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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之一是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美国等一些国家为了转移由疫情激化的国内矛盾，不断在经贸、科技、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恶意制造事端，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剧，给我国安全形势带来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有学者指出，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已经或者将导致十大风险。第一是生命风险。第二是产业链断链的风险。第三是通货膨胀风险，这是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风险。美国带头实施无限量无底线的宽松货币政策，几十个国家跟进，已经在全球形成了货币放水潮。加上低利率、零利率、负利率，由此引发通货膨胀几乎无可避免。第四是债务风险。第五是金融风险。第六是粮食风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曾预测，2021年全球将有超过2亿人陷入粮食危机。第七是能源风险，供给侧将受到巨大挑战。第八是贸易和投资风险。第九是安全风险，包括人身安全、地缘安全、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第十是战争风险，一些国家不排除用战争的手段转嫁国内社会矛盾和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现在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峻的时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之二是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中美关系的变局将极大地增加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当中国人民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抓住机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而大步前进的时候，美国发起对世界多国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打压，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遭遇逆流。上一届美国政府自上任以来，采取“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政策，以加征关税等手段相威胁，频频挑起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摩擦（郭树勇和丁伟航，2019）。即便是新一届拜登政府上台，这种逆全球化的情形也并没有得到缓解。2022年1月25日，美国众议院公布了一项野心勃勃的《美国竞争法案》，其中包括520亿美元芯片投资，直指中国。根据该法案，美国将为芯片产业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半导体生产；另拨款45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短缺，保证更多产品在美国本土生产；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通过经济发展、外交、人权和同盟关系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另外，美国政府将利用资金建立库存，以“在供应链受冲击期间维持关键商品供应所需的储备”。从美方的动作看，单边主义、极限施压、以国内法代替国际法几乎已成为常态。中美是两个大国，2021年两国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40%，制造业约占世界的40%，贸易额约占25%。美国为什么要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发起贸易打压？原因很多，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坚持美国第一，追求超额利益，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没有变。把握这些变与不变，一方面，要适时做出应对之策，例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加快复工复产工作，调整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适时调整宏观政策力度等；另一方面，从战略高度，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开放，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有责任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把准航向，以更大的开放抓住发展机遇，以更好的合作谋求互利共赢，主动参与和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防范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与世界各国一道合作，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世界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不懈努力。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优秀文化，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又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我们决不必自认为低人一等，我们更应该有充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并有理有力有节地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但也要看到，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全国年人均收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仍有广大群众处于欠发达状态，而且在其他领域也与发达国家有差距。更何况，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既要扎根于中国大地，又要不断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之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并以前所未有的能量促进生产力发展，由此带来世界各国综合实力格局的重构。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生产力由蒸汽机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再从电气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目前正在兴起的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新材料、新工艺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席卷全球，人类正从信息化时代迈入智能化时代。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促进生产力大幅提高，使各国综合实力格局发生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中国和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实力相对增强，而美国虽然综合国力仍保持世界第一，但影响力相对下降。美国经济总量（GDP）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由1978年的27.8%，下降到2021年的24.4%，而中国经济总量（GDP）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在1978年为1.8%，2021年时已经超过18%。
自21世纪初中国政府提出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以来，战略机遇期就具有一系列双重属性。只有辩证把握战略机遇期的双重属性，我们才能进一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否还有、如何才有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无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但因为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下来解读，所以我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往往趋向于对我们发展有利的方向。例如：在国际权力结构上，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上升，特别是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在世界秩序维护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放弃或者部分放弃其二战后创立并坚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中国则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全球治理结构上，发展中国家正在从治理的客体，上升为治理的主体，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的G20机制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中国在减贫领域的贡献就是例证；在高科技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科技秩序，并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占有一定的先机，同时也具有短板且面临挑战。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某种程度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维护和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有积极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样深刻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存发展环境，推动西方国家国内出现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国际上出现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导致中国的发展环境趋向恶化，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发展主要依靠的全球化进程受阻。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