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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巨变犹如春日的踪迹，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到来，在乍暖还寒时出现停滞与反复，在不经意间变得确定无疑、不可动摇。
在苏州大学读在职博士的沈文雁，每次返回蜀阳中学，照例会来笤溪与母亲见面。她时常提到一个名叫费孝通的人以及他所提出的“苏南模式”。人心浮动说明世道在变。沈文雁劝母亲“别一别苗头”，赶紧找点“正经事”来做，不要错过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其实，用不着大姑子口干舌燥地教化与点拨，贾连芳也能从附近村庄的变化与躁动中望云知雨，得出同样的结论。
村里的年轻人，如同被鸟铳惊飞的麻雀，一夜之间一哄而散。稍远一点的去了上海、杭州和南京，近一点的，则在苏锡常和昆山一带，围着太湖转。村庄突然变得空阔而岑寂。在坐月子的这段时间里，贾连芳将自己能做的“正经事”想了个遍，仍不免瞪着帐顶长吁短叹。
她知道丈夫沈文鸿指望不上。
人生得英俊毕竟不能当饭吃。沈文鸿在瓶窑时学过木匠，满师后即面临失业。实在找不到活做，他就在街上开了一个小铺子，阳伞、拉链、皮鞋，什么都修。有时，他也给人开锁配钥匙。
在贾连芳眼中，那显然算不上什么稳定的职业。
因担心他的癫痫发作，贾连芳从不让他干重活，只叫他照料山下的那片茶园。她自己则和老母亲养鸡养猪，去山上挖竹笋，打理屋前屋后的几分自留地。笤溪的笋干、百合、杨梅和春茶，从来不缺销路，他们的日子虽然平淡，但也不至于陷入困顿和窘迫。可是，只要贾连芳听说谁家的儿子开回了一辆新买的桑塔纳轿车，谁家的女儿给家里买回来一台平面直角的电视机，仍有一脚踏空的感觉，难免心生焦灼。
就在贾连芳和丈夫商量着，要不要去蜀阳长途汽车站支个小摊卖馄饨时，“长脚鹭鸶”贾金强找到了她。
“长脚鹭鸶”在二三十公里外的胡桥镇开办了两家企业，生产胶木制品和五金配件。他的货发往全国各地，需要大量的包装木箱。贾金强将木箱的制作图纸递给父亲，又将一个装有订金的信封塞在了母亲怀里。看着一脸疑惑的父亲，贾金强笑了起来，露出一口又黑又黄的坏牙。“你们也不用来我厂子里上班，夫妻俩在家里帮我钉箱子就行。我帮你们算了算，如果选用最便宜的泡桐木作材料，刨去运费和加工板材的费用，每只箱子差不多有三四块钱的毛利。你们钉多少，我要多少。别的，与我不搭界。”
母亲的家庭作坊正式开工的时候，沈辛夷已经1周岁了。她的幼年时代，基本上是在堆积如山的木箱的缝隙中度过的。她在木料和刨花的香气中入睡，在羊角锤叮叮咚咚的敲击声中醒来。据说，父亲曾劝母亲将她送到邻村的幼儿园，母亲一口拒绝：“有什么必要呢？白白浪费钱，又要来回接送，一个女孩子，在哪儿不能玩？”
在上小学时，沈辛夷将她对于木箱子的记忆写进了作文：
爸爸坐在一只小木凳上，用双腿紧紧地夹住我。我的头顶着他的下巴，闻到他嘴里的烟味和红薯味。还有汗味。他一直在出汗。有一滴汗珠吊在他的鼻尖上，亮晶晶的，就是不掉下来。他钉箱子的速度比妈妈和外婆快多了。妈妈钉一只，爸爸钉三只。有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了。屋子里很黑。爸爸说，其实夜没有那么黑，安静下来，也能看见光。他指给我看外面的月亮和星星，还有门口地上那白白的亮光。我们就那么坐着，屋外的虫子在叫，青蛙和知了也在叫。爸爸用腿夹着我，有时也会亲我的脸。
我爱爸爸，也爱妈妈和外婆。
也许要等到多年以后，沈辛夷才会明确地意识到，这个关于木箱的温馨的画面，或许不是她最早的记忆。这个世界给她留下的初始印象，比这要严酷得多，也糟糕得多。但它暂时还在她心底的某个角落里沉睡，等待苏醒。
父亲用平板车拉回来的泡桐原木，如果一时半会儿用不上，就整齐地码放在院子的西墙边。为了防止日晒雨淋，父亲在上面盖了一层油毡。一年春天，这批原木被送到锯木厂加工板材，母亲意外地发现，墙角长满紫花地丁的草丛中，竟然生出一棵白花泡桐的幼苗。母亲没舍得将它斫除，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连土挖出来，栽在了窗下那株玉兰树的旁边。等到弟弟出生时，这棵泡桐长得比紫玉兰还高，而且开出了一簇簇风铃般淡紫色的花朵。风铃下沿的小喇叭犹如咧开的嘴唇，凑近了，还能闻到一缕似有若无的幽香。
听父亲说，姑妈一开始给弟弟取名“新桐”，随后又改为更有学问的“焦桐”，用的是蔡邕火中取木制琴的典故。外婆嫌“焦”这个字不太吉利，后来在上户口的时候，仍旧改成了“新桐”。
母亲对于取名字这一类事，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在目睹了白花泡桐神奇的生长速度之后，她租车从常州的一家苗圃里买了大批生长速度更快的楸叶泡桐幼苗，种在了院外的自留地里，巴望着这批幼苗成材后，能稍稍拉低木箱的制作成本。可是，楸叶泡桐长得再快，也赶不上新事物迭代更新的速度。还没等到地里的这片泡桐成林，“长脚鹭鸶”贾金强再次来到了笤溪的家中。
贾金强吃着外婆给他炖的笋干烧肉，抽着父亲递给他的中华烟，喝着母亲去年酿的杨梅酒，满脸泛着油光，对母亲说，随着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原先的木箱显然跟不上潮流了。他决定终止使用笨重的木箱，用品相更好且价格更为低廉的纸箱来代替。
“可纸箱子毕竟不结实啊，那些五金件搬来搬去的，万一在途中散了怎么办？”母亲申辩说。
贾金强想了想，对母亲道：“现在的纸箱，早已今非昔比。要是嫌它不够结实的话，我们只消在纸箱外面钉上几根小木条就完事了。”
“那纸箱能不能交给我们来做？”父亲试探着问了一句。
贾金强耐心地向他解释说，纸箱的利润很薄。现在无论做什么事，都得讲究个标准化。因为纸箱上要印上产品的标号、尺寸、数量等信息，这不是一个家庭作坊能够应付的。不过，临走前，喝得醉醺醺的“长脚鹭鸶”，给父亲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
贾金强拍着父亲的肩膀说，据他所知，蜀阳镇上的第一批商品房已开始选址。等到将来房子竣工出售时，与房地产配套的关联产业，将会迎来难得的商机。“你是木匠出身，这方面比我懂，不妨早做准备。要么做家具，要么去做装修。再不济，你到店里随便扯几块布料做窗帘，也能挣大钱。”
沈辛夷开始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终于在蜀阳镇拥有了自己销售窗帘的门店。又过了两年，他们做窗帘生意挣到的钱，已经足以在新开盘的银湖新城挑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了。在乔迁新居的鞭炮声中，沈辛夷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听外婆说，因本地的窗帘市场接近饱和，他们这样的夫妻小店渐渐赚不到什么钱了。父母不得不暂时离开蜀阳，远走他乡寻觅商机。他们选中的第一个城市，是湖北的武汉。在令人烦闷的离愁别绪中，沈辛夷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必须被留在老家，由外婆来照料，而弟弟沈新桐则可以被他们像宝贝似的带在身边。
在她刚出生的那些年中，母亲因不便叫她“小夷”，就给她胡乱取了个乳名，叫她“阿宝”。可自从有了弟弟之后，“阿宝”这个名字又被她安在了弟弟的头上。刚开始，母亲一唤“阿宝”，她和弟弟必会喜滋滋地同时奔到母亲的身边。母亲在给弟弟吃蛋糕的时候，也不得不掰下一小块给她。后来，为了一劳永逸地将姐弟俩区分开，母亲在叫她的时候，只能使用她的大名“沈辛夷”。和“阿宝”相比，“沈辛夷”这个称呼，缺少爱抚与亲昵的成分，听上去冷冰冰的。而但凡母亲大声叫出这个名字，往往就意味着训斥、命令或责罚。
父母和弟弟去了武汉之后，沈辛夷独自一人缩在新居的床上，在新鲜涂料甜滋滋的香气中辗转难眠。她只有在找到足够的事例证明母亲并不偏心时，才能忍住眼眶中的泪水。问题是，这样的事例不太容易找。比如说，每当她向母亲抱怨，自己的虎牙再不去医院矫正，就会变成丑八怪时，母亲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就敷衍了事地对她说：“你的牙齿没问题。”再比如说，她问母亲要钱，想在门口的小卖部买个布娃娃或者买几张正在流行的美少女战士卡通贴纸时，正在算账的母亲因按错了计算器上的数字而气得暴跳，可弟弟却手握昂贵的最新款游戏机，依偎在母亲怀里一脸坏笑地冲她做鬼脸。
有一天，辛夷在帮外婆择菜时，试着问她，妈妈是不是不太喜欢自己。外婆先是一愣，然后摸了摸她的头，安慰她道：
“妈妈更喜欢小的，这谁都看得出来啊！可你也没什么好埋怨的，因为爸爸更喜欢辛夷，对不对？一人疼一个，公平合理啊。”
她本想问问外婆更喜欢谁，是她，还是弟弟，犹豫了半天，最终也没敢问。对于外婆这样一个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乡村妇女来说，她的回答是不言自明的，根本用不着试探。
不过，辛夷低下头想了想，觉得外婆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每当她向母亲提什么要求而遭到直接的拒绝或无视时，父亲表面上假装没听见，一声不吭，事后却悄悄地将她带到街上，慷慨地满足她的一切愿望。比方说，父亲带她到口腔医院做完牙齿正畸治疗回到家中，她的嘴里多了一个钢丝牙套，怀里多了一个漂亮的布娃娃，衣服口袋里藏着一沓崭新的美少女战士玻璃纸贴画。她不仅可以将它们贴在书上、本子上、铅笔盒上，甚至可以贴在自己的脸上。
父母去了武汉之后，平时很少回老家。有什么必须要办的事情，也是母亲一个人回来。弟弟需要有人看管，母亲也舍不得两个人的车票钱。只有到了春节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才会一起回家过年。他们一般腊月二十九到家，大年初七一准离开。
然而，在父母回家的那段日子里，全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并不多。
过年的那天晚上，母亲简单地给每人捞上一碗雪菜肉丝面，就匆匆赶往邻居家打麻将，往往彻夜不归。辛夷被炸翻天的鞭炮声闹得睡不着觉时，那碗雪菜肉丝面还在胃里泛着酸水。辛夷心里明白，就算是在过年这一天，她也只配吃雪菜肉丝面。因为她的母亲贾连芳是在大年初一那天出生的。
在姑妈的不断催促下，父亲照例在初二一早返回浙江，去探望爷爷奶奶，在瓶窑待上两三天。辛夷每天都在默默地计算着时间，眼睁睁地看着期盼已久的春节在一天天的忙乱中，被白白耗掉。连她考了全年级第一的成绩单，也没有机会向父母展示。后来，她慢慢地懂得了一个道理，因为有一场离别在后面等着，节日的欢聚，从一开始就被浓郁的忧伤所浸透。这世上既没有什么不让人担忧的喜乐，也没有不掺杂着苦涩的甘甜，更没有完美如期待的满足。
正月初七这一天，外婆总是天不亮就起床，为父母和弟弟准备早饭。而辛夷通常会在煎鸡蛋时油烟机的轰鸣声中醒来。接着，她听到了父母在卫生间刷牙的声音，然后是弟弟在客厅玩游戏机时传来的欢快的电子乐音。用不了多久，一辆三轮铁皮车就将突突地响着，从远处开来，在他们家的门楼前停住，熄火。
一般来说，最终来到她房间与她告别的必定是父亲。她心疼这个来自异乡的小木匠，可也在暗暗生母亲的气。当父亲轻轻地推开门，走到她床边的时候，辛夷照例侧身过去，假装睡觉，故意不理他。父亲在她的床边一坐就是好半天，偶尔用他那布满硬茧的手，碰一碰她的头、她的脸。如果母亲在楼下催得急了，一声紧似一声地斥责他“磨磨蹭蹭搞什么鬼名堂”，辛夷也会转过身来，轻轻地推一推父亲的胳膊，小声提醒他说：
“没听见吗？贾连芳在叫你呢！”
这时，父亲总是不声不响地站起身来，朝她眨眨眼睛，并冲她诡秘一笑。好像他们父女俩之间，有什么秘密或默契似的。
门楼前停着的那辆破旧的三轮铁皮车，又重新突突地发动起来，载着一家三口上路。铁皮车的引擎声，蛇一样地游过小区中心的花坛和紫藤花架，沿着银湖南岸长满枯苇的长堤，颠簸着一路往西，在肮脏的晨雾中越颠越远。
渐渐地，她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才开始畅快地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