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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估值体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个问题，即资产的估值是否存在国别特色或差异。“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告诉我们，从理论上来讲，两个具有完全相同的支付结构的证券应该具有相同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资产的价值与其交易的场所或者交易对象无关，同一资产在不同国家的估值应该完全一致，否则就会存在套利机会。然而，该理论的成立要求满足一系列苛刻的前提条件，包括信息充分透明、理性预期、不存在市场摩擦等。当这些条件无法满足的时候，即便考虑到市场套利者的存在，一价定律在现实市场中也很难成立。事实上，金融市场中有悖于一价定律的所谓“市场异象”比比皆是（Lamont and Thaler，2003）。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把理想状态下的定价作为讨论估值体系的“基准”（Benchmark），然后再通过不断放宽假设，分析现实市场中企业估值应该如何进行调整。
关于企业价值评估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Fisher（1906）提出了净现值（NPV）的概念，他认为资本的价值是其未来提供的收入流的贴现值。当然，他这里提到的资本主要是指房地产或者债券这些传统的资产，还不涉及股票的价值评估。股票估值理论的产生则是美国颁布《1933年证券法案》，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出强制性规定之后的事情了。1938年，Williams提出了股息贴现模型（DDM），即一只普通股的内在价值应该等于该股票在未来能够提供的所有股息收入按照一定贴现率贴现后的现值。
以上两个模型本质上都是按照“贴现”的思想构建的。然而，在实践中这一方法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准确预测公司未来提供的股息收入流；二是如何准确测算贴现率。关于前者，人们通常借用MM定理，假定股息派发与否对公司价值没有影响，从而在模型中以每股收益取代股息作为参数。但即便如此，对每股收益的准确预测同样也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于是，一些简化计算的方法应运而生，例如，假设股利或者每股收益每年以恒定的速度g增长（Gordon and Shapiro，1956），或者将公司股利增长速度粗略划分成若干阶段，并假设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增长速度（Molodovsky et al.，1965），从而计算公司价值水平。这样一来，在考虑影响企业估值的因素时，除了将企业当前的盈利水平纳入之外，还将企业盈利的增速，也就是企业的成长性纳入了。关于后者，早期的贴现率主要是在预测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增长风险的基础上估算出一个风险溢价率，然后将其与长期利率相加后得到股票的贴现率。随着包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在内的一系列定价模型的出现，就可以利用这些定价模型计算出风险资产的必要回报率，并将其作为风险溢价的度量指标对贴现率进行测算。由此，人们可以粗略地估算出公司的绝对价值。
除了利用贴现率计算公司的绝对价值之外，人们还会利用市盈率（PE，Price/Earnings）、市净率（PB，Price/Book Value）、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PEG，PE/Growth Rate）等指标来比较不同资产的市场估值的相对高低。简单而言，相对估值法背后的逻辑就是“一价定律”。以市盈率为例，如果股票A和股票B能够提供的每股收益相同，而股票A的价格更高，那么股票A的PE也就更高，此时我们可以认为相对于股票B而言，股票A的价值被高估了。与绝对估值法相比，相对估值法绕开了收入流贴现值的计算，尤其是在用来比较不同资产相对估值高低的时候更加简单易行。
在实践过程中，利用传统估值模型对一个企业或者资产进行精确的估值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主要的障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模型过于依赖财务信息，对于企业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之外的价值关注较少。然而，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诸如企业家精神、公司治理、社会责任承担等因素对于企业而言更加重要，而这些因素很难基于当前的财务信息进行预测，也就难以直接进入传统的估值模型中。
第二，技术给企业估值带来的颠覆性变化未在传统估值模型中得到充分体现。近年来，科学技术创新在公司估值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然而，对处于初创期或高速成长期的科技类公司而言，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程度也在大幅提高，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传统模型基于概率分布能够进行测度的。与此同时，虽然数据作为一种核心生产要素对企业生产经营进而盈利能力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对数据价值的评估依然缺乏明确的标准，这些都导致了传统的基于财务信息的估值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任。
第三，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价值的复杂影响在传统估值模型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传统的估值模型是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得到的结论，然而，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市场化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以中国为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式、生产要素获取、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乃至企业经营目标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以往人们普遍更看重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经营管理能力与运行效率、社会责任承担等方面的短板，从而得出了国有企业估值理应比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民营企业低的结论。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企业有更多投资关键产业或国家战略性新兴行业的机会，更加稳健的财务状况，更多获取融资和政府补贴的渠道，这些差异会从企业盈利能力、成长性、经营风险等多个维度对国有企业价值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简单推断国有企业应该比民营企业估值高或者估值低都是不严谨的。
第四，投资者风险偏好和投资理念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在传统估值模型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在现代金融中，无论是投资组合选择模型，还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它们对投资者的一个基本假设都是：在风险相同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期望收益率最高的资产组合。然而，在中国股票市场往往可以看到，大量个人投资者热衷于短期的概念炒作，并愿意为此承担巨大的价格波动，而不是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参与市场投资。这导致市场对高风险资产要求的风险溢价偏低，高风险资产的估值随之提升。而传统的估值模型并未将这些影响纳入进来。
从以上几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用传统模型对公司进行估值的时候，需要对其主要参数进行修正，而对于不同国家的资本市场而言，这种修正必然存在差异。这是导致不同国家的市场估值体系呈现不同特征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