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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使世界仍然充满着希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在这样的形势下，由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叠加，我国经济发展也将面临新挑战，经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带来了新的困难，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张一飞，2021）。
首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集体性物质实力崛起可以作为一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例如：李文（2019）从经济方面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实力持续增强，使西方世界在经济上丧失绝对优势。亚洲，尤其是东亚取代欧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阮宗泽（2018）从国际实力格局对比的角度对最近百年历史的变化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都主要发生在大国之间，冷战更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而当下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促使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力量对比更加趋于均衡化。任晶晶（2019）主要强调了中国的实力崛起，指出中国始终保有高度能动性，在融入发展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驾驭了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同时，中国经济具有庞大的规模和体量，这一方面决定了发达国家已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依赖，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具备了经济反制能力。
其次，高新科技的发展可以作为一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例如：金灿荣（2019）从历史发展延续的角度指出，继蒸汽机革命、电气化革命、原子电子化革命之后，以人工智能、3D打印、5G、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向人类走来。一般而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电子和自动化阶段，以及信息化与智能化阶段。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未来15年，信息技术与新兴数字经济发展将为人类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更值得关注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智能时代的分布特征。应该看到，智能时代不同于信息时代或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代表了一种从技术垄断到去中心化的转变。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确为共识，但是，高新技术进步的不同方向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联系似乎强弱有别。科技进步有效率进步的一面，也有智能进步的一面。以效率为导向的科技进步是人类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主题，并非过去百年所未见。因此，以效率为导向的科技进步无论其将生产和生活效率推进至何等神乎其神之状，都不能被视为人类进步尺度上的根本革新。科技进步这一现象中只有超出提升效率的人外智能部分才真正属于过去百年未见之质变。
最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也可以作为一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20年来，科技进步、创新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发展，使得全球化发展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尽管逆全球化也慢慢出现，但是这更多是因为全球化发展已经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阶段。全球合作与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和内在规律，因此，试图阻止全球化发展，甚至逆转全球化趋势，都是不可能、也行不通的。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国家间政治经济联系达到百年未有之紧密，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气候变化、文明冲突、全球治理、贸易规则、恐怖主义等全球性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使得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单独应对。从这个角度来说，逆全球化是完全非理性的，逆全球化片面地把全球化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混淆了全球化的本质与现象，忽视了全球化的过程性与阶段性，甚至把全球化误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并将全球化的价值导向与内在理念简单地理解为自由主义。这些“全球化过时论”与“全球化死亡论”都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误解。
综上，仅从字面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条件一，从空间来看，大变局必须以世界为发生范围。习近平总书记所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了人类关怀，而非仅仅关乎中国一地，或某些大国。条件二，从时间来看，大变局必须是至少过去百年时长内所未见之现象。换言之，从近年来向前回顾百年至一战结束前后，其间发生的重大现象不能作为大变局所含内容，否则即非百年未有。条件三，大变局是质变而非量变。所谓大者，基本格局、根本形态也。尽管某些现象从百年前即开始萌芽演进，但其漫长演进过程为过去百年所能见，在其出现质变之前是变化而非变局，更不能称之为大。条件四，大变局无关长期稳定存在的事物或事态。恰似达尔文对生物构造所做的概括性评论：自然界富于变化却吝于革新，自有人类伊始便已存在的现象及其必然具备的阶段性生老病死循环都不能被视为大变局的题中之义。因此，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应拘泥于表面现象或超出上述边界做解读（张艳涛和吴美川，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