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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或许，你们可能会问，我们请你来谈谈妇女与小说——而这和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
我就和大家说一说这其中的原因吧。
当我收到邀请，来谈谈妇女与小说这个话题，我就坐在河岸边，开始研究这几个字眼的确切含义。我也许可以简单评论一下范妮·伯尼
的小说，对简·奥斯汀
再多说上一些，然后再称赞一下勃朗特姐妹
，对冰雪覆盖的霍沃斯牧师寓所做一个大概的描述，若有可能，就拿米特福德小姐
打趣一番，然后恭恭敬敬地引用上几句乔治·艾略特
经典原文，再提一下盖斯凯尔夫人
，这样就可以大功告成。
但转头一想，“妇女与小说”这几个字可不是那么简单。
妇女与小说这个主题可能要谈谈妇女以及她们的形象——这或许才是你们的本意；可能要说说妇女和她们写的小说；也可能就是聊聊妇女和那些描写她们的小说；还可能是，这三者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而你们想让我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一话题——这种方式倒是最为有趣，可我很快就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永远也无法得出结论。
我知道，我永远也不能履行一个演讲者所应尽的首要责任——让你们在听完一个小时的访谈之后，能在笔记中记下纯粹的真知灼见，并将笔记本永久保存在壁炉台上。我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向大家谈谈我的看法：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妇女的真正性质、小说的真正性质，这类重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不过，作为补充，我打算尽我所能，向大家解释我是怎样得出关于房间和钱这一观点的。我会把导致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思路向诸位原原本本、毫不掩饰地讲明。也许，如果把我的观点背后的种种想法，或者说种种偏见，向大家一一说明，你们就会发现，这和妇女与小说都有某些关系。
不管怎么说，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牵扯到性别的任何问题都是如此——就不指望有谁能说出些真知灼见来。我所能做的只是老老实实讲出自己是如何得出某些观点的，不管这观点是对还是错。我也只能让听众觉察到演讲者的局限、偏见、癖性之后，从而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这种情况下，虚构倒有可能比事实包含更多的真相。因此，我打算利用自己身为作家的自由和“特权”，把我来这儿的前两天里发生的事情跟大家谈谈——在知晓你们所给的这个话题之后，我是如何不堪重负的，如何绞尽脑汁的。我在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都在为此费尽心思。显而易见，我所描述的一切纯属虚构：牛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合称）只是杜撰，费尔汉姆学院也是杜撰，文中的“我”也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所给的称谓，并非真实存在。“我”也会信口开河，但有些真相会和谎言混淆在一起，这就需要你们自己细心甄别、去伪存真，你们自己决定，哪些话值得牢记在心。倘若没有，你们当然就会把这些整个儿丢进废纸篓，将其统统抛到脑后。
话说一两周前，那是 10 月的一个好天气，我（姑且叫我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米克尔，或是随便你们，想叫什么叫什么——这都无所谓）坐在河边，想事情想得出神。妇女与小说这个话题，那可是我肩上的重负，已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这个话题一提就会激起各种偏见和冲动，我还不得不为之下一个结论。
我的左右两边，长着一丛丛灌木，有的金黄，有的绯红，斑驳闪亮，鲜艳夺目，看上去仿佛熊熊燃烧的火焰。河对岸，杨柳垂绦，随风拂动，在无休无止地轻声啜泣。天空、桥梁，还有岸边那红彤彤的树丛在河水中的倒影清晰可见。一位大学生划船而过，倒影被冲碎，又再次合拢起来，一切如初，好像他从未来过一样。
在那里，我一个人似乎可以一坐一整天，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思考——不妨给它一个更加高雅的称号——把它的钓线垂入这涓涓河流之中。一分钟过去，又一分钟过去，钓线在倒影和杂草间摆晃，上下沉浮，随波漂动，到最后——你们知道，就那么轻轻一拉——钓线猛地一沉，一团思想便聚集起来，就上了钩。然后，便要战战兢兢地把它拖上来，还要小心翼翼地将它摆放在草地上。我的这个思考过程，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无足轻重，就像一条小鱼，精明的渔夫会把它丢回河里，让它长得更肥，有朝一日，可以下锅上菜，让人大饱口福。现在，我不敢拿着这个想法让你们费神伤脑，然而，如果你们仔细留心的话，便可以从我下面的说辞里，感受到这一思考过程。
但不管它有多渺小，都和同类一样，具有其独特的神秘性质：一回到脑海里，就变得令人兴奋激动，意义非凡；它时而猛冲下沉，时而东游西蹿，让人思想上感到汹涌澎湃，上下波动，静坐细思断无可能。我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健步如飞踏进一块草坪。立刻，一个男人的身影便出现在我面前，截住了我的路。一开始我也不明白，这个家伙看上去稀奇古怪，外面套着件白天穿的燕尾服，里面却搭了件晚上穿的白衬衫，对我指手画脚。他面露恐慌、表情愤怒。
幸好是直觉而不是理性提醒了我，他是教区执事
，我是女人。这里是草坪，那里是路。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才可以踏上草坪，而我只能走碎石小路。这些念头刹那之间闪过我的脑海。等我回到那条小路，教区执事的胳膊就放了下来，脸上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碎石小路走起来是没有草地舒服，但也没什么大碍。不管什么大学的研究员或学者，我所能提出的唯一控诉就是为保护他们这片被踏了三百年之久的草坪，却碰巧把我的小鱼吓得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让我如此大胆地擅闯草地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想法，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安宁的心灵就像一片祥云从天而降，它会落到什么地方呢？那准是在这个美好的 10 月清晨，落到牛桥大学的庭院和四方形的广场上。漫步在大学里那一条条古老的走廊上，那时的不快似乎也烟消云散。躯体似乎被容纳在一个神奇的玻璃房子里，任何声音都不能穿透这个房间，而心灵，也摆脱了世间的纷繁复杂（除非又擅自闯入那片草地），可以自由自在地沉浸在与此时此刻正相宜的冥想里。好像某种机缘一般，不经意记起的某篇旧文中提到的假日重访牛桥大学的经历，又让我想起了查尔斯·兰姆
——萨克雷
把兰姆的一封信放在额头，说道：圣查尔斯。的确如此，在所有去世的前辈中（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是最和蔼可亲的一位，人们不禁想问他，“那么请告诉我，你是怎么样写随笔的呢？”我觉得，兰姆的随笔要更胜过马克斯·比尔博姆
一筹，尽管比尔博姆的散文造诣很高，尽善尽美，而兰姆那疯狂的想象力、行文中迸发出天才式的闪电般的灵光，使他的散文出现了瑕疵或者说缺陷，却依然处处闪现着诗意。
大概一百年前，兰姆来到了牛桥大学。当然，他写下了一篇随笔——名字我记不清了——它讲的是，他在这里看到了弥尔顿
的一首诗的手稿。那首诗大概是《利西达斯》，而兰姆写道，当他想到《利西达斯》诗作中的字词可以更改时，感到大为震惊。弥尔顿对这首诗进行了改动，在兰姆看来，这种事情连想一想都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我也在脑海里回忆这首诗中所能记起的字句，而揣测一番哪个字是弥尔顿更改过的，为什么要改，这对我来说却是一种乐趣。
接着，我便想到，兰姆所看过的那份手稿近在几步之遥，倒可以追随兰姆的足迹，穿过四方院，到那家著名的图书馆一睹珍藏多年的那件宝贝。当我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我还想到了，正是这家著名的图书馆还保存着萨克雷的《埃斯蒙德》的手稿。《埃斯蒙德》被评论家誉为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可是我记得，这本书矫揉造作的文风，以及它对18 世纪写作风格的模仿，只会让人觉得束手束脚，除非对萨克雷来说，18 世纪的风格的确算得上自然——看看手稿便可得到证实，到底萨克雷是修饰了文风还是丰满了文意。但是另一方面，那要分清什么是文风、什么是文意才行，这个问题——不过，此时我已经站在那扇通往图书馆的大门前了。我一定是打开了那扇门，因为这时一位满头银发、看似和蔼的绅士走了出来，拦住我，对我很不以为意。他就像一位堵路的守卫天使，只是他张开的并非一双白翼，而是一袭黑袍。这位绅士一边挥手，示意我回去，一边声音低沉、略带遗憾地告诉我，女士不得入内，除非有学院的研究员陪同或者有介绍信。
一个女人的诅咒，对一所著名的图书馆来说，完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它，一副德高望重、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宝贝全都安全地锁在怀里，心满意足地睡着。不过对我而言，它将永远这样沉睡下去。我怒气冲冲地走下台阶，发誓永远不会惊扰它的好梦，永远不会再次要求它的款待。
离午餐还有一个小时，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在草坪上走一走？到河边坐一坐？当然，那个上午秋高气爽，红叶飘落，走走还是坐坐，都不是什么苦差事。
一阵音乐声传到了我的耳边。应该是正在做礼拜或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我经过教堂门前时，管风琴如泣如诉奏着庄严的乐曲。那基督门徒的哀悼，从安宁静谧的空气中传来，更像是对忧伤的回忆，而不是忧伤本身。甚至那古老管风琴的哀鸣，也被这片安宁恬静所融化。即使我有这个权利，我也不想推门进去，教堂的执事大概又会把我拒之门外，向我索要受洗礼的证明或者教区长开具的介绍信。
不过这些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外观之美通常毫不逊色于其内在之美。除此之外，看教堂的集会也挺有趣的，会众从教堂的大门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就像一群蜜蜂拥在蜂巢的入口。会众大多数身披长袍，头戴方顶帽；有些肩上披着毛皮制的穗带；另一些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还有一些，虽然未过中年，但脸上已起了褶子，似乎被劳累压得怪模怪样，让人不由得想起水族馆旁的沙滩上费尽力气、喘着粗气、爬来爬去的那一只只硕大的螃蟹和鳌虾。我斜倚在墙上，那所大学确实就像一个庇护所，稀有物种尽在其中，若是把它们全丢在斯特兰德大街的人行道上，让它们为生存而战，恐怕它们早就一命呜呼了。
有关以前的系主任和学监的陈年旧事又在我脑海里盘旋，那时候我还没能鼓足勇气吹响口哨——据说当时一听见口哨声响，那些老教授拔腿就跑——那些令人尊敬的会众早已进了教堂，只留下教堂的外墙供人观瞻。你们知道，那教堂的穹顶和尖塔夜晚点亮了灯，几英里之外在山那边都看得见，就像远处一条条总是在航行却从不靠岸的帆船。
不妨设想一下，曾几何时，这块方形广场，还有齐整的草坪，以及宏伟的建筑物和教堂，都是沼泽湿地，当时荒草连天，猪儿拱土觅食。我想一定是一队队的牛马拉着四轮货车，把一车车的石头从遥远的乡村拉过来，然后一群群的工人费尽千辛万苦将大石头一块一块地砌好，我才得以在这灰色的长石旁纳荫乘凉。还有油漆工给窗户安装玻璃，几百年来经常有泥瓦匠，带着铁铲泥刀，在穹顶上涂抹油灰水泥。每逢周六，一定有人从皮制的钱袋里把金币、银币倒进那些老工匠手里，他们才能晚上喝酒和玩撞九柱戏的游戏。
我想，那金币银币一定如潮水般源源不断流进这座院子里来，只有这样，一车车的石头才能运进来，泥瓦匠才能不停地忙碌着——平地、开沟、挖掘、排水。不过那时还是信仰时代，金银财宝滚滚而来，这些石头就变得根深基厚了。当房屋建好以后，更多的金银从国王、王后以及王公贵族的金库里流出来，以确保这里颂歌长传、诲人不倦。有人赏赐土地，有人缴纳税费。而当信仰时代结束，理性时代来临，金币银币依然长流不息——既设置了研究员的职务，又增添了讲师的岗位。只是那些出钱的，不再是国王，而是换作了商人和工厂主，那些靠工厂发财的人。他们在遗嘱中，把一部分财产慷慨地捐赠给他们学到本事的大学作为回报，大学就添置了座席，请来了更多的讲师和研究员。
因此，就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就有了天文台，就有了现在立在玻璃架上价格昂贵、做工精密的高级设备。而这里，几个世纪前，也曾荒草连天，猪儿拱土觅食。我在这庭院里信步闲逛，的确如此，脚下金币与银币夯实的地基是足够深厚，在那荒草之上的人行道路也足够结实。头顶浅盘的男人们匆忙地从一个楼梯走向另一个楼梯。艳丽的花朵在窗前花坛里盛放。留声机响亮的旋律从屋内传来。
不去细思是不可能的——但不管想到什么，也只能到此为止。钟敲响了，吃午饭的时间到了。
让人奇怪的是，小说家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午餐聚会让人值得怀念，想必是有人在餐桌上说了什么妙趣横生的话、做了什么聪明睿智的事。却对于所吃的食物，他们鲜少提及。对鲜汤、鲑鱼和乳鸭避而不谈，这已成了小说家的惯例之一，就好像鲜汤、鲑鱼和乳鸭毫不重要，不值一提，就好像未曾有人抽过一支雪茄或喝过一杯红酒。
然而，我要在这里冒昧地挑战一下那个惯例，告诉你们，这次午餐先上的是比目鱼，盛在一个深沿的盘子里，学院的厨师在上面浇上了雪白的奶油，只零星露出些褐色印记，像雌鹿肋腹上的斑点一般。接着上来的是鹧鸪，但是如果你们以为那是一两只棕色的、褪了毛的鸟，那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这道菜上的鹧鸪肉很多，色泽各异，口感不同；一并端上的，还有调味汁和凉拌菜，不论是辛辣还是香甜，井然有序；配菜里的土豆片，薄如硬币，不过自然没硬币那么硬；而球芽甘蓝，好像玫瑰花芽，但比之更加鲜嫩多汁。烤鹧鸪及配菜刚刚用完，那位静候一旁的男仆，也许就是教区执事本人，表情较先前温和了许多，他将餐后的甜点端了上来，餐巾环绕在四周，白糖宛若从水中翻涌而出的浪花。倘若把它叫作布丁，从而把它和大米、淀粉联系起来，就未免有伤大雅了。
与此同时，玻璃杯中的酒，喝干了又斟满，这酒的颜色，就在淡黄与烈红之间交错。小酌几杯之后，我们灵魂之所在——脊柱中央，逐渐被点亮，不是那种刺眼的、闪耀的，只能在我们的唇舌之间进出的灵光，而是一种更深邃、更敏锐也更隐秘的理性之火，在人与人的理性交流中，燃起的金色火焰。
不必匆匆忙忙，不必光彩照人，不必成为别人，只做自己。
我们都会升天，且与范·戴克
为伴——换句话说，就像现在，点上一支好烟，靠在软垫上，坐在窗边。生活多么美好，回报多么甜蜜，怨恨不满多么微不足道，友谊相伴、志同道合多么值得称颂。
倘若凑巧手边有一只烟灰缸，不必随手把烟灰弹到窗外；倘若事情与实际情况略有不同，我又怎么会看到窗外的事物，譬如说，一只没有尾巴的猫。那只突然出现、没有尾巴的小家伙悄悄地穿过那方形广场，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弦，心境也随之而不同，就像有人投下了一片影子，光线的强弱也随之变化。或许那美酒已让我不胜酒力了。我看见那只曼岛猫
在草坪中央停了下来，好像它在思索宇宙万物，的确，是欠缺了些什么，是有些不同。我一边听着别人谈话，一边问自己：欠缺的是什么，不同的又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想象自己已离开这个房间，回到过去，确切地说，是回到战前，来到另一场午餐聚会，就在离这里不远的房间里，但那与现在可是千差万别，一切全都变了样。这时，宾客们交谈甚欢，来客众多，都很年轻，有男人，有女人。一切都很顺利，交谈融洽，轻松自由，惬意风趣。
与此同时，我把另一场交谈和眼前的交谈进行比较，毫无疑问，此次交谈即为彼次交谈的后续，简直就是完美衔接。什么也没有改变，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只不过我竖起耳朵，并不是去听他们在说什么，而是在听那话语之外的低沉声音，或者说气流声。是的，就是这——不同就在这里。
在战前这样的午餐聚会上，人们聊的话题和现在完全一样，只是他们说起话来，语气却大不一样，因为那时，他们腔调里有一种嗡嗡声，虽然并不清晰，却和谐悦耳，让人兴奋，它改变了话语本身的价值。难道人们可以与这些话语产生共鸣吗？或许这只能借助诗人的力量。在我身边摆放着一本书，我随手翻开，完全在不经意间翻到了丁尼生
。这里，我听到丁尼生在吟唱：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下，
落在那门前怒放的西番莲花上。
她来了，我的小鸽子，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生命，我命中注定的人儿；
红玫瑰在呼叫，“她近了，她近了”；
白玫瑰在哭泣，“她来晚了，她来晚了”；
飞燕草在倾听，“我听到了，听到了”；
百合在低语，“我等着她，我等着她”。
难道这就是战前男人在午餐聚会上吟唱的诗句吗？那女人呢？
我的心房，像一只唱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挂满露水的嫩枝上；
我的心房，像一棵苹果树，
累累的硕果压弯了它的枝丫；
我的心房，像七彩的贝壳，
它在静谧的海湾嬉水；
我心中的欢乐胜过这所有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已来到我身边。
难道这就是战前女人在午餐聚会上吟唱的诗句吗？
一想到在战前的午餐聚会上，男男女女在低声哼唱这样的诗句，我就觉得非常滑稽，便忍不住大声笑了出来，不得不指着那只曼岛猫来为自己的笑声做托词。那可怜的小家伙没了尾巴，站在草坪中间，看上去确实显得有点滑稽。它是天生如此，还是出了意外失去了尾巴？这种无尾猫，虽然有人说曼岛上就有，然而却要比想象中少得多。它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与其说是美丽，倒不如说是新奇。一条尾巴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区别，真让人匪夷所思——你们也知道，这类话不过是要等到午餐聚会后，大家各自去取大衣、帽子时才说的。
这次午餐聚会，由于主人的盛情款待，一直持续到很晚。10 月的艳阳西沉，我走在林荫大道上，秋叶从树上纷纷飘落。一扇又一扇的大门似乎都在我的身后轻轻地、毅然决然地关闭了。数不清的教区执事将无数把钥匙塞进油润的锁眼里，宝库又将安然无恙地度过一晚。
走过林荫道，外面是一条大街——我记不清名字了——只要你不转错弯，就会一直通向费尔汉姆学院。不过，时间尚早，要到七点半的时候才吃晚餐。刚刚吃过这么一顿大餐，晚餐大可不必再吃了。奇怪的是，头脑里依稀记得这么几句诗，就让双脚踏着它的节律一路走下去。那些诗句——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下
落在那门前怒放的西番莲花上。
她来了，我的小鸽子，我的爱人；
……
在我的血液里歌唱，此时，我正快步朝着海丁利走去。然后，在河水拍岸的地方，我又转向另外一个音部，唱道：
我的心房，像一只唱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挂满露水的嫩枝上；
我的心房，像一棵苹果树……
多么伟大的诗人啊，我放声大喊，像人们在黄昏时分会大喊大叫一样，他们是多么伟大的诗人啊！
或许，对先人赞美的同时，也为我们自己的时代而感到些许嫉妒。尽管这样比较愚蠢荒唐，可我还是想知道，平心而论，谁能说出两位还在世的诗人的名字，就像当时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那般伟大？我朝着那泛起浪花的河水望去，显而易见，在我的心中，他们是无与伦比的。诗歌之所以让人心醉、让人痴狂，就在于它所称颂的，是那些我们也曾拥有的某种情感（也许是战前的午餐聚会上曾有过），人们毫不费力、自然而然地被触动，不用再三琢磨，不用与此时此刻的任何情感相比较。而如今的诗人所表达的，却只是那些生造出来又被剥夺的感情，人们一开始并没有认出来，出于某种原因，人们还惧怕它，不敢面对。每每读到，就迫切将它与熟知的往日情怀相比较，不免让人心生妒忌、疑惑重重。现代诗歌难懂就由此而来，正是由于它们晦涩难懂，谁还记得住哪个优秀的现代诗人连续两行以上的诗句？因此——我的记忆力也不怎么样——也拿不出什么材料来佐证我的说辞。我一面朝着海丁利继续走，一面问自己，为什么在我们的午餐聚会上，再没有人低吟浅唱了？为何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教名）不再唱道：她来了，我的小鸽子，我的爱人；为何克里斯蒂娜不再随声应和：我心中的欢乐胜过这所有一切，因为我的爱人已来到我身边。
我们是否可以将此归咎于那场战争？当 1914 年 8 月的枪炮响起，男人和女人的面容难道就在彼此眼中变得毫无魅力，浪漫从此将被扼杀？在炮火中看到我们的统治者的嘴脸，真让人大为震惊（对女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她们对读书受教诸如此类的事情心存幻想）。那副嘴脸真是丑陋至极——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统治者们——真是愚蠢透顶。但不管我们将过错归咎于何处，归咎于何人，那曾激起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热情，让他们为爱人的到来忘情地歌唱的幻觉，跟此时相比，已寥寥无几。我们只能靠阅读，靠观察，靠倾听，靠回忆。
但为什么要说“归咎”呢？如果那是种幻觉的话，为何不去赞扬那场使幻觉破灭、真相浮出的灾难？且不管它是什么灾难，因为真相……只能靠这些省略号来记录了。在寻找真相的时候，我忘记该拐弯去费尔汉姆了。是的，的确如此，我问自己，何谓真相？何谓幻象？譬如说，对这些房屋来说，什么才是真相？此刻，它们在薄暮中昏暗朦胧，却由于红色窗子而显出节日的喜庆，而到了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它们又由于散落的甜点、乱丢的鞋带而显得粗俗肮脏。还有那柳树、长河、沿岸的花园，此刻它们由于笼罩在上面的薄雾而模糊不清，但若艳阳高照，它们便会显得金光灿烂、红彤艳丽——那对它们来说，何谓真相？何谓幻象？
我不用你们为我的辗转纠结而大伤脑筋，因为在前往海丁利的路上，我也没能得出结论。很快我就发现自己转错了弯，于是又往回走，回到通往费尔汉姆的大道上。
我已经说过，这是 10 月的一天，我不敢更换季节，去描述垂在花园墙头的丁香花或者番红花、郁金香花，或者是其他春季盛开的花，生怕辱没了小说的美名，从而让你们大失所望。小说必须忠于事实，越是贴近事实，小说就越精彩——我们听到的都是这种说法。
因此，仍然是秋天，树叶依旧枯黄、随风飘落，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落得比以前稍微快了些，那也是因为已近黄昏（准确地说，是 19 点 23 分），凉风拂起（准确地说，是西南风）。但尽管如此，总有些莫名的奇怪的感觉：
我的心房，像一只唱歌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挂满露水的嫩枝上；
我的心房，像一棵苹果树，
累累的硕果压弯了它的枝丫；
……
或许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句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这种荒唐的幻象——当然它不过只是幻象——丁香在花园的墙头摇曳抖动，黄蝴蝶翩翩起舞、疾风刮起，空气中花粉弥漫、随风飘动。一阵风吹来，也不知来自哪个方向，却把新嫩的叶子掀起，于是，空中便亮起了闪闪的银灰色的光。正是夕阳西下、夜色初起，色彩更加浓郁，紫红色的火焰和金黄色的火焰在窗玻璃上交错燃烧，就像兴奋的、跳动不已的心脏。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世间的美一刹那喷涌而出，却又转瞬而逝（这时，我推开花园的大门径直而入，一定是有人大意了，门没有锁，而教区执事也不在附近），那即将逝去的人间之美，犹如一把双刃剑，一面惹人喜爱，另一面却惹人痛苦，令人心碎。
费尔汉姆学院的花园在春天的薄暮中一览无余，荒芜空旷，长草萋萋，星星点点的黄水仙和野风信子肆意生长；或许，即便是花开最盛的时候它们也依旧凌乱不堪，更何况现在疾风吹拂，它们便摇曳摆动，似乎要连根拔起。那大楼上的窗户，仿佛是惊涛骇浪中轮船上的窗子，沉浮在红砖卷起的浪花里，春日的云朵飞速掠过，不时在窗上投下影子，让它一会儿亮如柠檬，一会儿暗如银灰。
有人躺在吊床上，有人在草坪上快步跑过，在这昏暗的薄暮中，那都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像是真实，又像是幻觉，——难道没有人出来阻止她吗？——然后露台上探出了一个半弯的身影，像是出来透口气，顺便看一眼这花园，衣衫朴素，前庭饱满，谦逊恭谨，令人敬畏——难道有可能是那位著名的学者，会不会就是J. H
本人？一切皆是灰暗，却又如此强烈，好像薄暮为花园笼上的围纱已被星辰或者利刃扯成碎片——那是可怕的真相露出的锋芒，它以自己的方式从春天的心脏里跳跃而出。因为青春——我的汤来了。正餐就设在大厅。其实，现在是 10 月的晚上，远非春日。大家都聚集在大餐厅里。正餐已经准备好了。
汤端上来了，是那种清淡的肉汁汤，看上去寡淡乏味，毫无诱人之处。汤清澈见底，若是盘子底部印有什么图案，那真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惜连盘子也那么平淡无奇，没有任何装饰。接着端上来的是牛肉，配的是土豆青菜——家常菜里最常见的“三位一体”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周一清晨，女人拎着编织袋，走进泥泞的菜市场，在钩挂着牛后臀的肉摊前，或是对着叶边儿卷曲、发黄变色的卷心菜，讨价还价直到便宜几个便士。既然供应充足，我们没有理由对一日三餐不满，不用说，煤矿工人吃的肯定比这要差得多。
接下来上的是西梅子和蛋奶糕。虽然有蛋奶糕可缓解一下，还是有人抱怨西梅子，这没营养的蔬菜（它们不是水果）。这西梅子就像守财奴的心脏一样多筋，渗出的汁液就像守财奴的静脉里流出来的液体。这守财奴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去施舍穷人，这抱怨的人也该想想，吃到西梅子就算是某些人大发慈悲了。
接下来上的是饼干和奶酪，此时水罐便开始在人们手里递来递去，因为饼干本性干燥，何况这饼干又干到骨子里了。这就是所有的一切。这顿饭到此为止。
每个人都嘎吱嘎吱地把椅子推到后面，双开式弹簧门来来回回地不停旋转，不消一会儿，大厅里就收拾一空，一点儿饭菜的影子都没有了，毫无疑问，他们又为明天的早饭做好了准备。
英格兰青年们在走廊里、台阶上，嚷嚷闹闹，放声歌唱。而一位客人，一个外人（因为和三一学院、萨默维尔学院、格顿学院、纽汉姆学院或者基督教学院相比，我们费尔汉姆学院，没什么权利可言），能不能说上一句，“饭菜一点儿也不好”，或者说（现在我们，玛丽·塞顿和我，正在她家的会客厅里）“难道我们不可以在这里单独享用晚餐吗？”因为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在暗中窥探，想搞清楚这家人的经济状况。
在外人看来，这房子非常漂亮，充满欢笑，令人振奋。不，这种话可不能说。说实在的，交谈片刻之间就变得索然无味。人体结构就是如此，心脏、躯体、大脑浑然一体，而不是属于各自隔开的空间。毫无疑问，即使再过上千百万年也是如此，所以，这顿饭吃得好不好就极大地影响到话谈得愉不愉快。
一个人要想头脑清醒、爱情甜美、睡眠酣畅，若是吃不好，肯定是不行的。脊椎里的那盏心灵之灯靠牛肉和西梅子是点不亮的。我们大概都会升入天国，而范·戴克，我们希望，就在下一个路口等着。这就是一日辛劳之后，靠着牛肉和西梅子滋养出来的心境：将信将疑，还觉得自己蛮有资格。所幸，我这位教科学的朋友的橱柜里还有一坛酒，几盏小巧的杯子——不过那首先得有鲑鱼和鹧鸪来开胃——我们才得以围坐在炉火旁，让一天的生活所带来的伤害也有所慰藉。
过了大约两分钟，我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你一句我一句，谈的不过是那没来的人，是他们引起了我们的兴致，再次相聚也是如此——有人结了婚，有人还没有；这个人这么想，那个人那么想；想不到有人会飞黄腾达，有人却每况愈下——一旦开了头，就难免会落到揣度人性上，然后对我们身处的大千世界说长道短。虽然嘴上还对这些评头论足，我已经满心羞愧起来，因为心中又滋生了另一个念头，任由自己的思绪随风飘荡。你可能在谈论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在谈论图书或者赛马，但不管说些什么，其实这都不是你的真正兴趣之所在。
吸引你的，是大约 5 世纪前，泥瓦匠们在高耸的屋顶上忙碌的场景。国王和贵族把一大袋一大袋的钱埋在地里。这个场景总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面前，而在这幅场景之外，我还看到瘦得皮包骨头的母牛、泥泞的菜市场、枯萎的青菜以及老人满是筋络的心脏——这两幅场景，既不连贯也毫无关系，看上去荒唐可笑，却总是争先恐后地交互出现，我万般无奈，只好听之任之。只要不让交谈被曲解，最好的做法就是把我头脑中的画面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如果凑巧的话，就会像先王的头颅，在温莎古堡的墓棺被打开时，便褪色碎裂。
于是，我便简明扼要地告诉塞顿小姐，多年以来泥瓦匠们一直在教堂的房顶上忙碌；还告诉她，国王、王后还有贵族们肩上扛着整袋整袋的金币银币，又一铲一铲地把它们埋到地里；我猜，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那些金融大亨把支票和债券放进了别人曾经存放金银的地方。而这些，我说到，全都长眠于那几所学院之下。但是，我们身处其间的这所学院，在那厚实的红砖下，在那花园中荒芜凌乱的野草下，又埋藏着什么东西呢？在我们吃饭用的那平淡无奇的盘子背后，还有（我还没来得及停，话便脱口而出）那牛肉、蛋奶糕、西梅子的背后，又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呢？
嗯，玛丽·塞顿说，那大概是 1860 年吧——哦，那个事你也知道，她这样说，可能是因说的次数多了，而感到厌烦。然后她告诉我——房间被租用了。委员会的委员碰了面，信封上写了地址，公告贴了出来。会议召开了，信件宣读了，某某人做出重诺。而相反，某先生连一个子儿也没出。《星期六评论》可不会口下留情。我们去哪里筹钱来租办公室？我们要不要搞一次义卖？能不能找个漂亮姑娘来撑门面？我们看看在这件事情上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是怎么说的？有没有人能说服某报的主编把那封信刊登出来？能不能请某夫人为那封信签个名？某夫人眼下不在城里。六十年前的事情就这样办成了，付出的辛苦非比寻常，耗费的时间过于漫长。经过长期的争取，最终克服了千险万难，大费周折才募集了三万英镑。
显而易见，她说，我们喝不上美酒，吃不上鹧鸪，用不起头顶托盘的仆人，更不用说沙发和单间了。“安逸舒适，”她引用了一本什么书上的话，说道，“还是等以后再说吧。”
那些女人年复一年辛勤劳作也难以挣到两千英镑，她们竭尽全力却筹了三万英镑，我们义愤填膺，忍不住为女性遭受的贫困处境疾声呐喊。我们的母亲一直都在干什么，一分钱也没给我们留下？忙着涂脂抹粉吗？在盯着大商场的橱窗吗？还是在阳光灿烂的蒙特卡罗大街上招摇过市？
壁炉台上面挂着几张照片，玛丽的母亲——如果那是她的照片的话——也许她空闲时，就知道享乐（她和教堂里的一位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如果真是这样，那些奢靡享乐的生活，在她的脸上留下的痕迹真是微乎其微。这位老太太看上去相貌平平，上半身包在一块格子花披巾里，用一枚大别针扣住。她坐在柳条椅上，哄着一只长耳猎犬向镜头看，表情有趣却略带紧张，因为她知道只要照相机快门一按，她的猎犬准会直扑上去。
倘若她当初从商，成了人造丝的制造商，或是证券交易所的大亨；倘若她为费尔汉姆学院留下二三十万英镑，今晚就会变得舒适安逸，而我们的话题就会是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还可以研究原子属性，探讨数学、天文，聊聊相对论、地理。
倘若塞顿夫人还有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都学会了赚钱的伟大技能，就像她们的父亲和祖父一样，留下钱财，专为女性设置研究员和讲师职位、设立奖项和奖金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单独享用一顿大餐和美酒，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憧憬生活，期待在某种慷慨捐赠的职业庇护下，体面愉快地度过一生。我们可能正在探险或者写作，在旖旎的风光里信步闲逛，坐在帕特农神庙的台阶上冥想，或是十点钟去办公室坐坐，下午四点半舒舒服服地回家写首小诗。只是，如果塞顿太太们从十五岁就开始做生意的话，——这个观点说不通的地方就在于——那就不会有玛丽了。我问道，玛丽对此做何感想？从窗帘的缝隙往外看，10 月的夜晚甜美静谧，渐渐枯黄的树上挂着一两颗星星。她是不是情愿牺牲她应得的那份财产，也牺牲她对苏格兰的回忆——那里的嬉戏、争吵（她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虽然是一大家子人），那里的清新空气和可口的糕点让她赞叹不已——来换得费尔汉姆学院那大约五万英镑的捐款，只需她动动手，大笔一挥？须知，若是给学院捐款，势必要以牺牲家庭为代价。既要赚大钱，又要生养十三个孩子，没有人能受得了。想想这些现实情况吧。生孩子先要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还要三四个月的时间为婴儿哺乳。哺乳期过后，自然要花上大约五年的时间陪孩子嬉戏玩耍。似乎也不能让孩子满街乱跑。有人在俄国看到四处撒野的孩子，便说，这可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人们还说，一到五岁期间，正是性格形成时期。我便问，倘若像塞顿太太一样一直忙着挣钱，那你对嬉戏和争吵还有什么回忆？苏格兰在你心中又是什么形象？那里清新的空气、可口的糕点，以及其他一切，你还有什么印象？只可惜这些问题毫无意义，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你就根本不会来到人世间。另外，如果塞顿太太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积攒了大量财富，埋在学院和图书馆的地基下，又会发生什么呢？这个问题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首先，赚钱对她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她们有可能赚到了钱，法律也不会承认她们有权利把这些赚来的钱据为己有。塞顿太太拥有自己的一便士，也不过是最近四十八年来才出现的事情。而在此之前的千百年里，那一直都是她丈夫的财产——而塞顿太太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一直都被证券交易所拒之门外，这种推测大概也是理所当然。她们可能会说，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丈夫的，他完全可以自行决定钱怎么花——或许就捐赠给巴利奥尔学院
、国王学院，设一项奖学金、添一项研究员的职位。所以说，即便我能赚钱，我对赚钱也提不起多大兴趣。这件事还是让我丈夫去做吧。
无论如何，且不去提该不该责怪照片上那位忙着照看猎犬的老太太，毫无疑问，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母辈把她们自己的事情打理得一团糟想供我们“安逸舒适的生活”，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来更别提让我们吃上鹧鸪，喝上美酒，请得起教区执事来监管草坪，以及读书、抽雪茄，去图书馆和闲暇自在。在这荒凉的土地上修起光秃秃的墙壁，她们已是尽其所能了。
我们就这样站在窗前东拉西扯，俯瞰下方，和每晚成千上万双眼睛一样，注视着这座著名城市里的穹顶和尖塔。在深秋的月光下，它们如此美丽，如此神秘。古老的石墙洁白庄严，让人想起那里收藏的书籍，想起挂在木雕饰壁上的老主教和知名人士的画像，想起在过道上洒下圆圆星点和弯弯新月的彩色窗子，想起匾额、纪念碑、铭文，想起喷泉和青草，想起方形广场两侧静谧的房间。我还想到（请原谅我的这种想法），那令人羡慕的轻烟、美酒和深深的扶手椅、柔软的地毯；想到温文尔雅与端庄体面都来自奢侈、舒适、安逸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的母辈不能为我们提供的——她们要攒三万英镑可比登天还难，她们还为圣安德鲁斯的牧师生十三个孩子。
于是，我便返回旅馆。走过那幽暗的街道，我左思右想，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人们都会这样。我在想，为什么塞顿太太没有钱留给我们，贫穷对心灵有什么影响，富有对心灵有什么影响；我又想起上午见到的那些肩披毛皮穗带、稀奇古怪的老先生们，要是有人吹口哨，不知哪位老先生会拔腿就跑；想起教堂里管风琴发出低沉的哀鸣以及图书馆紧闭的大门，而后又想起被拒之门外，心中颇为不快；但转念一想，被锁在里面说不定更糟糕；还想到了男人享受富足安逸，而女人却要忍受贫穷不安，还有传统的有无对作家的心灵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最后我想，是时候该把这一天被蹂躏的外壳，以及各样争论、各种印象连同这一天的愤怒欢笑，统统卷起掷进篱笆墙后。蓝色天幕上，千万点星光闪耀。而在这个神秘莫测的社会中，人人都似乎形单影只。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或卧或躺，悄然无息。牛桥大学的街头巷尾，杳无人迹。旅馆大门突然开合，却全然不见那只推它的手——连门役也睡了，没有人为我掌灯，送我就寝。夜已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