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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融合，它包括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居民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等方面的内容。城乡融合的本质就是通过城乡开放和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孙久文，2021）。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将技术创新作为先导，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助力基础前沿研究，通过优化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2%提升至2021年的64.72%，一场由以农为本、以土为生的乡土中国向乡土变故土、乡村变故乡的城乡中国的历史性转型正在悄然发生。然而，在城乡互动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依然存在着诸多堵点，城乡深度融合任重而道远。要想畅通城乡分工大循环网络，就要把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通过技术创新重塑城乡供需体系。
生产环节重在畅通产业供应链，助推城乡深度融合保障关键技术有效供给是畅通城乡产业供应链的重要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蜕变，我国政府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工业生产提供廉价原料，强化了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工农产业部门间形成了剪刀差效应，产业供应链重心明显向城市端倾斜，形成了核心-边缘式的城乡产业供应链体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保障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中央秉承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战略总方针，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深入践行农业工业化构想，推进农产品机械化生产，极大优化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农业技术创新的驱动下，乡村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释放，城乡产业供应链体系中的不对等现象渐趋消弭，生产环节的城乡深度融合障碍逐步消融。步入21世纪，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生物育种、农机装备、绿色增产等核心技术领域的攻关成为焦点，涌现出一批农产品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化车间，农业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城乡产业供应链中的位势差被明显削弱，核心-边缘式的城乡产业分工模式被打破，构建一体化的城乡产业供应链体系成为可能。
分配环节重在匹配技术创新前沿与人力资本供给，确保城乡深度融合和消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是调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条件。受传统二元分割体制的制约，城乡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间存在着明显鸿沟，抑制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加之农产品具有缺乏需求弹性的特征，农业技术革命将使作为消费者的城市技能型劳动力福利改善，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缓解技术创新的技能偏向性，国家在出台税收减免、延期纳税、盈亏相抵、信贷支持等一系列优惠性政策调动农业部门技术创新积极性的同时，加强了对于乡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乡村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增加，避免了农业技术创新与乡村人力资本间的错配现象，有效缩小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互联网+新技术”浪潮的冲击下，以包容、效率与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长尾效应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使得乡村居民的融资困境得到实质性改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正稳步朝着合理区间前进。
交换环节重在健全城乡产品流通网络，促进城乡深度融合，盘活产品流通网络是城乡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础，是衔接社会扩大再生产各个环节的中枢。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虽然交换环节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城乡产品流通网络中依旧不乏堵点，物流与信息流的“最后一公里”并未真正打通，高企的交换成本成为阻滞城乡良性循环的最大绊脚石。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国家开创性地将大数据、物联网、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新兴技术广泛运用于城乡产品流通网络建设中，功能齐全的集成化物流管理平台升格为城乡物质流、信息流网络的核心单元，传统工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通过对配送中心与销售网点的有效整合，传统规模与地理分割所导致的产业区隔被新技术革命彻底颠覆，工农产品运输、储藏、加工、装卸、包装与流通等交换环节得以平稳运行，有效改善了城乡间商品与要素交换的外部环境。
消费环节重在调动乡村消费潜能，加快城乡深度融合。作为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的终极目的和动力，消费既是终点也是新起点，是培育内需潜力的着眼点。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在2019年底已跨过60%的门槛，但乡村人口依然较多，乡村消费市场蓄积着巨大动能，为从消费终端加速城乡深度融合奠定了现实可能性，契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基调。近年来，在智能化、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乡村电商平台悄然发轫，不仅引致了新一轮产业革命，而且还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乡村地区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普遍面临买难卖难等严峻挑战，以移动网络技术为核心支撑的乡村电商平台被推向前沿。在“大智移云”新技术的推动下，乡村居民不仅能顺利完成农产品的上线销售，还能通过电商平台足不出户购置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消费产品高端化、消费结构服务化、消费渠道网络化成为大趋势，与城市消费相呼应，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日益凸显。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为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产业链供应链不通畅、城乡收入分配失调、城乡骨干流通网络不健全、乡村消费潜能释放欠充分等问题，技术创新被推向历史前台。成功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城乡互动环节中的梗阻，成为完成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国内大循环战略演进的不二法门。“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唯有坚持将技术创新作为引导城市与乡村良性大循环的第一动力，才能有效突破乡村产业窄化、乡村人口发展机会缺失的瓶颈，确保城乡两种文明形态共生共融，引领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除了城乡融合，区域差距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区域发展差距的变化一方面受国内外环境和区域要素禀赋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区域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等的影响，而后者往往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的区域平衡化发展是以政府为中心协调资源流动的，区域发展差距维持在一定水平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发展实际需要先后实施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导致区域发展差距反复波动，最终形成当前区域发展差距缩小且趋缓的态势。在“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现实背景下，继续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十四五”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还需要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着力，特别是要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基础，加大对革命老区、边疆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的建设投入，扭转欠发达地区与基础设施等的错配，使其具备承接和发展本地产业的基础条件。对其他基础条件相对欠发达的地区也要予以政策倾斜，使其具备形成增长内生动力的基础条件，防止返贫。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改变地区发展环境的愿景为共同动力，共同促进地区发展基础条件的改善。
区域发展差距演变过程和当前呈现的新趋势，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紧密相关。面对当前国外宏观环境新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应在优化已有战略的基础上尽快迈入区域协调发展新阶段，打破当前区域发展差距的平稳固化，以此实现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值得强调的是，区域协调发展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范围内的协调发展，区城协调发展战略应在“十四五”时期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对未来区域布局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指导，抓住战略窗口期的可能机遇。
第一，正确、客观认识与利用区域发展差距。面对我国未来也可能长期存在区域发展差距的基本现实，应正视区域发展差距，并利用区域发展差距造成的地区间发展水平落差，使其从不利变为有利，成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动力。具体而言，在明确欠发达地区存在发展机遇和潜力的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发达地区经济优势，基于区域发展差距考量估计当前可解决的差距因素，利用此挖掘发达地区能够为欠发达地区作贡献的可行方式，从而加快要素流动，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当前，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是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乡村振兴重点地区的选择、资源型地区、革命老区的扶持政策等，都是从东西部之间差距的角度进行选择的。南北方的发展差距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分析和研究。但是，南北方的发展差距还没有到影响区域发展政策的地步，也就是说，对于南北方的发展差距仍需进一步观测。
第二，因地施策形成差异化、特色化区域发展模式。建立统一规范、层次明晰、功能精准的区域发展政策体系，是从全局性和区域性出发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已从国家顶层设计—区际规划—省际部署等方面展开诸多有益探索，成效显著，但缺乏进一步从更小尺度的空间单位制定更加精细的地方政策。事实上，在扶贫攻坚中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证实了精准施策在完成战略目标和短期任务中的突出价值和积极作用。现阶段，可在明晰各区域发展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设计与施行更具针对性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十四五”时期，应针对重大战略覆盖区域，城市群、中心城市、特殊类型地区等，制定差异化和特色化的发展战略，从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出发，确定不同的发展定位。例如，原来对于西部地区的一些深度贫困地域，我们重视的是如何对其进行发展援助，在新时代则需对这些地域进行重新定位，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形成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第三，统筹协调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地区发展与要素禀赋间关系。区域发展政策是基于地区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而制定的。虽然已有政策是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发布的，但从实际应用推广效果来看，往往会受体制机制或资源环境的限制而减弱。在五大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统筹协调其关系，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促进各个地区互融共通，形成从上至下逐一辐射、逐一落实的协作关系，对未来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要针对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发展规划，使之与重大战略相匹配，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的层次关系，以便促进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充分彰显了中央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取向。其中，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都是涵盖东中西部、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带发展战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个地区的发展战略，则为辐射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确立了发展的中心区域。
第四，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十四五”时期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新机制的新价值。首先，区域发展战略特别是经济带战略要进一步深化带状连接，形成空间联动机制，依托中心城市形成扩散式点轴模式，辐射带动周边相对欠发达地区发展。其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财政金融、区域利益等方面做到优化和平衡，为新机制的实施创造良好的软环境，以便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最优合力。最后，深度挖掘地区比较优势，促使各个地区在协调发展中协同合作，以此提高各自效率，实现国内大循环。主要的机制应当包括：一是协同发展机制，要推动城市、交通、生态、产业等各个方面的区域协同发展；二是区域一体化机制，包括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要素流动和政策设计等多方面的一体化，要有统一的领导，编制一体化的发展规划，制定相关的发展政策，用来推动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三是区域合作机制，在建立地区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建立有组织、可操作的专项议事制度，积极推动各类经贸活动的开展。加强政策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消除市场壁垒，规范市场秩序，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