美思想，是造就其诗歌在题材、内容和风格上别具一格的重要原因，由此形成李诗整体上的“缘情”特征。陆金莹（华南师范大学）《<锦瑟>的互文性解读》企图为互文性理论在古典诗歌研究领域的实践应用提供参考与反思，认为《锦瑟》是李商隐由锦瑟发兴，思忆起青年时期的美好时光，同时又因为现实生活中美好事物之短暂、消逝、不可再得而深感悲痛、怅惘而创作的诗作，在阐释《锦瑟》时，需要注意它“一体两面”的思想情感和风格特征内蕴。田恩铭（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韩碑>阐释史》指出，《韩碑》是李商隐诗作中较受关注的诗作。早期的《韩碑》阐释是在史事与文事交融的状态下进行的，关注的是《韩碑》与《平淮西碑》的价值判断问题。历代评家看重《韩碑》与韩愈诗文的关系，形成一种跨文体阐释现象。一说是仿韩体，一说是仿韩碑，另有一些评家，只是说仿韩，却旨在突出义山自家特色。田竞（兰州大学）《清人引赋注义山诗的方法考论——以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四家笺注为例》详细梳理了清人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为注解义山诗引用的一百一十六篇赋，指出他们用赋作注的四点原因：一标明语典，二为科场制艺重赋的习气所浸染，三自觉追求语言美感，四缓解以史注诗的僵硬感。吴嘉璐（西华大学）《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考论》认为李商隐的五言百韵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用韵等方面继承了杜甫所创制的古体百韵诗“古朴”的特点，同时又受到杜甫之后律体百韵诗的影响，律句和对句有所增多，且适切于诗歌所要表现的内容。历来诗评家均以《北征》为该诗的对照，认为其同样具有“诗史”的特质。张浩杰（长江大学）《文学与现实的结合——论<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认为，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是人民苦难的真实记录，也是李商隐的学杜标志，更是诗人政治观点的表达；通过对《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的文本细读，考察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这首诗的价值和意义。
韩凯（晋中学院）《对话李商隐：“武夷格调”的生成与“变态”》认为，杨亿《武夷新集》所形成的“武夷格调”密切关注现实，书写视域从传统宫苑题材中解脱出来，抒发个人性情，自我形象得以显露，与传统西昆体作品相比具有明显“变态”，具有不容忽视的诗歌史意义。刘海莲（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声韵学与文学的相遇：探李商隐<锦瑟>之美（草稿）》以李商隐代表作《锦瑟》为例，尝试从语言学中的声韵学和文学这两个角度来赏析其美。刘青海（北京语言大学）《论李商隐五绝的艺术渊源及创变》认为，李商隐擅长绝句一体，这和他广泛地取法从汉魏六朝到唐代五绝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应该也和令狐楚的影响有关系。义山五绝一体的创作起步较晚，很可能是在入令狐楚幕之后开始的。但由于传世文献有限，这一点很难展开论述。路鹏（牡丹江师范学院）《浅析李商隐诗歌中的乐器意象》通过梳理李商隐现存作品中近百首运用了乐器意象的诗歌，选择其中的琴、瑟、箫、笙、钟、鼓六种重要意象进行细致分析，认为李诗中的乐器意象多与典故相结合，用以抒写超越意象本身的感情或人事。罗燕萍（四川外国语大学）《李商隐爱情诗中的“窥看”与“聆听”》指出，李商隐爱情诗歌“窥看”和“聆听”似是李商隐爱情诗独特而重要的感觉维度，他爱情诗的空间书写集中体现在以“窥看”和“聆听”视角对“阻隔”空间的表现，不仅体现出李商隐隐秘而丰富的感情世界，还展现了他吉光片羽式的意识流思维及敏锐深沉的审美体验。马騻（牡丹江师范学院）《李商隐诗中的“桃”意象》认为，“桃”意象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意象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李商隐诗中运用了丰富多面的“桃”意象，用“桃”意象书写女性，讽刺社会现实，也慨叹自己的命运。史磊（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李商隐诗歌研究二题》指出，多义性是李商隐诗歌一贯的风格，《夜雨寄北》延续了这种风格；在情感主旨上，对于该诗是思亲还是怀友，作者从李商隐对“涨”字的使用上判断，其或许也有李商隐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惆怅。辛鹏宇（北京语言大学）《论李商隐悼亡诗的意象特质及生命意识》认为，李商隐的悼亡诗因其独特的意象体系建构而在历代同类诗歌中脱颖而出；李商隐倾向选用独立的自然意象营造清冷的审美境界，使其悼亡诗中生成了极冷和极热两种类别的意象群；李商隐生命意识使其悼亡诗的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郭自虎、崔新一（安徽师范大学）《睹物惊心话义山——兼论“惊艳范式”对后代叙事文学的影响》指出，李商隐在其近体律绝诗中采用略形取神、加重咏叹、特殊字词、对比、感事讽托等方式传达睹物瞬间的深层感受，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杜甫“外透式震惊”以及韩愈天马行空式想象的“内敛式惊惧”的“惊艳范式”。李翰（上海大学）《叙事视野下的义山七绝》以叙事为观照角度，从叙述时空、叙述意涵、叙述语言等三方面对李商隐七绝分解梳理，并引征诗例串讲论析，认为义山七绝或因其故事性，或因“千丝密网”之结构，或因创作思维及句法语式，使之具有叙事分析之可能。
程维（安徽师范大学）《唐代的“无端”诗学与无题诗歌》主要讨论唐代诗学发生论的新变、无端诗学的佛教思维内核、无题诗的无端性四个方面展开、无端诗学的诗学史意义，并指出唐代的无端诗学在诗题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无题诗。米彦青（内蒙古大学）《“小李杜”诗文中晚唐长安的历史记忆》认为，长安作为唐王朝的都城，衍生出多重社会网络，并成为“记忆之场”。长安“记忆之场”在“小李杜”诗文中呈现以下特点：一、杜牧樊川别业和李商隐樊南新居带来物质化的特点；二、河湟争夺、藩镇割据、宫廷政变、牛李党争带来功能化的特点；三、围绕李贺、元白诗学认知带来象征性的特点。王树森（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幕府经验与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指出，李商隐有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幕府生存经验，特殊的人文环境保护了他的诗歌创作热情，为其在政治诗等一系列传统诗歌题材上的成就提供了从形式到内容上的重要帮助；在义山一生所拥有的各种人生经验中，幕府经验是对其诗歌创作产生推进作用的最为潜在深层的一种。熊啸（浙江财经大学）《无题体与香奁体的异同及其诗学渊源与新变》认为，无题体与香奁体的概念源自李商隐的《无题》诗与韩偓的《香奁集》，二者皆涉及男女私情的书写，其叙事、笔法及主旨则存在隐与显的区别，其内涵皆在后世的诗学阐释中经历了由艳情向寄托的演变。
诗歌批评方面，胡传志（安徽师范大学）《元好问对李商隐诗的三次评价》称：“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三第一次拈出‘温李新声’的概念；其十二第一次拈出《锦瑟》一诗，将它作为唯一的代表；其二十八以‘精纯’二字概括李商隐诗歌的风格，特别符合其无题诗的特点。元好问抓住了最具特色的无题诗，故能一语中的，赢得了后人的认同。”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桐城派李商隐诗歌批评》认为，桐城派最推崇杜甫，至于李商隐，此派抱持非常矛盾的态度，或爱之同杜甫，或厌之如王彦泓，亦有爱恨交织者；关于桐城派诗人对李诗的接受，其中著名者如钱澄之、姚鼐、方东树、曾国藩等均有或多或少的论述，并从总体上对桐城派的义山诗评论加以考察。武道房（安徽师范大学）《<诗经>汉宋学分野与李商隐诗歌的诠评向度》认为，宋至明代，义山诗颇受冷遇，负面评价者为多，至明清之际直至清代，又大受追捧，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刘学锴先生所说“李商隐诗在极端道学的批评家眼里，简直成了洪水猛兽”的判断是准确的。笔者同时认为，从《诗经》汉宋学的分野，可以给出一个妥洽的解释。
杜松梅（山东大学）《清代李商隐人品经典化研究》认为，李商隐多被认为是一位“背恩无行”“恃才诡激”之人，清人为其进行了辩护。清人的辩护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从牛李党派性质或李商隐与两党的关系方面辨正其人品；二、从李商隐在晚唐时局中的表现分析其政治品质；三、考察他与忠义之士的交往以间接认识其人品；四、推崇其性情之正。尹文磊（西南大学）《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浅论李商隐诗歌中的中原身份认同》通过考察李商隐在南方宦游时期创作的诗歌，发现他对南方一直保持着一种强烈的疏离感，身在南方时怀有对中原地区的思念以及强烈的客者意识。这可以归因于南方地理位置的偏远、地理环境的恶劣以及迥异的风土民俗。查屏球（复旦大学）《义山情感世界参照系——由<雁塔题名>看李商隐及第及与令狐家族关系（初稿）》指出，宋人柳瑊所存《雁塔题名帖》有蔡京、李商隐并列之名，而李商隐与蔡京并列，又为释读义山情感世界找到一个恰当参照系，李、蔡仕宦命运的比较以及二人在令狐绹发迹之初不同的政治表现，可表明李商隐的政治选择更多的是出于人格追求，而非由利益所定，由此可对传统的“背牛投李说”作出一点修正。
陈立新（东吴大学）《综考李商隐<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认为，李商隐之《无题二首》（凤尾香罗）其实为悼念其妻之悼亡诗，原因有二：其一，李商隐描述过往与其妻婚礼情形，以怀念、悼亡其妻；其二，透过现代行为心理学所述丧偶后之质疑与愤怒等行为，论证此诗中李商隐完全吻合丧偶者之心理行为。古静（西华大学）《李商隐入蜀地诗歌创作研究》称李商隐入蜀诗作有57首，按入蜀活动的地点顺序排列，一一考证，可见李商隐入蜀所作的诗歌，在题材上开始出现蜀地的风景事物，所表达的感情基调是悲伤的。
此次大会恰逢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创始人、首任会长，李商隐研究权威学者刘学锴先生90大寿，其新著《刘学锴讲李商隐》正好出版发行，故为刘先生祝寿和著作首发式也作为重要节目穿插在大会之中。
大会有5篇刘学锴研究论文，陈冠明《温庭筠诗词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读刘学锴先生<温庭筠全集校注>》认为，刘先生整理、研究的《温庭筠全集校注》，是温庭筠作品校注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特点主要体现在多方面的“精审”，体现在对于诗题精密的考订之上，体现在注重词义的训释之上，体现在对于诗句周全的诠释之上，体现在对于诗篇“笺评”之上。卢欣欣（中州古籍出版社）《从<刘学锴讲李商隐>说起——兼谈刘学锴先生与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交往》指出，《刘学锴讲李商隐》一书在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年会首发，又恰值刘先生耄耋上寿之际，更显得意义非凡。这部书是他专精研究李商隐30年的总结性著作，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推动李商隐研究的深化一定会起到重要作用。沈文凡、聂垚（吉林大学文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刘学锴先生的李商隐研究述评》认为，对古典文学研究中少有的“李商隐现象”，刘学锴先生作了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探析，尤其是对李商隐的诗歌和人生进行了深度的学理研究和艺术品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献笺注与审美鉴赏的融通，将20世纪李商隐研究推向了高峰，受到了学界极大的瞩目和关注，奠定了李商隐研究走向显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汤华泉（安徽大学）《我与<增订注释全唐诗>》称：“《增订注释全唐诗》是新千年之初出版的一部全唐诗歌全注本，近年又作了修订即将由黄山书社出版。笔者曾任本书副主编，参加了本书前后两次编撰、修订工作，都是业师刘学锴先生、余恕诚先生提携、推荐的。”周啸天（四川大学）《赭山师表 锦瑟解人》说：“刘学锴师在与余恕诚师合作完成了《李商隐诗歌集解》（全五册）、《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全五册）、《李商隐资料汇编》（上下册）及独著《李商隐评传》《李商隐诗歌研究》悄然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新近又完成了《温庭筠全集校注》《温庭筠评传》《温庭筠选集》等，可谓著书等身，且皆传世之作。”
此外，尚有祝寿诗词。陈冠明有《刘师学锴先生九旬大寿敬献颂辞三首》，邓小军有《刘学锴师九十大寿》，汤华泉有《业师刘学锴先生九十大寿庆典献诗》，郑虹霓（阜阳师范大学）有《玉楼春·集句贺刘学锴先生九十大寿兼贺李商隐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召开》等。
陈尚君（复旦大学）《李商隐人生导师令狐楚的人生大节与文学交往》认为，令狐楚在中唐，文学为官名所掩。《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漆奁集》《梁苑文类》《表奏集》，与沈传师等编《元和辨谤略》，皆不传。今传其编《御览诗》，为唐人选唐诗之一。他与李逢吉唱和诗曾编为《断金集》，与刘禹锡唱和诗由刘编为《彭阳唱和诗集》，与僧广宣唱和诗不知由谁编为《广宣与令狐楚唱和集》，皆不传。他担任翰林学士期间，与同僚王涯、张仲素编《翰林歌辞》，此书稍残，以《元和三舍人集》之名保存至今。早年曾得多位前辈提携，中年官显，以擢拔人才为志，李商隐就出自他门下。他在党争中的作为颇多争议，但史籍肯定他处事深得大臣之体，给以肯定。李俊标（江苏师范大学）《朝鲜活字本<李商隐诗集>考论》指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朝鲜活字本《李商隐诗集》乃《李商隐诗歌集解》未收录之新见版本；其文本与今存众版存在大量同异之处，未能归属于一个统一系统之内；其文字良莠兼呈，有诸多嘉善之处可以弥补今日版本校勘之不足，有助文本是非之论断，具有较高校勘价值。罗英虹（东莞市塘厦初级中学）《我是如何写<李商隐诗歌直解>的》主要论述其本人创作《李商隐诗歌直解》的缘起、过程及方法。其中创作方法分三个方面：一、大量阅读典故，做了几十万字的笔记，用以解决李商隐诗歌用典问题；二、充分利用精通几种南方方言的优势进行解诗；三、遇到暂时无法解读的地方，暂且搁置，留待思虑成熟或有灵感时再行释读。莫山洪（南宁师范大学）《论李商隐的文体意识与四六的定名》认为，李商隐以“四六”为文体的名称，注重的是文章语言形式上的特点，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说，是从对文章内容及实用的关注转向对文章外在形式的关注，更能体现出一定的美学特征；李商隐为文体的定名，体现了李商隐文体意识的自觉，为后世文章文体的界定奠定了基础，在文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