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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润兰女士的电影文学剧本集《失踪者》文稿后，仅粗略地一翻，脑海里便瞬时闪出几个老词：天道酬勤、厚积薄发、大器晚成。待细细读完，便有了一道几何题终被公理所证的欣慰，不禁抚案自叹：果然！
认识润兰女士虽已多年，但真正认识她却始于今天——读完了这部电影文学剧本集文稿——本已熟识的她，在我的眼中一下变得全新起来，全新的如同刚认识一般。
其实再仔细一想，她的“全新”也并不诧异，因为无论生活还是事业中的她，都是一直在闯、一直在创，于高中求高，于极中求极。
她出生在一个有着十来个兄弟姐妹的贫穷农家，但艰难的生活并没有啃噬掉她的志向。凭着锲而不舍的刻苦精神，她把学业读成了一条逐级而上的石阶——从乡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城市，以致走上了市文联副主席的岗位。她的这条人生之路是人所共知的，但她走的另一条路却鲜为人知——文学创作。
我之所以知道她走文学创作之路，是缘于一次她请我修改她根据塞汉先生的电视剧本《雪绒花》所改写的影视小说《谜案》，她的文笔让我感到震惊，由此才知道，她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已多年了，只不过她所写的作品大都没公开发表过。用她的话说，作品还不成熟，只是练笔之作。不久，我从她的一次命题之作中，进一步领略了她的文笔之妙。我和导演曹峰共同策划了《中国梦·百姓故事》系列电影，其中一部，是根据一名环卫工人的先进事迹创作一部反映环卫工人生活的电影。思之再三，我把这部剧的创作交给了润兰女士。一个月后，名之为《扫大街的女人》的剧本交稿了，其文笔之精妙、构思之精巧都令我赞叹不已。第二年，这部剧就被作为《中国梦·百姓故事》的首部搬上银幕（改名为《爱的红围巾》）。
我知道她后来还在创作，也知道她有这个能力，但短短的两年间就创作出八九部电影文学剧本（都是高质量的，其中《拾荒者》还被中国权威刊物《中国作家·影视》刊载），着实令我吃了一惊，故而才有前面的感叹。
润兰女士的这部电影文学剧本集《失踪者》，大多是反映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的，如捡破烂的（《拾荒者》）、扫大街的（《扫大街的女人》）、开出租的（《的哥遇险记》）、当兵的（《失踪者》）、摆小摊的（《家有珍藏》）等等，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感人的，尽管都经过了艺术的拔高，但让人仍感到真实可信——这些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润兰女士虽然是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但她不可能遍尝人生，之所以能塑造出那么多活灵活现的、职业各类的底层人物，除了她的社会阅历之外，更主要的是源于她的同情心和怜悯心。据我所知，她闲暇之时，常和底层接触，了解他们的疾苦和难处，并力所能及地给以帮助。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恒爱之，敬人者恒敬之。”润兰女士尊重这些底层人，像对待亲人般的对待他们，这些底层人自然也就拿她当朋友、当知己，对她无话不说。这就使她在无意中获取和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功夫在诗外”，当她把自己置身于底层生活以致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时，实际上就已经到了可呼之欲出、信手拈来的地步了，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只是奋笔疾书的事。
柳青、赵树理、路遥等成功的文学巨擘们，无一不是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功夫其实都是在“诗外”，这种功夫是别人不可分享也不可剥夺的。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润兰女士所塑造的人物为什么都那么人性化了。《拾荒者》中的李天地，为找到被拐卖孩子的亲生父母，不惜沦为捡破烂的。《扫大街的女人》中的秦仲丽，因被她揭发的彪子入了狱，她化名承担起照顾彪子病母的责任，以致自己女儿的病都无钱医治。《圆梦者》中的地委副专员魏民，因在位时的富民愿望未能实现，离休后不惜拖着病体深入农村竭力去圆梦，最终造福百姓。《失踪者》中的罗飞，在战斗中严重毁容，为了恋人的幸福，他悄然“失踪”，并在恋人一家遇到困难与危险时，屡屡暗中相助。等等。
常说生活是沃土，只有植根于沃土中，才能长出艳丽的花卉。然而，要想植根于沃土是需要真情的，情愈真，扎根沃土才能愈深。假如只是怀着浮躁的心态，浮光掠影地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那是绝难有丰硕回报的。
大丽花是张家口市花，早在80年代就已走出国门，在异国他域一展姿容。我觉着，润兰女士的剧作，就是一朵朵盛开在塞外大地的大丽花，艳丽多姿，芬芳醉人。我相信，凡是看到润兰女士电影文学剧作的人，都会像喜爱大丽花一样喜爱她的作品。
读罢这部电影文学剧本集《失踪者》文稿，写下这些感怀，聊作庆贺。
是为序。
（宋国兴：原铁道部影视中心编导，策划、撰稿、编导《天路》《缉毒云南》《铁龙腾天下》《京铁风》等数十部电视专题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