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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的Doing Business项目于2008年起包括了对中国的营商环境评价。作为一个经测算得出的相对指标，营商环境评价的具体得分往往并不直接作为讨论对象，而纵向变化及横向对比则能比较好地发挥这类指标的优势。首先，关注我国在样本内的排名及变化趋势。2008—2020年间，中国在全部样本内经济体中的排名呈现“长时间保持，并于近年快速提升”的趋势，如图3-1所示。
图3-1 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项目中的排名变化
资料来源：张三保，康璧成和张志学（2020）；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08—2020年）.
在世界银行最新版本的报告中，我国整体排序为第31位。从分项指标来看，我国在合同履行（第5位）和电力获取（第12位）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而在纳税（第105位）和信贷获取（第80位）方面得分相对较低。此外，中国香港的整体排序为第3位，仅次于新西兰和新加坡。从全球各经济体排名的分布来看，排名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呈现大致的正相关关系，但存在很大的摇摆范围。这是因为在许多具体情境下，不同经济体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对应的最优举措也不同，因此在同一计算标准下就可能表现出与其结果，即经济发展情况的相关性存在较大差异甚至相反的情况。例如，对于原料出口国和进口国而言，最能保障经济效益的跨境业务有关政策通常是不同的。这也是营商环境作为综合性指标所不可避免的一个局限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我国在此期间陆续实施了27项相关的营商环境优化举措，但在2008年后的十年间，我国的营商环境相对排序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只有在2019—2020年版的报告中排名出现明显的提升。
这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各地的营商环境大多呈逐渐改善的趋势；另一方面是由于营商环境涉及的许多方面的改善通常都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长时间积累产生的变化。例如，虽然区域市场政策的调整存在新旧分界的时点，但此政策真正影响到企业的进入、选址及经营活动，则需要一定时间。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文化因素的演进通常是十分平稳的，短期内的变化并不一定会被明显地观测到。
因此，营商环境的优化工作应着眼于长远。尤其在政策、市场、金融等环境因素的稳定性尤其重要的前提下，制定和实施有关改善营商环境的举措应当考虑到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包容性，充分论证，尽可能使有关举措长期有效平稳实施。
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聚焦国家间的比较。由于其计算样本选自每个国家的最大（或前两大）商业城市，其营商环境指标并不适用于讨论国家内区域间的差异。而如前一节所提到的，我国省份及城市营商环境指标构建和数据库维护工作为区域间比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节基于上述数据库，对我国营商环境的现状和特点进行讨论。
图3-2显示了2017—2021年间我国各省份营商环境指数的箱线图。可以看出，2017—2020年平均营商环境指数呈缓慢上升趋势，而在2021年则有所下降，但整体而言，平均营商环境保持较为平稳的态势。这和我国营商环境在世界银行报告中的国际排名所体现出的特征一致。
另外，与小幅纵向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巨大的组内差异，即在样本内的任一年份，各省份间营商环境指数都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在2021年数据中，各省份营商环境指数分布在24~70分的范围内；与此同时，近五年我国平均营商环境指数则仅在5分的范围内变化。将这两个观察结合起来后，我们便可认识到，在自然发展状态下，追赶或弥补区域间营商环境差异是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
图3-2 我国各省份营商环境指数箱线图
为了更准确地追踪各个区域的营商环境变化，我们以各区域前一年的营商环境指数作为横轴，以当年的营商环境指数作为纵轴，绘制散点图。另外，我们使用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以在更小的区域范围内进行讨论，同时也和世界银行的样本选取方式（选取代表性城市）相呼应。
如图3-3所示，散点大多分布在45度线附近。同时，我们绘制了各年份散点的线性拟合，这些拟合线也均位于45度线附近。这意味着各年份各地区当年营商环境相比前一年变化均不大。此外，在大多数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得分为30~50分的同时，有少数城市得分位于60分以上，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成都，这也与我们对于我国各城市经济发展的整体印象一致。良好的营商环境与这种经济发展现状是相互支持、互为因果的。结合营商环境平稳演进的特性，这些城市“驶入”高营商环境指数的车道是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才完成的。这既描绘了高营商环境指数的发展状态，也给更多城市树立了长期发展的标杆。在后文中，我们将更具体地讨论高营商环境指数如何与长期更高的市值增长与高估值相联系。
图3-3 城市营商环境指数的变化
说明：考虑到图中文字重叠比较多，所以未在图中标明各省份的名称，这并不影响散点及拟合直线随年份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