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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十四五”时期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关键年份，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制度改革、民生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等持续推进，但也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需要不断激发区域发展潜力，使之持续推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面对新型疫情常态化，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兼顾疫情防控，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有力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同时，我国于2021年圆满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实现了“十四五”时期良好开局。
首先，疫情防控常态化与经济发展实现接轨。不同于2020年经济发展严重受阻，随着2021年疫情逐渐常态化，经济发展逐渐走上正轨，复工复产平稳进行。在常态化和规范化的统一防控指导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客观总结2020年面对突发疫情时的不足，从产业、消费、民生、政策等多方面形成有效提高经济韧性的举措，不断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2021年，中国在疫情防控上提交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在保障人民群众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围绕与疫情相关的产业、技术、应急管理等领域开展谋划，形成了新的增收手段，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疫情后恢复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从2021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实现平稳发展，特别是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高技术领域较为成熟的地区进一步围绕医疗卫生等形成了新的效益链条，最终实现了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深度接轨，为面对和适应疫情常态化提供了初步发展范本。
其次，时代背景和技术封锁促使技术研发与产权保护力度加大。根据疫情特征与防控需要，我国不断加强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在药物、疫苗、检测试剂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持续提高医疗卫生领域的生产力，有力保障民生。同时，面对核心技术的封锁，我国不断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展，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围绕“十四五”时期发展需要明确新一轮科技创新规划和行动方案，逐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巩固创新体系建设成果。此外，知识产权更加得到重视，我国于2021年发布《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从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国家实验室等多个方面提出新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明确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使创新驱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从具体成果看，2021年我国航天领域的“天问”和“神舟”系列再次取得新突破，见证多个历史；超导量子计算机取得新发展；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进一步加大，均显示了我国在某些创新领域的能力与实力。
再次，“十四五”规划为区域经济发展谋划新篇章。2021年是“十四五”时期开局之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从规划具体内容看，主要是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始，围绕创新、产业、新发展格局、数字化经济等多方面开始新的布局与展望。其中，在区域经济领域重点指出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强调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与此同时，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要深入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增强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最后，对外交流和多边主义发展加快。2021年，中国遵循和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方向，顺应开放合作的历史潮流，谋求互利共赢，推出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举措，实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自贸试验区开放水平再上新台阶，打造海南自贸港和浦东新区高水平开放等对外开放新面貌。同时，中国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持续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于2021年率先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程序，正式递交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申请，努力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为国民经济发展不断创造新的机遇。
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断向好，在疫情常态化后走出了适应疫情、发掘优势、恢复经济的新道路。但是，区域经济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分化和不平衡现象，需要在未来继续予以关注。
2021年，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发展态势，全国经济总量达到1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8.1%，圆满完成预期经济发展目标。取得这一实绩，不仅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积极恢复经济建设和统筹适应新发展特征的结果，而且与顶层的区域发展设计紧密相关。结合区域发展格局看，2021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发展总量是不同区域发展战略和已有区域特征下的产物，其虽然受疫情冲击等影响而导致同既有发展轨道偏离，但随经济生产恢复后，又重新取得了新的进展，且更具经济韧性。
如表0-1所示，在2021年，广东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2万亿元，继续位居全国第一，同比增长8.0%；江苏位居全国第二，经济总量达到11.64亿元，同比增长8.6%。二者的经济总量远高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处在断层式的第一梯队，且从经济增速变化中不难发现江苏未来经济总量存在超越广东的可能，这可能是与疫情和科技创新发展受阻影响到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关键核心技术仍“卡脖子”、产业链和供应链有待增强稳定性和竞争力有关。从两省内城市看，2021年东莞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元，成为全国第24个“万亿之城”。至此，广东与江苏均拥有4个国内生产总值（GDP）破万亿元的城市，分别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苏州、南京、无锡、南通。
表0-1 2021年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总量情况
续表
数据来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公报。
第二梯队主要是包括经济总量突破4万亿元的11个省份，远高于2020年同期水平。首先，山东和浙江位居第三和第四位，同比增速也达到8%，反映出各省份经济发展迈向新的台阶，未来要进一步根据发展优势走出新思路。其次，湖北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元，经济增速达到12.9%，比预期高出2.9个百分点，为全国增速最快的省份。2020年，湖北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但随着疫情好转与管控得当，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创新动能稳步增强，政策效应加速释放，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区域经济发展重新走上快车道。再次，北京和上海两市经济总量首次突破4万亿元大关，主要是与两市避免产业空心化，不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关。以北京为例，北京在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减量发展中，在疫苗生产和集成电路需求的带动下，充分发挥医药行业和电子行业优势，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最后，经济总量低于4万亿元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但各地经济仍平稳增长，表现喜人。
与此同时，从人均GDP看，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有17个省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人均GDP的省份位次发生较大变化，其中，北京人均GDP继续保持第一，由2020年的16.42万元增至18.39万元；上海人均GDP以17.38万元位列全国各省份第二；其后，江苏、福建、浙江、天津四省份人均GDP均超过10万元，分别达到13.73万元、11.75万元、11.39万元、11.32万元。从人均GDP位次中能够看到，内陆与沿海地区差距显著，在经济总量上位居前列的中西部省份并未在人均GDP上继续保持优势，这说明未来各省份要进一步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坚持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来看，2021年未达标的省份分别为西藏、河南、宁夏、云南、辽宁、青海，其中西藏GDP实际增速（6.7%）与目标值（9%以上）相差最大。需要明确的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非一味追求经济增速。但是，各省份经济发展预期产生偏差也反映出本地经济实力或发展方向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同时也要提高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能力。有25个省份的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所下调，多个省份目标设置在5.5%左右，这是在正确研判国内经济发展趋势后的客观反映，因而要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加大宏观政策的稳增长力度。
进一步从四大板块来看，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占比保持领先地位的绝对优势并未改变，当前依然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占比位次。但是，2021年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比相较上一年有所减少，基本维持在21.07%左右。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比由2020年的21.95%增至2021年的21.99%，相信随着中部地区以湖北为代表的省份经济发展恢复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进一步提高经济总量占比。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比持续下滑，2021年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89%，在某种程度反映出中国经济中心持续向西南方向转移。未来，要进一步推动东北振兴，从体制机制、国家安全、新产业布局、城市群建设等方面谋划新的篇章。
从前述分析可知，2021年区域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不同省份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充分发挥区域内部产业特色，走出了独特的发展路子，最终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区域经济发展所存在的矛盾仍未改变，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东西部发展差距仍然明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东部和西部之间就存在着差距。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即使是西部大开发实施多年以后，东西部之间差距虽有好转，但区位和资源禀赋上的根本性差别仍导致东西部差距较为明显，并在近些年呈现复杂化倾向。从绝对差距看，2000年到2021年间，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距从6791.58元扩大到了51598.33元。此外，科技创新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等方面也仍具有较大差距。“十四五”时期，区域发展政策体系更加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持续深入实施，东西部区域差距走势要想实现一定水平的缩小，需要抓住这一关键窗口期以努力实现。
第二，南北方发展不平衡现象凸显。按照以秦岭—淮河划分南方和北方后，南北方的面积之比大约为4.6，人口之比大约为55.45，而产值之比大约为6.4。虽然南北方在基础特征上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南方有7个省份的产值增速排名全国前10，而北方却只有3个；南方有9个省份的产值总量排在全国前10，而北方有1个；南方有18个城市的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而北方只有6个。从直观差异中，便能够发现南北方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发展差距。
第三，区域发展分化严重。从图0-1的四大板块经济总量比较看，虽然各省份在2021年均实现经济增长，但从具体增长速度看，区域间分化严重：东北地区经济增速与其余板块存在较大差距，呈现出转型停滞的特征，同时经济总量占比继续降低，直观反映出我国区域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分化现象。未来如何在分化过程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仍有待进一步思考，需要在区域空间格局变化中探索新思路。
第四，地区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依然存在。受区位禀赋等因素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产生了发展机会不均等这一客观事实。东部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摆脱旧体制束缚，市场经济体系建设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市场体系相对健全、产业外向度高、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态势；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交通相对闭塞、体制机制不健全，限制要素禀赋流动而无法满足地区发展，加之某些以消耗和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经济行为，最终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经济难以可持续发展。
图0-1 2015—2021年四大板块情况统计
数据来源：历年统计年鉴和各省（区市）统计局公报。
第五，城乡发展不平衡有待进一步缓解。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表现之一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新时代以来，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略的深度实施为欠发达地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极大改善了欠发达地区基本面貌和低收入人口生活水平，最终有效促进了城乡之间差距在相对数量上不断缩小。以2014—2020年的四大板块城乡收入比为例，期间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比值从2.6下降到2.2，中部地区从2.5下降到2.3，西部地区从2.9下降到2.7，东北地区从2.4下降到2.1。同时，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增长8.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增长10.5%，也反映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虽然整体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但四大板块内部该差距均呈下降趋势，相信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能够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自然地理条件是中国区域发展的空间基础，区域发展战略则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和产业布局的依据（孙久文，2021）。“十四五”规划对区域发展的战略规划是：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其主要内容有：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
“十四五”时期的区域经济布局主要围绕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三大类型区进行部署。首先，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是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其具体的政策方向是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和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其次，三大类型区是在主体功能区基础上划分而来，分别是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城市化地区的基本功能是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目前是把划成的19个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地区的最主要承载地；农产品主产区的基本功能是为全国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主要分布在平原和绿洲地区；生态功能区的基本功能是保护生态环境，范围是在城市化地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之外的其余全部地区。
与此同时，优化区域经济布局还需要实现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这也是“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关键在下述三方面。一是协同推进经济带与经济区的发展。“十四五”规划中的区域重大战略已经明确要重点实施“两带三区”，“两带”是指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带两个经济带，“三区”是长三角一体化经济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二是大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十四五”时期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将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等问题予以解决，只有补齐短板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宜居环境。三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我国长期探索的问题，目前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就是长三角地区。未来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以长三角地区为范本，因地制宜地从交通、信息、制度、产业等方面探索可推广的一体化模式，最终实现一体化经济区在地理空间上的“多点开花”。
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是“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一个重要安排，主要指五大战略，即加快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上述五大战略有利于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实际上是逐渐打破市场、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壁垒，提高要素流通性，从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区域重大战略基本涵盖到四大板块下的多个区域，弥补了原先西部地区受区域政策覆盖不足的缺点，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较为迅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提升，三地联动效应增强，GDP已由2014年的6.65万亿元提升至2021年的9.64万亿元。进入“十四五”时期，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雄安新区，巩固发展滨海新区，建成轨道交通网这四个方面展开。
第二，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经济带凭借黄金水道的独特优势，加之充裕的资本赋存、广阔的市场规模，连通东、中、西三大板块，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51.1%，已成为经济集聚中心和国民经济发展重心。“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全面推动战略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主要是从生态建设上提出十年禁渔期、绿色产业体系和环境保护举措等，同时也对经济带内的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国家级城市群，黔中、滇中等区域性城市群的联动发展和网络化发展提供一定指导。
第三，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就作为对外开放高地不断吸引外资，并依托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实现了较快发展，成为少有的经济增长极。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明确指出要构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高质量网络化城市群，指明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方向。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九市创造了占全国8.79%的GDP，城市人均GDP均接近或超越1万美元的门槛，具备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的巨大潜力。“十四五”时期除了要坚持巩固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中心城市地位以外，还要提高其余城市在城市群网络内的资源整合力度，形成资源要素高质量流动的经济网络，以此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走上新的高度。
第四，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密度最大的区域，首位城市上海周边分布有苏州、杭州、宁波、无锡、南京等多个大城市，“一超多强”的城市格局较为稳定。同时，不同城市的交通网络互相连接，路网密度高，也为一定范围内的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十四五”时期，长三角城市群要继续努力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先导区，并以建设自贸区、发展高端服务业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作为主要目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取得新的突破。
第五，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黄河全流域要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格局，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根据这个战略安排，“十四五”时期要坚持以黄河干流为依托，以西安、郑州、青岛等中心城市为节点，以中原城市群为核心增长极，携手山东半岛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开展流域水土综合治理，推进能源资源一体化开发利用，壮大生态农业与循环工业，以此来实现黄河流域的新发展。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十四五”规划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即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第一，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格局逐渐被扭转，基础设施、产业建设、公共服务、生态修复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促使地区经济增速长期高于其他板块，为促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起到了重大作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除了是对以往区域战略的更迭，更多的是对顺应时代发展和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部署。从具体内容看，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将地区划分为西北和西南以便高效规划，据此围绕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形成区域空间新格局；要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抓住发展机遇；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着力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要以共同富裕为原则解决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口发展问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发展陆上边境贸易，同内陆接壤国家发展对外贸易。
第二，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东北振兴是我国长期关注的重点，虽然东北地区各省份经济增速已于2020年实现正增长，但从近年板块间份额比较看，东北地区同其他板块的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需要明确的是，推动东北振兴并非是期望其迅速回到经济增长快车道，而是从体制机制、产业布局、市场环境等方面进行扎实的调整，从而在其恢复正增长的基础上再谋划新的发展。“十四五”时期，要重点优化东北地区营商环境，改善体制机制问题；在粮食、生态、能源、产业等领域维护国家安全；加快老工业基地传统制造业改造与发展数字经济，实现新产业布局；培育辽中南城市群建设，促进中心城市发展。
第三，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中部地区从原先产业转移承接中心，逐渐走向自主创新道路，地区经济发展稳健，拥有多个具有优势的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十四五”时期，中部地区要加快建设制造业基地，打造中高端产业集群；积极承接新兴产业转移，形成具有地区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布局；加强对外交流，构建高质量经贸交流平台；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医疗卫生安全。
第四，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东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经济增长高地，在产业、创新、制度、对外开放、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均具有极大的领先优势，保证东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态势为国民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十四五”时期，东部地区要扮演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角色，要加快实现创新引领，尽快形成可推广的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模式；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型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合作，积极学习和吸取国际先进经验；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坚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第五，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特殊类型地区包括以脱贫地区为重点的欠发达地区和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等。“十四五”时期要针对特殊类型地区实行分类规划，如针对革命老区要加强帮扶与资金支持，对边疆地区要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对资源枯竭型地区和生态退化型地区要加快发展转型与生态修护等。总之，特殊类型地区多数为欠发达地区，坚持因地制宜地开展有效帮扶是促进其发展的必要手段。
当前，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已具有一定的战略高度，是“十四五”规划中突出强调的内容。“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首先，推动陆海统筹战略必须在海权、资源开发、产业、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部署，以此制定国家海洋战略和海洋经济政策。一是要结合国际局势统筹好海洋维权与周边稳定的关系，保障国家安全与基本权益。二是要统筹好近海资源开发与远洋空间拓展，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与调整利用时序。三是要加强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布局调整，发展可持续的优势产业。四是要注重海洋经济发展与质量提升，避免资源浪费。
其次，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需要从产业体系、生态环境与对外交流等方面展开。一是要在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加大创新投入，攻坚核心技术，努力缩小同发达国家在海洋产业上的差距。二是要打造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约束填海行为，确保自然岸线不低于35%。三是要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重视远洋开发和治理，加大对外开放交流力度。
孙久文。“十四五”规划与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J].中国经济报告，2021（3）：9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