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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以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邓全等，2021）。然而，与其他上市公司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仍然存在一些治理机制不够健全、信息披露质量普遍较差以及两类委托代理问题相对突出的情况。股票市场是直接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关键指标，因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它们在经营效率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差异。然而，有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场估值差异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
根据现有文献，影响企业估值水平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股票经营相关因素，如盈利能力、增长趋势、分析师预测增长率，以及公司治理相关因素，如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市场因素，例如股票流动性和市场关注度，也会对估值产生影响。此外，股票的基本情况，包括所在行业、财务杠杆水平和公司规模等，也被认为会对估值产生影响。
股票的价值通常由未来的基本面因素决定，因此投资者需要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进行预测。作为市场重要的参与者和信息中介，证券分析师通过搜集和分析公司相关信息，提供了更多有关股票价格的信息。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在市场估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Bradshaw，2004；谭松涛，崔小勇，2015）。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能够较好地反映市场的预期。研究表明，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更适合作为市场预期的替代变量（Givoly and Lakonishok，1984）。Brown等（1987）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比较了根据证券分析师预测计算的未预期盈余和根据四类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计算的未预期盈余，发现前者更能体现股价对盈余的反应。
分析师对股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股价同步性方面。朱红军等（2007）在其研究中，使用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5年间的证券分析师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证券分析师跟踪数量与股价同步性呈现负相关关系，即证券分析师的关注能够降低股票价格的同步波动。此外，研究还指出，由于中国新兴资本市场的法律环境和制度建设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因此中国的证券分析师报告在信息质量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伊志宏等（2019a）采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等先进方法，通过人工标注和支持向量机算法统计了大量分析师报告中与公司特质信息相关的句子比例，作为衡量证券分析师报告中公司特质信息含量的指标。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证券分析师报告的公司特质信息含量与股价同步性呈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和证券分析师报告的影响力提升的情况下更为显著。此外，一些学者还深入研究了分析师的具体特征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例如，明星分析师（如Xu等，2013；周铭山等，2016；伊志宏等，2019b）和女性分析师（伊志宏等，2015）在降低公司股票价格同步性方面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这些研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分析师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流动性是指市场迅速以合理价格交易资产的能力。已有研究探讨了股票流动性与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来看，股市存在流动性溢价现象：当股票流动性较低时，交易成本较高，投资者对于持有该资产的预期收益要求较高。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了类似的现象。Haugen和Baker（1996）的研究发现，在美国Russell 3000股指的所有成分股中，1979—1993年间，股票的预期收益率与换手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类似的流动性溢价现象也存在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股市。Datar等（1998）对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非金融类股票1963—199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股票的预期收益率与换手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而，Brennan等（1998）的研究发现，这种负相关关系只出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而在纳斯达克市场则不存在。Chordia等（2001）的研究发现，股票的预期收益率与交易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与交易波动程度也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Amihud（2002）则用资产收益率绝对值与成交额的比率来衡量股票的流动性，在对纽约证券交易所1963—1997年间的数据进行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分析后，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存在，特别是小企业的流动性溢价最为显著。
我国学者也开展了关于股票流动性的研究。首先，他们从买卖价差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股市流动性的特点和影响因素，例如，屈文洲和吴世农（2002）借助高频数据分析了买卖价差的日内特征、变动模式和影响因素；靳云汇和杨文（2002）研究了股价和收益率波动程度对上海股市流动性指标（宽度和深度）的影响。其次，他们构建了“非流动性”指标，分析了股市流动性与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例如，王春峰等（2002）使用日绝对价格变化与日均成交额的比率来代表非流动性，通过研究发现上海股市的流动性与收益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吴文锋等（2003）以日收益率绝对值与成交额的比率来衡量非流动性，其研究结果显示该指标与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股市存在非流动性风险补偿。最后，一些研究者使用换手率来衡量流动性，例如，苏冬蔚和麦元勋（2004）发现我国股市存在显著的流动性溢价，即换手率低、交易成本高且流动性小的资产具有较高的预期收益率。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流动性对于股票定价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揭示了不同市场和资产类型下流动性溢价的复杂性。
债务规模对于公司的价值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等。田利辉（2005）的研究指出，债务融资并没有提升我国企业的治理水平，反而增加了经理人的代理成本。他通过分组分析发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随着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大，经理层的公款消费和自由现金流也增加，这降低了企业的效率和价值。然而，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并没有观察到这种显著的关系。这种差异部分源于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另外，马亚明和张立乐（2022）的研究发现，适度的杠杆率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然而，在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下，地方政府大量发行城投债融资，导致地方债务规模急剧增加（Zhang and Barnett，2014）。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也不断上升，且维持在高于非国有企业的水平。在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上升的过程中，其实际负债率偏离了目标负债率，导致企业过度负债，从而加剧了过度投资问题，显著降低了投资效率。
林莞娟等（2016）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国有控股比例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控股比例下降使得非战略行业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时长评价指标显著提升。马新啸等（2021）指出，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可以显著降低冗员规模和提升资本密集度，从而使国有企业生产能力和市场价值得到显著提升。蔡贵龙等（2018）通过实证说明了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并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Tian和Estrin（2008）使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国有产权比重与托宾Q值和总资产回报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即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表现显著低于国有股权比重很高或者很低的公司。王立章等（2016）通过实证发现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会降低公司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从而减少股价中包含的公司特质信息，导致较高的股价同步性。
关于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受到更高程度的政府行政干预，而且要承受更重的政策负担（Lin and Tan，1999；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一方面，这些企业通常需要投资于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相对较弱的行业。由于地方政府既是国有企业的“代理股东”，享受国有企业的经营利润，又承担着促进辖区内经济增长、增加税收、减少失业等社会责任，因此很可能会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干预。此外，政府官员出于政绩考量，可能存在强烈的动机来干预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曹春方和傅超，2015）。国内研究往往认为国有企业存在过度投资的趋势，这导致了投资效率的下降。总体而言，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方军雄，2007）。俞红海等（2010）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私人控股公司，政府控股公司更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现象。
然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Li et al.，2009），享受更低的融资利率（Brandt and Li，2003），并受到较少的贷款限制条款约束（Firth et al.，2008）。与此相反，非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较高（李广子和刘力，2009），且在货币政策收紧时，非国有企业的负债增长明显减缓，而国有企业的负债则继续保持增长。因此，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存在明显差异。喻坤等（2014）的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
武巧珍（200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风险投资（简称风投）有利于企业创新活动，从而为创新型科技企业提供资本支持和增值服务。陈见丽（2011）则认为，风投持股比例上升并不能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资源，反而对技术创新成果和技术创新效益存在负向影响。张学勇和张叶青（2016）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风险投资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降低IPO时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实现企业长期市场价值的提高。如果风投支持的IPO公司缺乏创新能力，其市场表现与未获得风投支持的公司并无显著差异，即良好的创新能力才是风投支持的公司获得更好的IPO市场表现的关键。王运陈等（2020）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引入非公有资本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外资产权和金融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并且外资资本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竞争力呈倒U形关系。代昀昊（2018）指出，机构投资者参与显著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且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该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邓川和孙金金（2014）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相对于国有企业，QFII持股的民营企业从当期现金流中提取的现金储备更少，长期债务融资能力更强。刘贝贝和李春涛（2022）基于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增加QFII的数目和授权额度，使其持有更多的股份和扩大其投资规模，能够更深刻地影响公司行为和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和专业化。
已有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影响公司的估值水平。然而，学者们对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认为，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可能具有监督和控制效应。也有研究指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侵蚀可能带来代理成本，这会对公司价值产生不利影响。大股东可能过多地干预日常经营，抑制管理者的创新能力，同时也可能降低公司的股票流动性，不利于外部治理机制的发挥，这可能会对公司的价值造成负面影响。在实证研究方面，由于研究方法、衡量指标和研究时间的不同，已有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McConnel and Servaes，1990），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它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Mudambi and Nicosia，1998）。还有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Gedajlovic and Shapiro，1998）。孙永样和黄祖辉（1999）使用1998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03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得出了股权集中度与以托宾 Q 值衡量的公司价值之间存在微弱的倒U形关系的结论。张红军（2000）使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来衡量股权集中度，以托宾 Q 值衡量公司价值，发现两者之间呈显著的正线性相关关系。而林乐芬（2005）的研究发现，以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衡量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另外，以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衡量公司业绩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也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呈现倒U形关系（苑德军和郭春丽，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