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峰塔地宫出土光流素月镜线刻画考

雷峰塔地宫出土铜镜凡十面。日光连弧铭带镜一，为汉镜；海兽葡萄镜、双鸾葵花镜各一，均为唐物。又有一面光流素月镜，直径十点三厘米，圆钮，内区四只瑞兽环钮而奔，瑞兽间点缀缠枝葡萄。外区一周楷书铭文带，首尾以一圆点作分隔，铭曰：“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回凝清。终古永固，莹此心灵。” 〔1〕光流素月镜原很常见，虽然内区图案稍稍有别，但铭文几乎一字不差。它的流行时期约在隋至初唐，雷峰塔地宫所出这一件的时代也应相去不远，那么相对于入藏地宫的五代，它也可以算作古镜了。

有意思的是，此镜本来用作照容的一面，却是占满镜面的一幅线刻画。画面左右两边各现高阶上的重阁一角，楼阁前边各有一株高与楼齐的菩提树。画面下端，中间一具香案，案置香炉。右边四人，前面两个是戴冠奉简的道士，后面一对头梳双髻的女童，其中一人持节。左边四人，持竿的两人戴朝天幞头，乃乐工也，打扇的一对在后，则内侍也。略近中心的地方又一具香案，案垂桌幔，上置瓜果，两边一对坐墩，一对香炉。一朵祥云飘起在楼阁之间，云端一对男女，虽细线浅刻，但仍可约略见出女子盛装，男子道服。云朵上首飞龙，下首舞凤，又有仙鹤盘空，中间则是琵琶、腰鼓、横笛、箜篌、拍板，不鼓自鸣的诸般乐器，顶端星月交辉，与底部的七朵流云遥相呼应，意在表明上下通贯的整幅画面乃一想象之境〔2〕。

以龙凤为标识，可以推定画中主角的帝王身分。持竿的乐工，所持之竿名为“竹竿子”，乃用于引舞。它先已出现在贞观五年唐淮安靖王李寿墓的石椁线刻画中 ，又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甬道壁画 〔3·1〕、河北曲阳县王处直墓后室西壁浮雕中也都有它的形象〔3·2〕，几例俱可作为参证。

地上的一对香炉，其式似乎不很流行，可作比照的有敦煌莫高窟第一一二窟金刚经变中供养菩萨手捧的一具，时代为中唐〔4·1〕。西安市南郊甘家寨出土唐代石函的线刻天王像中也有一例，顶礼于天王之侧的供养人手持香炉，炉顶一缕轻烟缭绕 〔4·2〕。这种样式的香炉原是传自西域，撒马尔罕附近片治肯特古城遗址发现的壁画〔5·1〕，又新疆库木吐拉第一号峡谷第十五号窟中的一幅残像 〔5·2〕，均可以为例，前者约当七世纪，后者时代稍晚。

画面中舞鹤之间不鼓自鸣的乐器，意在表现净土世界。佛经中说到的净土有很多，这里应是阿弥陀佛所居的西方净土。《佛说阿弥陀佛经》曰佛为阿难显现阿弥陀佛所居国时，阿弥陀佛国遂大放光明，于是“钟磬琴瑟箜篌乐器诸伎，不鼓皆自作五音声”，当是时，“诸天各共大作万种自然伎乐，乐诸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当是之时，其快乐不可言” 。

净土宗系专修往生阿弥陀佛法门。自东晋慧远在东林寺率众立誓，专修念佛三昧，共期往生西方之后，又有昙鸾于北方专修净业，至唐代而善导创立净土宗，遂盛行中土，深入民间。根据净土信仰所奉经典叙述的极乐世界及佛国庄严而绘制的经变画，即净土变或曰西方变、西方净土变，因此是人们久已熟悉的题材，画史著作和笔记小说便记载了唐代的不少名品，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所云兴唐寺和安国寺吴道子的西方变，如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一节记“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变”。敦煌壁画所存尤多，虽然不是出自见诸记载的名家之手，但二者总有共同遵循的基本程式，比如以空中飞舞着的乐器表现“钟磬琴瑟箜篌乐器诸伎，不鼓皆自作五音声”。莫高窟第三二一窟北壁的无量寿经变，莫高窟第一七二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都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例子，前者时代为初唐，后者为盛唐 〔6·1、2〕。晚于雷峰塔的一例，为浙江瑞安仙岩寺慧光塔出土北宋庆历二年檀木识文描金经函 ，经函侧面的装饰图案也是净土变 〔7〕。下方是描金绘出的七宝池，水波中用调了灰的稠漆堆出莲叶和莲花，中间的莲花座上是阿弥陀佛，两边各一对莲花化生，上方描金绘一对仙鹤，一对迦陵频伽鸟，又漫天飞舞的花朵。盝顶的斜面以漆灰堆出飞翔的绶带鸟与中间的折枝花，描金绘出腰鼓、拍板、箜篌等空中不鼓自鸣的各种乐器。经函的时代晚于雷峰塔不过数十年，二者图式的来源都可以追溯到唐代。

如此，可知雷峰塔所出光流素月镜镜面线刻画的主题是“发愿往生净土” ，发愿人为忠懿王钱俶和王妃孙氏，—由画面对人物以及侍从和景物的种种安排，可以这样推定。雷峰塔竣工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建塔的初因是为了奉安“佛螺髻发”，而将新塔命名为“皇妃塔”，则是钱俶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妃孙氏及感恩宋廷的封妃、谥妃之举 。地宫的建设固在起塔之初，其时孙妃尚在，此发愿，自是夫妇二人的发愿。慎知礼撰钱俶墓志，曰其“元妃孙氏，贤为女师，化被王国。先朝肆觐，后车锡命，册妃之典，自王而始。禄鞠方茂，瑶华先秋”，是对孙妃生平最为简要的概括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十三《忠懿王妃孙氏》：“忠懿王妃孙氏，名太真，钱塘人，泰宁节度使承祐之姊也。端重敏慧，延接姻亲及宗属皆曲尽恩礼。好学读书，通毛诗、鲁论大义。少事忠懿王甚谨，一以俭约为训，非宴会未尝为盛饰。忠懿王征常州，妃居国城内，时时遣内侍抚问诸将及从征将帅之家，国人禀畏如奉王旨。”她的主内而与钱王配合默契，亦夫妇琴瑟好合之一证。

从整个佛教史来看，五代是呈衰微之势的，惟南方吴越国的历世奉佛至为虔敬。末主钱俶建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颁施各地，复兴寺院，遣使日本和高丽求佛教典籍，又优礼天台德韶和永明延寿等高僧，尤见奉佛之诚和事迹之著。而在他尊礼的诸高僧中，永明延寿则是最可注意的一位。

延寿，字仲玄，俗姓王，生于唐昭宗天祐元年，卒于宋太祖开宝八年。先曾做过地方官吏，后舍俗出家，到天台山参谒文益的弟子德韶，从修禅学，后传其法。因此他是禅宗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的再传弟子，而却又被尊为净土宗六祖。惠洪将延寿入于《禅林僧宝传》属禅宗，宗晓把他列入《乐邦文类》属净土宗，与他差不多同时的赞宁在所著《高僧传》中又把他列在“兴福篇”，则其事迹似乎又在“多励信人营造塔像”（《高僧传》卷二十八）。不过这倒正可以说明，延寿是禅教兼重亦即禅净双修的一代宗师。宋建隆元年的时候，钱俶延请他居灵隐山新寺，次年复请他主持永明寺，延寿在此历时十五年，“徒众常二千，日课一百八事”，而又“日暮往别峰行道念佛，旁人闻山中螺贝天乐之声，忠懿王叹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切也” 。“西方”，即西方净土。而延寿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原是充满融会调和色彩。他曾把各奉其宗的唯识、华严、天台的知法比丘约集在一起，使各就其基本理论问题互相诘难，之后延寿以“心宗旨要”而折中，以是提出性、相融合的主张，而熔各宗思想和实践于一炉。他并且认为，“儒道先宗，皆是菩萨示劣扬化，同赞佛乘”。“是以佛法如海，无所不包；至理犹空，何门不入；众哲冥会，千圣交归；真俗齐行，愚智一照。开俗谛也，则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绍，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显地狱之苦。不惟一字以为褒，岂止五刑而作戒？敷真谛也，则是非双泯，能所俱空，收万像为一真，会三乘归圆极”（《万善同归集》卷下）。钱俶的崇尚佛教，其修为，当有延寿的影响在。前引慎知礼撰钱俶墓志，称他“思辅仁寿之化，颇尊天竺之教，浮休内达，恻隐兼济”，这里似即有着“万善同归”的一点折射。雷峰塔底层的回廊和门道内有石刻《大方广佛华严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即钱俶在《华严经跋》中说到的“塔之成日，又镌《华严》诸经围绕八面”。而《华严经》为华严宗所奉，《金刚经》为禅宗所奉。地宫所出光流素月镜的“发愿往生净土图”，则又表明钱俶持奉的是净土信仰。图中所呈现的释、道杂糅，也有延寿的持论可为依据，便是前面举出的“儒道先宗，皆是菩萨示劣扬化，同赞佛乘”。当然净土信仰本来常依华严、禅、密而行，佛道杂糅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对于钱俶来说，延寿的影响毕竟最为直接。

此外，光流素月镜线刻画中的月宫图景又不禁令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七夕之誓，所谓“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甚至猜想此“发愿”，竟是一个双重的誓愿，即一愿往生净土，二愿世世为夫妇。而选择这一面铜镜作画，似乎和镜背的铭文也有一种暗中的呼应。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乞巧楼”条云：“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线刻画中间部分的场面，即与这里的形容很是相似。《长恨歌》甫一问世即广为传诵，陈鸿为它写下《长恨歌传》，其演述的故事在同时及稍后，均有不同版本的歌咏丛谈广泛流传 。这一切，都可以成为作出这一推测的依据。另外一个很有意味的巧合，便是孙妃本名“太真”。当然这也许仅仅是巧合。

雷峰塔最初的名称为皇妃塔，通过遗址的考古发掘此已得到确认，新塔的命名，正如前引发掘报告中的推定，即它是钱俶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妃孙氏及感恩宋廷的封妃、谥妃之举。而地宫出土光流素月镜镜面的“发愿往生净土图”似可进一步证明，皇妃塔的命名，更是钱俶为永久纪念他和孙妃曾经有过的一个共同誓愿，—信仰的，还有情感的 。

（初刊于《东方博物》二〇〇六年第四期） CLT+izOzmbO7mT14F7ds7NBDkRh/K6pfPK0vIF2pA+k2sZ9jdZjP6xT16fKQp4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