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盘庚迁殷

放太甲伊尹主政

九世乱盘庚迁殷

在商汤灭夏夺取天下的过程中，贤臣伊尹立下了辅佐之功。伊尹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是奴隶厨子出身，一步步爬到了“开国宰相”的地位。更有传奇色彩的是，伊尹掌权期间，他还流放了天子。

伊尹是个弃婴，被有莘国的一个奴隶厨师收养，因此擅长烹饪。相比烹饪，伊尹在政治方面更有天赋。他喜欢研究尧、舜、禹等圣王的治国之道，并因此远近闻名。后来，伊尹作为陪嫁奴隶来到了商部落，商汤发现了伊尹的政治才能，提拔他为辅政重臣。伊尹的“尹”，就是他的官职名。在商朝的官制中，尹的权力很大，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尹之下，是“多尹”之职，相当于副宰相（ 一说“多尹”为商朝朝廷官员的总称 ）。再往下，是各种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称为“多宰”或“小臣”。

商朝建立后，伊尹又为商汤构建了一套崭新的国家制度。相比夏朝，商朝的疆域扩展了许多。大体上，北抵燕山，即今内蒙古一带；西至陇山，即今甘肃地区；南达江汉，即今湖南、湖北一带；东边则一直到大海。这么大的地盘，若想每个地方都由中央直接管理，商朝还真心做不到。一是那时的交通条件太落后，要把中央政令传达到地方很费劲；二是周边地区都是部落区域，它们的发展程度与商朝有较大差异，更适合让部落自行治理。为此，商朝建立了一套内外服制度来管理国家。

所谓内服，是指都城附近的王畿地区，由商王直接统治。前面说到的“尹”“多尹”“小臣”等官职，就是内服的官员。内服地区主要居住着商部落的本族人，政治上最为可靠。内服之外的广大周边地区就是外服，这里居住着商族以外的部落，由部落首领自行管理。但是他们必须要臣服于商朝，要定期纳贡，还要奉命为商朝征战。外服部落的首领可接受商王的封号，这相当于得到商朝的承认。内服可以理解为是“古国”，相当于商朝的“直营店”；外服可以理解为是“方国”，相当于商朝的“加盟店”。在内外服制度下，商朝形成了一个古国与方国的联合体，类似一个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学者称其为“方国联盟”。

商汤灭夏后，在位13年便去世了。继任的两位王比较短命 （长子太丁尚未成王便已去世，继任的两位王分别是次子外丙、三子仲壬） ，其间都是由伊尹辅政。商朝的第四位王叫太甲，是商汤的孙子。商王的名字里多带有“甲”“乙”“丙”“丁”等天干，这可能代表了他们的出生日期。根据传统史书记载，太甲暴虐无道、肆意妄为，不遵守商汤留下来的制度。此时的伊尹，已是四朝老臣，他多次规劝太甲无效，无奈之下，就将太甲流放到商汤陵墓附近的桐宫，让他守陵思过，史称“伊尹放太甲”。太甲流放期间，伊尹亲自摄政，是商朝的实际统治者。3年后，太甲悔过从善，伊尹又迎回了太甲，并将政权归还。故事听起来很美好，然而史书《竹书纪年》却记载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权臣伊尹篡位，自立为王，流放了太甲。7年后，太甲潜回都城，杀死伊尹，夺回了王位。 汉朝时，权臣霍光也废立过皇帝。因此，后世将权臣当政隐喻为“伊霍之事”。

关于伊尹放太甲的历史真相，可能将永远是个谜。但这件事体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商朝时，相权十分强大。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两对基本矛盾之一（ 另一对基本矛盾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在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始终在解决这两对矛盾。后世君权与相权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君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被削弱。直到明朝时，朱元璋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

商朝从第10位王仲丁开始，政局陷入了大混乱。这一乱，持续了9代商王，史称“九世之乱”。每当乱到一定程度，商王就会选择迁都。商朝建立之初，首都定在亳（ 在今河南商丘 ）。从仲丁开始，商朝先后6次迁都，直到盘庚迁都至殷（ 在今河南安阳 ），首都才稳定下来，九世之乱也由此结束。一言不合就迁都，成为商朝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那么，商朝为什么要频繁迁都呢？

有学者分析，这可能是商人“换土易居”的旧俗，商朝建立前就迁都过8次，因此形成了习惯。另外，商朝频繁迁都还有两点现实原因：一是受黄河水患侵扰，都城经常被淹没；二是王位继承的纠纷。商朝的王位世袭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世袭办法——一种是传位给儿子，即父死子继；另一种是传位给弟弟，即兄终弟及。两种传位办法并存，传位顺序并不唯一，这就很容易乱套。比如，老国王死了，弟弟继位，儿子长大了不甘心，就会想方设法干掉叔叔抢班；或者是老国王死了，儿子继位，老国王的弟弟看侄子年龄小好欺负，就会琢磨着发动政变夺权。九世之乱，很可能就是叔侄间争夺王位所致。也正是在此期间，商朝频繁迁都。迁都后，新国王可以远离敌对势力，在政治上另立门户。盘庚迁殷后，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此后近300年间，商朝未再迁都，殷成了商朝的代名词，商朝又被称为“殷朝”或“殷商”。1928年，殷的遗址在河南安阳被发现，即著名的殷墟。

在“家天下”时代，最高权力的继承顺序必须是明确且唯一的，任何不明确的继承方式都会导致严重的政治斗争，继而导致国家混乱。商朝后期，王位继承制度逐渐向嫡长子继承制倾斜。到了周朝，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完备的宗法制，后者成为我国继承制度所遵循的基本原则。